摘要：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相關研究歷來是學術界關注和爭議的一段歷史，對這段運動的起始緣由、成敗解析及深遠影響的課題研究亦是歷久彌新，但鮮有筆墨著重于分析全球視野下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地緣政治環境。不論在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時期，還是在初級合作社迅速擴大直至1956年提前進入高級合作社的階段，中國農業合作化都有“不得不為”的外部動因。如今，從國際背景回溯這段歷史，能更客觀、全面地認識這場運動歷史及其現實意義。
關鍵詞：農業合作化；地緣環境；合作社
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研究是個歷久彌新的課題。眾多研究主要集中于該運動的歷史必然性和動因、合作化過程中的爭論及領導人在其中的作用、合作化高潮的曲折過程和重大事件，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績效評估和總體評價。關于這一段不可忘卻的重要歷史，社會各界眾說紛紜，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對這段歷史或肯定或質疑，莫衷一是。當然，不能依當下的情形來評價歷史的對錯成敗，將歷史的后世影響歸功或歸結于英雄偉人之舉也顯不妥，應該回歸歷史大視野，探索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起源，立足國內外形勢，基于黨內不同意見、不同層面交織論爭的歷史依據，綜觀同期臺海關系和國際局勢，從 農業合作化與地緣因素相結合的新視角，重新了解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決策推進中國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戰略部署和重要意義。
一、“試辦農業合作社”——抗美援朝時期的愛國運動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考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同年6月27日，美國政府公然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內政，第七艦隊從菲律賓到達臺灣海峽，武裝干 涉我國解放臺灣；同年9月17日，美國派兵登陸朝鮮西海岸，直接向朝鮮人民軍開火，并越過“三八”線，把戰火蔓延至鴨綠江邊，轟炸我國領土，同時在公海炮擊中國商船，對新中國形成夾擊之勢。同年10月 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戰役的輝煌勝利。面對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節節勝利，美國迅速向聯合國提出誹謗性的“中國侵略朝鮮案”。同年12月7日，聯合國在美帝操縱下顛倒黑白，通過該案決議。1951年，美國給予臺灣5000萬美元的軍援，在臺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朝鮮戰爭繼續，美軍入侵我國沿海地區 和東北地區進行轟炸。美國政府利用朝鮮戰爭將臺灣問題“托管”的意圖毫不掩飾地展露無遺，在地緣政治領域，將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政府逼到了絕境。
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與當年的美國之間存在極大的貧富落差，武器落后，百廢待興，新區土改還未完成，老區互助合作的水平參差不齊，在糧食短缺的情形下如何支撐抗美援朝的糧草需求？舊中國國民政府需每年從海外進口糧食維持國計，但新中國面臨的全面禁運無疑加劇了糧食危機。抗美援朝的地緣環境與小農經濟實際生產力落后的矛盾嚴峻地擺在全黨全國人民的面前。
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在 1950年、1951年相繼發出《關于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和《關于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各種抗議美國侵略的活動在全國掀起風暴，時事教育聯系實際，得到普通老百姓的高度認可，全國各地響應中共中央號召，開展愛國運動，訂立愛國公約。在互助組織較為完善的革命老區，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制訂了愛國公約。據1950年代全國勞動模范申紀蘭回憶，在積極訂立愛國公約的西溝李順達互助組，大家自覺地把發家致富計劃和抗美援朝交公糧掛在一起，稱此為“愛國糧”，雖然當時糧食產量不高，但農民交糧熱情很高 ，互助組人人想辦法多 交“ 愛國糧”。由此可見，互助組在緩解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巨大的農業壓力方面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和精神鼓勵。
朝鮮戰爭的爆發促進了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土地的改革部署。1950年2月28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前四個月，中央人民政府曾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糧作過統一安排，將新解放區分成三種類型，并按1950年秋后、1951年秋后以及“1951年秋后另行決定”三個時間段分類部署。1950年10月志愿軍入朝作戰后將改革時間表向前推移，同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以福建省委為典型，緊急要求加快原來的土改進度，以整合提高新中國抗美援朝的農業實力。同時，中共中央實行對棉紗棉布統購統銷的政策規定，充分體現了在抗美援朝特殊時期全國工農業生產中“國防第一”的特色。“由此勢必影響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原發與地緣政治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遺憾的是，在有關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的研究中，由于種種原因，這一點長期被忽略。”[1]
在國內外格局的推動下，革命老區山西長治在1951年3月召開了一次原名為“長治專區互助組代表會議”，長治專區在抗戰時期推行互助組曾發揮了巨大作用，一直是互助組的典型。這次會上，長治地委書記王謙在動員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嶄新的理論觀點——“組織起來提高一步，與新的科學技術相結合，試辦農業合作社（在私有基礎上增加按勞分配比例），既符合農業生產集體化和現代化的遠大目標，又有助于農民避免貧困贏得長遠利益”。[2]這 一提議對新中國的土地改革甚至對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這份既符合民愿又具有戰略意義的報告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支持，但由于對新民主主義階段與社會主義階段何時及如何過渡問題的不同認識，該報告遭到了華北局和劉少奇的批判與反對，并一度上升至黨內高層不同意見的多次交鋒，充分展現了中共批評與自我批判、敢于追求并堅持真理的精神。中國共產黨抗美援朝時期的奮斗史，昭示了廣大農民中確實有從互助合作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這與毛澤東注重發展變工隊、互助組等農民自愿勞動互助組織，使中國小農經濟“逐步集體化”的思想異曲同工，跳出了“先機械化再集體化”的蘇聯流行的社會主義農業模式。毛澤東從理論上清晰梳理了依靠農民的“協作”“分工”，通過互助合作發展農業合作社，以改變一家一戶舊有的生產關系、形成新的生產力的邏輯，充分說服了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等同志，開創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發展模式。這不僅是符合當時地緣政治復雜環境的戰略選擇，也是新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
面對來自西方國家挑釁的嚴峻國際環境，中共中央整體所希望“十至十五年和平過渡” 的時限不得不提前，于是在1952年的秋冬，中共中央高層便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勾勒新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愿景。這對1953年開始大力推進農業合作化的各項工作起到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
二、“大力推進農業合作化”—— 地緣政治環境的危機與初級農業合作社快速發展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的簽署，1954年春應邀參加日內瓦會議，都標志著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國際環境的險惡復雜程度絲毫未減且愈演愈烈。資本主義各國防御條約的簽訂，基本完成了以美國為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C型包圍圈”。美國扶植日本，援助東南亞各國，很明顯是進一步收縮對新中國的包圍圈。當時新中國綜合實力弱小，加上帝國主義的封鎖，連最基本的糧食問題都難以解決。從1953年開始，全國糧食問題拉響了紅色警報，加速合作化以保障糧食持續增產，全面實行“統購統銷”，以保障糧食市場供應與穩定，是新中國在帝國主義封鎖中保證基本生存的必然之選。
同時，國際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峙，新的軍備競賽拉開序幕。新中國要尋求獨立生存，除了要快速發展工業化，農業合作化也必須盡快提前完成。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新中國還要作好隨時作戰的準備。這一 切都要求糧食儲備充足，要求農業基礎穩固。因此，毛澤東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強調要加快農業化。這是在被動緊張的國際環境中唯一可行可靠的正確選擇。
當時，臺海局勢從未松緩，兩岸統一任重道遠。1953年2月2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布解除臺灣中立化政策，不再限制“中華民國”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攻擊，同時以第七艦隊繼續加深對臺灣的“共同防御”。1954年12月，美國政府與蔣介石集團在華盛頓簽訂《共同防御協定》。1955年，美國向臺灣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昭顯了美國企圖分裂中國的卑劣行徑。蔣介石在獲得巨資援助后提出“反攻大陸”的設想。面對如此局勢，毛澤東在1955年5月17日召開的十五省市書記會議上作出“全局性看合作化”的重要戰略指示，即把大陸和臺灣問題聯系起來，把眼前工作和長遠利益聯系起來，點明了糧食工作 的“五利”——“一利缺糧戶，二利市民，三利災民 ，四利城 工（城 市工人），五利打臺灣 ”。可見，當時臺海局勢的緊張，要求新中國不僅要有“能戰”的實力，還要有能與美帝抗衡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力量，而這必須在國內局勢較穩定的情況下通過加快農業合作化進程才可能達成。
與此同時，我們不斷深刻認識中蘇關系，獨立自主地推進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在中國農業合作化起步階段已客觀認清蘇聯“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發展模式不適合新中國國情， 提出要結合自身實際制定過渡時期總路線以推動“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堅定獨立發展步伐。蘇聯在高度強調機械化尤其是重工業的基礎上快速發展，對農業發展不夠重視，后來集體農莊的建設又忽略了實際的農業生產水平，違背了農民的生活需求，蘇聯農業生產由此長期停滯不前，集體農莊不斷減產。毛澤東在全國各地調研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強調：“蘇聯工業基礎比我們強，工業人口比例比我們大，這是優勢，如果只注意優勢不提高劣勢，就不能兩條腿走路，蘇聯農業可能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新中國要不受帝國主義欺侮，在一窮二白基礎上發展工業，必須兩條腿走路。農業跟上來，靠一家幾畝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農業，才能有社會主義大工業，有民族重工業。農業合作化就是為這個打基礎，新中國工農業要均衡發展，才能避免蘇聯農業今天的困難。”[3]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國際盟友，中蘇關系在微妙變化中持續發展。雖然《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中蘇 關于蘇聯政府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五億二千萬盧布長期貸款的協定》等合作條款的簽訂，進一步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中大國的互助合作關系，但也因此產生一些有關合作方式上 的摩擦。典型事件為毛澤東拒絕參加“經互會”，其成員國有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民主德國8國，宗旨為“建立經濟合作和協調國民經濟計劃”，經互會成員國實行生產專業化和 相互協作，并要求與蘇聯的經濟計劃掛鉤。即便在剛與蘇聯簽訂有利于新中國建設的協議之際，毛澤東對此仍持警惕態度，不留情面地拒絕了赫魯曉夫的邀請。蘇聯當時是利用“經互會”的生產專業化和資源分配以解決自身工農業發展不平衡的困局。如沃勒斯坦在其著作《現代世界體系》中對中心國家、半邊緣國家和邊緣國家的形成過程所描述的那樣，若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就成為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國的廉價勞動力來源或糧食生產基地，則不可能有獨立發展工業的農業基礎，不會有自主發展核心技術提升綜合國力的空間，甚至可能成為他國的附庸經濟。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在國家主權和發展戰略上毅然堅持獨立自主，因此，農業合作化問題在當時就不僅是國內糧食危機的解決辦法，更是工農業協調發展、搞好工業化的重要基礎。這是保障中國堅持獨立自主，不成為他國附庸的根本之道。
從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通過，推動新中國農業合作社由試辦進入發展新階段，到1955年，毛澤東提出將農業生產合作社增加到130萬個的決定，便是基于上述詭譎多變的地緣國際因 素所作出的戰略布局。再回視1955年春夏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與毛澤東關于加快發展農業合作社計劃的實施步驟的爭論，其戰略意義尤為明顯。鄧子恢認為當時農業合作社發展速度過快，超過了現實條件，對于毛澤東提出1956年在現有67萬個農業合作社基礎上發展到 130萬個的決定表示不同意，應“砍”掉30萬個，并多次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而毛澤東不僅在1955年5月17日召開的十五省書記會上對中央農工部“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的“收縮風”明確提出批判，更將這種保守建議批為“小腳女人”。至今不少人將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后期發展過快的原因歸結為毛澤東錯誤批判鄧子恢“小腳女人”，認為是“左”傾冒進的具體表現，但從當時錯綜復雜且惡劣緊張的地緣因素角度，從新中國急需在夾縫中獨立生存突破發展的戰略角度，農業合作化的速度絕不能慢，更不能停。這是在1955 年險惡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不得不為之的戰略舉措。況且，毛澤東當時要求的計劃是130萬個初級社，而非高級社，這是今天未被正視的關鍵點。
三、“農村社會主義高潮”——高級 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前問世與新中國的國際影響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10月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農業生產合作社高速發展，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整體面貌，到1955年底，全國已經有了190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入社農戶七千多萬戶，遠超毛澤東制定的1956年全國實現130萬個初級社的計劃。在合作社浪潮迭起之際，毛澤東在1955年兩次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共計172篇，選取了全國各地合作社的真實案例，進一步發揮了典型農業社的示范作用。經過實地考察、訪談調研、開會研究和材料分析，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召集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獲得會議代表一致擁護，這個綱要無疑給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的發展指明了遠景規劃，全面指導全國農民和農村各項工作，使農業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有力推動。《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被人們自發地尊稱為“農業憲法”，為全黨樹立了重視農業、重視調研的思想與作風典范。《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初級社示范章程”）于1955年11月頒布，但在短短數月內，高級社已代替初級社成為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的主流，于是在1956年6月30日，第一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便正式通過“高級社示范章程”，開始實行主要生產資料（土地、耕畜和大型農具）的完全集體所有制，勾勒出廣大農民依靠合作化、生活水平整體提升且保障有力的一種態勢。至此，全國合作化再掀新高潮，全國農村已提前進入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階段。
毛澤東主席曾親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撰寫按語
新中國社會主義高潮的洶涌和農業合作化取得的成就，讓海峽對岸的蔣介石集團不得不重新審視大陸農業合作化的緣由和作用。基于大陸社會主義高潮之勢，蔣介石不得不調整臺灣防御戰略，表現之一就是原制訂的五年反攻大陸計劃條文中明確規定軍人五年不結婚，以待反攻勝利后到大陸成家，但在1956年之后，他在軍中講話時鼓勵軍人結婚，在臺灣成家立業，說明其已認識到“反攻大陸”是不可能在五年內實現的了。可見，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給當時蔣介石統治下臺灣以極大壓力。
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中得到了支持和共鳴。1955年10月，王謙曾以中國農業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參加了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業國際會議，并在大會上做題為《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主題報告，詳細匯報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激起與會國家的濃厚興趣，兄弟國家們協議在各國農業合作社之間開展國際友誼競賽。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各個兄弟國家都不同程度開展了農業合作化，組織了不同規模的國營農場，取得了顯著成就，其中以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規模為最大，速度為最快。1955年12月10日，平順西溝金星農林牧合作社宣布升級為高級社，從此邁入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發展道路。在此典型社的示范作用下，全國各地農村的響應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空前絕后，超出了毛澤東的計劃，也出乎國內外所有人的意料。
四、為當今農業發展提供思路與指導
新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前期取得無限輝煌，但后期由于“升級并社”過急過快，則留下了迄今為止眾說紛紜的問題。歷史永遠是人類的老師，如今我們從國際視野回顧這段農業合作化運動史，并不僅是為彰顯其影響，而且更是為了認知其存在的客觀性和必要性，在國家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依舊突出的背景下，為農業發展提供改革思路和實踐指導。
（一）新中國農業合作化是歷史必然的戰略選擇
從國際戰略上看，農業合作化是新中國對付帝國主義全球戰略、突破帝國主義封鎖重圍的一個關鍵性布局，為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區域戰爭提供根本的糧食安全保障，為新中國在險惡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贏得自給自足 的生存根基。毛澤東在1956年1月曾認為， “現在有可能給我們有十二年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基本上實現工業化”。毛澤東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經歷二十一年。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已經過去十年，還可能多些時間，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形勢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國和日本與過去不同，挑戰不大可能。美國講究賺錢，蝕本他不干，沒有人抬轎子，自己不想用腳走路。現在美國軍隊的擺法，就不象打仗的樣子，它到處搞基地，就象牛尾巴捆綁在樁上，無腳不好動。但是還是要估計到他有可能突然襲擊，世界上可能出瘋子的，必須估計到。所以我們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毛澤東還認為，有了十二年和平的時間，就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4]這是毛澤東作出支持互助組擴大一步成為初級合作社并在全國范圍擴大合作社力量等決策的戰略考慮。現在有 一種說法，把農業合作化的擴大發展說成是領導人的“頭腦發熱”，甚至把初級合作社試辦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見，以及推進合作社發展步驟上毛澤東和鄧子恢的爭論，都視為領導人“左”傾冒進的證據。這些都是忽視史實之詞。當時中共領導人的爭論充 分顯示了中共黨內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民主決策，即使有意見分歧，但只是對發展步驟上的不同看法，并不是對道路選擇的原則問題存在爭論，這才是基于歷史真相的客觀評價。若后世把農業合作化后期“升級并社”速度過快的不利影響完全歸結于合作化不應擴大甚至不應開展，這便是對這段重要歷史的錯誤否定。以至于現在不少人提起農業合作化或農業合作社等字眼都先持否定態度，認為其是效率低下、“大鍋飯”的代名詞，而忽視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重要作用及其給農民農村帶來的實際利益。
二、新中國農業合作化是符合中國國情 的實踐道路
農業政策首要考慮的是客觀的自然環境， 在人多耕地少的中國，小農經濟也許能維持自然經濟中的自給自足，但絕不能解決國家長期的糧食問題。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利用臺灣問題打擊新中國的辦法之一，就是全力支持臺 灣實施資本主義改良主義土地改革，1953 年，將地主超過農戶耕地上限的耕地，全部由政府以土地債券和公司股份征收，分配給原來的佃農，維持一種小農經濟的格局。之外，美國大力援助1948年在大陸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或農會。不少美國專家參與“農復會”，貼錢貼力，修水利、糧食換化肥、種子，各種利農措施，在1950—1960年間迅速 推動了臺灣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但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推廣農業機械化等措施不能根本解決臺灣農村持續發展的大問題，20世紀80年代后，臺灣的農業發展因土地的小塊化開始走向瓶頸。毛澤東在1953年11月4日就指出：“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反對‘五多’ 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必須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至于‘確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 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5]因此，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戰略選擇。自此，臺灣農業與大陸農業走向不同的發展路徑。
更重要的是，農業合作化符合農民的生存需求，符合農村的發展需要。從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提出試辦農業合作社的報告與上級領導意見相左時的堅持，到1955年“停止發展，全力鞏固”方針下面對“收縮風”的堅持不改，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農民百姓加入合作社、支持合作社的主觀意愿。以山西平順西溝為例，合作社創辦幾年所得的公積金積累和信用社貸款，為合作社購置了大量農具和部分機械，栽培了大片樹林，形成富足的集體資產，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溝的面貌和老百姓的生存狀況， 1953年開始西溝不再需要國家返銷糧維生，開始主動交公糧且逐年增加。再看當年安徽省， 1951年前安徽老解放區就有常年互助組，1953年開始出現農民“自辦社”，到1955年初級合作社的數量遠超中央農工部的要求，1956年“升級并社”取消土地分紅，多勞多得，激發了廣大貧苦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回顧新中國農業合作化歷史，無不感受到廣大農民特別是貧下中農對農業合作化的真心擁護，因為合作化保障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并做到把農民利益放在首位，這是在全國范圍內得以大辦農業合作社的基本動力。
再觀今日，農業合作化仍然充滿著蓬勃的生命力。河北周家莊是全國唯一從1956年至今一直堅持以聯村社（鄉）為核算單位的農業合作社，面對20世紀80年代的分田政策，全社經過無記名投票表決，堅持合作社體制至今， 合作社福利30年未變，體現了毛澤東早在農業合作化時期提倡的“大社可以照顧五保戶、軍烈屬”的基本思想。還有南街村、華西村、大營街等，同樣都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依靠集體的力量讓一方水土得到巨大發展，讓農民在合作化的氛圍中享受日益豐富的物質成果和精神食糧，無不彰顯著農業合作化的優勢魅力。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的塘約村地處偏僻山區， 人民生活水平常年處于貧困線下，經歷兩場洪水過后面臨更嚴峻的生存危機，但他們抓緊政策機遇，脫貧攻堅，依靠集體經濟，僅用了兩年時間便擺脫貧困 ，成為“貴州省十佳美麗鄉村”。塘約村因此被稱為新時期的大寨，是重新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依靠內生動力的新時代典型，散發著集體力量的光芒，正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新起點。[6]
（三）農業合作化是處于世界市場挑戰下的應對之策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一直是世界市場的焦點。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我國不少農產品還是貿易順差，比如玉米、大米，而現在基本上都依靠進口，且進口壓力愈來愈大，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漲幅緊隨世界市場賣方定價。如今，我國大豆基本來自國際進口，食用油的自主權已逐漸喪失。據2017年7月21日鳳凰網報道，中美兩國經過十多年談判最終達成協議：美國終于可以向中國出口大米了。我國大米進口并不是因為國內糧食短缺，而是世界市場競爭格局所致。近年來，中國農業生產成本上漲速度加快，包括人力資源成本、土地折價、水稻種植的現金成本等，漲幅翻倍，國產稻谷價格持續上漲，在國內稻谷加工企業和國際資本的利潤推動下，自然競爭不過國際市場上更“物美價廉”的進口大米。這其中固然有政府、市場、國際資本等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但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具體從事糧食種植的農民，分散的農戶無力應對大資本的競爭，也無力招架世界市場的擺布，唯有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形成合力抵抗資本的沖擊，在合作化的平臺上有力直擊世界市場的挑戰，在農業生產中自立自強。
注釋：
[1]馬社香 . 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口述史[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2頁。
[2]同上，第17頁。
[3]馬社香 . 毛澤東為什么大力提倡農業合作化——陶魯笳訪談錄[J]. 中共黨史研究，2012，(1)，第83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 毛澤東傳[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2003，第470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第189頁。
[6]北京市農研中心考察組 . 從塘約道路看十八大以來“三農” 的新探索[J]. 中國經貿導刊，2017，(6)，第7-10頁。
作者系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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