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等:以現場實驗為引導的田野政治學建構

不過，改革開放初期，田野政治學在研究制度變遷的實踐中也采取了田野實驗的方式。伴隨農村改革實踐的深入，通過實驗來檢驗既有的宏觀理論很早便成為田野政治學研究者的一種研究理念和方法。最早從事村民自治現場實驗的張厚安教授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書或寫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這些成果正不正確，對實踐有沒有指導意義，還沒有得到檢驗。于是，我們決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親自把研究得出的結論，運用到一個村去進行實驗、比較，通過實踐檢驗、修正結論，再指導實踐，并更好地為實踐服務。

之后田野政治學提出“三實”主張，其中“一實”，便是“實驗”。所謂追求實驗，即強調“實驗先于方案”。要解釋世界，成為學者；也要改造世界，成為實踐者。而改造世界的方案應該來自社會實驗。通過實驗，提煉和檢驗理論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預見性。由此可見，與當前田野實驗的所強調的實驗研究有所不同，改革開放后興起的現場實驗是類似于“社會實驗”，即國家（尤其是地方和基層政府）或學術團隊、社會組織所主導，針對村莊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通過輸入新的治理理念、制度規范和組織模式等，引導村莊變革治理模式，以圖實現村莊良治的社會實踐。其實，中國“村治實驗”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村治建設、鄉村建設運動、村本政治和村治計劃等，通過“村治實驗”培養村民的組織和參與等，以推動鄉村社會復興等。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各級政府在推動政策創制和執行過程中所采取的試點和示范方法也具有一定實驗色彩。由此，構成了改革開放后田野政治學進行現場實驗的重要理論和實踐來源。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一場偉大社會實驗，而在農村改革中產生和發展的村民自治，則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實驗。民主化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它的成效要經過較長時間才能逐步顯示出來，進而實現由民主制度向民主習慣的轉換。村民自治亦是如此。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基層直接民主和現階段農村治理的一種有效方式，人們對其地位和意義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從一般意義上講，國家層面的民主影響更大，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城市更易于推進民主化進程。那么，在我國現階段，為什么必須重視基層民主，基層人民群眾自治為什么首先在經濟文化較落后的農村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在經濟文化較為落后的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是否有成效，是否合適？它與其他自治形式有何不同，是否屬于自治？許多人對此認識不清，甚至持懷疑態度。在村民自治實踐中，也出現了將村民自治視為僅僅是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國家政治制度和民主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情況。當村民自治能給農村治理或某些社會成員帶來直接好處時，就被接受和采用，否則便被消極對待或放棄。與此同時，相當多數的人對實行村民自治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看不到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嶄新的民主形式和治理方式，需要有相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必須循序漸進，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正是因為對村民自治的認識還存在許多不同看法，而這些看法勢必影響村民自治進程。與此同時，從事村民自治研究也不能只是簡單地進行理論論證，而應該深入實踐去了解這一過程。社會科學研究本來以社會實踐為其研究對象，其正確認識也只能來自社會實踐，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習慣于從書本到書本，遠遠地脫離社會實踐。這正是人們往往陷入抽象地討論民主，或用某一既定理論剪裁現實而于現實無補的誤區的重要原因之一。村民自治是一項億萬農民參與的生動、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要真正了解、認識這一前所未有的民主實踐，只有深入其中，直接觀察和切身體驗，才能把握其內在的運動規律。因此，要把握其內在的運動規律的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實驗”。

二、以農民參與為目標的“水月庵實驗”

實驗是一種有目的的人為活動，通過這種活動觀察對象的狀況，發現對象的特點，掌握對象的規律。當進入村民自治研究領域時，只知要實驗，但對于怎么樣進行實驗，特別是政治學實驗，并沒有足夠的理論準備。這是因為，1990年代下半期，村民自治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國民主的一個窗口，人們對其寄予各種想象。村民自治的研究者，自然會對這一熱潮的來臨歡欣鼓舞，村民自治終于由“冷門”變為“熱點”了。研究者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文本論證上，更要進入現場去了解，去發現真實狀況。其中，最好的辦法是“實驗”。這是因為田野調查畢竟是外來人，是置身以外的觀察者。只有“實驗”，才能將自己作為主體融入其中，親自感受和體驗實際過程，從而發現一般現象觀察發現不到的內在因素。

基于上述思考，第一次“村治實驗”在湖北省黃梅縣水月庵村進行，張厚安教授作為“村治實驗”的發起者。從1997年3月起，帶領兩位教授、兩位副教授、兩位博士、四位碩士參加了湖北省黃梅縣水月庵村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實現農村基層管理工作規范化”的實驗。當時的實驗設計是以農民的參與為目標。民主的重要特點是大眾參與，人民群眾是政治主體。這種政治主體不僅僅是文本上的，更重要的是實際行動者。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在民主國家里，全體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們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如不學會自動地互助，就無法保護自由。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為農民參與治理過程提供了制度平臺。但在這一制度下，農民能否有效參與其中，這是一個問題。正是帶著這一問題，實驗團隊希望在水月庵村能夠了解和觀察農民參與的現實狀況。實驗團隊入村后經過認真的調查評估發現，該村陷入村民自治的困境之中。當時中共中央對農村基層組織的要求是“三有”（即有人管事、有錢辦事、有章理事）。該村的現實卻基本上是“三無”（即無人管事、無錢辦事、無章理事）。根據實驗前調查情況，實驗團隊試圖通過農民參與推進村治的改善。具體包括以下步驟：

其一，民主選舉。1997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進行村支部換屆選舉。首先召開全體黨員大會，進行預選，由黨員群眾直接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差額選舉出6名正式候選人。隨后采取差額選舉的方式正式選舉產生5位支部委員，組成新一屆村支部。在村支部選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村民李不僅進入6名候選人之列，而且以僅次于支部書記的高票當選為村支部副書記。這是鎮領導和村書記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在村支部預選后，當時主持選舉的鎮領導對要不要當場公布預選結果一直拿不定主意。在黨員的強烈要求下，鎮領導才決定當場宣布預選結果。最后村民李在正式選舉中當選為副書記。所以，村民李可以說是從票箱里“跳”出的一匹“黑馬”。選舉結果當場公布后，群情激動，在場黨員熱烈鼓掌。一些黨員甚至將選舉會議視為水月庵村的“遵義會議”，是該村歷史上的轉折點。鎮領導也認可了這一結果。……村民們認為這是水月庵村“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據實驗組在其他地方的實地調查和對一些村民自治模范村的選舉觀摩，水月庵村的村委會選舉在民主程序上可以說是領先的。出人預料的是，村委會換屆選舉才200天，高票當選且躊躇滿志的村民李竟自動辭職。鎮、村干部和村民再三挽留，無奈村民李去意堅決，不再管事，令選民們大失所望。為使村里“有人管事”，水月庵村不得不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一年后再次啟動民主選舉程序——改選村主任。

其二，制定《村民自治章程》。選舉后的村委班子當務之急是建立現代型民主法制管理模式，編制一套適合水月庵村實際的“村民自治章程”，需要新當選的村委會領導全體村民去完成，“章程”制定后又將是規范全村干部和群眾的行為準則。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村民代表都提出要對村賬進行清理。實驗團隊與縣工作隊認識到清理財務問題關系到“建章立制”工作的成敗。于是經過村民代表會議決議立即清債。清債工作遭到了村主要財務經手人的堅決抵制。由此可見清債問題困難重重，最后在縣委書記的直接干預下，清理村財務的工作最后雖然進行了，但由于各種人為障礙問題并未徹底搞清楚。

水月庵村的實驗過程十分曲折，實驗過程的結果經常出乎意料。水月庵村一年內進行了兩次村主任民主選舉。對選舉的投入之大，選舉的民主程度之高、程序之嚴格，不僅在該村前所未有，在全國可能也少見，僅實驗者就有多人一直住在該村，并給予指導。但即使如此，為什么出現了村民寄予厚望，本人也躊躇滿志的村民李就職不到200天便堅辭其職呢？為什么一些村民開始表示積極參與選舉，后又積極逃避呢？為什么村民第二次選舉選擇了鐘，但又懷揣著不安呢？這背后蘊含著復雜的因素，也折射出不少具有普遍性和值得深思的問題：一是村民的積極參與意向與不甚積極的參與行動；二是法人行動者的責、權、利分離；三是民主選舉之后的權力制衡和監督。四是外力影響與內源發展。

通過對水月庵村兩次村主任民主選舉過程及其變數的分析，實驗團隊得出如下結論：其一，在現階段農村民主選舉作為一種治理方式是必然選擇。其原始動因便是實行家庭承包后農民正在成為利益主體，其自主性日益增強，他們需要通過民主選舉維護和擴大其利益。其二，民主選舉程序啟動后，并不一定會產生預期成果。這是因為，民主選舉作為權力資源的分配方式，作為一種大眾參與行為，會受到復雜多樣的因素影響。在現階段，復雜的利益格局和傳統的體制架構是最主要的變數。其三，與任何一種治理機制和方式一樣，民主選舉也是有缺陷的。但與其他機制和方式相比，民主選舉可以保證權力的有序更迭，可以成為一種糾錯機制，如水月庵村的一年內兩次村主任選舉。……在水月庵村的實驗和其它村的調查表明，農民日常政治生活最關心的只是兩個人，一是中央最高領導人，這意味著國家治理的大政方針；二是基層領導人，這意味著誰直接當家理財。普通民眾從選舉自己的領導人開始，不斷培養民主素質和習慣，最后過渡到選舉更高的領導人。水月庵村實驗，既對民主選舉背后的復雜變數有了進一步認識，也對民主選舉機制的特殊作用和必要性有了深一層的思考。

三、以農民組織為目標的“岳東實驗”

歷史上中國農民處于一盤散沙狀態，這也是數千年實行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重要方針便是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正是依靠組織起來的農民使得中國共產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新中國建立之后，通過人民公社體制將農民組織到集體之中。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廢除，實行家庭承包，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下降。盡管他們有了獨立的個體利益，有了因為利益驅動的參與訴求。但是，由于分散性，使得他們不能以組織化的方式參與基層治理。在水月庵村的農民參與實驗深刻體會到一點。在田野調查時，有農民說，改革前集體生產，“會”多；改革后家庭生產，“會”荒。在實驗中為了將農民集聚起來開成會，費盡心力。沒有組織的農民，也難以抵制不合理的政府負擔。正是基于這一背景，繼湖北省黃梅縣水月庵村實驗之后，在安徽省蒙城縣的岳東村開展了以農民組織為目標的實驗。

第二次“村治實驗”的方向是整合農村資源，培育發展各種類型的鄉村組織。其目的是發展能夠代表和維護中國農民利益、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改變農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弱勢地位。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2004年10月1日在安徽省蒙城縣岳坊鎮岳東村正式揭牌成立岳東村綜合發展試驗區。這次實驗強調農民合作組織，希望農民通過自主、自為的組織化建設，培養農民的合作意識和參與意識。蒙城縣的岳東村實驗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成立之后進行的“村治實驗”，主要以年輕老師和研究生為主體。他們熱情很高，滿懷理想，并對實驗方案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因為沒有政府的支持，實驗條件比黃梅更為困難，其結果也與預期相距甚遠。

岳東村實驗相對水月庵村實驗可以說是發展農民組織的一種嘗試，這種草根組織來源于民，服務于民。縱觀整個實驗過程，岳東村每個實驗項目幾乎都是轟轟烈烈開始，匆匆忙忙收場。除進行養雞協會、普法協會、鄉村圖書館建設外，實驗團隊在岳東村還試圖建立村莊公共事務理事會、村莊住宅合作社、老年人協會等，這些項目在嘗試初期就被迫終止。

反思實驗，實驗者的主要困惑在于，為什么每個實驗都是進行了科學評估卻最終歸于失敗？雖然任何政治實驗都允許失敗的存在，但或許實驗者能從這些失敗中總結出一些有規律性的經驗。從養雞協會中實驗團隊歸納出其失敗的原因在于：一是管理不完善，缺乏有序的制度作保障；二是有些會員的入會動機功利化，農戶的合作能力欠缺，協會的成長環境受到制約。養雞協會的主要貢獻有，農民的市場意識、抗風險意識、成本控制意識得到增強；農民的參與精神得到培養。從普法協會中實驗團隊得到的啟示有，村委會應當是宣傳維護國家法律、法規的主體力量，法律知識的輸入應當首先建立在法律體系的完善和權威性建立，農民只有在認識到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的情況下才會主動尋求法律的幫助。普法知識的宣傳和學習應注意各個自然村的差異性，電視、廣播應當成為信息社會傳遞涉農法律的主要媒介。普法協會項目值得肯定的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得到增強。從岳東圖書館項目中，實驗團隊取得的經驗教訓有以下幾點：一是公益組織的可持續性如何得到維系？公益組織的可持續建設需要有充足的經費做后盾，需要有能力的管理人員去管理。二是對農民的教育要尊重農村的現實，市場經濟增加了農民日常生活的流動性，流動中的農民是接觸現代社會的先行者，可以嘗試在城市中加大對流動農民教育的投入。

之后重訪岳東村時有兩個場面印象深刻，并引起深思。一是在實驗村莊，一群被組織起來的農民系著紅巾作為標識。這使人馬上聯想到歷史上的紅巾軍。而這里正是當年紅巾軍最為活躍的地方。當時流行一句話：“政府組織農民怕，農民組織政府怕。”這句話深刻揭示了農民與政府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因為如此，這一實驗為當地干部所高度警惕，更不可能支持。二是當時正處于農民負擔沉重，干群關系特別緊張的時期。以實驗點所在地區為背景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火遍神州。讀過此書的人無不對書中的地方干部“欺壓”民眾咬牙切齒。但是在實驗村莊考察時，恰逢與書中描寫的干部一起開會，親眼所見的干部并不是那樣“兇惡”，甚至有些老實“土氣”。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老實“土氣”的干部變得“兇惡”？這也是長期需要思考的問題：任何權力都必須受到制約，但如何通過制度建設使權力受到制約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由此觸發了第三次“村治實驗”。

四、以農民能力為目標的“南農實驗”

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這已是共識。但如何將農民組織起來，則不容易。中國共產黨長期依靠的是政治動員將農民組織到政治體系中來，在相當程度上屬于“被組織”。這種“被組織”的農民也容易因為體制機制原因而重新陷入無組織狀態。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農民各自為家，組織化程度不高。安徽省蒙城縣岳東村的實驗便是試圖推動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但這一實驗是外部力量推動的，農民仍然是作為被組織的客體。農民雖然組織起來了，但在組織過程中自身的能力并沒有提高，一旦外部力量弱化，組織很容易解體。正是在此背景下，正式啟動了以農民能力為目標的“南農實驗”。

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閉幕不久，由南方農村報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合作開展新農村建設試驗，計劃在廣東選取若干村莊，進行為期五年的建設試驗。2006年4月12日，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南方農村報社和篩選4個村（吳川新勇村的上能自然村、博羅縣鐵場村、連平縣西坪村的歐村自然村和蕉嶺縣廣育村）及其所在的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簽署了《合作共建新農村示范實驗點協議》（正式將“試驗”的提法改為“實驗”，因為這項活動是用于驗證已經存在的理論），并舉行了啟動儀式，實驗命名為“共建新農村——南農實驗”，意為“農民和政府、學術機構、媒體在南方農村地區共同建設新農村”。這是一個以人為本、尊重農民權利，由村民充分參與，并且以提高農民福利為目的的社會實驗，它把學術資源、媒介資源、政府資源和民間資源有機地結合起來。希望通過實踐，探索出新農村建設中規律性的東西，尋找多樣化的發展模式。

南農實驗是在前兩次實驗基礎上開展的，南農實驗的重點是解決農民的民主能力問題。從以往的村治實驗中農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勢與利益表達渠道不暢以及能力的缺失是聯系在一起的。農民的利益訴求在改革開放之前被長期壓抑，致使其喪失了對自身權益發掘的能力，同時也不能有效掌握表達其利益的方式和渠道。一方面不能把村落社區的聲音有效傳達到各級政府以爭取于己有利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官民之間發生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則擴大了沖突的范圍。因此，希望通過系統的學習和培訓，一方面提升鄉鎮人大代表溝通和協調能力，使之能夠順利地收集到選民的意愿和爭取到最廣泛的支持，同時能夠將選民的意愿通過各種途徑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強化村民自治的實施質量，使村民代表大會的決策和監督作用得到加強，提高選舉后的村民自治質量，進而使普通農民識別自身利益和表達自身主張的能力得到根本改觀，農民能夠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對自己與國家的關系有理性的認識和獨立的見解。“南農實驗”主要是通過各種項目和方式，提升農民能力。包括農民的表達能力、農民的合作能力、農民的監督能力等。這一實驗是特別注意強化農民的主體性，挖掘農民的內生動力，激發基層的自身活力，因此取得了較好的成效。2009年11月8日，“農村治理創新與社會實驗研討會”在廣東省蕉嶺縣舉辦，對實驗中產生的“蕉嶺模式”進行了論證。

一是農民表達能力提升。南農實驗對村民進行政策法律培訓，在實驗初期，綜合評估實驗村莊農民的表達、合作和監督等民主能力的基礎上，對四個實驗村村委會干部、鄉鎮人大代表、村民代表、縣鄉干部等進行了農業政策、法律、科技、文化知識等方面的培訓，除此之外，在村莊內部建立婦女權益論壇等形式來提升婦女的表達和參與能力，提升了婦女的主體意識，激發婦女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積極性，進而帶動整個村莊的公共生活。

二是農民協商議事能力，實驗村莊本身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種治理問題，尤其是村莊內的干群糾紛和宗族矛盾等，實驗團隊積極引導農民通過協商、對話等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和處理村莊公共事務，如成立各種層次和類型的村莊議事會和理事會等，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成功地解決了村莊遺留的山林糾紛、村內宗族矛盾等問題，并廣泛動員群眾投工投勞參加村莊公共建設等，興建了村莊公路、文化活動室等，有的實驗村莊針對村莊產業發展難題成立各種的合作社組織，針對農田水利灌溉等問題成立水利協會，針對自來水管理問題成立用水協會等，提升村民的自我組織和協商議事能力。

三是農民的監督能力。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各實驗村莊圍繞村莊公共開支和公共建設，強化了村民的監督意識，在實驗后期主要的實驗點廣育村，由村莊老黨員、老干部組織的村務監督委員會成為村莊監督重要載體，發揮了內生性的民主監督作用，其成功經驗逐漸在整個蕉嶺縣推廣開來。

五、以鄉鎮選舉為目標的“楊集實驗”

自1997年開啟的“水月庵實驗”、“岳東實驗”和“南農實驗”是以實驗者為主體推動的、有計劃有目的并具有連續性的政治學實驗。除此之外，作為政治學者還參與觀察了以地方領導為主體的實驗。隨著以村民直接選舉村主任的村民自治的推進，“海選”一詞成為熱詞。當村民能夠直接選舉村主任之后，能否由農民直接選舉鄉鎮長？這顯然是一個可以選擇的題目。四川省遠離中原，膽子較大。在人民公社體制還沒有廢除時，四川人便率先將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來了。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實行村民自治，根據國家立法，村主任由村民直接選舉。鄉鎮長則是由鄉鎮人大代表選舉。受村級“海選”的激勵，1998年12月四川省遂寧市市中區政府基于對當地農民要求由自己直接選舉鄉鎮長的回應，在步云鄉進行了直選鄉鎮長的試點。這是中國第一例鄉長直選，盡管爭議不小，但仍然屬于允許的范圍。之后，直接選舉鄉鎮長的試點愈來愈多。正是在此背景下，湖北省京山縣在楊集鎮進行了“兩推一選”鄉鎮長的實驗。這一實驗是在當地黨政直接主持下進行的。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參與了選舉觀察。

與“步云直選”不同，楊集的實驗更為謹慎。先由群眾推薦，再在小范圍進行選舉。其選舉結果也沒有發生“意外”，符合組織的意圖。即使如此，這一選舉也是對原有方式的突破，特別是授權機制的改變。如果用現行的法律條文和組織規則衡量，楊集實驗顯然是有所超前的。如果用民主化的理想標準衡量，楊集實驗的有限性更是顯而易見的。盡管楊集實驗不是那么理想化，但它的示范性意義卻是空前的。這就是它第一次將競爭機制引入基層政權體系，將自我封閉的政治體系向社會開放，“親民之官”的任職和升遷不再只是由上級決定，所治下的民眾也有了發言權和影響力。它強烈沖擊著長期歷史沿襲的單向的自上而下授權體制。這種突發性的規則變化勢必引起基層政治生活的動蕩。盡管民主化成為一種潮流，但當這一潮流成為真正的現實來到面前，人們又顯得十分倉促、窘迫，甚至規避，缺乏必要的心理準備和承受力。因為，規則的改變不僅涉及到當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會極大沖擊人們習以為常的行事理念，從而出現政治不適應性。

楊集實驗只是一次競爭性選舉的嘗試。對于這種嘗試是否會延續，誰也沒有把握。面對多年習以為常且與官員利益攸關的“潛規則”，民主授權機制的能量似乎又太弱小了。在總體上追求穩定的格局下，這一嘗試的最終結果仍然是中國傳統流行的“大團圓”的喜劇。但它給當事人帶來的沖擊恐怕不只是喜悅，更多的是壓力，以至在這場稍帶點競爭性的選舉過程中，當事人都已不再看重結果了，更希望早日結束不確定性競爭所帶來的煎熬。僅僅就這一點來說，這一事件對于中國政治改革過程就已極具象征性意義了。正因為如此，可以不從民主化價值的一維性看待楊集實驗，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嵌入性的事件，作為一種非常規性的“政治標本”，從中透視和分析中國基層政治的真實運作過程。

盡管鄉鎮選舉回到法律制度的規范中來了，選舉突破未能延續。但是授權機制作為一個政治學的話題仍然值得關注。“步云直選”是地方主政者推動的，沒有外部介入。事過若干年后，重訪步云鄉，并對參與直選的當事人進行了訪談。從當事人反映看，他們對直選鄉長的事情印象很深，事過若干年后還對當時的場景記憶猶新。鄉鎮選舉雖然回歸到常軌，但普通村民對于能夠直接參與“父母官”的選擇還是非常興奮的。

六、結語：在實驗中深化認識的田野政治學

自1996年開啟村治實驗，進入田野現場進行實驗達10多年，對政治實驗有切身的體會。事實上，政治實驗的難度太大。做規范研究主要依據文本，做田野調查是旁觀者，做田野實驗的人必須進入現場，置身其中，并且長時間身在其中。從實驗項目的提出，到獲得批準；從進入現場，到事先調查；從設計方案，到聽取意見；從方案實施，到問題的處理；從實驗結果，到對實驗結果的檢驗，當事人都得親力親為。缺乏任何一個環節都會造成實驗難以為繼。實驗過程更為艱難的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政治實驗對于研究者來說意義很大。常言道：事非經過不知難。政治實驗的難度太大，但收獲也大。它改變和深化了實驗者的認識。具體來說：

一是制度與制度在實際生活中的運行存在巨大的差異。實驗團隊最初是以非常樂觀的心態進入現場的。在第一次“村治實驗”中，參與者認為實驗是根據國法民意，為村里編制一個制度軟件。這個軟件制定好以后，全國的村莊都可以按照這個軟件運行。但這一制度軟件的編制非常困難，編制好以后也不一定會按制度軟件運行。

二是制度環境直接制約著制度的運行。前兩次“村治實驗”時期，正值“三農”問題特別嚴重，農民負擔特別沉重，計劃生育特別艱難的時刻。地方領導最關心的是如何完成任務，民眾最關心的是如何減輕負擔。“村治實驗”并不是實驗地最為關心的。“南農實驗”之所以成效顯著，與制度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當時正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期，各類資源輸入農村社會，實驗本身也得到了新聞媒體、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支持。

三是實驗是一種試錯，正是在試錯中豐富和深化理論認識。中國的改革是一場偉大的實驗。其重點特點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層先行先試。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是一項偉大工程，也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鄧小平、彭真等對民主有堅定的信念，同時又非常慎重，他們主張從基層著手，出了問題容易糾正的觀點是經得起實踐考驗的。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是試錯，有問題可以糾正。這是中國改革的一條寶貴經驗。學者起初對基層民主的認識十分樂觀。但正是在實驗中使參與者充分感受、體驗和認識到民主的復雜性、艱難性和曲折性。研究者自以為農民有了選票會欣喜若狂，沒有想到投票時，農民優先選擇的是鈔票。研究者自以為農民組織起來就有力量，但這一力量也可能是一種不可預期的力量。研究者自以為編制了制度軟件就可以自我運行，不承想制度背后的力量更為強大。這都是研究者事先沒有預料的。從這一結果看，前兩次“村治實驗”是“失敗”的。但正是“失敗”的結果激發起田野政治學的研究者走向歷史深處，去發現蘊藏在制度背后的因素和機制。這正是田野政治學啟動“深度中國調查”并在深度調查中發現政治現象背后的社會基礎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沒有實驗，田野政治學很難走向歷史深處，走向社會根基，也就很難有之后的田野政治學自覺了。

四是社會科學研究有自己的方法，決不能照搬自然科學的方法。實驗是比調查更為深入的研究方法。但政治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實驗，遠比自然科學困難得多。自然科學的實驗條件是根據科學研究的目的，盡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響。而社會科學的實驗恰恰經常受到外界的影響，沒有外界影響恰恰是不正常的。早年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空想，在于他們的實驗試圖與外界隔絕。這也說明，政治學不能簡單照搬自然科學的方法。美國的政治科學以自然科學方法為標準，這種科學愈多，就愈不科學。這在于人不是可以控制的物。這一觀點不是突發奇想，而是基于多次實驗的經驗教訓。當然，實驗作為一種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只是這種實驗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有所不同，不能以自然科學的實驗為標準。社會科學的實驗重在參與，重在參與過程中的新發現，重在將新發現提升為有規律的理論。因此，田野政治學要堅持實驗，實驗可以深化認識；但要避免簡單地照搬自然科學方法的實驗。

五是實驗者在實驗過程中得到提升。實驗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在水月庵實驗時張厚安教授經常給實驗團隊打氣說，自然科學的實驗也要經過若干次才能成功，甚至永遠不能成功，更遑論社會科學的實驗。正是在實驗過程中，實驗者不斷試錯，不斷自我調適，并不斷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實驗中研究者經常會感受和體驗農民自我組織何其難，只有通過行政的力量才能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但組織農民的行政力量往往成為凌駕于農民之上的力量。這一點馬克思早有論斷，即行政支配社會，但是從后兩次實驗來看，隨著農民民主能力的訓練和培養，農民是能夠自我組織起來，并有序地參與到村莊公共生活，這就進一步啟發實驗者對農民的重新認識和深度理解。

社會科學研究核心是對因果機制的分析，而實驗是比較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因此，田野政治學注重運用田野實驗來探討基層治理中的因果關系。首先田野政治學的方法立足于問題，從問題內生出方法，而田野實驗將田野調查與實驗研究結合起來，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實踐問題，并深入細致的事實性描述，弄清楚問題是什么，接著將實踐問題提升為理論命題，并進行相應的理論總結和因果分析，探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問題，在此基礎上提煉出相應的理論假設等，再回到實踐中，通過現場實驗的方式去進一步檢驗既有的假設和命題是否成立，逐步修正已有的研究理論，或提出新的理論命題。如此反復多次，梯次推進，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地揭示覆蓋在問題之上的因果關系，正如田野政治學四次實驗的歷程一樣，從一次次的實驗中逐漸深入到田野之中，深入到問題的因果機制之中。實驗也是一種調查方法，而且是一種難度最大的調查方法，實驗者要身在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隨時會出現各種不可控制的因素。難度大，收獲也大，可以從根本上轉變人的思維，即從旁觀者的評論，到當事者的理解，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可以更為心平氣和地理性思考。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任路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4月6日網絡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