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基于場域理論解釋湘西Z村脫貧經驗的嘗試
摘要：本文基于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以湘西的一個苗族村寨為考察對象，探討鄉村精英參與扶貧的行動過程、行動結果與形成機制。研究發現：Z村精英參與扶貧形成了“精英幫扶”，有效帶動了貧困人口經濟與精神的雙重脫貧。“精英幫扶”的形成機制主要緣于以下三個方面：扶貧場域中的“政治勢能”與激勵機制的“雙輪驅動”為“精英幫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條件；熟人社會與宗族觀念作為一種特殊慣習強化了Z村精英參與扶貧的“精英幫扶”效用；多重資本賦予了鄉村精英憑借其在扶貧場域中占據某種特殊位置并因而可以在扶貧場域中發揮特殊作用的權力。Z村鄉村精英在扶貧中有效參與的啟示是，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應進一步促進和推動鄉村精英的資源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以實現鄉村精英在鄉村振興中的更有效參與。
關鍵詞：場域理論；扶貧；精英帶動；實踐邏輯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參與式扶貧以其規范化、系統化的運作程序和良好的扶貧效果，為扶貧開發注入了新的活力[1]。鄉村精英作為伴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而成長起來的群體，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發展，尤其是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中的重要參與力量。
當前學術界對精英參與扶貧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鄉村精英參與精準扶貧的過程中存在著“精英俘獲”現象。在當前鄉村變遷的背景下，階層分化的村莊社會結構、精英壟斷的村莊權力結構、記憶“懸浮型”的村莊治理結構，為精英“俘獲”扶貧資源提供了社會基礎[2]。鄉村精英借助資源下鄉項目制、后稅費時代農村形成的結構性權利真空以及地方社會對精英的文化認同，得以“俘獲”扶貧資源的使用權，并將其以資本化經營的方式占有扶貧資源產生的大部分收益[3]，導致扶貧資源不能有效抵達貧困人口[4]。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鄉村精英在優化民族地區的扶貧成效中具有特殊優勢[5]，他們充分了解當地內在資源與文化底蘊，不僅可以有效帶領貧困者組織生產、轉變觀念、全面發展，而且能夠瞄準貧困者的需求，對貧困者開展如產業幫扶、人文關懷、心理疏導等不限于經濟救助的多方位幫扶，從而提高扶貧效率[6]。鄉村精英具有能力出眾、熟悉本土情況、熱心村莊公益事業的特點，他們可以于政府—村民、市場—村民之間搭建橋梁，進而能夠在項目設立、項目落地、生產經營、幫扶帶動等方面有效推動精準扶貧[7]。這種“精英幫扶”下的扶貧項目落地實踐實現了精英帶領與貧困戶參與的有機結合，構建出一種具有鄉土特色、符合鄉村實際的“精英—貧困戶”式產業發展模式[8]。
學者們圍繞精英參與扶貧問題展開的豐富翔實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理論借鑒和邏輯起點，然而綜觀以往學者對精英參與扶貧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將參與主體與社會結構（本土文化）割裂開來的缺陷，忽視了將參與主體與社會結構（本土文化）緊密聯系起來。同時與“精英俘獲”的研究相比，學者們對“精英幫扶”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尤其缺少對“精英幫扶”形成機制的研究。本文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慣習”理論作為分析框架，探討在Z村這一特殊的扶貧場域內，鄉村精英如何在鄉鎮政府、市場、貧困戶和普通村民等不同參與主體之間展開互動，其一系列關系性和策略性行動在扶貧場域中產生了何種效果。
具體來說，本文運用“場域”“慣習”“資本”等概念工具來分析精英參與精準扶貧問題，將精英參與扶貧置于Z村這一特殊的“扶貧場域”中，洞察扶貧場域中各種因素作用于鄉村精英參與扶貧所呈現的后果及形成機制，從而力圖避免以“現象”解釋“現象”的錯誤循環，克服結構與能動、系統與參與主體之間二者擇一的局限性。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與其說是為已有的“精英俘獲論”或“精英幫扶論”提供一個例證，不如說是嘗試從經驗材料出發，深化扶貧實踐中鄉村精英行為模式選擇的理論解釋。
關于精英的界定和分類，學術界尚未達成一致。其中較為常見的分類主要有以下幾種：一種是將鄉村精英分為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9]；一種是將鄉村精英分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10]；還有學者依據鄉村精英在不同資本上的相對優勢，將鄉村精英劃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11]。借鑒國內外諸多學者對精英的界定和分類[9，11]，[12，13]，本文將鄉村精英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復合型精英三種類型。鄉村政治精英是以村黨支部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為主的村支兩委干部。鄉村經濟精英包括鄉村經濟組織的創辦者和管理者，以及鄉村的種植或養殖專業大戶、營銷能手、農技骨干等經濟能人，還有外出經商、務工者中的杰出者。而復合型精英則指的是那些兼具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雙重身份的鄉村精英。
二、理論分析框架與田野調查方法
本文將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作為研究精英參與扶貧的理論工具和分析框架，以期解決以往學者研究精英參與扶貧問題時存在的結構（文化）與能動性、系統與行動者整合不足的問題，為分析精英參與扶貧問題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嘗試。在布迪厄看來“現實的就是關系的”“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14]133。故而，從分析的角度看，場域就是“位置間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14]134，每個場域都是“資本的特殊形式構成的地方”。場域是通過在結構之上起決定作用的各種權力（或資本）的分布結構、現在與潛在的客觀狀況和場域中的行動者所在的位置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統治、同一、從屬）而得以界定的[15]。
布迪厄認為，場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社會空間，每一個場域中都有一套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和運行邏輯。同時場域也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空間，在這一空間中，占據不同位置的行動者利用多種策略和邏輯，在不斷的競爭中確保或提升其在場域中的優勢位置[16]。從布迪厄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對場域做出如下解讀：場域是具有特定邏輯結構的系統，行動者在利益的驅使下，運用其占有的各類資本，在慣習的建構下，實施相應的行動策略。也就是說，資本、慣習、行動者和策略四種要素構成了場域的邏輯結構。
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精準扶貧的關系性視角。從場域理論來看，扶貧實踐實際上是場域中的實踐，場域是扶貧實踐中各個參與主體之間的社會空間，擁有不同數量和類型資本的參與主體在空間中占據特定的位置，圍繞一定的資源（或資本）而開展行動。扶貧場域自身就是一個社會小世界，在這個特殊實踐中的各相關參與主體、特定資本、慣習以及圍繞扶貧資源展開的關系性和策略性行動是扶貧場域中最重要的四種因素。圖1是Z村扶貧場域的一個基本結構圖。其中，政府、市場、鄉村精英、貧困戶與普通村民是Z村扶貧場域中的四個主要參與主體。在推動扶貧工作開展和扶貧項目落實的過程中，鄉村精英在政府、市場、貧困戶和普通村民之間發揮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從縱向上來看，政府扶貧項目的開展離不開鄉村精英的支持，貧困戶對一個新扶貧項目往往抱有等待觀望的態度，需要有人帶領，而鄉村精英可以對貧困戶和普通村民形成帶動示范作用，推進扶貧項目的有效落實；從橫向上看，貧困戶與普通村民由于個人能力與資本存量的限制，行動能力不夠，而鄉村精英憑借自身優勢，可以有效鏈接市場資源，在市場與貧困戶和普通村民之間搭建聯系平臺，并且Z村扶貧場域中特有的熟人社會與宗族觀念使得鄉村精英能夠較好地兼顧貧困群體的利益，形成與貧困群體的利益共享。
圖1 Z村扶貧場域的基本關系結構圖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嘗試對精準扶貧這一宏觀選題進行微觀處理，通過半結構式的深度個案訪談和參與觀察的方法就精英參與精準扶貧問題進行分析，以避免論述上的“宏大敘事”。為了獲得扎實的田野調查資料，課題組于2017年至2018年先后3次深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鳳凰縣及Z村進行了三個層次的調研。第一，在鳳凰縣委、縣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了精準扶貧專題調研。第二，開展焦點小組座談會。課題組分別組織了臘爾山鎮干部、駐村工作隊、Z村干部和普通村民代表座談會。第三，進行個案訪談。課題組成員在Z村選了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個案進行深入的訪談，比如駐村干部、村干部及其家屬，種植或養殖能手，外出務工回鄉創業者，貧困和非貧困的群體等；同時深入各種生活場所，隨生活環境和事件進行各種觀察。課題組成員與Z村扶貧場域中的不同參與主體展開深度訪談，以了解和掌握Z村扶貧場域的主要構成要素及其實踐邏輯，力圖讓精準扶貧這一較為宏觀的命題落實到具體細微并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上。
三、田野素描與個案呈現：Z村扶貧場域中的精英幫扶實踐
（一）田野概況：Z村的貧困狀況與階層結構
Z村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鳳凰縣臘爾山鎮下轄的村，地處云貴高原向東延伸的最后一個山脈，是武陵山片區內深度貧困縣的核心區域里的少數民族貧困村。該村屬于苗族聚居村落，全村有286戶，1393人，97%以上為苗族。該村平均海拔800米，全村山地面積占85%，中低產田占70%以上，產業發展極為困難。與臘爾山鎮其他村子相比，該村的外部“嵌入性”扶貧力量并不占優勢。在地處深度貧困的臘爾山地區，一些村子是由省委、州委相關部門對口扶持，并直接下派駐村干部，如臘爾山鎮的ZGL村，而Z村的駐村干部來自行政級別低一級的縣委。行政級別的高低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可獲得或利用的資源的多寡，這影響到整個貧困村可以獲得項目的多寡和幫扶力量的強弱。在本村自然條件制約、外部嵌入性力量不占優勢的情況下，Z村創造性地探索出鄉村本土精英深度參與帶動扶貧開發的模式。2015年，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503元，在臘爾山鎮19個村中排第十五名，相當于鳳凰縣平均水平的48.1%，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0.7%①。2013年底，Z村有貧困戶120戶，貧困人口496人，貧困發生率36.9%，比全國平均水平高28.4個百分點②。2017年底，在駐村工作隊扶持下，在村里鄉村精英帶動下，Z村精準脫貧工程卓有成效，貧困發生率降為1.5%，成為臘爾山鎮11個貧困村中最先退出貧困的兩個村之一。
2017年，Z村286戶1393人，按照經濟收入水平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富裕層、中間層、低收入層。富裕層的家庭人均收入在25600元以上，他們通常是村莊中的精英群體，他們人脈廣、懂交際，善于抓住市場機會，有經濟基礎、個人素質、影響力等方面的優勢，這類群體在村中數量不多，但能在鄉村生產、生活中對其他村民產生動員及示范作用。中間層的家庭人均收入在7275元至25600元之間，他們大多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17]，家庭中年齡相對較大的父母在家務農，青年子女外出務工，家庭內既有務農收入又有打工收入，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家庭的收入，使其成為鄉村的中間層。當然，也有少部分中間層農戶主要依靠經營適度規模的經濟作物或“優質稻+稻花魚”并同時經營一定規模的養殖業以獲得穩定的農業經營收入。低收入層則是指那些家庭人均收入在7275元以下的家庭。Z村的低收入層包括建檔立卡貧困戶及邊緣貧困戶，貧困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勞動力，存在缺資金、患疾病或少教育等情況。據課題組的不完全統計，村中富裕層有30多戶，占全村農戶總數的12%左右；低收入層，約120戶，占全村農戶總數的42%左右③；中間層占全村的46%左右。
（二）精英參與的行動過程：回歸家鄉—提出設想—整合資源—帶動示范
Z村扶貧場域中的精英，部分曾經有過外出務工的經歷，后因各種原因選擇回流，參與村莊治理與精準扶貧。精英的回流固然有政策因素的導向，但就Z村的實際情況來看，選擇回流大多是基于對自身及其家庭的考慮。如該村村主任龍某放棄在外打工回歸家鄉，主要是緣于照顧老人的現實需要。
我今年44歲，初中畢業。年輕時到浙江臺州打過3年工，是拉絲工，還做過其他工種。后來我大伯生病了（我過繼給大伯了），我就回來照顧大伯，此后就沒外出打工了。（訪談編碼：20180922WUQF）
外出打工精英的回流為Z村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帶來了新的生機。龍某回到村里后，被選舉成為Z村村主任，實現了由普通村民到經濟精英再到政治精英的轉化，成為了Z村兼具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身份的復合型精英。
我從25歲開始就一直做些小生意。我家的經濟狀況在村里算富裕，早兩年就買了皮卡車。2015年Z村的老村主任過世，我被選為代理村主任，2017年被正式選舉為村主任。村主任的補助是每月1000元。（訪談編碼：20180922WUQF）
雖然從經濟精英成長為政治精英并不是他的主動行為，而是當地政府為了提高村支兩委成員質量吸納的他。但成為政治精英，并沒影響他經濟精英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更加強化了他作為經濟精英的資本。此后，作為Z村村主任的龍某開始構思Z村脫貧致富的路子。通過結合政府的扶貧政策、村里的實際情況及村民的現實需要等，他提出了培育“優質大米”的發展道路和方向，并通過自身的嘗試獲得了成功經驗。
從2016年開始，縣農業局在村里推廣“優質稻”項目，“優質稻”發展勢頭很好，還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主要是這里的土壤、氣候比較好，比較適宜規模種植“優質稻”。縣農業局的“優質稻”技術推廣和培訓，使得村民基本掌握了先進的種植技術，種出來的大米到省里去檢測，得到了專家的認可。Z村大米的品質很好，富含硒，可以申請產品商標，這有利于提高大米的售價。（訪談編碼：20180922WUQF）
在有了較為清晰的設想和發展規劃后，Z村村主任積極整合政府、市場等各類資源，承包了村集體所有的大米加工廠，注冊了“臘爾山鎮Z村”優質大米商標，并進一步打通了大米銷售渠道。在這一過程中，Z村村主任主要通過流轉村民（包括貧困戶在內）土地、擴大經營規模、雇傭更多的村民以及招收貧困戶進廠工作等方式響應產業扶貧政策的號召，并以此帶動貧困戶參與到產業扶貧項目中。
（三）精英參與的行動成效：精英幫扶下的經濟與精神雙重脫貧
通過訪談及參與觀察發現：Z村的成功脫貧與該村精英的參與密不可分，Z村精英在參與扶貧的過程中具有內在優勢，他們對貧困戶形成一種示范和帶動作用，形成了先富幫后富、攜手共同脫貧致富的模式。
Z村在該村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村支書與村主任）的帶動下，結合本村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構建了“優質水稻”“稻田養魚”等特色產業，并且積極爭取到了政府的資金、技術扶持，打通了產品的銷售渠道，將本地的資源優勢轉化成了經濟優勢，創造了經濟價值，提高了貧困群體的經濟收入，帶動了更多的貧困群體及一般村民走向致富之路，推動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當前，參與優質稻項目的Z村村民有100多戶，覆蓋了80%以上的貧困戶。普通村民與貧困戶均可以參與“優質稻”扶貧項目，他們享受的待遇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所差別。相同的是，所有參與項目的農戶，均可享受項目實施前期的相關基礎設施，享受縣農業局和村里對優質稻種植的技術培訓及化肥、農藥的統一管理等。不同的是，為了支持貧困戶產業脫貧，縣扶貧辦駐村工作隊為貧困戶提供每畝300元的補貼。村主任、村支書等村干部也說服、動員貧困戶參加優質稻產業，承諾他們稻谷收割后按照約定好的價格進行收購。從2017年開始，Z村“優質稻”產量已達到每畝1000～1200斤。不僅產量提高，農戶的生產成本也有所降低。縣農技推廣服務特聘計劃按每畝100元的優惠價格為農戶提供種子、化肥、農藥，并由村支書作為特聘農技人員組織隊伍在村里統一施肥、打藥，大大降低農戶自行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更降低了農戶的用工、管理成本。在目前農業社會化服務越來越便利的情況下，水稻等農業生產成為并不太艱難的事情，勞動能力、勞動技能較弱的貧困弱勢群體也能經營一定規模的水稻種植，這樣，生產成本由縣扶貧辦駐村工作隊承擔，銷售渠道和風險由村里的政治精英兼經濟精英承擔，建檔立卡戶就會積極參與到“優質稻”產業發展中。“優質稻”的價格比以前的普通稻提高了許多，貧困戶農業經營收入有了較大提高。
2017年我種了9畝水稻，都是“優質稻”，租了別人8畝田花了800元，收了8000多斤稻子，賣了5000多斤，每斤2.5～2.6元。請了10多個工人，花了700多元人工費。其他都是自己夫婦兩人干。通過種植水稻，還兼著養些雞、豬等，我覺得自己家里的生活越來越好，村里除了那幾戶兜底戶，大部分建檔立卡貧困戶都和我家差不多，都脫貧了。如果水稻產業能穩定發展，只要肯干，還能在附近打零工，附近打零工的機會很多，日子會越過越好，不會返貧的。（訪談編碼：20180922WUTG）。
有的普通農戶包括部分建檔立卡貧困戶通過發展“優質稻”等農業產業，有發展成為農業大戶等“經濟精英”的趨勢。
2015年開始，從組里外出打工的農戶那里租地，響應縣里號召種植商品蔬菜等，但由于銷售不好一直沒掙錢。我喜歡并且擅長種水稻，2017年種了12畝，賣了1萬多元。2018年我家共種植了22畝田地，其中自己的承包地4.5畝，4畝租地不用租金，其他13.5畝租地要租金（400元/畝左右）。22畝田地中，種植了15畝水稻，其中有1.5畝水稻田養殖了稻花魚。其余田地種植獼猴桃和辣椒。今年請人工已經達到男工120～150元/天、女工100元/天。今年主要采用收割機收稻谷，收割機從江蘇過來的，收割的價格為200元/畝，養殖稻花魚的1.5畝田仍然會請人工收割。收割機收割非常好，又快又比請人工便宜。2018年水稻收成很好，我覺得自己的水稻是全村收成最好的，能達到1000～1200斤/畝。（訪談編碼：20180921LONGAC）
同時，精英還扮演著資源鏈接者的角色，在帶動貧困戶外出經商、打工及就地“打零工”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Z村的婦女主任，訪談時她告訴我們：
我經常會接到各種活兒，有的是政府的，有的是“種養大戶”的，有的是外來老板的。一般他們都會先找我，我再去發動下面的人，有時我也會利用自己的資源，接觸一些外面的人來為村里尋求就業機會。（訪談編碼：20180922FUNVZR）。
這位婦女主任的作用確實很大。我們在考察Z村的扶貧實踐時甚至發現，該村已經形成了“一個女人帶動一批婦女就業”的“雁陣效應”。
在前述案例中，各“種養大戶”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由于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在外務工，現在村里的各種“打零工”機會比較充分，有時農忙的時候會出現請工難的情況。我們在Z村訪談的大部分村民都表示，只要肯干，差不多每天都有活干。
當前，Z村除了無勞動能力的五保戶、低保戶，以及有殘疾、重病人員的特殊貧困家庭，需要政府的社會保障來兜底脫貧外，其他建檔立卡貧困戶均能依靠發展適度規模的特色農業產業，同時兼業其他“打零工”機會來脫貧。簡言之，在Z村精英的帶動下，該村貧困戶通過自力更生，種植水稻或其他經濟作物，均實現了脫貧致富。就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雖然按戶籍算村里人均耕地不多，但由于80%左右的青壯年勞動力長期在外打工，他們的土地可以流轉給留在村里的人耕種，且相鄰的貴州省松桃縣有不少土地處于流轉中，也比較容易從那里流轉到土地。這樣一來，Z村土地資源的約束就相對較小了，因此村主任在本村及相鄰村子流轉土地以大規模種植水稻并發展適度規模農業的計劃是可行的，這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保障Z村貧困戶的持續穩定脫貧。
值得注意的是，貧困弱勢群體經營水稻種植不但能夠產生經濟效益，同時還具有重要的社會效益。目前以“優質稻”為主的產業扶貧項目在Z村得到包括貧困戶在內的絕大部分村民的認可。有不少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村干部的幫扶、帶動下，發展以“優質稻”為主的產業扶貧項目，不僅農業經營收入穩步提升，而且自身的存在感、成就感與價值感也得以提升。Z村的鄉村精英在參與精準扶貧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對當前本地發展實際、發展前景的反思，重視新思想和新觀念的傳播，他們不僅在帶動產業扶貧方面發揮了較為顯著的作用，同時對貧困群眾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產生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這進一步增強了貧困群眾自力更生、自主奮斗、主動脫貧的意識，使得貧困群體實現了物質和精神的雙脫貧。
四、Z村扶貧場域中精英幫扶的形成機制
正如已有研究指出，鄉村精英具備率先識別要素與農產品價格變化的現代思維，往往是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團體”，他們以潛在利潤發現者身份，引領農業經營方式創新[18]。相比于一般農戶和貧困戶，精英往往資源優勢明顯，具有較高的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在扶貧行動體系中往往扮演著領袖角色，表露出一定的“魅力型權威”特征，使得村民不僅將其視為致富帶路人，還把其當做村級治理中的楷模，自愿接受其領導[19]。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Z村精英帶動扶貧形成“精英幫扶”而非“精英俘獲”的模式，可以基于場域理論從三個方面對其形成機制進行理論解釋，即正式權力關系結構、血緣宗親慣習和多重資本支撐。
（一）扶貧場域中“政治勢能”與激勵機制的“雙輪驅動”
在布迪厄看來，“各種場域都是關系的系統”，這種關系“不是行動者之間互動的交互主體性關系……是‘獨立于個人意識和個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觀關系”[14]133。也就是說，這些關系是一種結構化的客觀關系[20]。
在扶貧場域中，首要的“關系系統”就是“政治勢能”與激勵機制。“政治勢能”是對中國公共政策“高位推動”的學術表達，指的是公共政策發文的不同位階所展現的不同強弱的政治信號，其強弱的主要標志之一是政策文件出臺時的位階[21]。脫貧攻堅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提出和推動、由最高黨政機關聯合發文的決策部署……扶貧工作的最強“政治勢能”得以形成[22]。“五級書記一起抓扶貧”的主體責任制、各參與主體合理攻堅的幫扶責任制以及為了確保落實責任制實施的“層層簽訂責任書”“軍令狀”等等，削弱了“精英俘獲”的生存土壤。當這種最強的“政治勢能”進入到扶貧政策時，參與其中的地方官員和其他主體會很快有所意識和察覺，他們的政治意識得到觸發和提升，其推動扶貧工作的積極性得到極大的調動。對于政治精英來說，扶貧政策的執行本質是一個政治過程和政治任務，他們必須“借勢做事，順勢而為”[22]。而隨之形成的以“責任追究”“約談”等為主要內容的約束機制以及以表彰獎勵、干部任用與提拔、宣傳報道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經濟激勵機制，則進一步阻遏和抑制“精英俘獲”，促成和推動了“精英幫扶”。
Z村的情況不過是這種大勢下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而已。實際上，在Z村黨支部書記和村民委員會主任任職之初，對于這種大勢形成的壓力，是有所不適應的，但又不得不負重前行。經過兩年左右的磨合，他們推動本村脫貧攻堅的積極心態和行為模式才得以成為一種自然。用Z村村支書的話說，兩年之后，一切就都“理順”了。可以說，“政治勢能”與激勵機制的“雙輪驅動”促進了精準扶貧政策的良性落地，為扶貧場域中“精英幫扶”的形成提供了聲勢與土壤，確保了扶貧政策的精神和內容可以有效傳達到貧困人口。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Z村，這種“雙輪驅動”機制最為適合的是復合型精英的扶貧參與行為。復合型精英是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復合體，“政治勢能”是他們作為政治精英所具有的優勢，而激勵機制則是使得復合型精英從傳統的單純政治精英思維走出來，通過做好扶貧工作獲得來自政府的經濟補償激勵和政治榮譽激勵，這是“雙輪驅動”能夠發揮作用的關鍵。
（二）以血緣宗親為紐帶而聚居的村落性質賦予了“精英幫扶”的更大可能
以“政治勢能”為主，輔以任務執行中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而形成的，是農村扶貧場域中的正式權力關系結構，這種正式權力關系結構具有普遍性特征。但是，正如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所提示的那樣，不同的場域具有不同的運作邏輯，研究者要嘗試尋找不同場域中實踐經驗的特殊性。而任何社會實踐都可以作為慣習和場域之間互動的結果而加以分析。慣習作為一套性情傾向系統，即“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式構成的系統”[14]171，它通過將過去的一套經驗結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時每刻都作為各種知覺、評判和行動的母體發揮作用，從而有可能完成無限多樣的任務[14]179。它不僅是一種對于世界的真實反映，更是一種建構力量，是一種“深層次結構”。慣習作為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實踐中所積累和形成的一套應對各種環境挑戰的經驗，是沉淀于人們思維深處的、幾乎能自動處理問題的具有固定結構的經驗，它是我們理解場域并做出相應行動的前提條件，它為我們認識和適應場域提供了深層的認知結構與思維方式[20]。
Z村是一個典型的以血緣宗親為紐帶而聚居的村寨，該類村落的重要特征就是熟人社會與宗族觀念并存，這種熟人社會與宗族觀念實質上就是Z村扶貧場域中所特有的一種慣習。這一慣習為Z村鄉村精英與貧困群體之間進行更有利于貧困群體的賦權行為提供了土壤與可能。這里的“賦權”指的是“掌握權力與資本優勢的鄉村精英在通過項目獲取自身利益的同時帶動貧困群體參與項目并獲益”，這種“賦權”機制可以提升作為弱勢對象的貧困群體的參與積極性，從而能夠讓貧困群體從各項扶貧項目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提升扶貧工作的績效。
鄉村精英參與其中的扶貧場域，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同時還是一個社會網絡空間。實際上就是一個實踐的“場域”。這一“場域”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由地方性的限制所導致的熟悉[23]。而本土鄉村精英因為對村莊的熟悉而成為了“地方性知識的載體”[24]，他們與貧困群體之間因長期持續而又頻繁的人際互動而相互熟悉和了解，這種熟人社會為精英參與扶貧提供了重要的場域基礎，精英參與扶貧也始終嵌入在熟人社會之中[8]。這種熟人社會的特質賦予了鄉村精英快速高效地反映貧困戶意愿、聚合貧困戶利益的優勢，也為其參與扶貧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Z村的一位貧困戶就表示，自己信任村支書，愿意在村支書的帶領下繼續擴大水稻的種植面積。
我聽村支書的指揮，就是愛種想種，所以特別愿意參加村里的“優質稻”項目。我覺得種植水稻的好處是當年能賣多少賣多少，如果賣不出去，可以曬干后打包存起來，來年再賣，因此今后準備繼續擴大水稻的種植面積，依然采用口頭約定一年一年的租種別人的田。去年的大米賣了3000斤給村主任，按每斤2.8～3元賣的，村主任包裝后賣出去是每斤4～5元。（訪談編碼：20180921LONGAC）
固然，按照政府扶貧項目獲得的導向性規則，鄉村精英在利用自身既有條件或資本優勢優先去獲取或承接扶貧資源與項目的同時，必須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積極帶動、引導本村貧困戶參與其項目，實現與貧困群體共享項目發展紅利，進而幫助貧困群體脫貧致富。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政治責任要有效而順暢地實現，還需要得到當地社會行為規則或規范亦即我們所說的村落慣習的認同和支持。在Z村我們經常能見到的生活場景是一樣的住房、一樣的勞動、一樣的方言、一樣的飲食、一樣的服飾、一樣的慶祝儀式等等，這些相似的生活表象之下，“潛在的是村民群體的共同價值觀念和由相通的個體感覺所構成的集體認同意識”[25]，這種集體意識作為“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26]。這增強了村民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并且型塑了Z村生活實踐中的互助協作與集體參與。這種人情、鄉情賦予了鄉村精英參與精準扶貧過程中更多的情感性因素，他們在參與扶貧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出于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的考慮，而且摻雜著更多的“價值理性”及感情因素在內。因此Z村精英在參與扶貧實踐的過程中，往往將為本村爭光榮、謀利益作為行事原則。這種熟人社會的慣習作為Z村扶貧場域中的一種深層次力量，成為了建構和型塑Z村精英幫扶的實踐行動和結果的主要機制之一。
（三）多重資本支撐建構了“精英幫扶”替代“精英俘獲”的更多機會與空間
如果只有作為普遍性特征的正式權力關系結構和作為特殊性社會空間的血緣宗親關系結構，我們仍然難以徹底地理解，何以在Z村扶貧場域中，“精英幫扶”能夠替代“精英俘獲”，成為各種扶貧資源得以真正發揮扶貧作用的有效模式。無論如何，精英不可能只是付出而沒有收益，并且根本不考慮自己的收益，如此的話“精英幫扶”模式的可持續性就會受到挑戰。
我們知道，在作為一個關系網絡的場域中，各個參與主體只有憑借各種資本才能在場域中占據一定的位置，才能形成不同位置之間的特殊關系，可以說場域依賴資本而存在。布迪厄對資本的定義是“資本是積累的（以物質化的形式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勞動，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以物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14]189。布迪厄的資本概念并不僅僅限于經濟資本，同時還包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等等。在Z村扶貧場域中，同樣存在著多種資本，如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等。資本的儲量和類型不僅決定參與主體在場域中的位置，也決定了他的權力和收益。因此，上述各類資本本質上是鄉村精英憑借其在扶貧場域中占據某種特殊位置因而可以在扶貧場域中發揮特殊作用的權力，并且可以借此獲得令其感到滿意或者至少不虧的有形和無形收益——這表明“精英幫扶”模式與“精英俘獲”模式具有某種共同之處，但差別在于，“精英幫扶”模式是一種共贏模式，其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幫扶行為的回報，具有制度合理性和社會合法性；而“精英俘獲”模式則是精英對資源的掠奪，在制度合理性和社會合法性方面有著難以抹除的瑕疵，因而更容易引起社會的詬病。
鄉村精英的出現實質上是鄉村社會分層的表現，鄉村精英是鄉村社會中的社會上層群體。他們大多有過外出務工和闖蕩的經歷，并且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這里的人力資本主要是指個體的教育水平、人生經驗和職業經歷。相比于普通村民，鄉村精英具備更多的知識、更高的技能、更豐富的市場經驗，他們的閱歷與視野較為豐富開闊，并且有較強的市場感知能力、創新和冒險精神，可以在市場活動中更好地抓住發展機遇、規避市場風險，他們對項目發展具有較強的把控能力，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扶貧開發利益惠及貧困群體，使其穩步增加經濟收入。如Z村的村支書和村主任，均受過相對較高水平的教育，有過外出經商、務工等非農從業經歷，他們不但具備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技能和現代科學技術知識，還具備一定的經營管理與市場營銷能力，也就是說，他們具備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能夠快速有效地整合與優化各種信息、人力和財力，以推動扶貧項目的發展。
在“優質稻”種植及推廣過程中，我按照縣農業局提供的生產管理流程，敦促大家采用標準化模式進行田間管理，比如遵循統一化、標準化的施肥及統一時間、統一用量打農藥。遇到問題，我都會及時處理，自己處理不了的，就聯系縣里的農技員來現場處理。最開始一年，部分村民還只是試探著跟我種植“優質稻”，也遇到過一些小問題，我將這些問題反饋給縣農業局后，2017年開始，縣農業局在Z村實施“統治統防”，即采取組織“打藥隊”④統一按標準打藥，或者用無人機統一噴灑農藥。這樣就解決了一家一戶自己施肥、打藥難以達到定時定點、統一標準的問題，效果非常好。不僅沒出現水稻病蟲害，還實現了水稻田的生態、高效生產——由于統一使用的是低毒農藥，打藥后水稻田里養的魚能繼續生存、長大，Z村實施的“優質稻+稻花魚”項目也很順利地獲得成功，得到大部分村民的認同。在這個過程中，我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學習相關知識和農田管理方法，不僅獲得了新的農業技術，也和縣農業局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訪談編碼：20180923WULX）
也是基于這個情況，鳳凰縣扶貧辦駐Z村工作隊投資了16萬元興建大米加工廠，2017年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屬于村集體所有，我以個人名義承包了該廠，每年承包費1.2萬元。2017年我自己家的優質稻產量為2萬斤，同時我還在全村收購了10多萬斤谷子，收購價在1.8～2元/斤，比往年或在其他地方的收購價要高。隨后，我在吉首市租了門面，由兒子負責具體的銷售，根據大米的品相將大米價格定為三個等級，分別是3元/斤、4元/斤、5元/斤。（訪談編碼：20180922WUQF）
同時，部分鄉村精英通過外出務工，或從事養殖業等途徑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資本。這里的經濟資本可以理解為財富的具象形式：如收入、財產、儲蓄等。相比于一般村民，他們具有更多的經濟優勢。在扶貧產業推進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經濟資本作為依靠，精英們擁有的較多存量財富不僅是其獲得產業項目、政府支持的重要籌碼，也使其更能夠獲得貧困戶以及廣大村民的信任與認可，為他們發展扶貧產業項目提供更多的幫助。不僅如此，經濟精英往往懂管理、善經營、會技術，他們充當著“中介”角色，能夠在貧困戶與市場之間架起一座連接的橋梁。從Z村村主任和Z村村支書的案例中，我們也能發現，他們都是擁有豐厚經濟資本的經濟精英，這無疑會為他們開展嘗試、順利推動扶貧項目以及獲得貧困戶的信任提供重要幫助。Z村村支書的“校醫—養豬—村官兼村醫—特聘農業技術員—承包土地搞大面積的水稻種植”的職業生涯經歷使其得以積累豐厚的財富，成為村里的“富裕層”。
此外，鄉村精英還擁有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即社會資本，如個人的親戚、朋友、同學、老鄉等關系。鄉村精英不僅有鄉土社會的親緣關系、友情關系和鄉情關系，同時其外出務工的經歷和較強的人際交往能力使其掌握更豐富的人脈資源，他們往往在社會關系網絡中處于更為重要的位置。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圈子更為廣泛、更具層次性和多樣性。無論是在與本村村民、外村村民等一般村民和貧困戶之間的聯系，還是在與各級政府官員、市場中的企業主、銷售商等之間的聯系都具備一般村民所不具備的優勢。如Z村村主任利用自己的社會網絡關系成功地打通了大米的銷售渠道，也為大米加工廠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吸引和帶動更多貧困戶參與進來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與可能。
我還通過自己的人際關系將優質大米銷售到了鳳凰縣的醫院、學校和工商局等事業單位和政府部門，使得Z村的大米在鳳凰縣及吉首市有了一定的口碑。我覺得未來Z村優質大米的發展趨勢是走電商和超市銷售路線。（訪談編碼：20180922WUQF）
除了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優勢，鄉村精英還往往具有較強的號召力。作為精準扶貧的主要對象、也是其中的重要參與主體之一的貧困戶一般具有思想上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在面對一個新的政策、項目時，他們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進而更多采取觀望、等待的態度，希望能有人首先嘗試給予參考與借鑒。而在“熟人社會”的村莊中，貧困戶更愿意相信的就是自己身邊的熟人，尤其是村里的政治精英。Z村的貧困戶雖然有強烈的脫貧愿望，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思想觀念的落后，他們對國家政策的理解能力和依靠自己實現脫貧致富的能力缺失，需要有影響力、號召力和感召力的鄉村精英帶動他們來改變自身的貧困生活處境。
2016年，縣農業局在縣里推行“優質水稻”項目，安排了技術人員入駐村里進行新品種的旱田育秧。剛開始選中的試驗田是一組和二組連成一片的120畝旱田。但是村里的人從來沒有聽過旱田還能育秧，不敢試。后來技術人員找到我，我覺得可以試試，就說服組里的村民跟我一起試驗旱田育秧。旱田育秧獲得了成功，不僅實現了播種等勞作時不用下水從而減輕了勞動負擔，還實現了糧食的增產、穩產，也奠定了后來Z村“優質稻+稻花魚”的產業發展基礎。（訪談編碼：20180923WULX）
Z村“優質稻”產業扶貧項目最開始在Z村啟動遇到困境，村民們不敢嘗試旱田育秧法，項目無法落地。這是因為在此之前，村民的水稻生產基本上是直接為自家消費而生產，即自給自足，他們一直遵循傳統的水田育秧、施肥、打藥等農田管理流程，且基本能保障自家的吃飯問題。對于“旱田育秧法”等農業新技術，他們會擔心其結果和風險，心里沒有底是不敢輕舉妄動的。這就需要作為主要村干部的、具有一定抗風險能力的政治精英成為“魅力型權威”和“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正是村支書的首先嘗試，并帶動組織貧困戶加入，該項目才得以順利地在Z村實施。在此基礎上，村支書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和貧困戶的致貧原因、扶貧需求等制定了Z村“優質稻+稻花魚”的產業發展方向。同時，村支書作為村里的政治精英，熟悉政府的各項扶貧政策、熟稔村莊內生產生活的知識體系，能夠靈活運用“情理法”三種規則[27]，可以在政府與貧困戶之間搭建橋梁，推進扶貧資源和項目下鄉過程中的“政府—貧困戶”之間的落地實施問題。
五、結論與討論
基于場域理論對鄉村精英參與扶貧問題進行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釋鄉村精英參與扶貧的行動邏輯、行動結果與形成機制的深層次原因。研究發現：Z村扶貧場域中的精英大多有過外出務工或個體經營的經歷，并通過此種方式積累了較為豐厚的經濟資本，成為了村里的經濟精英。后期緣于家庭或個體需求選擇回歸家鄉，通過參與村民選舉等途徑實現了經濟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轉型，并以兼具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復合型精英身份參與精準扶貧工作。在參與過程中，他們立足本地實際、規劃本村的發展方向，利用自身的多種資本優勢整合多方資源發展扶貧產業，并積極帶動貧困戶與其他村民廣泛參與，實現了貧困人口經濟與精神的雙脫貧。
由于精英參與扶貧的實踐是發生于一個特定的場域內，每個場域都有自身的運行邏輯和不同的規則、慣習與資本，因而其實踐結果也全然不同。也就是說，精英參與扶貧并不必然導致“精英俘獲”，也會產生“精英幫扶”。對于Z村精英參與扶貧的實踐而言，該村特殊的扶貧場域中的一系列關系網絡，即扶貧政策的“政治勢能”與激勵機制賦予了鄉村精英參與扶貧活動的實踐感，構成了精英帶動扶貧的制度保障與客觀環境；由于扶貧場域中的各個參與主體并非直接受到外部輸入性資源的作用，部分外援式的幫扶需要通過特定扶貧場域的特殊行動邏輯型塑后，才能間接地對政策目標群體，即貧困人口發生作用。而多重資本賦予了鄉村精英憑借其在扶貧場域中占據某種特殊位置并因而可以在扶貧場域中發揮特殊作用的權力，體現了鄉村精英參與扶貧的特殊優勢，使其能夠在扶貧場域的不同參與主體之間發揮橋梁和中介作用；Z村扶貧場域內生的一種鄉村禮俗與自治秩序，即熟人社會與宗族觀念作為一種慣習，又進一步強化了“精英幫扶”。綜上所述，Z村反貧困中“精英幫扶”的形成是由Z村這一特定扶貧場域、慣習與資本共同建構和型塑的結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Z村扶貧場域中發揮重要積極作用的精英很多都是村莊內部成長起來的“內生型”精英，不同于國家力量外部嵌入的“嵌入型”精英，他們形成了村莊內部的內生發展動力，在為鄉村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作為一種內生性、持續性、穩定性的幫扶力量，他們能夠有效地鞏固脫貧成果并助力鄉村振興的發展。在當下中國面臨鄉村振興戰略新課題的背景下，應該進一步對“內生型”鄉村精英的培育問題展開研究，探索“內生型”鄉村精英參與鄉村治理的多種模式和途徑，為鄉村精英參與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更多的可能與空間，從而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
參考文獻
[1]胡振光，向德平.參與式治理視角下產業扶貧的發展瓶頸及完善路徑[J].學習與實踐，2014（4）：99-107.
[2]朱戰輝.精英俘獲：村莊結構變遷背景下扶貧項目“內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產業扶貧的調查研究[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9，19（5）：55-62.
[3]劉升.精英俘獲與扶貧資源資本化研究：基于河北村的個案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5）：25-30+137-138.
[4]BARDHANP，MOOKHERJEED.Capture and governance at local and national levels[J].The American economicre view，2000，90（2）：135-139.
[5]武澤宇.少數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的路徑：基于鄉村精英參與的視角[J].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19，20（4）：60-64.
[6]曾明，曾薇.內源式扶貧中的鄉村精英參與：以廣西壯族自治區W市相關實踐為例[J].理論導刊，2017（1）：92-95.
[7]耿羽，郗永勤.精準扶貧與鄉賢治理的互塑機制：以湖南L村為例[J].探索與爭鳴，2017（4）：77-82.
[8]閆春華.扶貧產業落地中“精英幫扶”的實踐及內在機理[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4）：78-86.
[9]賀雪峰.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型村莊的權力結構：關于村莊性質的一項內部考察[J].社會學研究，2001（2）：68-73.
[10]金太軍.村莊治理中三重權力互動的政治社會學分析[J].理論觀察，2017（1）：105-114.
[11]陳光金.20世紀末農村社區精英的“資本”積累策略[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6）：54-60.
[12]呂世辰.農村社會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3]鐘漲寶，李飛.插花貧困地區村莊的不同主體在精準扶貧中的心態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2）：10-17.
[14]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
[15]邵璐.翻譯社會學的迷思：布迪厄場域理論釋解[J].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3（3）：124-130+209-210.
[16]周荔.精準扶貧的實踐：基于布迪厄實踐邏輯理論[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8（3）：32-36.
[17]夏柱智，賀雪峰.半工半耕與中國漸進城鎮化模式[J].中國社會科學，2017（12）：117-137+207-208.
[18]何軍.中國農業經營方式演變的社區邏輯：基于山西省汾陽市兩個農村社區的案例研究[J].中國農村觀察，2017（2）：107-116.
[19]朱天義，高莉娟.精準扶貧中鄉村治理精英對國家與社會的銜接研究：江西省XS縣的實踐分析[J].社會主義研究，2016（5）：89-99.
[20]戴烽.公共參與：場域視野下的觀察[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44.
[21]賀東航，孔繁斌.中國公共政策執行中的政治勢能：基于近20年農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9（4）：4-25+204.
[22]王松磊，呂鴻強.脫貧攻堅中的政治勢能與政策執行：基于扶貧政策文本與地方政府行為的分析[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0（3）：22-29.
[23]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24]陳柏峰.熟人社會：村莊秩序機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會，2011，31（1）：223-241.
[25]劉鐵梁.村落：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6）：42-48.
[26]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渠敬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42.
[27]耿羽，郗永勤.精準扶貧與鄉賢治理的互塑機制：以湖南L村為例[J].探索與爭鳴，2017（4）：77-82
注釋
①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湖南統計年鑒·2016》《鳳凰統計年鑒·2015》以及《臘爾山鎮鎮情》（臘爾山鎮政府提供的資料）《Z村工作2015年至2018年精準扶貧匯報材料》等相關數據整理、計算。
②數據來源于2017年2月課題組對Z村的問卷調查。
③2017年初，Z村有119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其中一般貧困戶106戶498人，低保貧困戶12戶22人（其中低保兜底7戶14人，低保扶持5戶8人），孤兒戶1戶2人。經驗收評估，一般貧困戶106戶498人在2017年年底實現脫貧，成為建檔立卡脫貧戶，但基本仍處于村內低收入層。
④村里組織的“打藥隊”，由縣農業局特別聘請村里稍微年輕一點的村民組成，包括貧困戶中的稍微年輕一點的勞動力。
[作者簡介：劉小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民族經濟、貧困問題；劉詩謠，清華大學博士后、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結構與變遷、貧困問題。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第74-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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