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農業轉型背后的一般規律是什么? 本文闡釋了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與農業制度安排演化統一于農業工業化進程的理論邏輯，認為在農業要素稟賦結構沿循從勞動要素豐裕向資本要素豐裕，并最終向技術要素豐裕升級的同時，農業制度安排的重點也沿著打破城鄉二元身份制度，向有利于農業規模經營的土地產權制度、引導資本下鄉的農業反哺制度以及滿足農業需求多樣化的多功能農業制度的的方向演化。二者統一于農業工業化進程，使該進程呈現出勞動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四個依次遞進的階段特征。政府在農業工業化進程中可能實施超越當前農業要素稟賦結構的“農業趕超戰略”。當前中國農業制度演化具有不完整性和不徹底性，導致農業發展有越過土地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型的“農業趕超戰略”傾向，加速推動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農業要素市場改革已是刻不容緩。
關鍵詞： 農業要素稟賦結構; 農業制度安排; 農業工業化; 農業趕超戰略; 農業要素市場
近百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國家急遽轉型。國家通過各項制度逐步實現了農業農村對國家工業化的“依附”,并引致農業自身的轉型(溫鐵軍，2012)。
當代中國農業轉型被學者以不同方式表述著。但總體說來，學者們基本不會否認農業正在從延續千年的通過反復投入勞動力以提高土地生產率的傳統生產模式向通過增加資本和機械化投入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現代生產模式轉型這一“特征事實”(劉守英等，2018)。結合諾斯等人的邏輯，改革開放以來這一“特征事實”可以更一般的表述為非農業部門通過與農業部門競爭勞動力，向農業生產提供機械、化學品等“新型”生產要素，以及后期反哺式的提供低廉的資本，改變了農業要素相對價格，并引致了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要素結構變化及制度演化，誘發了當代中國農業在生產方式、土地經營規模、產權制度等方面全方位的轉型。
面對波瀾壯闊的當代中國農業轉型，以及眾說紛紜的敘事角度，值得進一步做的工作是探討轉型背后顯現出的農業發展一般規律。
一、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從農業經營規模問題說起
當前相關理論評述和實證研究都確證了中國農業向機械化、規模化、資本深化的全方位轉型事實(羅浩軒，2018;Liu等，2018),但近兩年有不少學者對這一趨勢提出不同的主張，其焦點主要在中國農業是否應當推行規模經營問題上，特別是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提出“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指導意見后，論證農業經營規模化不符合中國特色的研究聲勢浩大。 事實上，農業經營規模本身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實質是土地、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諸多要素在現有要素稟賦結構下的均衡。研究認為，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的日本還是土地密集型的美國，經營主體的農業技術選擇是由于這一時期國內要素價格變化引起的，而要素價格變化則與要素稟賦相關。林毅夫(1991a, 1992)最早將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運用于中國農業技術選擇，并逐漸發展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在農業部門的運用可表述為農業經營主體對土地、資本、勞動和技術等要素的配比，取決于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要素相對價格和可供選擇的技術；當要素價格變動時，農業經營主體會選擇更為廉價的要素以及適應新要素配比的技術進行生產經營。 二、新結構經濟學的啟示：農業要素稟賦結構與農業制度安排 將新結構經濟學的論述回溯運用到農業部門，為農業轉型理論提供了兩點啟示。 啟示一：農業部門也存在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從現有的研究來看，農業部門的要素稟賦結構升級趨勢也由勞動要素豐裕向以包括土地要素豐裕度逐漸提升在內的資本要素豐裕升級，其技術變遷主要是從土地節約型技術向勞動節約型技術轉變。 從更一般的發展經濟學角度來說，經濟發展最終是實現人的發展，農業經濟發展最終目的是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非土地生產率的提高。將相對其他產業部門而言低效的勞動力不斷從小部門化的農業中解放出來是符合發展經濟學要義的，而留在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則通過農業經營規模擴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啟示二：健全的農業要素市場機制對農業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農業要素市場機制不健全將扭曲要素價格體系，影響農業經營主體選擇符合當前農業要素稟賦結構的生產方式，從而降低農業生產效率，并無法最大化農業剩余積累，進一步拉大工農業勞動生產率差距。市場機制不健全將導致農業經營主體無法有效積累農業剩余，其“自生能力”被削弱，又會反過來阻礙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土地是農業最核心且最有特點的生產要素，土地要素市場機制是否健全對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至關重要。 三、農業工業化進程的兩個維度：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和農業制度安排演化 農業工業化以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為基礎。根據張培剛的論述，農業工業化的過程也是農業“基要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即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過程。那么，問題在于如何改變農業基要函數，或者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如何轉變呢? 速水佑次郎等(2003)勾勒了高收入國家農業工業化進程，即由勞動密集型向土地密集型、再向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轉變。時至今日，像美國這樣土地資源相當豐富的國家，其家庭農場規模依然在分化。美國農業工業化進程相較于日本農業而言更為徹底，也更具有典型性，大致經歷了農業產業化階段、裝備農業普及應用階段、技術密集型階段(陳彤，2018)。 借鑒日本、美國等國家農業發展的典型事實，綜合經典的羅斯托五階段增長模型、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論、拉尼斯-費景漢模型以及速水-拉坦的誘致性創新理論，本研究將農業工業化分為勞動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四個階段。 農業工業化以農業制度安排演化為導向。當有了相應的技術條件和農業要素稟賦結構的基礎時，要順利實現農業工業化還需要政府部門通過合理的農業制度設計或改革來加以引導。梳理和總結高收入國家的農業工業化進程，在不同時期的農業制度安排的重點將從破除城鄉二元身份制度，向利于農業規模經營的土地產權制度、引導資本下鄉的農業反哺制度以及滿足農業需求多樣化的多功能農業制度的方向依次演化。 上述農業制度安排演化基本都是圍繞如何構建和完善農業要素市場機制這一主線來進行的。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較為成功的農業制度安排演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健全市場機制的過程，從家庭承包經營權的創設，到戶籍制度的改革，再到農資經營體制、農產品購銷體制改革，以及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都是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導向的。 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和農業制度安排演化構成了農業工業化進程的兩個維度，二者統一于農業工業化進程中。 當農業勞動力要素豐裕時，需要通過戶籍制度、用工制度改革以釋放“內卷化”的農業勞動力；當大量勞動力已經離開農村時，需要通過土地產權制度和交易制度改革優化土地要素資源配置；當土地要素豐裕時，需要通過強有力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和農業支持政策出臺促進農業資本深化；當農業人力資本普遍提高時，又應當通過鼓勵農業新興產業培育，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等多功能農業制度以滿足社會對農業多樣化的需求。 不過，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政府的農業制度安排不符合當前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呢? 四、“農業趕超戰略”：中國徹底的農業要素市場改革還要等多久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不顧現有的要素稟賦推行超越發展階段的戰略可被稱為“趕超戰略 ”，強調之所以稱其為“趕超”是因為這種戰略所確定的產業目標與資源稟賦所要求的產業結構存在巨大的差異。在農業工業化進程中，政府也可能會不顧當前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實施超越農業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農業趕超戰略”。在農業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可能實施超越當前農業要素稟賦結構的“農業趕超戰略”。一般會存在三種“農業趕超戰略”,一是農業勞動要素仍很豐裕的前提下土地要素向少數群體集中，二是超越土地密集型階段向資本密集型轉型，三是超越土地密集型階段直接向技術密集型轉型。 從農業工業化的邏輯來看，無論是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對資本下鄉的鼓勵，還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政策指導，實質上都是在現有的制度剛性約束下對無法實現土地密集型生產方式的一種策略性趕超。 如果說戶籍制度改革是城市對農民工市民化的拉力，那么土地制度改革則可以是鄉村內生的對農民工市民化的推動力。可以說，沒有農村土地要素市場化，農業工業化進程中最關鍵的環節就難以打通，諸如農民工市民化、城鄉差距縮小等問題也難以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當我們在熱烈探討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政策的合理性之時，不能忘卻許多學者這么多年以來大聲疾呼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農業要素市場化的關鍵制度的改革仍在路上的事實(周飛舟等，2015;周其仁，2015;周天勇，2018)。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農村發展研究所訪問學者、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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