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試金石，也是文化強國的基石。如果說歐洲文藝復興發源地在小鎮，當代中國的文藝復興基地則是鄉村。中國的文化復興當然離不開城市這個主戰場，但是，鄉村將是它開辟的另一個主戰場。城市更新與鄉村振興，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輝煌交響。就如同城市文化會以合適的方式進入鄉村一樣，鄉村文化也會在城市繼續醞釀、發酵。
在這樣的雙向交流中，懷有鄉土情結、向往葉落歸根的中國人，更傾向選擇把城市文化場景變成對鄉村環境的模擬，把城市藝術的旋律變成對鄉村藝術的回響。鄉村振興大幕已經開啟，鄉村已經從邊緣走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央，鄉村農業和鄉村文化也將在舉世矚目中同時得到深耕細作，成為中國未來發展解決方案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文化演進看，鄉村既是當前發展短板，又是未來發展洼地，中華文化的復興，將定格在它的返鄉之旅與再出發征程中。
近代以來，中國的鄉村文化經歷了從式微到重振、從至暗到光明的曲折跌宕。鄉村文化的興衰與傳統中國的興衰具有同步性。發生在這片古老大地上的一個又一個鄉村故事，組成了百年中國觸底反彈、由積貧積弱走向實現復興的宏大敘事。崇尚家國一體的中國人，找到了尋根與強國的融合之路。在自己的文化母體中，獲得了溫暖自己、反哺鄉村、建設國家的力量。
有鄉村自信才有我們中國人真正的文化自信。清王朝晚期，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也摧毀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一些知識分子，從最初認為器不如人，進而認為制度不如人，再進而認為文化不如人，從根本上喪失了文化自信，比如胡適提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他還提出“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這種激進的觀點在當時有可以理解之處，甚至有打破封閉僵化的進步作用，但歷史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我們的文化自信已經蕩然無存。而當時中華文化的主體是鄉村文化。
鴉片戰爭后，中國鄉村與中國傳統文化同步跌入谷底，魯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一批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都反應了當時鄉村衰敗和文化沉淪之間的深刻關聯。即便是政治上比較超然的沈從文，也在他的小說里反應了所謂現代文明對鄉村的入侵,汪曾褀評價他的《邊城》“反應了這個民族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墜落處”。
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處于社會劇烈變動中的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等知識分子，還有實業家盧作孚等人，已經認識到當時中國文化衰微與農業凋敝的內在聯系，并且在鄉村開展實驗，希望同步實現中國的鄉村振興和文化復興。陶行知自述在鄉村辦學的目的是“鄉村學校做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老師做改造鄉村的靈魂”。當時的一批知識分子還行動起來，放棄條件優厚的國外生活和城市生活，舉家遷入鄉村開展這項實驗。他們的實驗在日寇侵華炮火中斷。雖然這段往事的一些情況還待澄清，一些得失還有待總結，但它的發生以及對它長期以來的不斷解讀，反應了知識界對鄉村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共識。
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社會衰微中的文化問題，引發的關切遠超知識界、文化界，孫中山甚至比他更早的政治家，已經有了高度的關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站在最前沿的知識分子，更是在農民問題上有著不一般的眼光。1919年，毛澤東這個農家兒子，在《湘江評論》中發表《民眾的大聯合》，用平民的語言，號召民眾聯合起來。他首先是喊“諸君！我們是農夫。我們就要和我們種田的，結成一個聯合，以謀我們種田人的利益”，然后才是喊向工人、學生、女子、小學教師、警察、車夫“諸君”。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一條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依據的基本國情就包含著對當時中國農民與鄉村文化之間關系的判斷，并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逐步積累起經驗。黨的十八大以后，“三農”問題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目標，這些寶貴經驗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中國的鄉村文化與中國經濟社會衰落繼而振起，在歷史節點上同頻共生、同落同起，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鄉村文化是養育一代代中國人的文化。中國是農業大國。千百年來，農村人口占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誠然，在迅猛推進的城鎮化進程中，城市人口已經反超農村，農村人口下降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但即便如此，農村人口仍然占有相當大比例。
而且，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村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風口，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鄉村發展事業，農村人口又出現回流。
人民創造歷史，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農民，也不能與農民創造的鄉村文化割裂開來。中國共產黨人以服務人民為初心，以人民的創新創造為根本，更會時時警醒全黨全社會不能遠離鄉村文化，不能淡忘鄉愁。
第二，鄉村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淵藪。鄉村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是一代又一代中國話語體系的內核。鄉村語境、鄉村語言，是中國人最熟悉的表達情景、最生動的修辭手法，比如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與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學界認為，按人類文明的類型上劃分，中國傳統文化屬于農耕文明，中國的海洋文明、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相互作用，農耕文明占有主導地位。與鄉村一道綿延不絕的是傳統文化，與鄉村一道消失的也是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在鄉間成長起來的，也將在鄉村獲得新生。
文化引領發展已是當今世界潮流，文化表現出向各個領域廣泛覆蓋和深度融合的趨勢。由傳統農耕文明脫胎而來的當代中國文化，也需要在與新農業、新農村和新農民的磨合中保持自己的特色，獲得新的資源和動力。
當前文化建設的許多問題需要在返鄉之中找到辦法，鄉村發展也離不開文化的支持和參與。文化發展的焦慮能夠在中國的田野中得到舒緩，鄉村發展的困境能夠在中國的文化中找到良方。
第三，鄉村文化是中國國情的表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從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種對國情的判斷，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中華文化與鄉村社會高度關聯，榮損與共。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經濟社會衰落，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鄉村社會的基礎，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鄉村社會一起墜入低谷。文化與農業同為最古老的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在中國，悠久的農耕方式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造就了獨特的農耕文明，也造就了與之相適應的集體心理和社會結構，由此又影響到各種制度的建立和更新，包括文化制度和農業制度。
今天的很多文化問題同時表現為鄉村問題，很多鄉村問題又有文化問題隱匿其后。這些共同點構成了文化發展與鄉村發展的基礎，導致了雙方的殊途同歸，包括共同的機遇、挑戰和推進策略，也決定了文化改革、鄉村變革是改革中最困難、復雜的部分。
這可以解釋何以在整個經濟社會改革中文化解放在先，農業改革也啟動在先，但現在卻雙雙滯后了。尤其是這兩種改革同時作用于農村，則直觀地顯示了消除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的深刻關聯。當前鄉村振興中，文化與農業又表現出這種共同進退的血肉聯系。
今天的鄉村文化要在鄉村振興進程中，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節點上，發揮其關鍵作用，就必須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把鄉村文化振興與國家振興結合起來。戰爭年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鄉村文化與革命文化相結合，成為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從中央蘇區紅色政權到各地紅色政權，從陜甘寧邊區到各抗日根據地，還有解放戰爭時期從南到北的革命根據，都有文化制度的安排，面向工農兵，而這些政權基本建立在鄉村，農民成為主要的對象，鄉村文化成為主要的依托。
新中國成立后，鄉村文化始終與國家發展大局息息相關，對鄉村文化的傳承、更新，從來沒有停止。只是由于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雖然國家一直強調農村文化建設，但是，城鄉距離不是縮小，而是加大了。比如說，國家很早就提出過兩館一站的建設目標，一次次出現在五年發展規劃中，但真正解決是近年來的事。
進入新時期，在快速推進的城鎮化進程中，不少鄉村成為空心村，鄉村被甩得更遠。在國家發展大局中，農民付出了代價，鄉村文化也付出了代價。黨的十八大以后，鄉村文化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緊迫任務。”中華文化與中國鄉村共同經歷了衰敗與振興、轉換與創造。
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文化與中國鄉村要適應工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趨勢，又都面臨著突出的矛盾。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鄉村和中華文化正在發生同步嬗變。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地位提升，反應了文化發展的規律和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趨勢。在鄉村振興中重視文化、發展文化，不是要追求文化的單飛。
經驗表明，鄉村發展離不開文化，沒有文化不成戲。但不能光有文化，文化不能單兵突進，獨角不成戲，它是在國家發展的大局中，在與其他角色的互動中，唱成一臺臺大戲。
如果說，百年來的鄉村文化，主要是在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中發揮作用、在建設新的國家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發揮作用，那么，今天則是在鄉村振興的總體目標中、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事業中發揮作用。
二是把鄉村文化繼承與創新結合起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鄉土文化。”鄉土文化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搖籃，是中華民族基因中最鮮明、最突出之處，也是文化傳承的重點。在繼承的基礎上開展創新，是成功的關鍵。比如在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一直以表達情愛和傾訴愁苦為主的民歌，因為紅色政權的建立、時代精神的融入，內容為之一新，境界為之一變，從江西興國民歌，到陜北信天游，許多歌曲至今傳唱不絕。
無庸諱言，鄉村文化也有它的不足。千百年來，鄉村文化發展滯后于城市文化，長期處于邊緣狀況，交通不便、信息不暢，影響到農民的目光、胸襟，制約著他們的接受新事物機會，也制約著他們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鄉村文化從來就是變動不居的，創新是其源頭活水，在鄉村振興中，鄉村文化的創新，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發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鄉村文化產業和旅游業，培育和吸引鄉村文化能人，把科技成果應用于鄉村文化建設，等等，都需要加大力度。
另外，在城市化進程中，一些文化垃圾趁機混入鄉村，與鄉村固有的落后文化合流，黃賭毒沉渣泛起。移風易俗，在鄉村文化發展中是一項持之以恒的工作。鄉村振興中的鄉村文化，是除舊布新的過程。鄉村文化的優秀成分得到發掘和發展，將有益于鄉村振興；落后成分未能革除甚至膨脹，將阻礙鄉村振興。
三是把鄉村文化建設內源性力量與外部力量結合起來。從文化角度看，土地革命時期以及后來的時期，毛澤東等一批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城市來到鄉村，在鄉村開展了一場偉大的實踐。而鄉村，也因為新文化的注入，煥發出新的生命。在這場實踐中，建立了紅色政權中的文化制度，在共同的理想、理念、主題、旋律中，開展了一系列由鄉村內外力量參與的紅色文化活動。
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奔向革命根據地，進入共產黨領導下的鄉村。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工作為人民服務的方向、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必須面向大眾解決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迄今仍有著現實指導意義。
而當時一大批文藝工作者深入鄉村，深入農民，創作出一大批文學、美術、音樂、戲曲等各種藝術門類的作品，成為不朽的紅色經典，這些文藝工作者成為今天進入鄉村的藝術家、設計師、創客的先行者，并且為進入鄉村文化產業、旅游業領域的企業、鄉賢以及其他方面社會力量，樹立了榜樣。
古老的鄉村文化在今天重新煥發青春，并且能夠在鄉村振興中扛起自己的責任，是時代給了這樣的機遇，賦予了這樣使命：
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地位的提升，在于全黨全社會的文化自信。黨的十八大以后，文化自信在此前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后提出，成為“四個自信”的組成部分，而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其他自信，說到底還是文化自信。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內容，是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今天的中國社會，文化自信已經深入人心，具有真實的民意基礎，也成為自上而下各個部門統一的執政理念。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在鄉村，中國人有了鄉村文化自信，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地位的提升，還在于它的市場價值得到肯定和發掘。文化不僅能夠育民、樂民，還能富民。鄉村是文化資源的富集區，尤其是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留存在村民的生產生活之中，是發展特色文化產業的最重要的條件。
鄉村旅游的興起，成為鄉村文化發展的同盟，二者匯溪成河，相互推擁，鄉村文化是鄉村旅游的靈魂，鄉村旅游是鄉村文化的載體。目前的鄉村文化產業與鄉村旅游業已由最初的有意識捆綁在一起，到現在水乳交融在一起，正在蓬蓬勃勃發展起來。而且，文化產業和旅游業都是黏性強的產業，它們對相關產業，特別是對特色農業的帶動作用，尤其明顯。
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地位的提升，更在于文化對鄉村振興的綜合性作用。在這樣一個文化時代，文化滲透到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
文化是精神動力。這是鄉村文化最重要的力量。鄉村振興靠的是人，積極的鄉村文化能夠吸引人、凝聚人、激勵人，提振人心，鼓舞斗志。文化是智力支持。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是一個突出的任務。建設農村的知識糧倉、填平城鄉之間的信息鴻溝，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顯得更加迫切。
文化的作用可以體現在鄉村發展的大事上，比如發展規劃、重大活動，也可以在細微之處，主要是在鄉村日常的生產生活中。文化的作用是顯性的，從一年一次的春節，到一月一次的籃球賽，到一周一次的詩社、畫社活動，到每天的廣場舞，但更多情況是隱性的，鄉風、民風、家風，文化的作用如春風入夜，潤物無聲。文化的作用還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現，比如，它是直接的，但更多情況是間接的；它有爆發力，更有持續力。
鄉村文化是當代中國發展的晴雨表，是把握中國政經大勢的信號燈。鄉村文化中有我們中國人關于家園、關于遠方的許多想象。今天的鄉村文化，是歷史造就的，也是時代造就的。同樣，鄉村曾經造就了過往歷史，也將造就新的時代。
返回鄉村，你會感到沉寂、蕭然，但潛入鄉村文化，又會意識到這里活力澎湃、新鮮如初。在鄉村振興中，鄉村在發展上重新擁有或首次擁有了生態、經濟、政治、人文氛圍的綜合優勢。“野火曉不盡，春風吹又生”，度盡劫波，文化復興的中國，將是我們熟悉的帶有鄉土氣息的中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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