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遠等:中國共產黨百年農政史記

黨在領導紅軍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艱難探索中，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較切實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線、政策和方法。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標志著全黨完成了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認識的轉變，使其成為指導整個中國革命的整體戰略。

在創建根據地過程中，黨積極探索基層民主政權的實現形式。開始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樣農民協會實際上成了鄉村唯一的權力機關。1927年3月,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農民代表舉行聯席會議召開,選出毛澤東、譚平山、彭湃和方志敏等13人組成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后來，根據地建立了鄉、區、縣革命委員會, 作為臨時性的政權機構，條件具備后還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在瑞金葉坪村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這個大綱是我們黨領導制定的第一個綱領性憲法文件，強調了工農在政權中的地位，“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這種基層民主政權建設嘗試后來演變為農村人民代表會議制度。1948年12月，黨中央發出《關于縣村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指出人民代表會議是“新民主主義政權的最好形式”。

土地改革是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徹底鏟除封建剝削制度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完成這一任務，黨付出了艱辛努力。

抗戰時期，黨根據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要求各地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即在民主政權組成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這就使農村政權具有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這期間，黨在延安以陜甘寧邊區為核心局部執政，就是依托全國抗日民主革命根據地所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權形態。

土地問題上，黨改變了原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提出“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減租的辦法是“二五減租”。這一政策兼顧了農民和地主的利益，把發展統一戰線和解決農民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

加強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我們黨領導抗日軍民獨立堅持長期敵后抗戰的重要一環。這種經濟政策實踐，可以追溯到1933年中華蘇維埃政府，當時頒發了《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對勞動互助社的作用、組織、勞動力調劑的辦法、工資換算等問題作了具體規定；明確增加農業投人，組織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1941年3月,黨中央命令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赴荒無人煙但土質肥沃、適于開墾的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就此在陜甘寧邊區展開。“大生產運動”是克服根據地困難的重要措施，有力地發展了經濟，保障了供給。到1945年，陜甘寧邊區家庭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農民所交公糧總收獲量比重逐年下降。這是我們黨百年農政實踐中，局部執政時期的重大政策舉措。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毛澤東先后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道路。這一創新理論蘊涵著豐富的農政認識與思想：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是領導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

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提出“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概括了毛澤東思想中“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主要是，“中國現在的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國的農民。偉大的中國農民戰爭，如果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就與歷史上一切農民戰爭不同，是完全能夠勝利的。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我們的黨，要長期在農村中用最大力量來組織與領導這個農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這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農政思想逐漸成型。

解放戰爭爆發后，黨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和革命需要，決定將減租減息政策，改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稍早前發布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就提出：堅決地支持和引導廣大農民群眾，采取各種適當方法，使地主階級剝削農民而占有的土地轉移到農民手中。這表明解放區在農民土地問題上，開始由削弱封建剝削，向變革封建土地關系、廢除封建剝削制度的過渡。

《五四指示》還規定了進行土地改革的多項具體政策和方法，提出“主要通過清算、減租、減息和獻地等方法，使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解放區各級政府抽調大批干部組成工作隊,奔赴廣大農村，廣泛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地制度的改革運動。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新階段，黨中央要求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改革運動，充分地調動廣大農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使正在勝利發展的解放戰爭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1947年7-9月，全國土地會議在西柏坡村召開，著重討論土改和整黨兩大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由中共中央批準頒布。《大綱》確立了徹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則，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

《大綱》是抗日戰爭勝利后,黨公開頒布的第一個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向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封建的戰斗旗幟，為在全國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綱領。它對于推動新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并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劉少奇在會上說：“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解決力量對比關系，就要實行土地改革。蔣介石靠美國，我們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就是反對地主，平分土地；第二個就是民主，不準許站在人民頭上屙屎撒尿。”

此后，土地改革以雷霆萬鈞之力,猛烈地沖擊著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別是在一億人口的老區和半老區，基本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幾千年來套在農民身上的封建枷鎖，改變了農村舊有的生產關系。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億萬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解放，并由此而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三年解放戰爭，晉冀魯豫解放區參軍農民累計達148萬人；山東解放區先后有59萬青年參軍，還有700萬民工隨軍征戰。

為了全面制定黨的行動綱領，準備奪取全國勝利，1947年12月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他還進一步闡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的土地改革總路線。

面對即將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1949年3月，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告誡“兩個務必”的同時，提出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同時強調“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實際上為黨領導城鄉工作制定了一條新的路線，標志著處理城鄉工作關系的第一次重大轉變，后來也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基本政策“四面八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重要內容。

1949年9月，我們通過了新中國歷史上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政黨制度和國家結構形式。“四面八方”政策也被寫入這個綱領，成為即將成立的新的共和國的重要施政指引。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恢復經濟、發展生產成為迫在眉睫的工作。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乘勢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徹底廢除了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從根本上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我們黨積極推進農業合作化，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建立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我們通過統購統銷等政策，調動農業支持工業化發展，使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成功建立起獨立的、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時光記錄偉大，歲月鑄就不凡。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人民面臨著嚴峻考驗，許多困難亟待解決。根據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各項基本方針,黨采取一系列積極穩健的政策措施，有條不紊地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鞏固新生人民政權，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工農業生產,開始了建設新中國的偉大進程。

1949年12月，周恩來在全國農業會議上指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它一切就都沒有辦法。”恢復農業的第一步是解決生產資料的問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實現“耕者有其田”是解放農村生產力，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根本舉措。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國家要“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從1950年到1952年底，黨領導占全國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區，進行了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指導新區土地改革有了基本法律依據。土地改革法第一條就提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從1950年冬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三年基本完成。這樣，包括老解放區在內，全國有約3億多農民無償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工具，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繳納約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土地改革的完成，消滅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從根本上鏟除了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帶來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農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斗爭的一個歷史性勝利。從1950年到1952年，我國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逐年增加。

土地改革的完成奠定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進一步改革農村土地所有制，完成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任務。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路徑是合作化。合作化分為三個步驟：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和高級合作社。

提倡個體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黨的一貫主張，之前也有很多成功的實踐。1951年9月，黨中央召開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以此為起點，農業合作化快速發展起來。統購統銷政策緩解了糧食緊張問題，通過農業合作化發展生產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措施。1952年11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成立了以鄧子恢為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指導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1953年12月，黨中央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以土地入股為特征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顯示出優越性,可以成為引導農民過渡到土地公有的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的適當形式。1955年10月，黨召開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進一步形成高潮。到1956年1月，入社農戶由上年6月占總農戶的14.2%猛增到80.3%，基本上實現了初級社化。同年6月，毛澤東以國家主席的名義公布《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推動初級社向高級社轉變。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87.8%。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僅用7年時間，提前11年完成了。

農業合作化的完成，使農村土地由農民個體所有轉變為合作社集體所有，解決了土地公有的問題，有利于對土地利用的合理規劃，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廣大農村普遍建立起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奠定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制度基礎，開啟了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所以，在1953年黨中央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項重要內容。

這期間，為平衡好糧食供求，1952年10月黨中央決定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確定在農村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對城市居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由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這項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在不高的水準上基本滿足了工業化初期對糧食的需要。客觀地講，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于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于其價值，形成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這實際上是為建國后工業發展提供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也是幾億農民為國家工業化作出的重要貢獻。

為盡快改變農村落后面貌，195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個中長期農業發展規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農業四十條”）。這個綱要的修正草案于1957年10月黨中央公布八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了蘇聯片面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在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問題上把農民挖得很苦等弊端，強調今后要更多地注意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是黨比較系統地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以《論十大關系》和在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為標志，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開端。

黨的八大以后，黨對農業集體經濟的內部關系進行了調整。1957年9月，在鄧子恢主持下，中央農村工作部先后代中央起草了三個指示，就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提出意見：“調整社隊規模”，“社對隊實行包工、包產、包財務”，“隊對組實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組，田間零活包工到戶”，等等。這些都是朝向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創造性的嘗試。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浙江、廣東、河北等地農村甚至出現了包產到戶的生產經營方式。

黨十分重視科技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農業合作化高潮興起后，毛澤東立刻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農業四十條”制定了包括興修水利、推廣新式農具、推廣優良品種、改良土壤等10項具體的農業增產措施。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1957年3月，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是中國農業科學研究事業走上統一部署、全面發展的重要標志，從此一代又一代農科人踏上科技興農的漫漫征程。農業科技杰出代表——袁隆平院士在1973年成功選育了世界上第一個實用高產雜交水稻品種——“南優2號”，這讓中國人有了徹底擺脫饑餓的希望。

黨同樣十分重視推進農業機械化。1959年4月，毛澤東在寫給省地縣社隊同志們的《黨內通信》中，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重要論斷，還要求“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國家建立起專業農具廠，成批生產新式農具。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新建和擴建了一批生產柴油機、脫粒機、聯合收割機和機引農具的工廠。1962年，我國大中型拖拉機數量已達45885臺，手扶拖拉機數量達539臺。農業機械化的進步改變了我國農業落后的現狀，進一步奠定了農業現代化的基礎。

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創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從各方面開展起來。在農業方面，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要求5年、3年以至一兩年達到“農業四十條”規定的糧食產量指標。

在發動“大躍進”的同時，農村開啟了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北戴河會議，作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后，全國農村出現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點是“一大二公”：規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大力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

人民公社化運動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實，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嚴重后果很快就顯現出來。黨中央發現問題后,作了初步糾“左”的努力。1958年12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強調，要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這些規定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1959年2月至3月，中央政治局在鄭州召開擴大會議確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遏制“共產風”的14句話，即：“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1960年11月，黨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邁出了克服嚴重經濟困難的重要一步。

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會議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必須更好地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這個轉變，表明國民經濟建設由“大躍進”轉入調整階段。會后，中央領導人相繼到基層調查。《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就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后結出的第一個碩果。這個條例在保持人民公社總體框架的前提下，糾正公社化以來農村實際工作中的若干突出錯誤，解決了當時群眾意見最大最緊迫的問題，從而在調動農民積極性、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為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認識，增強團結，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斗，1962年1月至2月,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著重指出了工作中發生的工農業生產計劃指標過高、在農村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的界限等缺點和錯誤，并分析了原因。

此后，黨中央對各方面進行組織調整。在農業政策的調整中，黨對農業生產責任制進行了大膽探索。到1962年7月，全國已有不止20%的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鄧小平當時引用四川民間諺語“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來表明自己的支持態度。這種調整，一直向后延續。1970年8月至10月召開的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強調：在保證集體經濟發展和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社員可以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在服從國家統一計劃的前提下，要允許生產隊有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等等。

“現代化農業”的提法最先出現在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中。1964年12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京開幕。周恩來在會上宣告1966年將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令全國人民備受鼓舞的是，會議鄭重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總結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農業工作，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時間最長、范圍最廣、損失最大的挫折。這個時期，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千方百計維持經濟正常運轉。在這種大背景下，農業農村經濟也處于維持狀態。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經歷過“大躍進”的折騰和三年自然災害的苦難，如何提高“大鍋飯”制度下農民的積極性，成為當時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重要“瓶頸”，山西昔陽大寨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農業學大寨，并把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1966年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標志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興起。1975年、1976年，還專門召開了兩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客觀地講，農業學大寨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在領導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戰略背景下，領導廣大農民力求充分發揮農村人民公社的作用，積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益嘗試；是在國家面臨外部嚴重威脅和內部國民經濟重大困難的條件下，領導廣大農民尋找農業發展出路的一種選擇。

1975年1月，周恩來抱病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確定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按兩步走的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十年，國家對農業的資金、物質投入繼續增加，僅1975年一年的投資就有45.3億元，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得到加強。有效灌溉面積由1957年的2733.9萬公頃增至1978年的4496.5萬公頃；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1972年竣工的遼河治理工程，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等都是典型杰作。

這十年，“五保”制度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連同基礎教育制度，一起構成了當時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早在1956年，“農業四十條”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就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對于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無依靠的鰥寡孤獨的農戶和殘廢軍人，應當在生產上和生活上給以適當的安排，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這些人的生養死葬都有指靠。以兩個法律性文件為依據，我國農村的“五保”制度正式建立。

1966年起，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迅速發展來。十年間，我國實施城市巡回醫療隊下鄉政策，并在農村培養“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截至 1977 年年底，我國約有“赤腳醫生”160萬，衛生員約350萬，接生員約 70 多萬，農村合作醫療農村人口覆蓋率達 90%，滿足了農村大部分人的基本衛生需求，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重視，被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

1972年制訂“四五”計劃時，黨中央提出：要爭取在“四五”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由此全國開始大抓學齡期少年兒童占全國大多數、失學率也較高的農村地區中小學普及教育，1975-1978年全國中小學教育在數量上出現了一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高峰。其中1975年、1976年全國小學在校學生數，1977年全國高中、初中在校學生數等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社會秩序恢復正常，黨和國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經過兩年多的醞釀，1978年黨中央做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從而開啟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

1978－2012年，是中國共產黨解放思想、砥礪奮進的崢嶸歲月，也是我國“三農”事業掙脫桎梏、煥發生機的光輝年代。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征程中，黨堅持處理好農民與土地關系這條主線，團結帶領全國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全面推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業稅費改革提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農業農村的變化翻天覆地。進入新世紀以來，黨統籌城鄉發展，取消農業稅，實行種糧補貼，推進惠及農民群眾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事業建設，讓更多農民分享發展到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果。

拿出真金白銀，天開辟地對農業進行補貼。2004年出臺了糧食直補、農機具購置補貼、良種補貼3項補貼政策，2006年起又對農業生產資料進行綜合補貼，充分調動了廣大種糧農民的積極性。此外，還出臺了糧食最低收購價、重要農產品臨時收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等政策。

構筑社會保障網，解除農民的后顧之憂。2003年開始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2007年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開始推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項項“民生工程”，增強了億萬農民的幸福感、尊嚴感和安全感。

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讓農村孩子成長“在同一片天空”下。2006年起，我國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到2010年，全國1.3億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享受免除學雜費和免費教科書政策，中西部地區1200多萬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獲得生活費補助。

歷史的車輪滾滾，改革的號角催征。

2007年10月召開黨的十七大，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作了全面部署，創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大會明確提出，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在新的起點上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成為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行動綱領。

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密集出臺，催發了農村大地的勃勃生機。我國糧食連續8年增產，總產量從2003年的8614億斤增長到2011年的11424億斤，年均增產350多億斤。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2011年的6977元，年均增長8.6%。農民消費水平、生活質量得到顯著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從溫飽走向寬裕。

回顧百年農政史上的這個10年，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持續加快，農民得到的實惠前所未有，這固然得益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中央明確了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著力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指導思想。黨的十六大以來，不再是“以農言農”，不再是“工業優先、城市偏向”，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新思想新戰略，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政策新舉措，強農惠農富農，多予少取放活，讓農民更多地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機會，充分彰顯了黨為廣大農民謀幸福的真心和決心，也極大調動了億萬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

黨的十八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我們面臨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發展動力、發展目標、實現方式等都產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業怎么強？農村怎么美？農民怎么富？面對新時代新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揚了我們黨重視三農工作的優良傳統，接續探索和奮斗，不斷推動理論、政策和實踐創新，部署并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三農事業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黨中央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習近平總書記三次出席中央農村工作會并作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三農問題的基本觀點，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全面深入分析三農工作的地位和農業農村發展規律，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觀點，形成了黨的農政思想與理論新的創新成果，是我們認識、把握和解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總綱領。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召開中央全會專題研究部署。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貧困是橫亙在老鄉奔小康的路上的大山。2012年12月30日，剛當選總書記一個多月的習近平頂風踏雪到阜平“看真貧”，拉開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序幕。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對未來5年脫貧攻堅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2015年底召開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強調“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眾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標，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并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做到“六個精準”，實施發展生產、易地搬遷、生態補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兜底“五個一批”，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穩“五個問題”，增強了脫貧攻堅的目標針對性，提升了脫貧攻堅的整體效能。2021年2月25日，總書記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全面小康，“小康”是發展水平，“全面”講的是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全民小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十八大來，黨下大力氣加快解決農村民生突出問題，抓重點、強弱項、補短板，推進“廁所革命”，加強公路、飲水、住房、通訊、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現如今，農村基本實現了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國老百姓千年小康今朝夢圓。

小康是目標，改革是動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根本還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不斷為農業農村現代化釋放新活力、注入新動能。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農業農村改革作出系統部署。2015年，中辦國辦印發《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改革的總體要求、任務目標、關鍵領域以及重大舉措等作出了頂層設計。方案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農村改革要聚焦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農業經營制度、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和農村社會治理制度等五大領域。”2015年是農業開啟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元年，從此，農業供給側改革與農村改革呈現出齊頭并進的態勢。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新鮮表述，通過中國最高級別的三農會議，首度進入公眾視野，并成為農業農村的工作主線。2016年4月，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根本靠深化改革”。2016年底中央印發《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作出詳盡安排。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鄉村振興要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十三五”時期，農村改革“四梁八柱”基本搭建完成。全面深化改革，激發起發展強大動力，農業蓬勃發展，農村面貌煥然一新。

法是治國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加強法治建設是鞏固農業基礎地位的客觀需要，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保障，是規范農業生產經營秩序的現實要求，是維護農民權益的有力武器，是加快農業農村領域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加強農業法治建設的關鍵，在于形成完備的農業法律法規體系。2017年修訂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借鑒發達國家有關合作社聯盟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建立了合作社聯合社運行制度。之后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規定了一系列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具體制度。“三權分置”制度的創設、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三十年、農村土地“個別調整”嚴格依法執行，這些政策入法給農民注入了強心劑、吃下了定心丸。“十四五”開局之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正式施行。這是三農領域的一件大事，這是促進鄉村振興一部打基礎、管長遠、固根本的大法，與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共同構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四梁八柱”，而且是“頂梁柱”，必將更好地發揮法律的規范、引領和推動作用，持之以恒、馳而不息促進鄉村振興，確保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部署不折不扣貫徹落實。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把抓基層強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舉，為加強基層黨建指明了方向。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農村黨建水平高低，是農村能否全面實現小康，能否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實現全面依法治農的根本保障。進入新時代，黨的建設在農政體系中份量更重了，要求更高了。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切實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夯實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農村變不變,基礎在黨建；群眾富不富,關鍵看支部。2018年12月《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頒布實施，2019年8月《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頒布實施，對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作出了系統規定，是新時代黨管農村工作的總依據。在黨的歷史上專門制定關于農村工作的黨內法規這還是首次。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賦予“四個全面”新的內涵，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020年11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建議》單列專章作出部署安排，明確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這是黨中央著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局，針對我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作出的戰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力爭2021年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啟動實施，脫貧攻堅政策體系和工作機制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平穩過渡。到2025年，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應保障更加有力，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基本形成，鄉村建設行動取得明顯成效。

建設什么樣的鄉村、怎么建設鄉村，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黨的十九大給出了最好的解答。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央著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為新時代農業農村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明確了重點。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

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穩住農業基本盤，首先是穩糧。糧安天下，糧食是三農問題的核心。保障糧食安全，一直是黨的農政聚焦的重點。在2013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提出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國家糧食安全目標，并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會議提出了2014年工作主要任務，其中“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首次躍升為六大任務之首，糧食安全亦首次被提至“國家戰略”的高度。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糧食省長負責制。強化對糧食主產省和主產縣的政策傾斜，保障產糧大縣重農抓糧得實惠、有發展”。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扛起糧食安全政治責任，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今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強化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其中包括實施糧食安全戰略、實施能源資源安全戰略、實施金融安全戰略。把糧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糧食安全的重要性進一步突顯。

2018年初，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外發布，對新發展階段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總體部署，為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三農”工作指明了方向。同年9月，《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印發，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階段性謀劃，分別明確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2022年召開黨的二十大時的目標任務，細化實化工作重點和政策措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確保鄉村振興戰略落實落地，是指導各地區各部門分類有序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依據。

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生態宜居是關鍵，鄉風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礎，生活富裕是根本。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總方針，要求在干部配備上優先，在要素配置上優先，在資金投入上優先，在公共服務的安排上優先。這一優先發展的總方針，順應了城鄉演變和現代化建設規律，抓住了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為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三年多來，各地各有關部門加強組織領導，加大投入力度，聚焦重點、聚集資源、聚合力量，深入推進重點任務和重大工程、行動、計劃，鄉村振興取得明顯進展，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新鄉村畫卷色彩斑斕。

自2018年起，我國將每年秋分日設立為“中國農民豐收節”。這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專門為農民設立的節日。設立一個節日，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審議，這是不多見的，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三農工作的高度重視，對廣大農民的深切關懷，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是一件蘊涵人民情懷的好事。

習近平在202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脫貧攻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鄉村振興涉及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等諸多領域，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不亞于脫貧攻堅，必須加強頂層設計，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來推進。2021年2月，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發布，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這兩個中央文件的發布與一個國家機構的成立，標志著三農發展正式步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階段。

百年追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夢的具體內涵各不相同，卻都渲染著濃濃三農色彩。同時，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億萬農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才能讓中國夢照亮每個人的夢。

革命時期，黨領導億萬農民翻身得解放，終于“站起來”了。黨把解決農民問題與解決革命出路問題相結合，贏得了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展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為壯大革命力量、贏得抗戰勝利、奪取全國政權、實現民族獨立，提供了堅強保障。

改革開放時期，黨領導億萬農民解決溫飽奔小康，“大膽試，大膽闖”，實現了“富起來”。大包干的一聲驚雷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農村改革的偉大實踐推動我國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黨順應時代的發展，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因勢利導建立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系，統籌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極大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激發了農民群眾的創造性，進而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

走進新時代，黨領導億萬農民擺脫貧困，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夢想，加快了“強起來”的堅定步伐。黨加強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工程，組織推進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啟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三農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家園。2020年，糧食生產喜獲“十七連豐”，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詮釋了人間大愛，用眾志成城、堅忍不拔書寫了抗疫史詩，農業穩產保供功不可沒。

百年追夢，如今我們已經站在更高的起點，踏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重點難點在三農，迫切需要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弱項，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潛力后勁在三農，迫切需要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基礎支撐在三農，迫切需要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壓艙石”。

2020年歲末，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聲聲期待，接續振興之路；殷殷囑托，書寫奮斗新篇。

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已經開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任務艱巨，使命光榮。唯有接力探索、接續奮進，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之路，向著更加美好的明天奮勇前進。

山重水復疑無路，人間正道是滄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農政路上，心與血，淚與汗，不斷凝結成晶，光興如燭，穿越百年，歷久而彌新，照亮著全面鄉村振興的前行。

堅持黨管農村工作的優良傳統。百年風云，中國的農村，天翻地覆慨而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農村，沒有新農村，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不容置疑的實踐邏輯。革命時期，農民萬萬，卻一盤散沙。多少政治力量登臺亮相，卻只有共產黨喚起工農千百萬，完成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待到新中國成立，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千百年來，以貧弱、麻木面貌示人的農民群眾，頓時迸發出戰天斗地，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巨大力量。一時間，“遍地英雄下夕煙”。歲月未曾因此靜好，人民的聲音，就是不斷的鞭策。共產黨人又以巨大的勇氣，刀刃向內，開始一場改革開放的自我革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寫入黨的文件乃至憲法。進入新時代，從打贏脫貧攻堅戰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從世界屋脊到大海之濱，處處都彰顯著：哪里有窮苦，哪有就有共產黨人，哪里有落后，哪里就有共產黨人。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國家和民族偉大事業的保證。

堅持始終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百年農政史，就是農民在黨帶領下的奮斗發展史。“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的本質、基礎”，時至今日，馬克思的聲音仍然振聾發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產黨人不會忘記，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切的社會變革，是為了人，而非為了任何其他。對于共產黨人而言，任何制度，如果不能激活農民的主體性，在道義上都是失敗的。共產黨人不屑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帝王心計，而早已把自身融入水中。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共產黨的各項農村政策都以調動農民積極性為出發點，也是落腳點。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是農村改革的一條主線。時至今日，再不需要歷史提醒：農民有了尊嚴，農業才有奔頭，鄉村才能振興。

堅持不斷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悠悠萬事，吃飯最大。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農業是安天下的戰略產業。歷史和現實一次次告訴我們，農為邦本，本固邦寧。我們曾經是，現在依然是，將來仍會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的基礎地位曾經無法，現在無法，將來仍然無法替代。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正是因為曾經慌過。血的教訓，鐵的事實，無以辯駁地證明：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地端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今日之中國，糧食穩定在1.3萬億斤水平之上，肉蛋魚、果菜茶產量穩居世界第一，正是黨始終重視農業的結果。農業的基礎地位，還體現在于，越是環境出現更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農業的作用越是重要；越是發展的空間開闊，農業的功能越是能夠不斷擴展。現在農業能讓我們更多地體驗農耕、觀光休閑的樂趣，為我們提供生態屏障，幫助我們傳承發展文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同時具有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綜合性功能作用的重要性愈發顯現，這是其他任何產業都無法替代的。

堅持全面深化農村的各項改革。歷史，不僅寫在了紙面上，也寫在了田野里。百年農政史，就是一部黨的三農理論實踐與時俱進的創新史。在廣袤農村的沃土上，改革的步伐，清晰有力。從“減租減息”到“耕者有其田”，從農地集體化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至今日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以處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為主線，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正是百年農政最鮮明的特色。穿越浩瀚歷史的迷霧，共產黨人揭示并掌握著發展的密碼，“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鍵，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時代的考題從沒有現成的答案，惟以改革為筆，奮力進取，方能寫好那份答卷。那鄉那土那人，在無盡的時代潮流里分離、聚合又變幻，而一次次越過急流險灘，一回回穿過驚濤駭浪，迎來全面振興的曙光，依靠的正是黨領導下的一輪輪不曾停歇的改革。

堅持遵循鄉村建設的特有規律。“萬物興歇皆自然”，規律無言而又無所不在。“規律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規律必須被尊重。幾經困折，中國共產黨人在血與火中，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與精髓，那就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研究事物的規律。百年農政史，幾多歡喜，幾多悲歌。每一次進取，皆因尊重規律而掌握了發展和變革的主動；每一次挫折，無不與不按農業農村發展規律辦事相關。城鎮與鄉村，既有需要共同遵循的規律，也有各自不同規律，這正是規律本身的體現。資源配置時，市場的無形之手，是規律；鄉村建設時，因地才能制宜，因勢方能利導，不能照搬城鎮的經驗，是規律。小平同志曾經感慨：“我們取得的成就，如果有點經驗的話，那就是這幾年來重申了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中國農村就是根據這樣的原則，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要按規律辦事。”既是實事求是原則的秉承，又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