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農村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農民收入太低、勞動太重，而是消費不合理、閑暇無意義，是社會關系的失衡，是基本價值的失準，是文化的失調。下面分別列舉若干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
1.消費層面
當前農村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消費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 世紀以來，農民家庭收入持續增長，絕大多數農戶家庭都已經擺脫貧困，到2015 年全國貧困人口只有5000 萬左右。當前農村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消費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各種不合理、不理性消費快速增長。某種意義上，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消費增長速度。據我們調查，在一些貧困山區，比如湖北秭歸，農民收入的大約1/4 要用于人情開支，一個普通農戶家庭一年的人情開支就要上萬元，人均達到3000 元左右，人情儀式支出的同時，事主方也要辦酒席，酒席的鋪張浪費情況也很驚人。浙江農村辦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條件稍好的家庭辦酒席，三四十桌的情況也很普遍，婚喪嫁娶辦一次酒席就要花費十多萬元。與長江流域普遍沉重的人情酒席支出不同，華北農村儀式性支出十分浪費，甚至辦喪事也要請戲班子唱戲，其中不少狂歌勁舞，與喪事悲傷凝重的氣氛完全不協調。
農村消費中，最大支出是建房。改革開放以來，有些地方的農村已經建了三茬房，由磚瓦房到樓房，再到高標準別墅式裝修的住房，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戶家庭到城市購買了商品房。隨著住房質量、面積、花費的逐漸提高，每一次新的建房潮都幾乎會花完農戶所有積蓄，其中多數還會欠下債務。而實際上，農戶家庭所建住房往往大而無用，之所以建超過農民經濟承受能力的高大而奢侈的住房，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攀比而非實際需要。
最近幾年，農村又出現了買小車的攀比，有錢無錢都要買，貸款也要買小車。實際上，很多買車農戶常年在外打工，買的車僅僅春節回家時開出來顯擺顯擺，春節一過，小車就關在車庫（如果建了車庫的話）里，純屬浪費。
當前農村消費尤其圍繞男婚女嫁進行，農村婚嫁中普遍出現了女方索要高額彩禮的情況。除了高額彩禮之外，女方往往還要求男方家庭在城里買房、買小車，索要各種“三金”之類的物品。婚禮儀式也越來越新潮，甚至請婚慶公司來主持，更不用說普遍要拍婚紗照。有人形容，農民日常是一分一分地攢錢，到了兒子結婚時就是一萬一萬地花錢，結一次婚不僅將全家所有積蓄用完，而且往往欠下巨額債務。
此外，農村賭博情況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農村更是長期流行。
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費造成了農民生活的困難。與其說農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說是消費不合理。
2.農村人情與村莊社會資本
當前中國有一些農村地區深受人情債的壓力之苦，尤其是長江流域的重慶、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區和東北農村，農民收入的相當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在這個熟人社會中，婚喪嫁娶需要相互來往和互相幫忙。正是通過互惠的人情，熟人社會中的村民被建構為“自己人”，自己人的認同提高了村莊熟人社會共同應對自然和社會風險的能力，以及完成集體行動的協調性與情感，增加了村莊社會資本，構造了村莊社會。也使得熟人社會有了更多的價值內涵。
不過，當前有一些地區的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利用人情來斂財的現象。剛開始時，婚喪嫁娶辦酒席，收取的人情錢多于花費，辦酒席有盈余。在傳統時期，這種盈余可以算作親朋鄰里對舉辦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經濟支持。在農村社會快速變化且村莊結構性力量弱化的情況下，有農戶家庭連續辦了多次婚喪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農戶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卻沒有辦酒席收回人情的機會，就會在之前相對約定俗成的酒席范圍之外辦酒席，收人情。這樣的事情有了開頭就有人跟風，在過去約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種名目的酒席就大量產生，以至于辦酒席都不用說明原因，這就是所謂“無事酒”。由此出現了酒席越辦越多、人情越來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壓力的問題。有少數村民開始退出人情圈，最終越來越多村民退出人情圈，過去作為互惠的人情不再能維系下去，村莊熟人社會變成人情的沙漠，之前依靠人情來將熟人變成自己人的機制也因此很難發生作用，村莊社會資本快速下降。
3.閑暇的無意義感
在機械化快速推進、化肥農藥廣泛使用的情況下，農業生產不再是重體力勞動，農忙時間大大縮短。這也許是中國農民歷史上第一次獲得充分的閑暇時間。尤其是在平原和低丘陵地區，因為機械化的普及，每年農忙時間可能只要2～3個月，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農閑，如何度過閑暇就成為決定農民生活質量的一個關鍵。
傳統時期，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只有終日勞作才能解決溫飽問題，農忙時節自然忙得不可開交，農閑也要搞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忙各種家務，幾乎沒有閑暇。僅有的一些農閑時間都安排了各種節慶，比如秋收后有中秋、重陽，春播前有清明，春播后有端午，冬季有春節。節慶就有活動，就要忙碌。也就是說，在傳統時期，農民的時間都被季節性展開的農業生產和社會性節慶所占用，幾乎沒有真正閑下來的時間。僅僅是農村中人數很少的地主階級有空閑時間，而這個地主階級一般也要參加勞動，同時又要耕讀傳家、獲取功名。
新中國建立以后，國家進行工業化建設，從農村抽取資源，工業化的成果卻遲遲沒有回饋農業，農村勞動力在完成傳統時期的農業生產任務以外，還被高度組織起來利用冬閑時間建設各種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而且，人民公社還將農民組織起來開展文化教育活動，提高人的素質，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文藝宣傳隊、各種會議等等，幾乎將農民所有農閑時間都安排滿了。
分田到戶以后，一方面是農民勞動積極性的提高，一方面是農業機械化等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使人多地少的農村的農閑時間大幅度增加，且重體力勞動大幅度減少。幾乎是突然而至的大量閑暇讓農民難以適應，如何過好閑暇生活在當前農村成了問題。
突然而至的閑暇與千年形成的農耕生活習慣之間的不匹配，在身體上的表現是農村出現了普遍的心血管疾病，生活上的表現則是農民天天打麻將賭博，以及各種低俗文化的興起。在當前農村人財物流出農村的背景下，農村社會中結構性力量的弱化進一步造成農村人際關系的弱化。
當前中國農村，農民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大量閑暇時間，可能這些閑暇時間不僅沒有給農民帶來生活品質的提升，反而造成了他們的無所適從甚至無意義感。賭博、迷信活動、地下宗教、人情泛濫、無序競爭，以及其他以感官刺激為基礎的各種低俗文化的泛濫，大都與農村的閑暇安排有關。
4.道德方面
在農村人財物外流的情況下，村莊傳統結構性力量解體，基層組織體系功能弱化，農村社會產生了各種問題。其中，農村老年人作為弱勢群體成了各種社會問題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產生了嚴重的道德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殺的問題。
在某些地區的農村（尤其集中于長江流域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說現在農村就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筆者在農村調研時發現，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為子女虐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體不好的時候擔心拖累子女，選擇自殺。他們覺得自己年齡大了，不再能為子女做貢獻了，活著就是拖累子女，即使自己不自殺，村莊輿論也是“某某老糊涂了，都不知道自己該死了”，村莊輿論對處在絕對弱勢的老年人十分不利，老年人失去勞動能力，尤其是生活難以自理之后，似乎唯一的選擇就是自殺。老年人的普遍的自殺現象會使村莊社會中的所有人產生非常消極的預期。
5.政治的方面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些搭便車甚至利用時機撈取好處的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這些事事搭便車撈好處的人會付出名譽的代價，并且處在社會邊緣的位置。不然，村莊熟人社會就會人人爭當搭便車者。人人搭便車，集體行動陷入困境，村莊社會就無法應對共同的生產生活事務，村莊社會就要解體。正是因此，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都必有一套抑制搭便車行為的結構性力量，包括輿論力量。
當前中國農村出現的一個大問題是，保持了千年的穩定的村莊社會結構面臨解體。之前相對封閉的村莊變得開放，農民可以從村莊以外獲取收入，并且越來越多地從村莊以外獲取收入。過去約束村莊搭便車行為的結構性力量解體，越來越多村民學習搭便車，甚至越來越多村民借國家項目在村莊落地的機會當釘子戶獲利。村莊缺少約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為村莊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處，成為示范，就有越來越多村民變成“刁民”。“刁民”泛濫蔓延的結果就是，不僅村莊內部為公共利益所進行的集體行動陷入困境，而且國家要為村莊做好事也會處處遇到釘子戶的刁難，好事不好辦，好事辦不好。
6.終極價值方面
傳統中國農村，農民的宗旨是傳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圍繞生兒育女來完成人生任務，獲得人生意義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正是有了明確的傳宗接代任務，農民所有行為都有目標，所有辛苦都有理由。這樣的終極價值讓農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負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無限的子孫延續的意義。
當前農村快速的變動不僅徹底打破了農民對傳宗接代終極價值的信仰，而且讓農民失去了進行村莊社會性競爭的穩定條件，從而在農村中普遍出現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正是本體性價值的喪失造成了村莊中激烈的社會性價值競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荒漠化。農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活著，活著的意義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對的。
以上六點應當是當前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總括為文化失調的問題，當前農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質匱乏，不是苦于勞動繁重，而更是苦于他們在生活中喪失了價值感。缺少了由人與人之間穩定聯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與合作，無法從閑暇中生產出有品質的生活，反而產生出來各種低俗的傷害身心的惡習。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鄉村建設的重點是文化建設。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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