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協的各級組織是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力量，也是聯結最基層的科技工作者和廣大農民群體、促進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的紐帶。然而，全國層面的科協系統擁有高端的科技，但真正與廣大農民群眾對接的基層科協卻是“冷冷清清”的“尷尬”組織，面臨編制不足、隊伍松散、經費緊缺、激勵缺乏、地位不高、機關化和行政化等問題，在有限的人力、財力等資源約束下難以勝任直通基層“最后一公里”的任務。盡管如此，基層科協和農技協也不乏助力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的實踐創新行動，其中，“專家工作站+農技協+公司（協會）+農戶”是整合各方資源、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有效方式。為了推動基層科協更好地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建議建立基層專家工作站、總結各地最佳實踐、表彰優秀基層科協組織、出臺加強基層科協建設的政策文件、補充縣級科協應屆大學畢業生就業崗位等。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作為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實現創新驅動發展道路的重要一翼，歷來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在1995年、2006年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黨中央、國務院先后號召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2012年，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科技創新大會，號召我國科技界奮力創新、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撐。習近平（2016）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中國科協各級組織要促進科技繁榮發展，促進科學普及和推廣，真正成為黨領導下團結聯系廣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團體，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見，科協是一個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凝聚著掌握高端科技的工作者的全國性組織，有實力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創新驅動力，為我國在全球競爭下的經濟結構轉型貢獻不可或缺的人才資源。與此同時，科協還是一個跨越城鄉、輻射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全國性科技工作者聯盟。基層各縣及部分鄉鎮也設有相應的科協組織，很多農村地區還設有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簡稱農技協）。因此，科協不僅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參與技術研發和創新，還聯結著最基層的科技工作者乃至農民群體。
隨著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逐漸進入政策的視域。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鄉村振興”提升至戰略高度，從城鄉融合發展的思路出發，賦予“鄉村振興戰略”貫徹新發展理念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地位，體現出全黨對鄉村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功能定位的再一次突破性認識，著力于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及發展質量的問題（葉敬忠，2018）。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作出了具體的目標規劃和任務分解。在這一自上而下振興鄉村的政治動員和歷史機遇下，作為科技引領者和傳播者的科協組織，尤其是直接面向農村社會的基層科協，發展現狀如何？面臨什么樣的問題和挑戰？如何更好地借助科技的力量助力鄉村振興，乃至引領鄉村振興的步伐？
本文在對基層科協歷史演變過程與發展現狀的回顧基礎上，根據對河北省A縣科協、四川省B縣科協以及兩縣鄉鎮干部、村干部的深度訪談，探討分析基層科協面臨的現實挑戰、發展困境及可能的發展進路，以期更好發揮基層科協在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作用。
一、基層科協與農技協的演變與發展———基于文獻的梳理
（一）基層科協與農技協的組織結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黨中央為團結科技工作者，為新中國建設事業貢獻力量，邀請科技界派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批準由中國科學社、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和東北自然科學研究會等4個科學團體共同發起、籌備召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簡稱科代會）。1950年8月，科代會在北京舉行，決定成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全國科聯）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全國科普）。1958年9月，經黨中央批準，全國科聯和全國科普合并，正式成立全國科技工作者的統一組織———中國科學技術協會。1、
根據1999年通過的《縣級科協組織通則》，縣科協的性質是全縣科技工作者的群眾組織，是縣委領導下的人民團體，是縣委、縣政府聯系全縣廣大科技工作者的橋梁和紐帶。縣科協的宗旨是堅持黨的領導，團結、組織全縣科技工作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為推進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縣科協的任務包括：普及科學知識，推廣先進實用技術；開展先進實用技術培訓，辦好農村致富技術函授大學；對社會發展問題開展科學論證、咨詢服務；開展學術活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開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動；承擔項目評估、科技成果鑒定、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評審；表彰獎勵優秀科技工作者；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呼聲、要求和建議，維護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權益；興辦符合縣科協章程及其宗旨的社會公益性事業；等等。縣科協的組成包括縣級學會（協會、研究會）、鄉鎮科協、縣級農技協、縣級企事業單位科協等。在中國科協、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協、市科協和各級學會之下，基層科協系統包括縣科協、縣農技協聯合會、鄉鎮科協、農函大輔導站、科普教育基地、行政村或社區的科普小組、農技協等。
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成立于1995年，是在中國科協直接領導下，由基層農技協、農技協聯合會、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及全國從事農村專業技術研究、科學普及、技術推廣的科技工作者、科技致富帶頭人自愿組成，依法登記成立的非營利性科普社團，是黨和政府聯系科技工作者和農民的橋梁和紐帶。從組織體制上看，農技協可以看作科協的一個專業性的學會或者協會。
（二）科協與農技協的發展變遷
石偉凡（2008）的回顧分析指出，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級科協組織先后經歷了癱瘓、恢復、紅火以及邊緣化的過程。具體而言，“文革”開始后，各級科協陷于癱瘓，活動中斷；1978年后，全國科協組織得以正式恢復；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科協的發展進入紅火期；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機構改革以后，整個社會對各級科協組織的重視程度下降，縣科協境況大不如前，常常淪為機構改革中被精簡的對象，在當地機構布局中影響力下降、話語權逐步喪失。
就農技協而言，它自20世紀80年代初自發興起，在市場競爭中得到發展和自我變革，服務職能由單純的技術服務向產前、產中、產后拓展。對此，萬江紅等（2013）和陳詩波（2010）劃分出四個發展變遷階段：第一，孕育萌芽期（1979—1986）：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戶獲得生產經營自主權，在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以技術交流為主的協會開始在農村自發涌現。第二，快速發展期（1987—1999）：國家肯定農技協的作用，采取措施鼓勵和扶持農技協的發展，成立農技協的全國性組織———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第三，演化變革期（2000—2006）：在市場機制調節下農技協進行自我發展與變革，根據市場風險抵御能力和競爭能力的不同，有些被淘汰，有些得以保留。第四，政策轉折期（2007—至今）：《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出臺對農技協造成沖擊，很多農技協因為合作社的發展而被消解，部分農技協轉變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或在協會下面組建合作社或其它經濟實體。
近年來，為產前和產中環節提供技術培訓和科技示范，在產后環節將農戶組織起來進入市場，成為縣科協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的主要任務。科協和農技協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通過產業扶貧的方式引導農民參與特定的產業生產，其中“農技協+合作社+公司”是調動各方參與主體互利共贏的典型模式（胡祥明等，2016）。然而，由于基層科協和農技協普遍缺乏自我造血能力和自我資金保障能力，基層科協在開展工作過程中常常面臨諸多問題和困難，呈現出“中國科協熱、地方科協溫、基層組織冷”的現象（戴宏等，2016）。
（三）基層科協與農技協面臨的問題
基層科協在開展工作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具體表現在人員、機構和運轉三個層面。
在人員方面，基層科協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編制不足、隊伍松散、行動無力、領導變換頻繁、缺乏激勵等。第一，人員編制不足，實有工作人員偏少，且年齡偏大（李智，2017）。第二，隊伍松散、行動無力，“科協系統的上下、左右盡管聯系甚多，但大都是自由的、非緊密的聯系，上對下的指導權威性不足，下對上的責任剛性不足”（曹建偉，1994），“大量學會與基層組織處于‘冬眠’或‘僵尸’狀態”（王輝等，2017）。第三，鄉鎮（街道）的科協領導“調動太頻繁，影響工作開展”（劉仲勛等，2016）。第四，缺乏晉升渠道和激勵機制，“作為農村科普主要力量的農技推廣隊伍日益萎縮，年齡老化現象嚴重”（廖建文，2010），“科協干部基本上是只進不出，只見從所謂‘重要’‘一線’‘火線’部門、單位的干部平級調入科協的，極少有科協干部平級調出，更不用說調往上述部門、單位或者提拔。科協機關給人以‘清閑’‘養老’的印象頗為濃厚”（石偉凡，2008）。也因此，有的科協工作人員“安于現狀、甘于平庸”，“按部就班、循規蹈矩”，“不求與時俱進，只求完成任務”（劉仲勛等，2016）。
在機構方面，基層科協普遍存在的問題包括組織建制不全、機制不健全、性質不清、地位不高等。第一，組織建制不全。中國科協2015年的調查顯示，縣科協實行獨立建制的約占57.6%（李智，2017）。鄉鎮科協獨立建制的只占全國鄉鎮科協總數的26.8%，西部地區23.4%的鄉鎮沒有建立科普協會，此外多數鄉（鎮）、村兩級科協組織實為虛設（肖顯靜等，2007）。第二，獨立性不夠，民主辦會機制不健全。縣科協主席的產生多數由縣委任命，很少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且許多縣級科協組織換屆不及時、不規范（王延飛，2016），“人事安排原則是誰‘就近’誰做，領導干部及工作人員多是兼職”（戴宏等，2016）。第三，部分縣級政府對科協的作用“缺乏認識、重視不夠”，對縣級科協的“性質、職責定位認識存在誤區”（王輝等，2017）。第四，依靠財政撥款支撐，自我保障能力薄弱。科協非政府職能部門，沒有行政權力，也難以自行創收，“工作人員靠兼、工作經費靠討、辦公場地靠擠等現象普遍存在”（俞蓉，2018）。
在運轉方面，基層科協存在的問題包括機關化、形式化、重疊化、多余觀、不接地氣等。第一，機關化、行政化，活動流于形式。在90年代后期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背景下，“多數縣科協依然按照‘政府給多少錢，就辦多少事’的思維程式辦事”（胡祥明，1997），開展工作時通常考慮“執行上級領導的指示，而不是重視科技人員的創造性”（劉社平，1996）。部分地區采用“自上而下、自我復制”方式建立的鄉鎮科普協會，“大多只有一個黨政任命的委員會而無會員，無活動、無收入，徒具形式”（劉社平，1996）。這些問題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成為了當下基層科協系統改革的直接原因（申承建，2017）。第二，部門職能重疊，協調力度不足，開展工作的渠道不夠暢通。“縣級科協的所有功能，幾乎都有替代者”（石偉凡，2008），如縣及縣以下科協主要負責科技應用、推廣、普及、培訓、提高全民科技素質等，而縣科委則具有科技管理、科技立項和制定科技政策等職能，“雙方在同一個領域開展工作，使社會上看起來兩科機構重疊，工作內容雷同”，導致科協“似乎是個多余的組織”（虞維忠，1997）。有研究形象地描述科協所面臨的這種困境，“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艾洪順，1999），“作為人民團體，看起來似乎什么都能管，但實際上什么也管不著；不干工作，領導煩；干起來與別人交叉，別的部門煩，到處掣肘”（邢羽天，1999）。第三，部分縣市科協的工作往往“虛多實少，重點不突出”，“缺乏典型、缺乏特色”，“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和農民對科學技術的渴求很不適應”（廖建文，2010）。
概言之，縣級科協是“民辦”的社會團體法人，本質上是獨立于行政系統的民間機構，但以政府行政部門的形式存在，自身缺乏有活力和競爭力的人才隊伍，在資金方面依賴縣級財政的有限補給，不具備自我造血的能力。因此，縣科協可供調度的資源有限，發展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重視程度。可以說，縣科協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和其成立的使命、要承擔的任務是不相稱的，也因此很難真正對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實質影響。于是，“科協的影響日漸衰微，而這又影響了決策層和社會對科協的重視，形成一種非良性的循環”（石偉凡，2008）。
農技協作為科協下屬的專業性學會或協會，也同樣面臨人力、財力、物力等限制，工作運轉面臨很多問題。第一，無明確的法律地位，缺乏保障其發展的法律法規，難以取得法人資格（韓常堅等，2002；黃永偉，2010）。第二，多頭管理。農技協的登記機關是民政部門，業務主管單位則是多個系統，包括農業、工商、科協等，各部門對基層農技協工作的要求、標準和管理不統一（李長江，2012）。結果是，“誰都抓，誰都不下大氣力抓”（賈小忠，2007）。第三，缺乏民主參與。機構設置容易流于形式，“內部管理主要實行‘家長式’管理和‘能人治理’模式，重大問題由少數領導人說了算”（陳詩波，2010）。第四，缺乏運轉資金，容易陷入“土生土長、自生自滅”的狀態（張曉軍，2010）。第五，技術支撐能力不足，“在技術普及、指導生產和社會服務中帶有很大的盲目性”（陳詩波，2010）。
質言之，農技協是一種建立在私產和個體自由經營基礎上的聯合體，“對成員不具有支配和管理的職能，只是通過開展業務活動對成員進行指導和服務”（洪名勇等，2011）。然而，以行政力量通過自上而下復制產生的農技協，往往并不具備真正可持續的自我造血能力和發展活力，容易夭折或是流于形式。
二、基層科協與農技協的現實與困境———基于實地的調研
為了探究當下基層科協面臨的現實問題和具體挑戰，2018年7—8月，本文選取河北省A縣、四川省B縣及兩縣的部分鄉鎮和農村開展實地調研，主要采用案例訪談方法。訪談對象包括河北省A縣一個“閑不住”的縣科協主席（男）、四川省B縣一個“困惑中”的縣科協主席（女）以及兩縣的鄉鎮干部、村干部、新農民、普通農民等。
（一）基層科協的人員與經費
A縣人口約57萬人，縣科協編制5人（含超編1人）。縣科協主席是男性，55歲，1985年以前為中學老師，1985—1994年擔任縣紀檢委干部，1994—2006年先后擔任某鎮鎮長、縣旅游公司經理，2006年至今擔任縣科協主席。調任縣科協之后，他認為自己年齡大了，仕途不會再有大的進步，但自己又是閑不住的人。他認為，“雖然縣科協沒錢、沒人，但還是想主動做些事情。如果一個縣科協主席是不想干事的主席，科協工作幾乎為零，幾乎就是混日子了”。
根據該科協主席介紹，除了他之外，在縣科協工作的其他4人中，“一個精神病、一個心臟病、一個腦血栓、一個腰椎間盤突出”。其中，副主席1名，43歲，患有精神病，“在原單位混不下去了，領導說放科協吧，到科協之后基本上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有時很長一段時間不上班”；科技干事1名，57歲，患有心臟病；司機1名，56歲，患有腦血栓；超編人員1名，58歲，患有腰椎間盤突出，臨退休前調到科協。
B縣人口約20萬人，縣科協編制5人（含臨聘1人）。縣科協主席是女性，50歲，3個月前剛調任縣科協主席，此前曾在縣紀委、“兩新”黨工委（新經濟和新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工作。調任科協后，她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科協該干什么、該找誰干什么”。有人告訴她說，“在科協工作中只要不出事，領導是不會找的；不要惹什么麻煩，平平安安就行”。除她之外，B縣科協還有4名工作人員。其中，副主席1名，50歲，身體欠佳；臨退人員2名，分別是前科協主席、前前科協主席，其中一位患肺癌；臨聘人員1名。
可見，兩個縣科協的人力資源均很有限，幾乎是“老弱病殘和臨退休人員的收容所”，很難勝任面向全縣數十萬人口開展科學普及、技術培訓與推廣等任務的組織工作。同時，兩個縣的科協多年不換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科協人員隊伍的活力和創造力。B縣科協主席反映，“縣科協起碼有10年沒搞過換屆大會，希望通過搞換屆大會，提升大家對科協組織的認識和意識”。兩個縣的鄉鎮科協都在2000年機構改革后被撤掉，因此兩個縣都不再設鄉鎮科協主席，而是由科技副鄉長分管科協工作。至于農技協，它通常圍繞某個產業建立組織，一般只有發展“一村一品”的村莊才可能設有專門的村農技協小組。正如A縣科協主席所言：“如果不與產業掛鉤，農技協就是空的。”
此外，基層科協的工作經費也非常有限。B縣科協的年工作經費為9萬元，即人均0.45元（按全縣約20萬人口計算）。A縣為貧困縣，縣科協的年工作經費只有5萬元，即人均不足0.1元（按全縣約57萬人口計算）。A縣科協主席表示，“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很多年。過去曾經有過規定，即貧困縣的科協工作經費要達到人均0.15～0.2元（按全縣總人口計算），按此標準，A縣科協應該有8萬～10萬工作經費。現實情況是縣科協經費緊缺，需要向縣財政申請，但批準比較困難。一位縣領導曾說，像科協這樣的小部門，每年5萬元工作經費就可以了，其他時候就別再申請小錢了”。為了籌措工作經費，縣科協領導的個人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例如，A縣科協主席曾想方設法協調農業、林業、漁業、水利、科教、衛生等多個部門為該縣農技協提供經費支持。他形象地說：“能不能讓其他部門參與其中，要看科協的協調能力，也就是看能不能‘拉大旗作虎皮’。”
（二）基層科協的機構困境及運轉難題
在工作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兩個縣科協均將重點工作放在青少年科普和農民科普上。科普方式包括青少年流動科技館和科普大篷車（學校）、科普驛站、宣傳欄或科普走廊（學校或社區）、科技下鄉（如與其他部門合作在農村集市上做宣傳）和以農技協為抓手開展技術培訓（農村社區）等。此外，兩個縣科協還有針對性地開展調研活動，為縣領導決策提供信息咨詢。例如，A縣科協針對柿子產業的發展完成一份調研報告并提交給市科協，推動成立了柿子產業協同創新共同體；撰寫的甘薯發展提案被評為政協優秀提案。B縣科協負責籌備建設竹產業專家工作站，為聯結上一級科協、科技工作者和地方竹產業企業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近年來，縣科協還開展了扶貧、包村、防洪、抗旱等工作。
在具體的工作開展過程中，基層科協面臨地位不高、性質不清、缺乏自我財政保障能力、行政化壓力過大等機構困境。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科協所要團結的科技工作者，對科協的定位和職能認識不清的情況普遍存在。B縣科協主席說：“科技人員知道縣里有個科協組織的很多，但知道科協是科技工作者之家的卻很少。科技工作者若遇到什么問題需要幫助時，找科協還不如找自己的業務部門管用。有時縣領導也分不清科協和科技局等部門的區別。有一次，縣委政研室把考核目標分解到各個部門，把科技進步獎的目標下達給了科協。但這應該是科技局的工作，而不是科協的。這說明，縣委政研室對科協的任務也沒有搞清楚。”兩縣科協都涉及與農業農村局、科技局等多個部門的協調溝通。但因地位低、定位不清、話語權不足等原因，縣科協在協調其他部門的過程中經常面臨尷尬的處境。在縣級群團組織排名中，科協往往排在工會、共青團、婦聯之后，可見科協在縣里的地位相對靠后。此外，縣科協自身還面臨行政化的壓力。A縣科協主席反映道：“科協就幾個人，卻嚴格按照行政機構要求進行管理。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之外，還要迎接各項檢查等。要完成這些，就得整天待在辦公室。可是，科協工作需要下基層，我們如果要完成這些工作，就沒有時間，也沒有人能夠下去。”
由于所能動員和協調的資源有限，縣科協在運轉上面臨尷尬處境，其所能提供服務的層次和水平也非常有限。B縣科協主席反映道：“縣科協每年會組織科技工作者座談會，參加的人員包括鄉鎮或縣農牧部門、協會、企業等企事業單位和機構代表，還有退休的科技工作者。大家一般就是聊聊各自的情況。為了表示慰問，縣科協會給每位參會者發幾本書。”A縣科協主席說：“中國科協系統是上強下弱，上面的是院士和專家，給中央說句話會很有份量，而我們這里都是土專家，沒有什么話語權。”
總的來說，基層科協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人力和財力問題。A縣科協主席指出，“縣科協直通基層‘最后一公里’，理論上講很重要，但實際工作中卻不行。基層科協是扇子形的，即三五個人要面對全縣幾十萬人。而事實上，科協很多人又不干活，常常是既沒錢也沒人，也沒有什么實質性任務，很多人認為去科協工作就是‘混日子’”。在A縣科協主席看來，要想讓縣科協良性運轉，第一，要有人，且人員要年輕化，“科協不應該是老弱病殘收容所，而應該是擔綱全縣科普工作、起協調作用的紐帶和推進器；不應該把沒有技術的或者在行政上干了很多年而身體不行了的人放到科協，應該為縣科協補充兩三個學農、學林的大學生”。第二，要適當補充科普經費，越是貧困縣越需要科普，但現實卻是越貧困的縣科普經費越缺乏。第三，要去行政化，應該允許縣科協少干一些與科技工作無關的事情，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科協的作用。
不同于中國科協、省市科協等上級組織，基層科協不具備科學家、院士等人力資源條件以及相應的硬件設施，通常無法從事真正高端的科學研究或承擔重大的科研項目。基層科協開展的科普工作通常是科技和老百姓之間的“最后一公里”。正如A縣科協主席所說：“若只做政府和科技人員之間的對接，科協就無法落地。更為重要的是，要發揮專家和農民之間的紐帶作用，這樣就接地氣了。高端的科學研究和重大的科研項目，中國科協可以做；中端的，省市可以做；而基層科協面對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大眾科普的關鍵在基層。”
（三）基層農技協的工作與問題
在落實“最后一公里”、為分散的基層群眾服務時，縣科協往往面臨科普服務工作在鄉鎮和村一級斷層的現實難題。B縣科協主席說：“縣科協人手非常少，在部分鄉鎮和廣大鄉村沒有科協組織和人員，要直通農民顯然不現實。”在此情況下，縣科協通常針對有產業覆蓋的村莊，借助當地農技協的力量，圍繞當地產業提供技術培訓，推廣新技術和新品種。例如，A縣科協聯系科研院所，聘請農業大學的食用菌專家，到田間地頭為食用菌行業協會進行技術指導。
在人力和財力有限的現實條件下，縣科協或縣農技協主要以培養鄉土人才骨干為抓手，力爭為每個產業建立起既懂技術又懂管理的鄉土人才隊伍，以此輻射和帶動更廣大的農戶，這也是縣科協或縣農技協基于自身優勢與農業技術傳播推廣規律而采取的重要工作策略。A縣科協主席說：“請外部專家講課只是為了從理論上拔高，但無法做到每家每戶培訓，所以在實踐過程中，要結合每一個村的具體情況，培訓3～5名土專家，再由他們向村里幾十戶或幾百戶推廣。這些鄉土人才，可以是種養大戶，他們本身就是農民，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帶動作用。”
盡管縣科協或縣農技協面臨人力、財力等多方面的困境，但仍不乏為鄉村振興助力的實踐行動。例如，B縣科協圍繞柑橘產業，向上級部門申請實用技術推廣項目，為當地農技協提供專家指導和培訓，建立“銀會合作”機制以幫助農技協從郵儲銀行獲取貼息貸款，促成“專家工作站+農技協+公司（協會）+農戶”的合作方式。這些行動一方面為農戶提供了生產資料統一采購、農業技術統一培訓的服務，另一方面將小農戶組織起來進入市場，為農產品提供了固定銷路，為當地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從技術、投入到產品銷售等方面的一條龍服務和支持。
三、結論———基層科協與農技協的挑戰與機遇
中國科協體系目前呈現出顯著的上強下弱的兩極分化態勢，即中國科協“轟轟烈烈”，開展的都是高端科學家和院士級的重要活動，事關國家核心科技；而基層（縣級及以下）科協則“冷冷清清”，面臨編制不足、隊伍松散、經費緊缺、激勵缺乏、地位不高、機關化和行政化等問題，缺少話語權，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難以勝任與廣大人民群眾對接“最后一公里”的任務。部分基層科協甚至成了“老弱病殘收容所”，缺乏活力和創造力。因此，全國層面的科協系統擁有高端的科技，但真正與廣大農民群眾對接的基層科協卻是“尷尬”的組織。盡管如此，部分地區的基層科協仍然努力發揮其能動性，在促進農村人口脫貧、帶動農村產業發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績。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首先是產業振興，而農村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為了使科技有效地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基層科協組織的改革勢在必行。尤其是，隸屬科協組織的農技協一般建立在產業基礎之上，在鄉村振興中，基層農技協工作可以做到科技與產業的良好結合。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基層科協可以圍繞當地產業的發展，通過用好“骨干”人才、培育“本土”人才等方式，培養一支能夠帶動百姓發展產業、實現增收的“一懂兩愛”人才隊伍，建立農村人才造血系統，助力鄉村振興戰略（陶建群等，2019）。十九大報告還提出要“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基層農技協在基層科協的扶持下可以將科技與產業進行結合，將小農戶組織起來，進入市場。這是將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重要努力，是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的重要抓手。實踐證明，“專家工作站+農技協+公司（協會）+農戶”的方式非常有利于科技普及、產業發展、小農戶組織以及與市場對接。
四、建議
基層科協和基層農技協在鄉村振興戰略行動中可以大有所為，為此，提出以下建議。第一，中國科協在國家層面開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礎上，應該更接地氣，通過高端科學家和院士在基層建立工作站，助力基層科普工作和鄉村振興戰略。第二，設立專題研究，對“專家工作站+農技協+公司（協會）+農戶”的實踐進行學術分析，總結各地最佳實踐，通過媒體進行宣傳推廣。第三，對在目前困境之下仍做出巨大成績的基層科協主席和科協組織，進行全國范圍的表彰獎勵。第四，對全國縣級科協主席進行全覆蓋大輪訓，借此幫助他們建立信心，消除困惑，準確定位，提升能力。第五，盡快以國家層面政策文件的形式要求基層加強科協組織的全面建設，給予必要的經費保障。第六，在全國范圍內在縣級科協增加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崗位，這樣既可以緩解大學生的就業壓力，也可以夯實鄉村振興的人才支撐（陶建群等，2019），滿足基層科協組織對年輕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1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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