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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凌: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作者:羅凌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1-11-24 錄入:曹倩 ]

“北有小岡,南有頂云”。“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這擲地有聲的話語,至今仍在歷史的時空中回響。1978年3月,頂云公社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拉開了貴州農業“大包干”的序幕,它將土地的使用權分到農戶,使土地生產經營的主體由原來的集體變為農戶,這種有效的管理制度,是對計劃經濟“集中過多,統得過死”弊端的否定,它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其積極意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今天,面對新的形勢,我們要積極引領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正確處理農民與土地、農民與市場的關系,豐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內涵,探索推進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改革試驗,實現千家萬戶的小生產對接千變萬化的大市場。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2018年9月2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里有一個概念,我們要搞清楚。就是什么是“集體經濟”,它與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化”有什么不同?

我們認為,村級集體經濟是一種經濟實體,主要指集體成員共同擁有的集體礦產、山林、土地等資源,以及在此基礎上通過經營獲得的增值收益;集體經濟中的農民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除參與集體經濟建設之外,自主選擇做什么、如何做的權利,多勞多得。集體化是特定歷史時期生產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與之對應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非集體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歸集體成員所有,集中統一勞動,集中分配勞動成果,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集體化中的農民,除集體生產活動之外,不準擅自開展其他經濟活動,也沒有自主選擇從事其他勞動的權利,或者權利很少,個人發揮能動性的空間小,實現更大經濟價值的機會少。

20 世紀 90 年代初,鄧小平基于我國農業發展現狀以及農業未來改革方向,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兩個飛躍”理論。他認為:“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1992年7月,鄧小平對“兩個飛躍”理論再次進行說明,鮮明提出:“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說,發展農業集體經濟、實現農業現代化是貫穿鄧小平“兩個飛躍”理論的核心內容。早在20世紀80年代,針對部分干部擔心以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特征的農業家庭經營影響農業集體所有制的情況,鄧小平就明確提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關于什么是“集體經濟”,現行憲法的表述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農村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綜合上述兩段文字,“集體經濟”應該具備三個基本要素:一是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二是由集體成員即村民自主組建、自由聯合;三是在一種或多種經濟環節上實行某種形式的合作。一句話,就是在產權清晰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發展集體經濟不意味著走回頭路,不意味著回到過去“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去。我們必須穩慎推進農村改革,積極探索農民從“分”再到更高層次上的“合”的有效實現形式,豐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內涵,既發揮好集體經濟的作用,又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以一定的集體經濟為基礎,建立起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防止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

當前,要著力解決好農民的“離土離鄉”致使農業“后繼乏人”的問題,土地的分散化、細碎化導致農業“弱質低效”的問題,市場的多元化需求加劇的農業“供需失衡”的問題。

首先,圍繞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深化農村改革,抓住農村改革的“牛鼻子”。具體來說,就是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解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問題。著力用好確權登記頒證成果,穩步推進農村土地確權、賦權、易權工作,在確保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礎上,扎實推進承包地“三權分置”,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突出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兩類經營主體。發展壯大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通過提供更加多元化、多層次、低成本的社會化服務,將小農戶導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要持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積極探索健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針對鄉村用地難問題,完善鄉村發展用地政策,挖掘農村內部用地潛力,探索靈活多樣的供地新方式,優先保障鄉村產業發展、鄉村建設用地。要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落地見效。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著力破解要素制約,建立適應金融市場規律又符合農業農村需要的鄉村金融體系。

其次,著力“村社合一”“組社合一”,建設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通過黨建引領加強黨的領導,延伸黨的陣地,優化組織設置,橫到邊,縱到底。推進制度創新,密切干群關系,旗幟鮮明地突出基層黨組織在農民合作中的領導者角色,將各家各戶有限的要素和資源合理有效地組織起來,共同分擔引入現代生產要素成本,有組織地開拓產品銷售渠道。把管理單元細化至村民小組,有效發揮“組管委”服務生產、治理鄉村的積極作用,降低村級的管理成本,實現村民組與專業社融合發展。探索技術輔導員制度,引進專業技術人員到村擔任合作社技術輔導員,幫助合作社優化產業布局、指導生產技術、培訓服務技能。加強技術培訓。多方聯系農業技術專家、農技人員進村入社,開辦技術培訓。強化利益聯結,實施公平合理分配。建立兼顧合作社成員、理事會成員、村集體的分配制度,保障社員共享產業發展紅利,確保合作社中各利益方公平受益。落實獎懲機制。建立正向激勵和負向處罰制度,對善于開展經營管理和生產銷售效益高的社員進行獎勵;對違反村規民約、生產規范的社員予以適當經濟處罰,規范社員行為,提高管理效率。鏈接村集體收益,探索實施股權具體化的路徑。突出能人帶動,引導青年返鄉創業,培育愛農村、愛家鄉、懂經營、善管理的治社接班人,充實合作社發展壯大的人力要素。與科研機構、高校等建立長效培養“三農”人才的機制,“菜單式”“訂單式”為合作社培養適用型、技術型人才。

第三,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扎實穩妥推進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是為農民而建,要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農民參與的鄉村建設實施機制,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要素流動起來。鄉村建設的過程,是組織農民、引導農民的過程,也是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過程,要通過不斷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打造善治鄉村。堅持規劃先行、依規建設,合理確定村莊布局分類,保持歷史耐心,明確建設時序,在村莊現有格局肌理風貌基礎上,通過微改造、精提升,逐步改善人居環境,強化內在功能,提高生活品質,打造數字鄉村,守住中華農耕文化的根脈。要從實際出發,重點推進通自然村道路等既方便群眾生活又促進農民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讓廣大農民在鄉村建設中有實實在在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

事物的發展總是呈現螺旋式上升又波浪式前進趨勢的。引領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在新的歷史階段引導農民從“分”到更高層次的“合”,不是對過去的簡單回歸,更不是走回頭路,而是立足變化的實際實現更高層次上的“合”的需要,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兩個飛躍”的本質要求。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副校長,貴州省社科聯副主席,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于2021年11月12日在貴州關嶺自治縣”頂云經驗“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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