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搞鄉村振興的目標是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而不是把2億在城市生活的人再吸引到農村去。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城市化與人口轉移”。在“城市收縮”的觀點甚囂塵上的時候,我表示強烈地懷疑。我國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1.72億人)提高到2020年的64.72%(9.14億人),城市和城鎮人口增加7.42億人,但有人卻說相當一部分城市人口規模收縮了,這是真實的嗎?我知道他們的觀點來自于統計數據,但我國的統計包括人口普查都沒有城市的人口數據,有的只是地區的城鎮人口數據。每個城市的人口是多少?統計數據是沒有的。沒有這個數據,怎么得出城市收縮的結論呢?難道是一個城市、一個城市調查出來的嗎?我猜測他們用的是地級市的城鎮人口統計數據,也可能是市轄區的統計數據,單憑地級市和市轄區的數據得出的城市收縮的結論肯定是錯誤的。于是,我就讓我的博士生花了很大的精力對地州市和市轄區數據計算了一下,果不其然。我今天就給大家提供一些數據,并表明我的觀點。
1、地州市人口流出情況
2018年末,我國共有地(地區)州(自治州)市(地級市)322個,其中人口流出的有199個,有186個地級市,12個自治州,1個盟,占全國地州市的比重為61.8%。東部地區46個,中部地區64個,西部地區77個,東北地區12個,分別占比23.12%、32.16%、38.69%、6.03%。流出人口共計10967.86萬人——東部地區2652.32萬人,中部地區3725萬人,西部地區3956.54萬人,東北地區634萬人,分別占比24.18%、33.96%、36.07%、5.78%。我國農民工總數接近3億人,跨市流動的一億多一點,將近三分之二進入本地市的城市和城鎮,怎么會造成城市收縮呢?
我國凈流出人口大于100萬的地州市有31個,50萬-100萬的地州市有45個,低于50萬的有122個,分別占比15.58%、22.61%和61.31%。可見凈流出人口小于50萬的地州市數量最多,所以說人口流出并不是很嚴重。
我的學生也查閱了“七普”縣旗(內蒙古的縣稱為旗)人口的數據,全國有縣旗1480個,戶籍人口64049.19萬人,常住人口51183.58萬人,流出人口12865.61萬人,可見縣域流出的人口是比較多的。由此可知,縣域流出的人口一部分到了地級中心城市,一部分到了省會城市,一部分到了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一般來說,絕大多數城市的人口規模是擴大的,而不是收縮的。
我知道有些學者分析了市轄區的數據,確實有一部分市轄區的常住人口是減少的。我讓中科院地理所的一名博士后查閱了市轄區的數據。2020年末,我國共有市轄區973個,有效統計數據962個,戶籍人口49449萬人,常住人口59707萬人,流入人口10258萬人。有390個市轄區,常住人口小于戶籍人口,流出人口3417.1萬人。其中184個是2000年以后設立的,流出人口2021.92萬人,其中153個整建制撤縣設區。我們知道,整縣改區,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是農村居民,他們離開家鄉到外地打工,造成常住人口減少,并非城市居民離開居住的城市轉移至外市,即使有也是少量的城市或少量的人。
2、地州市人口流出不等于城市收縮
之所以會形成這種觀點,是一些學者把概念混淆了,把中國的“市”混同為“城市”。中國的“市”是行政區概念,不僅包括了城市,還包括廣大農村。無論是戶籍人口還是常住人口,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農村居民。很多學者在研究“城市收縮”問題時,采用的是全市域的數據,將農村地區也考慮在內,這實際上混淆了區域的人口變化和城市的人口變化,得出來的結論實際上是區域的人口收縮,而不是城市收縮。學者們一定要搞清楚,我國的地級市、縣級市,包括直轄市都不是城市,都是行政區。我很想編一個段子,供大家一樂,又怕大家樂不起來。我國有省級市、副省級市、地級市、副地級市、縣級市、副縣級市,據說河南還搞了個村級市,掛出了牌子,被民政部強制摘掉了。我一直很納悶,為什么我國的各級行政區都用一個字來表示,是否是倉頡造字的時候,把漢字造得太少了。但我國古代有很多關于行政區漢字,比如說秦朝有郡,唐朝有州和道,宋朝有府,這些我國為什么不用?市的本來涵義是市場交易的場所,各級政府都叫市確實令人費解,也難怪學者們搞不清楚。我講一個聽來的段子,說有一個學者碰到一個牧羊人,問牧羊人他的羊有多少只,牧羊人說不清楚。學者就說,我給你數清楚,你給我一只羊。牧羊人同意了。于是,學者經過計算說有172只。當學者牽一只羊要走的時候,牧羊人叫住了他,說你肯定算錯了,因為你牽的不是羊,而是一條狗。這個段子說的是,學者在研究問題時,不要犯概念性錯誤。
從全國范圍來看,大多數城市的人口規模都在擴大而不是收縮,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收縮”在中國只是少數地區的現象。因此,我認為,大量城市收縮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城市人口絕對額下降發生在資源枯竭型城市。2002年我所在的單位對資源型城市做過一個調查,進行了大量數據分析,摸清了資源型城市的情況,全國資源型城市共118個,資源枯竭型城市有60多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確實存在著人口外流的現象。從2007年開始,國家重點推動了資源型城市轉型,很多資源型城市轉型很成功,有少數幾個城市人口外流的問題還很嚴重。
城市化的本質就是“農民進城”,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會吸引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流入城市,導致城市人口增加,農村人口減少。由于區域發展的差異性,城市群、都市圈的核心區與外圍區發展程度不一,人口由相對欠發達的外圍區流向區域內的核心區,導致外圍地區縣域人口下降,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長較快。
2003年,我主持研究中國空間結構調整課題,提出未來中國城市化的兩大趨勢,一是農村地區的人口向城市和城鎮轉移;二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人口向發達地區的城市和城鎮轉移。絕大多數的城市人口是增加而不是減少,人口凈減少多發生在縣域。我認為,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向發達地區轉移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向發達地區轉移,向廣東、向浙江、向福建、向江蘇、向山東轉移。這是我們當時提出的觀點,而且我們根據資源環境承載力做了一個分析,認為東部沿海地區恰恰是資源環境承載力比較大的地方,很多西部地區資源環境承載力是不足的,現有人口已經超過其自身的資源環境承載力。人口流動或曰人口轉移是正能量,而不是負能量,不要認為人口原地不動最好。現在很多學者認為人口留在農村不動,留在山區不動,才是正常的,一旦流動起來就是不正常的。我認為人口流動是正常的,是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的,是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是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
3、推進城市化應探索的問題
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已超過60%,未來會超過70%甚至80%,有些城市的人口規模還會繼續擴大。所以我們對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等問題要進行探索。我認為有下列問題要深入探索。
第一,超大、特大城市不斷增加,如何防治“大城市病”問題。現在人都愿意到大城市去,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不斷擴大,會不會出現“大城市病”呢?很多人認為可能會出現“大城市病”,甚至已經發生了比較嚴重的大城市病,所以,我們要研究,要防治,要采取對策。《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特大城市要瘦身健體,《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規劃綱要》也提出特大城市要瘦身健體的問題,說明這個問題中央已經意識到并開始重視。大城市病如何防治需要進行深入探索。
第二,區域中心城市的發展問題。我們在地州市統計數據分析中發現,人口流出的199個地州市中有60%的中心城市規模很小。縣里的人都到外市外省去了,跨市、跨省轉移,是因為中心城市吸引力太小,就業崗位不多,收入不高。如果要減少人口大范圍流動的話,就要提高地州市中心城市的吸引力。
第三,如何有效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現在我國有兩億多“農民工”在城市工作,不僅沒有戶籍,也沒有像當地居民享受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雖然中央“三令五申”,但效果不是很明顯,這些人年長以后有可能回到農村。我國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兩億“農民工”回到農村。一旦他們的收入下降,消費水平下降,生活水平下降,就會造成內需不足,我國就會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叫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必須要注意的,不要讓2億多農民工再回到農村去。那樣的話,會造成產業缺乏勞動力,城市缺乏勞動力,農村的壓力也會增大。我們搞鄉村振興的目標是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而不是把2億在城市生活的人再吸引到農村去。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二級研究員、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會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艾蒿書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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