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安等:“國家、農戶、資本”三位一體視域下的工商資本下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到農村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補、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吸引和引導工商資本下鄉，對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融合，形成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格局，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不可忽略的是，在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為了開拓市場發展經濟、緩解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曾經出現了如英國的“圈地運動”、美國“西進運動”等悲劇，曾經給當地依賴土地生存的農民或是原住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到了近代，經濟活動雖有不斷健全的法律加以約束，但是基于資本自身的趨利性，資本家還是會通過種種方式侵蝕公共利益。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引用鄧寧的話：“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1]871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1984年也曾在《養蠔的經驗》中提到：“香港流浮山的蠔場，污染程度確是驚人。”[2]57-58原因就在于浮流山海域是公地，而養蠔卻能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于是不加節制地增加蠔排，加重污染。

由此可見，當資本這把雙刃劍指向農業領域之后，帶來的利弊都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應當如何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在保證公平的情況下實現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質的突破，保證資本享有合法收益的同時，守護好農戶的主體地位？執果索因，除了分析客觀的國內外局勢變化，也應該認識到資本、農戶之間利益關系的失衡正是造成這些負外部性的主要原因。因而，在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應當分別擺正國家、資本和農戶的定位，明確各自的利益訴求以及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未雨綢繆地設計出最接近帕累托最優的應對方案，實現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

一、工商資本下鄉的學理分析

厘清在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國家、資本和農戶存在的現實問題，以便尋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必須認清我國工商資本下鄉的現實情況。我國不同時期均存在不同類型的工商資本下鄉，工商資本下鄉按類型分主要有商品下鄉和資本下鄉兩種。而資本下鄉根據來源區分主要有內生性和外源性兩種。

商品下鄉是最為原始的一種方式，主要通過向農村地區出售工商業成品，獲取中間的剪刀差來實現商品價值，從而完成工商產業的升級換代和資本的不斷積累。近十年來，電商對中國農村市場逐步滲透，目前農村市場逐步趨于飽和、農村居民購置耐用商品的意愿呈現邊際遞減，商品下鄉對工商業資本的支持作用已大不如前[3]。內生性資本下鄉則是農民通過就地務農或是外出務工獲得一定財富之后，將富余的資金、人力等生產資料轉而投入工商領域。20世紀80、90年代全國各地涌現的一大批鄉鎮企業就是內生性投資下鄉的典型代表。外源性資本下鄉則是最近十年才出現的一個明顯趨勢，主要是城市資本或國外資本開始介入“三農”，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外源性資本下鄉主要依托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村地區的資本輸出。本文主要論述對象為外源性資本下鄉。外源性資本下鄉在目前的中國占主流地位，其客觀原因主要是國內形勢的變化，主觀原因則需要從國家、資本和農村分別展開分析。

有關資本下鄉的相關理論主要圍繞資本與小農經濟之間的關系展開。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資本和小農之間的關系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資本消滅小農理論，主要以亞當·斯密[4]、馬克思[5]912和恩格斯[6]592為代表，認為由于資本天生貪婪的弱點和不斷擴張最終將消滅小農經濟，這種理論在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這樣地廣人稀的國家得到了良好驗證。第二類是小農排斥資本理論，以俄國民粹主義經濟學家恰亞諾夫[7]258和卡爾·考茨基[8]14-15等人為代表，認為相較于資本化的大規模經營，小農經營具有更多優勢，但是這種理論已經在各國的現實實踐中宣告失敗。第三類是資本改造小農理論，以西奧多·舒爾茨[9]639-551為代表，認為如果小農經濟也擁有了足夠的生產要素，也能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正是由于這種堅定立場使這一學派看到的小農是“便士資本家”，是與資本家并無區別的利潤追求者，該理論在法國和日本這樣傳統的小農國家也收獲了較好的成果。

我國具有獨特的國情，疆域廣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工業化起步晚，長達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在我國農村根深蒂固，資本與農戶的矛盾由來已久，國內外學者對此也有諸多討論。學界對于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涉及的農戶、工商資本及其相互利益關系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涉及基層政府的研究也多有成果。

1.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帶來正負雙向作用。

關于工商資本下鄉的正向作用，Philip Woodhouse[10]認為工商資本可以為農村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為農民帶來利益。涂圣偉[11]的研究顯示，資本下鄉除了傳播技術和管理經驗，還有利于農業生產者素質的提升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張紅宇等[12]通過對蒲江獼猴桃種植業的調研，發現工商資本對農業產業發展具有巨大的帶動作用，不僅帶動農戶跟隨企業一起種植，同時培育了農戶的質量意識并規范農戶的種植行為，還可以通過打造品牌提升區域產品知名度和影響力。王彩霞[13]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因急于“圈地”造成土地流轉價格不斷抬高，工商資本下鄉不僅沒有顯著提高規模農業的生產效率，反而造成了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Maru Shete等[14]282-292在對埃塞俄比亞某地區的研究中發現，農業規模化經營降低了當地的糧食安全水平。曹俊杰[15]認為工商資本下鄉存在偏離農業供給側改革和鄉村振興目標的隱患，主要表現為因經營不善導致違約、土地租賃合同無法兌現等方面，從而影響農業健康持續發展和農民利益。

2.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戶的角色定位。

許多學者都關注到了農民主體地位在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應該得到重視這一問題。曾博[16]認為，受制于小規模和分散生產單元的農戶作為單一個體主體地位缺失，在與企業和政府的諸多權力博弈中處于不平等地位，既缺乏有效的合作模式創新，也缺乏有利的利益聯結和約束機制。田歐南[17]、時雅杰[18]、李家祥[19]等學者均認為，廣大農民要認清自己在工商資本下鄉經營農業過程中的利益訴求和角色定位，并適時地做出調整和轉換，不斷重塑和強化農民的主體地位。針對這一情況，也有學者提出解決方案，趙祥云等[20]認為要打破農村與資本權力失衡的狀態，增加農民的話語權，應該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此外，高曉燕等[21]學者認為，對于外出務工的農民要加強技術培訓以增強其就業能力，對于留村的農民應該使其就近就業。

3.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國家的角色定位。

關于國家政府的作用也存在不同意見。大多數研究都肯定在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政府發揮了橋梁的作用。馮小[22]認為在工商資本投資的過程中，基層政府已然成為工商資本企業的“代理人”，致使農民的合法權益受損，也增加了基層組織的政治風險，將消解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和公共性。蔣永穆等[23]認為地方政府應該轉變投入政策，引導工商資本更大規模和更大力度地支持農業，使其更多關注糧食生產。涂圣偉[24]認為認識和理解利益聯結機制，需要關注工商企業和村集體、農民等合作領域拓展帶來的利益聯結關系的變化，政府應該在不同利益關系中起到不同的作用。

綜上可以看出，對于國家、農戶和資本，學界的研究都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但對于三者的具體定位并不十分明確。首先，我國是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保護農民的利益放在資本下鄉的首要位置，保護乃至優化農民的生產生活環境至關重要。國內外研究對農民主體地位的保護提出一定的建議，大都關注的是農民經濟條件的改善，往往忽視資本下鄉過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其次，為了防止出現前文所述的悲劇，在市場“看不見的手”指導的基礎上，國家在工商資本下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已有研究對國家作用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改善投資環境、調節農資關系，注重服務職能卻忽略了監管職能。最后，過去對于下鄉工商資本的認識也僅限于利弊之分，不曾認識到在經濟發展存在差異的不同地域、鄉村振興中的不同階段工商資本可以因時因地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國家、農戶還是工商資本，都是實現鄉村振興必不可少的因素。本文重點即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在工商資本下鄉的過程中國家、農戶、資本三者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完善問題。

我國工商資本下鄉之后所遭遇的問題大致和西方國家類似，主要是由于工商資本先天的逐利性導致的農村土地“非農化”和“非糧化”、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破壞和農村居民收入不穩定性增加；也有因法律法規不健全和市場體系不完善引發的農村土地流轉價格加速上漲、工商資本套取國家財政補貼的后發性問題；還有部分農戶因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對下鄉工商資本未仔細甄別，只顧短期利益將自家承包地流轉出去，最后導致自身利益嚴重受損。

首先，容易導致農村土地“非農化”“非糧化”。農業風險具有種類多且分類復雜、數量大且形態各異的特點，主要分為農業自然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技術風險等。[25]農業生產本身具有周期性和季節性，農業生產過程容易受到各類災害疫病的影響，生產供給波動的風險較大。我國農業的小生產與大市場的銜接效率偏低，導致農產品的價格往往比工業品的價格波動幅度大，造成了農業生產活動極大的不穩定性。而工業和商業資本的逐利性特點，對市場變化非常敏感，導致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下降，這對農業供應和糧食安全形成巨大風險。[26]大規模流入土地之后，許多工商資本由于缺乏農業生產經營的相關經驗，對風險預估不足，或是不滿于農業較高的投入與產出比，會導致農村土地向“非農化”轉變，甚至有的工商資本直接改變農村土地本來的用途，用于“非農化”建設。

此外，不同作物的生產經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利潤差距。農業經營主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更加偏向于更大規模地種植經濟作物，從而導致主要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驟減。早在2018年，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就已經超過了5.3億畝，而農業部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糧食種植面積為11677萬公頃（17.52億畝）。此外，“2020中國農業企業500強”上榜企業在產業鏈環節上以生產加工型企業為主，占比達到82.4%，從事種植業的企業數量僅占5%。[27]目前，我國的種植業還十分依靠基礎地力，而我國耕地基礎地力對糧食產量的貢獻率僅為50%左右且呈現下降趨勢，遠低于英美等國的70%～80%的貢獻率 [28]，而種植其他的一些經濟作物卻擁有抗旱、耐鹽堿等優勢，可以較好地避免地力不足和技術欠缺帶來的收益下降問題。但是不論是工商資本本身的利益考量，還是我國耕地日漸下降的地力，都會導致農村土地向“非糧化”轉變，成為威脅我國糧食安全的隱患。

其次，導致農村地區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工商資本為了實現資本增殖，追求最大限度的土地產出，在缺乏農村基層組織有力監督的情況下，就會過度透支地力，甚至使用大量的化肥和農藥對農業土地進行掠奪性的開發和改造，將導致耕地質量嚴重下降[29]。農業農村部科學測算，2020年我國水稻、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的化肥利用率和農藥利用率仍然只有40.2%和40.6%[30]。歐美發達國家化肥利用率一般在60%左右，而農藥利用率指標一般是50%～60%，我國與之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工商資本在進行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之前則會對投入成本精打細算，往往忽視生態效益。長此以往，當經濟利益無法補償生態損失時，當地居民的合法權益就會受到侵害，造成農村社會矛盾的升級。

首先，導致農村土地流轉價格加速上漲。大量工商資本下鄉，自然會導致農村土地流轉價格上漲。雖然一定程度上的農地價格上漲有利于吸收更多有利的資源要素加入農業活動，帶動整個農業體系的發展，但是如果超過一定限度，則很有可能吸收進大量不良資本進行“炒作”。影響農村土地流轉價格的因素一般有區位因素、流轉年限和地理位置等，總體上看流轉價格是東部高于中西部地區、平原高于山地丘陵地區。東部地區、平原地區的農地存量不多且人地矛盾突出，愈加導致其農村土地流轉價格漲幅升高；中西部地區、山地丘陵地區由于交通相對不便、土地資源開發難度大和開發成本高等原因，致使土地價值難以被發掘。許多實力雄厚的企業為了占據先機，采取“圈地”式的手段從農戶手中流轉到大量土地，再高價轉租給其他經營者，從中賺取高額差價，進一步抬高了土地流轉價格，增加了種地的成本，遠遠背離了國家引導工商資本下鄉的本來目標。

其次，導致不良資本套取國家優惠補貼。近幾年國家為了鼓勵農業的規模化生產，補貼政策向有實力的種糧大戶傾斜，而流轉的土地也能夠領取到大量補貼，于是部分不良工商資本從中發現了漏洞。其主要手段是通過流轉部分土地，虛報耕種面積來騙取補貼。流轉的土地并不用于耕種，只等補貼到手就直接將土地退還給農戶，或者將土地撂荒[31]。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影響到土地流轉的健康有序發展，最終損害農民的利益，危及國家的糧食安全。田歐南[32]在2014年曾對吉林省56家下鄉租地的工商企業進行實地調研，結果表明，大多數個體企業都在投機農田，其中一半是完全閑置的，待價而沽。甚至有某些不法工商資本與農戶之間根本不存在土地流轉交易的事實，仍然通過偽造土地承包協議書、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明書等申報材料，勾結基層干部騙取大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補助資金[33]。凡此種種，都會給國家和農戶造成巨大損失，最終影響農業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和鄉村振興的大局。

工商資本下鄉還會導致農村居民收入不穩定性增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缺乏法律常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難以對工商資本進行有效甄別，往往不能在約定期限內收到或是足額收到土地流轉費用，這類問題大都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解決。二是農村原有經濟結構被打破的問題，也是目前工商資本下鄉對農戶利益造成的最大沖擊。工商資本下鄉將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引入農村，還會將外部經營者引入農村產業，最終導致農村內部的市場秩序被重塑，對自耕自種或者家庭式的手工作坊造成破壞，導致農村居民收入不穩定性增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一個清晰的闡述，他認為，如果小農場主與小農共存，大資本就會吃掉小農，使他們失去生存環境甚至家園。有調查顯示，工商企業直接經營農地，原承包農戶的勞動力只有約20%能夠進入企業工作[34]。在這種情況下，工商資本下鄉反而使得農民參與農業生產的活動陷入更不穩定的境地[35]。多年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致使小農戶和傳統手工作坊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無法與下鄉資本相競爭，陷入被動地位。各項優惠政策也似乎更傾向于能夠帶動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現代企業。雖然這是農村產業升級必然會付出的代價，但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時不能忽視公平，應該合理地照顧廣大農民的利益。如果大量失地農民為了生存只能受雇于工商企業，個別工商資本可能在擊垮本土經營者之后逐步形成壟斷，也將破壞農業市場的良性競爭。工商資本掌握主動權，農民的主體地位必然弱化，農村就形成一種新的二元結構，即少數的工商資本主和大量的小而脆弱的農民。此外，仍居留在鄉村地區的普遍是年齡較大、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民，大都沒有實力對自己的生產經營開展進化改造，也不能滿足下鄉資本的用工要求。因力量懸殊無法與工商資本進行競爭的小農戶一旦破產，將嚴重影響收入的穩定性和生產積極性，甚至不利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穩定。

三、工商資本下鄉的政策建議

任何規律和規則，都是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發展起來的。在工商資本下鄉過程中，除了正確認識存在的問題，及時跟進相關制度、政策、法規對其規范；還要通過了解農資雙方的深層次利益訴求，找出資本逐利與農民增益內在機制，通過明確國家、農戶、資本的角色定位，處理好國家、農戶、資本三方利益關系，才能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國家要做好工商資本下鄉的引領者，栽下梧桐樹才能引得鳳凰來。宏觀層面上，要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給予農戶和工商資本更為有力可靠的實施依據；微觀層面上，要繼續完善、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確保工商資本下鄉之后各項政策法規的實施能得到有效保障。

1.因時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法規。

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各地區之間存在較大的地理人文差異，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也存在巨大差距；加之時代發展日新月異，農業生產的時效性體現得尤為明顯。所以，在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完善上，需要堅持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原則。

國家層面上的政策法規制定往往只能兼顧全國大局，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各地區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在工商資本滲透較為廣泛深入的東部農村地區，由于開展時間較早，在政策法規的實踐過程中已經積累起了相對豐富的經驗，可以總結成功案例經驗并用之于相關地區；而中西部農村地區由于開發時間較晚、農村資源利用并不充分，在借鑒東部農村地區相關政策法規制定的同時，尚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可以利用當地具體的自然稟賦制定合適的政策法規來充分挖掘潛在價值，激發農戶和下鄉工商資本的生產積極性。

不同時期不同生產主體從事的農業生產會有較大差異，不同農作物的生產經營也存在時間上的不同。因此，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要滿足不同時期不同主體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需要。農產品加工行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均值，達到6.31%，畜牧業和農業綜合企業利潤率皆低于均值，種植業利潤率為各行業中最低，僅為3.87%。可見受自然條件影響越大的行業利潤率越低[27]。種植糧食作物往往成本投入多而收益并不顯著，因而各個經營主體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紛紛轉而種植經濟作物，導致“非糧化”、甚至“非農化”問題，此時就應當及時調整相關政策法規，給予足夠的補貼優惠以鼓勵糧食種植。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結合市場需求的變化和當地農村自然資源的使用情況等，及時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對農業生產經營進行指導和修正，避免自發性、盲目性造成的經濟損失。

2.尊重人民意愿，加強農村地區基層組織建設。

農村基層組織是由村民選舉的，由村民代表組成，體現村民集體意志。發揮好監管職能，必須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的建設。農村基層組織不僅要對資本下鄉后的運作情況進行監管，而且還要對農村自然資源使用情況進行有效的監控和管理。

首先，要有相對充裕的資金支持。無論是工作的開展還是人員的招募，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就目前情況來看，費用的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國家財政從農業非必要領域退出之后的剩余資金，如取消不合理的農業補貼等；二是農戶和下鄉工商企業繳納的稅費或是管理費用等。在起步階段，國家應該承擔起基層組織建設的大多數費用，后期逐步地讓農戶和下鄉工商資本接續。另外，對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績效要定期考評，形成優勝劣汰的良性循環。

其次，要有準確明晰的規章制度。各個農村基層組織的權力和權限都必須有明確的規范，選人用人要充分尊重農戶和下鄉工商資本的意愿。既不能因為基層弱勢而成為閑置的擺設或者成為不良工商資本的代言人，進而損害農民利益；也不能因權責不清造成權力過大，過度干涉農戶和下鄉工商資本的生產經營，成為為害鄉里的“地頭蛇”。

最后，要保持和增強農村基層組織和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聯系，以便把握工作落實的狀態并適時調整工作的方向。這種相對緊密的層級聯系，也便于搜集和統計農業生產經營的數據，形成全國一盤棋，打破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壁壘，而經營主體通過對信息的及時掌握，也可以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域之間的充分流動。

前文已述，調研顯示許多地方工商資本在下鄉的過程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農民的積極性沒有被充分調動，基層政府、工商資本甚至結成“權力-資本”利益共同體，一同對付在土地流轉中分散孤立的農戶[36]，農民反而在資本下鄉的過程中被邊緣化。由于存在一定的利益糾葛，社會資本與農民群體難以建立起良性的合作關系。所以，要凸顯農民的主體地位，應該明確他們才是工商資本下鄉的主要受益人和鄉村振興的最主要參與者。

1.守衛綠水青山，保護農民的生產生活環境。

在將農地流轉給下鄉資本之前，應該全面調查農用地的數量、質量、結構、分布情況，科學研判農用地的發展規律和潛力，記錄農地周圍水質、植被等具體情況，既可以成為農戶在流轉土地時的議價憑據，也能為流轉之后的耕地保護、保障農民權益提供對照依據。

在農地流轉期間，若因人力不夠造成監管不足，則可以采用科技手段對農地使用情況進行定期監測。例如應用能夠看清田埂的高分辨率衛星遙感技術，能夠準確區分耕種地、未種地、休耕地等，還能及時反映在監管部門的電腦屏幕上；IoT（物聯網）傳感器可以實現全天候實時監測土壤的肥力、溫度和水分含量，既可以有效防止土地經營者濫用化肥、農藥和過度透支地力，保護農村生態環境，也可以幫助土地經營者適時調節農作物所需的水分、溫度、ph值等，使之保持在理想水平。

在農地流轉合同到期之后，請專業的評估組織對流轉農地的各項指標進行評測，同時還應組織村集體、承包戶一起參與見證，避免引起后期爭議。對于流轉農地沒有達到驗收標準的相關企業，也應當承擔一定的經濟賠償和接受其他行政懲罰。

2.鑒別優劣資本，保障農民的經濟財產安全。

由于經濟活動總是存在一定的風險，加之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的資本下鄉仍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參與的雙方都很有可能遭受經濟損失，尤其是較為弱勢的農戶一方。大多數下鄉工商資本目的單純，只想從事合法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但其中部分企業由于不了解行情和缺乏經驗，往往導致后期經營艱難，無力賠付農戶的土地流轉費用或是難以結清農業產業工人的工資。同時，由于經濟活動的復雜性，不排除有不良資本借助一些虛假的外殼成立農業企業加入下鄉的行列，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騙取政府提供的優惠補貼，然后仍然將農地拋荒或是高價轉包給他人經營，就會損害農民的經濟財產安全。

前一種情況下，政府對于此類下鄉工商資本應給予一定的幫扶和引導，協助其賠償農民的經濟損失。后一種情況下，政府應采取嚴格打擊，對騙取農業財政補貼的行為進行嚴厲懲罰。但不論哪種情況，都需要國家在準入上進行嚴格把控，仔細評估下鄉資本的來源、資質以及信用記錄。

3.促進農戶就業，逐步實現當地的自主發展。

促進當地農戶深度參與資本下鄉，符合國家政策設計的初衷，在解決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種機制是一個積極的合作機制，能源源不斷地為農民增收提供動力與保障，下鄉工商資本也能從中積累生產要素，在國家的促進和培育下，真正實現了兼顧各方利益的小農資本化模式。這主要可以通過三個不同深度的方式進行。

第一，培養合格的本地農業工人。工商資本下鄉之后定會沖擊本地的原有經濟結構，使許多當地農民或是手工業者失去原有收入來源。工商業資本下鄉成立現代農業企業。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活動要求員工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能力。因此，必須進行認真的選拔和專業的培訓，形成職業的農業工人群體。為避免造成農民生活無著、農村社會不穩，可以組織當地村民開展技能型培訓，力求達到下鄉工商資本的用工需求，讓農民成為收入穩定的農業工人。

對工商資本企業用工而言，土生土長的當地人相較于外地打工者更具穩定性，生活上也更為適應，可以為企業節約更多的培訓成本和員工生活補貼。而對當地農民而言，進入企業成為一名農業工人，除了獲得更加穩定的收入來源，也能學到一定的現代農業生產技術，達到提升自身技能的目的。有關部門和組織可以將技能性培訓與法律常識、衛生常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綜合素質培訓相結合，并且通過筆試和實際操作等考核的形式，對優秀者進行獎勵來激發農業工人學習和工作的積極性。國家財政可以對此給予一定的補貼，緩解企業的成本壓力。

第二，鼓勵企業聘用本地經理人。工商資本下鄉之后不論會對當地經濟發展帶來多大的正面效用，對于當地村民和當地各種經濟組織而言，都是不熟悉的外來者。為妥善防范工商資本下鄉帶來負面作用，化解當地農戶對下鄉工商資本的排斥心理，可以鼓勵下鄉工商資本聘用當地農村農民精英擔任經理人。

此類做法類似于外資企業聘用華人經理管理在華企業，目的是為了減少外來管理者與本地工人之間的隔閡。一方面，由于這些農民精英熟悉當地人情世故，當地人的身份也更方便溝通各個生產部門，既可以凝聚當地人心，也有利于企業在當地長久運行。另一方面，本地經理人深諳當地農作物的生長習性、富有生產經驗，聘用他們對企業進行日常經營管理，可以利用他們這種特長為企業降低風險和損耗，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

第三，扶持本地農戶自主創業[37]。目前，工商資本與農村產業的結合基本上是工商資本為主導、當地農戶處于從屬地位的合作模式。這對于二者之間的矛盾僅能起到緩解作用，在調動當地人工作積極性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動鄉村振興，必須有效保障廣大農民利益。因此，政府應積極扶持當地自有人才創業并逐漸成為農村產業經營主體。

城市工商資本下鄉，可以扮演兩種角色：一是可以作為投資人和當地原有資本一起合作建廠，作為股東之一收取利潤；二是作為資金出借方“授人以漁”，將手中多余資本借給當地創業者。不論是哪種角色，都更多地賦予了當地人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可以使工商資本與當地要素的合作更加融洽，真正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發揮下鄉工商資本的鄉村建設作用，并非要忽視工商資本獲得經濟效益的訴求，而是提倡在追求合理經濟利潤的同時，應該對提供質優價廉生產要素的農村進行適當的反哺，這不僅可以減輕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負擔，打造出良好的農村生產經營氛圍，也有助于下鄉工商資本在農村地區的長遠發展，促進下鄉工商企業的轉型升級。促使下鄉工商資本真正成為鄉村建設者，一要督促下鄉工商企業轉變生產經營方式以保護鄉村生態環境，二要鼓勵下鄉工商資本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并延伸至國家財政尚未顧及到的領域，三要支持下鄉工商企業為農民提供專業的知識培訓，使作為鄉村主體的農戶真正掌握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的知識和技術。

1.把握發展契機，轉變落后的生產經營方式。

工商資本下鄉并非是把城市中淘汰的產業或技術轉移至農村，而更應該在一個新環境中保護好農村的綠水青山。鼓勵工商企業借下鄉的新契機，淘汰落后的生產工藝，借助國家的優惠補貼引進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實現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由粗放到集約的轉變。這不僅有利于農村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減小下鄉工商資本與農戶之間由于生態環境破壞產生的摩擦，而且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往往更能節約能源、降低企業進行農業生產經營的成本，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2.發揮資金優勢，投資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

許多下鄉工商資本往往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可以鼓勵這些下鄉工商資本投資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如鄉村公路、公共文化設施等。雖然我國的交通網已經相對完善，但是仍然有國家尚未顧及的區域。下鄉工商企業投資修建鄉村公路，不僅方便村民的出行，也可以滿足企業自身的運輸需求，如果同一區域內存在多家企業，還可以與當地政府、其他企業采用合資的方式共同打造。此外，建設鄉村文化設施也可以達到一舉兩得的效果，既能夠滿足村民的精神娛樂生活，也可以在設施中標識或是植入企業廣告，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3.利用既有經驗，提供相應的生產經營培訓。

農民才是農村中最為活躍的生產要素，通過對農民群眾進行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技術的相關培訓，可以挖掘農民的創造潛能，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于企業來講，農民學到的技能用于生產，短期內可以為企業帶來更豐厚的經濟效益；對于鄉村來講，長期看可以提升農民的文化素質，凈化鄉村文化環境，還能提升農民的生產能力、農業的抗風險能力。初期，政府可以給予開展培訓的企業一定的人才或是資金支持，經過一段時期的堅持，已經掌握了一定技能的當地農民也可以擔任知識講解和技術指導，企業的培訓成本就會逐步降低。即使將來由于政策變化或者企業戰略調整退出該區域，農戶也能實現自力更生，農業產業化生產也能持續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