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農業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遷，圍繞中國現代農業發展問題，學術界的不同學科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我在已發表的文章中，也提出過一些看法和觀點，現歸納和總結如下。
一、中國現階段農業現代化需要對農政根本目標進行重大調整
在《中國農業政策新目標的形成與實現》（《東岳論叢》201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中國農業在經歷長期依靠生態透支為支撐的增長之后，特別是在進入供需基本平衡、豐年供大于求的新格局之后，必須實現農業發展方式根本轉化。而發展方式轉化的前提需要有農業發展根本政策目標的調整，亦即在繼續保持“保障農產品供給確保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業生產者收入”這兩個根本政策目標的同時，需要增加第三個目標，亦即“保持農業可持續性”。第三目標的基本思想是，施加于農業生產資料（如土地）上的任何技術措施（如化肥、農藥、種子、機械等等技術使用），既不對農業生產資料及其產品質量本身、也不對農業以外的生態環境系統產生破壞性影響（負外部性），從而使農業作為一個整體成為可以連續和重復的過程的狀態。同時指出，在確立農業發展的第三個根本目標過程中，應強化農業生產新主體的培育，同時還要采取一切措施將這個新的發展目標植入到農業產業鏈所有主體的生產和經營行為當中去。
二、實現農業增長和農業現代化離不開農業生產服務
基于2009-2012年對河南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跟蹤觀察，在2012年前后發表了一組研究論文《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模式及其經濟效應——對河南省發展現代農業的調查》（《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9期）、《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瓶頸約束:豫省例證與政策選擇》（《東岳論叢》2013年第1期），其中提出“農業服務外包”概念，并指出農業生產服務業發展使農業服務外包成為可能，它是作為農業大省同時也是農業優質勞動力輸出大省的河南在當時能保持農業持續穩定增長的要因。并提出改革與完善體制與制度環境、構建財稅政策體系，強化人才隊伍建設，培育多元服務主體、整合服務資源、提高共享性等農業生產服務業發展的政策與建議。
三、加快發展農業規模經營要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
在《農業規模化經營：現狀、問題和政策選擇》（《江淮論壇》201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改革以來，土地流轉為農業規模經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家庭經營型、股份合作型、工商租賃型土地規模經營穩步發展，服務帶動型農業規模經營快速發展，家庭農場日益成為集生產與服務于一體的新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當前，農業規模經營還存在土地經營規模偏小、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土地流轉“被流轉”、流向不合理、土地租金顯著上漲等突出問題。因此，加快發展農業規模經營要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有效緩解農業經營主體融資困難需要優化農村信貸供給政策；提高農業經營主體風險保障水平需要大力發展農業保險特別是政策保險；健全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關鍵在于要著力發展好農業生產性服務業。
四、要正確對待、適度干預新歷史條件下土地租金問題
2014年3月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2014年第10期）》記者的專訪里指出，從長期看，土地租金事關農業可持續發展大局。人為壓低租金至明顯小于市場決定的租金水平，對保護農地流出戶不利；但租金虛高，雖然短期、局部地增加了農地流出戶的土地收益，但高租金對農業經營者獲得合理利潤報償、保持農業可持續發展也是不利的。這兩者之間要形成一種平衡。從根本上來說，農地的租金應該是由市場來決定。但由于農業的特殊性，租金的高和低會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產生影響，這就使其成了一個公共領域的事情，要由政府在需要的時候來做出適度干預。在實際租金由市場最終決定的前提下，可以考慮按照土地的區位、土壤肥力狀況、土地產出類型等建立基準租金制度。對于明顯高于基準租金的，政府予以適當補貼；對明顯低于基準租金的，應從保護流出戶利益的角度監控租金的形成是否合理以及農戶對土地流轉是否知情、租金是否公平等。但需強調的是，所有的租金補貼對象，始終應該是真正從事農業的生產經營者。
五、中國需要盡可能走出一條“興”字形農業現代化道路
在《中國“興”字型農業現代化的演化與趨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9）一書中指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演化具有“八化”的特征，即：生產主體的規模化（或者叫集約化）；生產手段的機械化（包括智慧農業、數字農業都是傳統機械化的延伸）；生產方式生態化（農業綠色發展）；生產運作資本化（包括金融進入農業）；產品銷售品牌（標準）化；產品延伸加工化，產業形態融合化；農業產業作為一個整體，其發展和演化過程中成為有組織、有規律的運行系統（系統組織化）。這“八化”可形象地稱之為中國“興”字型的農業現代化。“興”字的一橫就是規模化、機械化，“興”字上面三點分別是生態化生產、資本化經營、品牌化營銷，“興”字下面的二點代表接二連三，分別代表加工化和產業融合化。同時指出，這八化特征越強，農業就會越加產業“興”旺；同時，八化特征越強，作為農業生產者越能增收、農產品消費者越能增利、農業投資經營者越能獲得合理回報，從而推進現代農業產業鏈利益相關者共贏、共享，人民高“興”。這“八化”既是過去四十年中國農業現代化取得長足進展的特征和原因，也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業現代化繼續演進的目標和方向。
六、要重視農業農村現代化一體推進的挑戰和應對挑戰的路徑選擇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內涵辨析、問題挑戰與實現路徑》（《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學術界和政策界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認識，不同階段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演進特征。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有機耦合，農業現代化是農村現代化的基礎，農村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依托。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與挑戰表現在，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生態與資源環境面臨雙重壓力、生產成本攀升與供需結構失衡并存、農村產業深度融合發展亟需增強、城鄉居民收入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質量有待提高等。需要在優先支農扶農，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立足縣域載體，推動產業深度融合；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業提質增效；注重生態保護，加強鄉風文明建設；強化人才支撐，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包括生產主體和服務主體）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力。
七、農業農村現代化要重視研究和把握鄉村產業特別是農業發展的規律及演化方向問題
在《充分認識產業發展規律促進鄉村產業健康發展》（《中國發展觀察》2020年第Z2期）一文中，結合個人長期觀察和研究，分析提出了鄉村產業特別是農業發展微觀層面上的規律和趨勢問題。指出，從當前鄉村產業發展的整體來看，特別是就其中的農業及農業相關產業的發展看，鄉村產業發展已整體進入由“基礎農產品生產和供給主導，向既重視基礎農產品生產和供給，又重視農業農村多功能性產業化和鄉村價值深度開發轉化”的新階段。鑒于這種轉化，需重視六大規律和趨勢：一是人越來越成為鄉村產業振興最大的生產力。鄉村產業發展要人、發展成果的消費也要人。二是鄉村資源和要素只有流轉起來才能產生財富、實現財富增值，更具體地說，資源和要素流轉的范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價值的大小，更決定其服務的產業的拓展能力的大小。三是鄉村產業發展形成的產品和服務需要通過流通半徑的擴大與更廣泛的消費者結合，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產品和服務市場空間擴張和價值增殖。把很遠距離的產品銷售到城市，實現遠在深山的產品與城市居民需求的結合是一種長鏈化的追求。對小眾、特色農產品，也可以將消費者引導到當地來消費，即通過建立短鏈食品消費體系，擴大產品的消費者群體，從而實現產品價值增殖。四是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平，增強其產品市場競爭力，必須適應消費者心理需求的變化，實現由單純地賣產品向既賣產品也展示產品生產過程的轉化。中國已經整體上進入農產品買方市場階段。這意味著消費者對其消費的農產品有了更多的選擇。農民除了要像以往那樣賣產品，還要告訴消費者這個產品是怎么生產出來的，以及以這種生產方式產出的產品的質量安全性。五是鄉村產業發展效果的好壞，最重要的檢驗標準是其效益的高低，而效益高低決定于“產業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六是發展鄉村產業必須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要將生態和綠色鑄造為產業發展的基因和靈魂。綠色發展是任何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八、中國農業發展需要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自主發展能力強的新型生產主體
在《家庭農場發展與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建構》（《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6期）這篇文章中指出，家庭農場處于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構建的核心地位。理由在于，通過實證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家庭農場是合作社發展的參與者和助推者，是農產品加工企業生產原料的有效提供者，是使用農業先進適用技術、提高生產經營管理水平的示范帶動者，是生態農業技術的使用者和農業綠色發展的實踐者，還是為周邊小規模農戶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提供者。而中國農業要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增加經營效益從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從根本上說都將決定于能否形成一支具有生態自覺意識和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能夠對不斷變化的市場迅速實施“沖擊－反應”式調整，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而非依賴政府政策支持、具有較強自主發展能力，區別于傳統小規模農戶的農業生產新主體的發育和形成。從家庭農場的上述表現看，它正在向這樣的生產主體演化，成為農業生產主體重構、經營體系構建的重要力量。
九、農業生產主體培育是農業經營體系構建的核心
在《將家庭農場置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核心來培育》（《中共中央黨校 報告選》2020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農業生產主體培育是農業經營體系構建的核心，立論的依據是：第一，生產是農業產業鏈上各類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主體發育、成長的必要前提和基礎。第二，中國農業存在大而不強、質量和效益低、環境不友好、國際競爭力弱等問題與農業產業鏈上的所有環節和所有主體都有關系，但根本在于生產主體不強。不對以近2億小規模農戶為主體的農業生產主體結構進行適當改變，中國農業存在的問題難以根本解決。第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既可以通過市場的力量，也可以通過政府的適當干預來進行。相對而言，農業非生產領域的主體培育和發展可以更多通過市場的力量實現自身發展和優化，而生產主體的培育需要政府來推進（如對租金的適當干預等）。
十、家庭農場是兼具農業生產和農業服務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個特征值得重視
在《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和服務雙重主體地位研究：農機服務視角》（《理論探討》201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家庭農場作為當前和未來中國農業生產領域重要的新型主體，其在充分發揮生產功能、強化生產主體地位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在利用其剩余機械等生產能力為周邊農戶提供生產服務，發揮著服務主體功能，且由于其與周邊農戶聯系更緊密、對其需求更了解，服務效果會更好。這對于中國構建主體多元、競爭充分、分工協作的新型農業服務供給格局具有重要意義。為促進家庭農場快速、可持續發展，要積極鼓勵、引導和支持家庭農場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完善服務功能。另外，在構建新型農業生產服務體系過程中，也應將家庭農場納入其中。
十一、家庭農場是處于農業產業鏈最前端的生產主體，是能衍生出其他主體的主體
農業產業鏈上的所有主體都可以稱之為農業經營主體。但農業經營主體不完全等同于農業生產主體。在《中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變革的理論思考》（《理論探討》2013年第4期）、《中國農業政策新目標的形成與實現》（《東岳論叢》2016年第2期）、《家庭農場發展與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建構》（《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Z1期）、《將家庭農場置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核心來培育》（《中共中央黨校 報告選》2020年第10期）等系列文章中指出，家庭農場是一種承上啟下的關鍵主體，小農戶擴大規模以后形成家庭農場，進一步，在切實需要合作的條件下，家庭農場之間的自發合作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合作社這一主體，甚至經過產業化、鏈條化后形成企業這一主體。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突出抓好家庭農場這一經營主體發展的內在原因。無論農業生產主體的特征如何，客觀上存在著對“合作”的日常需要，但其是否將這種合作的需求轉化為合作的行動，取決于其參與合作收益的大小，而收益的大小又取決于其經營規模的大小。相對于小規模農戶，家庭農場對農資購買、農產品加工銷售、運輸貯藏以及農業生產經營技術等服務的需求更為迫切，尤其規模化生產的特征，其能從合作中獲得的效益更大。因而，家庭農場首先是現有合作社的參與者。實踐中，很多龍頭企業都將家庭農場作為原料基地，以克服小規模農戶生產經營波動大、生產方式不規范和質量安全難保障且違約率高的風險和缺陷。
十二、一定限度內，土地流轉和規模化不必然導致非糧化
在《土地流轉一定會導致‘非糧化’嗎?——基于全國1740個種植業家庭農場監測數據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9期）一文中研究發現，由于非糧作物與糧食作物在勞動生產率上存在顯著差異，家庭農場通過土地流轉實現的經營規模較小時，非糧化的比例反倒較高。但隨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非糧作物種植比例顯著下降，土地經營規模較大的樣本更傾向于較高比例種植糧食作物。在后來的研究中進一步揭示了除原有解釋（勞動生產率）之外的其他理由，即，在一定的農場與市場邊界內，作為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家庭農場的投資能力以及由農業機械特定用途導致的資產專用性問題。無論規模化程度如何，機械替代勞動都是必須的。由于機械的資產專用性——同一機械不可能適于多種作物，糧食生產機械不可能適用于種植其他作物（尤其是非糧食類作物），因而在一定的規模范圍內規模化不必然會導致非糧化。同樣的情況在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轉期限決定上也存在，例如，在黑龍江玉米大豆輪作區域調研發現，規模經營主體并不像很多人預期的那樣傾向訂立耕地長期租約。原因是種玉米的機械不能夠用于種植大豆（輪作作物），如果一個擁有種玉米或種大豆機械的農場主，在不能有效實施輪作的規模內，他們并不愿意簽土地長期租用合同。當然，所有這些討論都是在家庭農場規模擴大了，但還沒有到足夠大的前提之下。在耕地規模足夠大的情況下，農場主的種植結構、租期結構等行為如何調整又當別論了。
十三、生產端的變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值得高度重視
在合作完成的《供給側生產端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第4期）一文強調，糧食安全是涉及多領域的復雜系統，與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緊密關聯，文章對中國糧食供給側生產端面臨的糧食生產成本急劇上升、糧食生產比較效益低和糧農生產積極性不足、糧食供給結構與居民隨收入上升消費提檔升級之間存在嚴重錯配等等問題和挑戰進行了深入揭示，并指出與進口端相比，供給側生產端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著力解決上述生產端問題，不斷提高國內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效率是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的關鍵。
十四、糧食安全供給側進口端的問題同樣值得高度重視
在《供給側進口端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中國農村經濟》 2021年第1期）一文中，我們繼續對供給側進口端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展開了深入分析，并指出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近二十年來，糧食進口規模持續增長，糧食進口結構不斷變化，緩解了國內糧食生產的資源環境壓力，有效滿足了國內糧食市場的消費需求。但在糧食進口幫助解決國內糧食安全的同時，也存在國內大豆等產品過度依賴國際市場以及大宗糧食進口渠道過于單一，糧食進口的主動權、對國際市場的定價權等未能與農業貿易和進口大國相匹配等系列問題及潛在風險。據此提出要加快進口渠道多元化進程，盡可能將糧食進口重心不斷向“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和國家轉移,讓中國糧食安全的“飯碗”端得更穩；借國際糧食貿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正經歷大調整之“時機”，注重實現國內糧食生產的轉型升級、用好農產品金融工具強化價格風險管理、以“食物安全”的觀念豐富和完善糧食安全戰略等政策建議。
十五、在糧食安全問題上要樹立“糧食多了的煩惱優于少了的困頓”的觀念
基于上述對糧食供給側生產端和進口端存在的問題和挑戰分析，在2021年4月發表于《中國農村經濟》的筆談文章《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中指出，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具有剛性需求特征，同時它也是誘發和放大市場價格波動的基礎性產品。更為重要的是，其生產和供給較之其他產業而言，受自然、市場和生產者意愿調整等因素的影響更大，更加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預見性，因而基于效率因素的單一考量建立一個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需恰好平衡的格局幾乎不可能。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貿易格局下，對于一個人口大國而言，中國立足國內資源，盡可能經濟、理性地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能力是必要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多了，一定也會有“多的煩惱”，但對“多的煩惱”的化解一定遠易于破解“少的困頓”。
中國農業大而不強，正處在“由弱到強”的演化過程當中。三農學者應當承擔起為促進中國農業由弱變強積極建言的歷史責任。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2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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