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創新和演化的關系
創新是指利用知識獲得有益效果的行為，強調的是改進現狀的重要性。演化是指內部調整和外部干預引發的漸變，強調的是日積月累的重要性。創新是農業綠色發展的動力，創新的質量要由農業綠色發展的演化狀況來評價。
（一）創新不是演化的必要條件
生態系統演化不需要人類干預，人類生存與發展卻離不開生態系統，且對生態系統有各種要求，并非所有生態系統都能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場所。歷史上人類文明的局部消失（例如瑪雅文明）絕不是人類依賴的生態系統崩潰，而是生態系統不再能夠滿足人類生存的需求。農業綠色發展旨在保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場所，而不是為了拯救地球。
（二）創新要以順應演化為前提
人類對生態系統演化的干預往往同創新相關，于是有了創新和演化的關系。創新的優劣要以它對生產系統和生態系統、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個人收益和社會效益的影響來評價。人們會把有利于生態系統演化的創新保留下來，把不利于生態系統演化的創新淘汰掉，創新是否順應生態體系演化，可以用它延續的時間來衡量。
（三）創新對演化的貢獻越來越大
人類具有的糾錯自覺和追求極致的精神，會使創新順應生態系統演化的屬性越來越強，對生態系統演化的貢獻越來越大。
1.技術創新提高了人類的自生能力。技術創新帶來的生物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和非生物資源對生物資源替代，都會減輕人類需求對生態系統的壓力。面對化石能源大量使用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進而地表溫度提高，絕非要退回到生物能源時代，而要靠繼起的技術創新進入以光電、風電、水電為主的零碳能源時代。
2.組織創新提高了人類的共生能力。人類除了開展旨在增強自生能力的組織創新外，還會開展旨在增強共生能力的組織創新，包括借助磋商平臺增強共同體博弈實力的組織創新和借助互補平臺共同追求外部規模經濟的組織創新。這是人類不同于其他物種的本質特征。同自生能力建設相比，共生能力建設僅僅初見端倪，潛力很大。培育共生能力是對自生能力的補充，而絕非對自生能力的替代。
3.制度創新提高了人類的和諧能力。現實中出現微觀經營主體最優解與社會最優解不一致的偏差，主要是由微觀經營主體的權利和責任不對稱造成的，即生產經營收益全部歸己，造成的污染卻由受影響者共同承擔。農業綠色發展的制度創新，就是為微觀經營主體制定行為規范，既把微觀經營主體促進生態系統演化的作用發揮出來，又把妨礙人體健康和生態系統演化的負面影響消除掉，使微觀經營主體最優解同社會最優解相一致，實現當事人與其他人的和諧、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農業綠色發展的演化
我國曾長期處于農產品供不應求狀態，農業生產一直以農產品總產量最大化為目標，對生態系統的要求關注不夠。生態系統利用處于人類需求優先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農產品供給不足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后，我國迅即實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退田還湖等生態工程。生態系統利用進入人類需求和生態需求兼顧階段。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中國農業主動追求綠色發展，生態系統利用開始邁向生態需求優先階段。
（一）生態系統保護的演化
自然保護的范圍是隨著人類對生態系統認識的升華逐漸擴大的。
1.尚未發現物種的保護。自然保護最初是為了防止具有潛在經濟價值的物種尚未被人類認識清楚之前就被人為毀掉。當時的自然保護是以最有可能發現新種的生物群落為主，以滿足科學家發現新種的要求。
2.典型生態系統保護。雖然農田采取了各種措施，但農作物仍不能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靈活”地利用自然因素。完好的自然生態系統可以成為技術人員優化農作物配置的參照系。此時自然保護拓展到典型生態系統，以滿足技術人員優化配置農作物的要求。
3.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所有物種作為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具有不可或缺性，都需要保護。此時自然保護拓展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上，以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要求。
4.自然資源開發向自然資源保護轉型。農林牧漁業生產在很長時間里對森林、草原、濕地生態系統演化的需求考慮不足。現在開始強化對自然資源開發的限制，并把生物資源利用強度限定在生態系統正常演化的閾值內，消除或降低農業生產對耕地和周邊生態系統演化的負面影響。
5.人工用材林向生態公益林轉型。從20世紀末開始，人工營造的用材林逐漸被調整為生態公益林，主要功能由增加木質林產品供給轉向增加森林生態系統服務。
農業綠色發展的環境會隨著生態系統保護范圍的擴大變得越來越好。
（二）農業綠色發展自生能力的演化
1.生產技術的演化。遼寧省大洼區西安生態養殖場的案例研究表明，生態技術創新具有向企業規模化、生產專業化和結構高級化轉變的特征。該養殖場最初的資源配置以各個生態位的充分利用為目標，初級產品種類很多。鑒于管理人員難以把握所有生產所需原料和產品的市場行情，員工難以精通所有產品的生產技術，隨著生產規模擴大，養殖場逐步朝著生產生豬、肉制品和以豬為原料的生物制品的方向發展，生態技術創新朝著專業化、高級化的方向演化。
2.農地配置的演化。為構建生物多樣性豐富、生態循環通暢的田園生態系統，山東省齊河縣采取在農地配置植物籬、生態廊道（或島嶼）等措施，把追求作物產量最大化目標調整為作物產量最大化與農田生態系統穩定化相協調目標。這種情形在現實中還很罕見，正是這樣，農地配置的這種演化才顯得彌足珍貴。
3.放牧權的演化。鑒于草地承包到戶未能解決草地退化問題，四川省小金縣進行了以牲畜放牧權界定替代草地放牧權界定的創新。放牧權界定由草地演化為牲畜的優點是：便于草地管理，因為草地上的牲畜數量管理要比草地質量管理簡單；便于放牧權流轉，因為牲畜放牧權流轉要比草地放牧權流轉簡便；解決了圍欄過密導致的草地生態系統破碎化。
（三）農業綠色發展共生能力的演化
微觀經營主體采用各自提升自生能力和共同培育共生能力兩條腿走路方式，會比只采取各自提升自生能力一條腿走路方式更穩健，所以只要有培育共生能力的機會，打造共生能力就會成為組織創新的一個方向。
1.地區關系的演化。草地不穩定的飼草供給量和牲畜穩定的飼草需求量的矛盾，是牧區牲畜處于“夏肥、秋壯、冬瘦、春乏”循環的根本原因。夏秋季以牧區飼草為主、冬春季以農區飼料為主，把牧區夏秋季飼草充裕和農區冬春季飼料充裕的優勢都發揮出來，可以較好地解決這個矛盾。推廣這種方式的關鍵是培育出既適應放養又適應舍飼的牲畜品種。地區關系的演化揭示了從地區內比較優勢發揮拓展到地區間比較優勢互補的重要性。
2.產業關系的演化。青海省共和縣在荒漠草原上建起占地600多平方公里的光伏產業園區。為保障光伏發電效果，每個月都要清洗一次光伏板。清洗光伏板的水滲入地面后提高了地面土層的含水率，光伏板的遮擋減少了地表和牧草的蒸騰量，由此改善了牧草生長條件。為防止牧草枯死后引發火災，產業園區采取了放牧措施，同產業園區有關聯的牧戶獲得了光伏發電收入分紅和每月約3000元的放羊收入。產業關系的演化揭示了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性。
3.品牌的演化。浙江省麗水市政府針對轄區內農產品生產、加工和流通均為中小企業，缺乏各自創品牌的條件，引導中小企業創建了一個覆蓋全市域、全品類、全產業鏈的區域公用品牌“麗水山耕”和使用區域公共品牌的一套規則。區域公共品牌的推出使麗水市農產品平均溢價30%。企業獨享品牌演化為區域公共品牌的效果，揭示了培育共生能力的重要性。
（四）農業綠色發展和諧能力的演化
1.協調生態、生產和市場功能關系的創新。云南省元陽縣的哈尼族人以集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于一體的梯田為基礎，將市場功能鑲嵌其中，形成集生產、民俗、餐飲、商業為一體，對游客吸引力高、競爭力強的文旅產品。
2.協調生產和生態關系的創新。為創建農業綠色發展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共享共同體，湖南省澧縣縣鄉兩級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推廣測土配方施肥APP，農戶在土地上打開手機就可以獲得這塊地施肥方案的建議。二是推廣綠肥種植，改良耕地土壤理化性狀和提升地力。三是推廣精量施肥和水肥一體化技術集成，實現化肥減量。澧縣由此成為提高農業綠色發展協同性、整體性和效能性的典型案例。
3.協調鄉村生活和環境關系的創新。浙江省安吉縣的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全面推進，村落生活廢水治理從無到有。二是適時升級，村落生活廢水治理設施從有到優。三是專業人做專業事，治污設施由各村自我管理調整為專業公司管理。四是建立智能化監管平臺，農村污水處理實現數字化管理。
4.協調生態效益受益者和貢獻者關系的創新。一是按市場方式進行生態補償的創新。橫向生態補償的出現源于縱向生態補償資金的不足，但橫向生態補償是受益地區地方政府代表受益地區人民向貢獻地區人民購買生態服務，具有市場交易的特性。從長遠看，橫向生態補償對改進生態補償制度的貢獻會比縱向生態補償更大，會比縱向生態補償走得更遠。二是按績效方式進行生態補償的創新。江西省鄱陽湖南磯濕地自然保護區組織專業觀鳥團體清點核實湖泊內各類鳥巢的數量、候鳥種類和數量，然后根據湖面招引的候鳥種類、數量發放生態補償金。改進了按湖面實際面積而不考慮保護貢獻發放生態補償資金的做法。三是按社會方式進行生態補償的創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區五星墾殖場自2012年出現白鶴，至2016年秋達到1000多只。白鶴取食蓮藕影響了藕農收入，藕農決定從2017年起改種水稻。為保留越冬白鶴的覓食環境，眾多愛鳥人士籌集資金近200萬元，建成國內首個由志愿者眾籌資金運作的保護小區。為拓展保護資金來源提供經驗。
三、農業綠色發展主導力量的演化
我國農業綠色發展處于政府主導階段，市場主導僅初現端倪。政府主導能加快綠色發展轉型，市場主導能夠提高權利和責任的對稱性和綠色發展的協調性。從長期看，農業綠色發展會逐漸進入市場主導階段。
（一）主導力量的演化
1.中央政府把主導權轉交給地方政府。橫向生態補償是中央政府推動的。2010年底，中央政府在新安江流域啟動兩省按跨界斷面水質監測數據進行生態補償的試點。第一輪（2012－2014年）補償資金為每年5億元，中央財政出資3億元，浙江、安徽兩省分別出資1億元。第二輪（2015－2017年）中央財政出資9億元，以4億、3億、2億遞減方式支付，浙江和安徽每年出資增加到2億元。第三輪（2018－2020年）中央財政不再出資，浙江、安徽每年各出資2億元外，還以設立綠色基金、融資貼息等方式加大流域綜合治理和綠色產業投入。政府主導權的下沉會促進生態補償依循市場方式演化。
2.地方政府把主導權轉交給企業。鑒于中小企業分別治理污染存在治理方式落后（末端治理）和規模不經濟等問題，福建省石獅市政府推出了“政府主導治污，企業按排污量付費”的污染治理模式。為了協調好治污企業擴產與污染企業擴產的關系，石獅市政府把治污企業賣給園區內企業，企業按排污量購買相應股份。治污企業根據股東們發展規劃擴大治污規模，股東們按企業新增排污量承擔所需投資的份額，并獲得相應股份，由此形成“企業主導治污、按排污量投資、持股和付費”的污染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主導權的轉交可以改善生產企業與治污企業的協調性。
3.村民集體承擔保護責任。自然保護小區是不足以設立自然保護區，又確有必要保護某些動植物的區域。它由村民共同商議成立、共同出資、共同管護和共同分享惠益。村民集體承擔保護責任，改變了自然保護完全由政府負責的狀態。
（二）盡責形式的演化
現實中已經出現家庭認養一棵“安康樹”，孩子認養一棵“童心樹”，戀人認養一棵“愛情樹”，朋友認養一棵“友誼樹”，老人認養一棵“長壽樹”等做法。盡責形式由單一的植樹節種樹向認種認養、捐資捐物、志愿服務演化，可以增加國民參與生態建設的選擇。
（三）監測的演化
以往的監測都是由隸屬于政府的專業機構完成的。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監測方法、信息收集、傳遞的標準化，很多監測活動可以由經過培訓的農民承擔。監測活動由隸屬于政府的專業機構承擔演化為經培訓的農民承擔，主要不是為了降低監測成本，而是使生態系統服務由一個抽象的科學概念變成具體的生活常識，使特定的監測活動可以同時在全國各地開展。
（四）碳幣的演化
江西省撫州市搭建了碳普惠公共服務平臺。市民可以通過智能手機注冊成為會員，會員的步行、騎共享單車、乘坐公交車、參與垃圾分類等低碳生活行為可以獲得數量不等的碳幣。碳幣的創新是為會員兌換指定商品和服務提供憑證。調查發現，有些會員從不兌換碳幣，碳幣實際上演化為反映百姓低碳生活狀況的工具。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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