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義烏的啟示
摘要：中國曾經是一個貧窮的，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其中第一大特征是“人口規模巨大”，這個特征顯然把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鄉村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鄉村內生發展中的城鄉一體化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特征，但是，因為對農民群體存在物化謬誤和反映論謬誤的偏見，造成對發展內生動力的理解不夠。義烏是農民在發展中將勤勞與堅韌、合作精神和創新品格等村落倫理和傳統精神通過“肯定式采借”“否定式批判”和“創新式肯定”三個階段，與現代文化結合的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典型案例。傳統的當下實踐是某一個歷史時期的“總體性過程”，這個“總體性”過程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實踐中的展開，在“總體性”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下實踐中，國家或者說政府必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內生發展；實踐中的傳統；義烏
“都市”和“農村”之間或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區別，是地理學最古老、普遍的二元區分之一，也是社會學慣用的城鄉結構分析框架。美國農民學家丹尼爾·托尼曾說：即使在當代發達工業化國家，“農民與農民的子孫”仍構成人口的多數。而在中國，他們可以說幾乎構成了人口的全部。農村地區擁有許多功能與價值，但也被描繪為偏遠、落后的欠發達地區，迫切需要現代化改造。“改造農民”似乎是全球現代化的伴身品，如有學者在對俄國現代化與農民的關系研究中認為不能否認俄國現代化進程曾經以嚴厲地“改造”農民、犧牲農民利益為特征。而中國文化中農民文化占了很高比例，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是農民社會改造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是變農業人口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農民文化、農民心態與農民人格。當然，也有研究對以改造農民為特征的現代化進行了批判，認為“無論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建設，還是農村的社會文化建設，我們都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尊重農民的自主行為，去激發農民的自主能力創造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改造”無疑會增加農民對政府和社會的依賴性，進而降低其自主和創造能力。
在現代化是改造農民使其盡快適應現代文化還是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使其擁有創新能力之間，無論爭議何如，在實踐中，百年前的鄉土建設到新近的鄉土重建，始終沒繞開“改造”的旋律，通過改造促進發展。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每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需求，而脫離貧困激發了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動機，從而落實到行動中。義烏是農民在發展中自然而然地將傳統精神與現代文化結合的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典型案例，能夠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
一、鄉村與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時代的號角，是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選擇。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現現代化一直是中國的夢想，但現代化的特征，基本是西方化的。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如此明白并充滿信心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包括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顯然把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鄉村有機聯系在一起。農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群眾基礎，鄉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肥沃土壤，傳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淵源。
歷史的中國曾經輝煌，但是，當西方工業革命蓬勃開展的時候，中國落后了，鄉村或許就是“拖中國現代化后腿”的存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基于中國落后，特別到近現代以后落后了的背景，而當時的中國農村，甚至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成為中國發展現代化的困難，而不是動力機制。鄉村建設運動就是要改造農民“愚、窮、弱、私”的物質和精神狀態。既然如此，為什么中國今天的鄉村會創造出經濟騰飛的奇跡？這是一個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話題，一個時代的新話題。如果問為什么我們能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的時候滿懷信心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說，恰恰是七十多年的實踐探索讓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發展的道路，包括制度建設和人民潛力。
中國曾經是一個很多人處于貧困狀態的發展中國家，處于“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商品率低，自然條件差，教育、文化都落后”的貧困狀態。1980年全國總人口9.8705億，鄉村人口7.956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80.6%。就是這樣一個以鄉村人口為主的農業大國，在此后的四十年時間中，實現了全世界矚目的經濟、社會突飛猛進的發展。1980年，中國GDP世界排名第12位，竟然低于人口僅1600多萬的歐洲國家荷蘭。2020年，中國GDP世界排名第二位，且遠超排名第三的日本。
義烏是浙江中部一個縣級市，曾經貧困到農民終日勞動卻吃不飽飯。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到外面搖撥浪鼓，“雞毛換糖”。1980年，全縣工業總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8.4%，絕大部分勞動力務農，全縣人均GDP僅235元。2020年，義烏市在中國縣域經濟競爭力百強縣（市）中排名第九。該年，義烏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71210元，超過北京和廣州，在浙江省排名第一。
中國，義烏，四十年的發展如夢如幻。自然力的征服、小商品的繁榮、經濟的發展、生活的改善、城市的拓展以及大量人口的全球性流動等等，這一切都“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中這樣感嘆市場經濟的特有力量。馬克思之問可以成為今天的中國之問、義烏之問：“全世界哪一個高端智庫料想到貧困傳統的義烏農民中蘊藏有這樣驚天動地的生產力呢？”
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的發展或中國任何一個地區的發展，都不是單純依靠外資或外來力量推進的，外來的力量解讀不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內生的。如果把目光轉向中國廣大農村，轉向世世代代在鄉村生活的億萬農民，不難發現發展的主體是人，而創造義烏的主體人群是義烏農民。
二、重新理解鄉村、農民
我們注意到以往政治界、學術界以及普通的老百姓對于鄉村，尤其對于農民存在刻板印象，農村、農民是需要改造的對象。如果鄉村只是落后，如果農民只是愚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無法解釋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本身告訴我們，此前我們關于鄉村關于農民的很多看法，存在偏見。唯有告別偏見，告別我們熟知的今天依然影響著許多學者和城里人的關于農民的偏見，才能不失偏頗地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才能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是可能并充滿希望的。
（一）告別偏見
長期以來，農民總被冠以負面特征，包括馬克思把19世紀的法國農民看成“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是同類個體的堆積。我國一位非常著名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晏陽初先生用四個字概括中國農民叫“愚、窮、弱、私”。他關于中國發展的設想就是改造農民，知識分子到鄉下去帶著教育農民的理念去改造農民。在晏陽初先生眼里，農民中缺少內生的動力和自我發展的可能性，需要知識分子去喚醒、教育和改造。今天，如果我們略微接觸幾個義烏小商品市場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農民，就會打破對農民的固化圖像。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質疑原來的圖像？這是一個學術的追問，對一個群體理解的追問。為什么人們以前會產生對于農民群體的偏見？是否存在物化謬誤和反映論謬誤？
其一，物化謬誤。自從人類最初學會使用勞動工具以后，就寬泛意義的物質生產（生產工具、生產力水平、應對自然能力、科學技術等等）、日常生活（人類物質消費及其變化）而言，人類社會一直處于不斷進步、發展的過程中，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物質領域的進化“投射”到人類社會，就會導致“物化謬誤”。“物化謬誤”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人本身的特點，像“物”一樣看待人類的發展。于是，農民群體，由于他們使用“原始”的工具，過著“原始”的自給自足的生活，作為人的群體，農民就如同物一樣，也是“落后的”“未開化的”“愚昧的”，如此等等。
其二，反映論謬誤。我們承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反映論的原則機械地理解和運用，沒有注意到生產水平和生活條件很差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人作為人存在，有其更普世性的作為人的優點和發展的可能性，認為農民過“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日子，使用落后的生產工具，循著自然的節律生產與生活，因此，他們的思想也是簡單的、散漫的、落后的、自私的，等等。
必須拋棄物化的謬誤，拋棄帶有機械的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一種理解反映的謬誤，要認識到只要人作為一個人存在，正常的人存在，不管他處于什么樣的條件、什么樣的生存狀態，都同樣具有作為人的心智、智慧、創造性和發展潛能。告別偏見，我們才能重新理解農民，從而重新理解鄉村。
（二）重新理解鄉村、農民
我們要告別偏見，以一種平等的、寬泛的、公平的觀點看待世界上包括農民在內的每一個人，就要重新理解農民。社會科學對共同體的研究，包括共同體概念和特征，基本是基于鄉村的。如布洛赫概括鄉村共同體為“許多在同一塊土地上耕作、在同一個村莊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過經濟的、感情的聯系而形成的這些‘鄰居’，組成了一個小社會”。這個小社會就是鄉村共同體，它的前置條件是聯系彼此命運的共同生活，因命運聯系而有情感連接。
費孝通先生用“鄉土社會”概括中國農村社會的特征，傳統的村落通常是一個血緣地緣合一的共同體，村落共同體有幾個基本點，血緣地緣合一；村落內部實行諸子繼承制。換句話說，無論幾個兒子，都要給予財產分配，而且有相關的家族或者準家族給村落里的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此一來，中國的村落從外觀上看，呈現出一種溫情脈脈的狀態。換句話說，它創造了一種讓每個人都能夠在村落中生活下去的環境，這是村落的一個側面。與此同時，村落的另外一個側面是生產力水平極低，充滿著生存的挑戰。由于生產力水平極低，耕耘土地的范圍也有限，半徑很小。可以說基于血緣地緣的共同體空間是有限的。因此，以精耕農業為基準的村落長期處于人口之于土地的巨大壓力中。假如遭遇自然災害，碰到“人禍”，農民們的生存狀態更是雪上加霜。
村落生活十分艱難，為了共同體的生存，農民們不得不把“傳宗接代”“香火綿延”當作生命的頭等大事。在村落里，“香火綿延”在每一個個體生命中前后接續，代代相傳。在嚴酷的村落生存環境，要實現“香火綿延”，甚至要“活下去”，最優的選擇不是個體主義，而是相互合作。于是，長期以來，村落共同體內部孕育出以“情”為中心的生命倫理，人情成為村落里面維系基本秩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從農民個體來說，他因“情”而覺察到做人的義務，并需要以一生的努力去實現這個義務，盡到人的“本分”；他從“情”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人的價值。從共同體來說，村民們總是從“情”的角度去評價一個人，“有情有義”的人才是村落中受尊敬的好人。為了能夠維持把“情”作為人人遵循的一個原則，村落里形成一種特殊的人情交換關系。日常生活中“情”的算計是不均衡的，“當面清算”是無情無義，相互“欠”著人情合情合理。進一步說，以“情”為中心的村落共同體倫理通過一個“欠”字從另一個側面規范農民的行為。每一個人從小開始就“欠”著人情，“欠”著父母的，甚至還“欠”著祖宗的。就如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中描繪的一樣，村民用“香火”綿續向祖宗表示孝敬。在村落當中每一個人，他的行為都首先要考慮到別人曾經給予的人情以及一個“欠”字，在充滿競爭和風險的村落內部，人情維持著鄉村秩序和村落的穩定。
一個“欠”字讓農民們更注重為別人著想，更樂意合作。這是從以精耕農業為基準的共同體生存本身中衍生的共同體倫理，它給農民以人生的動力，奮斗的目標。因此，以精耕農業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滋養出農民的一些重要的倫理價值觀，也可以說是農民的“生存倫理”，而這些倫理和品格，尤其農民的合作精神和創新品格，是長期被忽視的。
其一，勤勞與堅韌。
自然村落共同體是無數中國農民安身立命的地方，安身立命之難以及安身立命的特殊方式共同作用，塑造出村落共同體中的農民品格。對農民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描述司空見慣，但對這種生活的接受和忍耐本身就表達了農民的堅韌。同時，家庭是農民的福利提供方，家庭消費需求對勞動者產生壓力。為了維持生計，維持在共同體的生存，村落內部農民必須勤勞，必須堅韌，必須開發更大的生產能力以滿足家庭消費需求。改革開放后，農民進入工商業，秉持勤勞與堅韌，發揮長期積聚著的“求生存、圖發展”的能量，在市場中獲得生活需求的滿足。
其二，合作精神。
在村落這種風險極大的生存環境中，人與人之間必須合作，傳統農業的很多事務都需要通過合作完成，傳統村落在長期合作實踐中創造了“伴工”“換工”“入伴”等不同的合作模式。實際上，農民的合作精神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得以可能的歷史前提。日常生活以及禮儀場合的合作構成村落的“一大風景”。村落中的個體與共同體相互依附，克己復禮，維持生產和消費等方面的合作。
其三，創新與生存智慧。
村落生活充滿著風險和壓力，農民的生存方式實際上是簡單的，但是簡單不意味著每天處理同樣的事情或不會面臨變化和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民必須創新，必須有生存智慧，所謂創新就是用新的方法、新的策略、新的模式去應對出乎意料的狀態。義烏農民的創新精神是“生還是死”的壓力下逼出來的，可以稱之為“生存性智慧”。這是農民們對周遭環境的前邏輯、非理性的直覺，是他們對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的感悟，是長期的生存壓力下形成的生存倫理。
當中國農民離開村落，從事工商業活動的時候，這些品格恰恰成為他們在工商業這樣一個陌生并充滿挑戰的環境中，能夠取得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品格。這些品格來源于自然村落中，來源于世世代代的村落生存方式中。重新認識農民，就要理解任何人的生存狀態以及在這種生存狀態下的品格的表達是多方面的。就整體受教育程度而言，農民較低，但智慧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可同日而語，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明確表達了農民在實踐中的智慧。我們有必要強調，當我們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時，必須放棄對農民的固有偏見。小農在今天仍然代表著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盡管這么說有些平庸，但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真理。
三、實踐中的傳統
重新理解鄉村和農民同時意味著重新認識村落傳統，即要有新的維度理解傳統。農民在實踐中獲得生活資源，鄉村在實踐中世代綿延；在這里，傳統也因在實踐中展開而永葆其活力。傳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寬泛地說，傳統是歷史上流傳下來并影響當今社會的一切東西，從組織、制度、信仰、價值觀一直到人們的行為方式。傳統只有在人們的實踐活動中才是“活的、真實的存在”。哪怕儒家經典著作，也只有經過人的閱讀、解釋、傳播，才進入傳統的范疇。一種關于傳統美德的想象，如果脫離當下人民真實的生活實踐，無論用什么方法去推行，恐怕也會無功而返。
（一）實踐中的傳統
我們現在講的傳統更多是文字保存和流傳下來的傳統，或者說是精英的傳統。當我們討論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必須看到傳統的另外一個側面，即實踐中的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側面甚至比文字流傳下來的精英的傳統有更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億萬人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而支配實踐的是背后的傳統觀念、理念、風俗等等。這種日常生活就是傳遞中華文化的實踐方式。在村落生活中去發現、理解中華傳統文化，是理解中華文明的重要角度。
盡管生活觀多有創新，但實際上我們生活的絕大部分都落在傳統的軌道里，而傳統唯有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才是鮮活的存在。任何實踐都不斷在新的社會場景下選擇性地激活“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即傳統），更創生著新的“行事方式”、行為規則與文化想象。技術—經濟的狀況并不像農業勞動者和經濟學家說的那么具有約束性。換句話說，社會生產、生活的實踐既是傳統（文化傳統、歷史傳統、中華文明）在當下場景中的呈現、展示、表演、激活、再生，又是傳統的揚棄、再造、創生、發展，從而在與時俱進中顯示出中華文明傳統的強韌生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當花大功夫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踐中，從四十年來義烏工商業從小商小販到“買全球、賣全球”的實踐中去重新認識中華文明傳統，以達到真正植根于中華大地上的“文化自覺”。
從實踐的視角去理解傳統，我們首先應當強調的是，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某物”，而是在社會生活中不斷變化著的“活水”——實踐就是“活水”的源頭。從實踐的視角去理解傳統是一個系統性文化研究，需要多學科、多學者的通力合作。在義烏工商業實踐中，傳統的人情關系，村落中的農民因為重情義而形成的合作精神，勤勞堅韌，包括創新精神得到延續。人恰恰是在實踐當中，一個民族恰恰是在應對各種問題和挑戰的實踐中，不斷創造著新的生活。傳統在實踐中不但被激活，還變成一個活生生的當代的東西，進行著新的實踐。
（二）鄉村內生發展中的城鄉一體化
從大量義烏農民工商業實踐的案例注意到，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改革開放為農民的實踐創造了全新的場景。農民們離開土地，走出村落，投入到市場經濟大潮中，開始在工商業經營實踐中拼搏。這是農民們經歷的全新的實踐，一直到四十年以后的當下，鄉村傳統在這種工商業實踐中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演化過程，而這個過程正是義烏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義烏的工商業實踐也是從鄉村到城市的變遷，展開了中國新型城鄉關系，塑造了共同富裕、美美與共的新的城鄉關系的可能性。
農民來自村落的那種內生的倫理價值觀，作為一種傳統，成為工商業發展巨大的內生動力。傳統若能在工商業實踐中與時俱進，經住挑戰，通常就能取得成功。我們不僅可以把義烏小商品市場由臟亂差到“買全球，賣全球”的發展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方案，而且是中國城市化過程的一種方案，這種方案叫內生型城市化或在地城市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征程，打開了以人為中心的城鄉發展新的可能性之門。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答應一個叫馮愛倩的農婦“暫時去擺攤”，這一“暫時”的通融，開啟了義烏小商品經濟的大門，農民們紛紛脫離農業，開始從事工商業活動，由村落走進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民可以自然地轉變成工商業經營者，自然而然地成為城市居民，他們不得不經歷“人的轉型”。農民群體的“人的轉型”不是修身養性的結果，不是坐而論道的炫耀，而是真刀實槍地在市場經濟實踐中的磨礪，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是生死考驗，或是煉獄式的浴火重生。
在小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義烏農民中以情為基準的合作精神，面對困難時的堅韌不拔以及與時俱進的智慧，構成了義烏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內生動力不同于欲望。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解釋了欲望和禁欲，禁欲是種“常求善又常生惡”的力量。假如說每個人都有欲望，這種欲望都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時候，為什么有些地方經濟能發展，有些地方經濟就發展不起來？假設全世界、全中國人都有欲望，都發展經濟，為什么義烏就發展好了？所以，單單說欲望是不夠的，人的欲望一定在某種環境中才能得到表達，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為農民內生動力的發揮創造了可能性。
在這里，農民“人的轉型”是關鍵，但是，這種轉型恰恰在工商業經營的現代化改造、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塑造中展開。農民“人的轉型”過程就是城市化過程，就是中國特色的新型城市或者說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過程。因此可以說，新型城鄉關系的建構是三位一體的創新，包括農民的“人的轉型”，或者說從傳統農民轉變成現代居民；工商業經營的現代化改造；生存空間、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這種三位一體的創新在義烏的工商業實踐中展開，可以區分出三個不同階段。工商業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可以叫對于鄉村傳統的“肯定式采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在工商業實踐中充分發揚農民、村落共同體中的優良傳統，如勤勞節儉、堅忍不拔、合作、創新等等。
義烏最初的工商業發展，從家族內部合作到村民之間合作做起來的小作坊，把鄉村的傳統搬到工商業實踐中，逐漸辦成很大的企業。這種合作，就像村落里的幾個人搖著一條船出去，大家同船一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大家同樣同船合命共同奮斗。在最初的工商業發展階段，合伙創業的人不計較錢，不計較勞動投入，精誠合作共同發展，延續著村落內部的人際關系。
第二階段是對于鄉村傳統的“否定式批判”。這一階段主要聚焦于兩個方面：其一，不平等傳統。不平等傳統衍生出權力不平等、利益不平等、聲望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嚴重妨礙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其二，人情關系的模糊性。缺乏工商業發展所需要的嚴格的現代企業制度，如簿記制度、契約制度等。
村落文化有正面，也有負面的部分，這些均存在于工商業實踐中。比如說鄉村講等級制，大家承認血緣和輩分的等級差別。農民對關系的理解基于血緣以及由此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費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括中國農民意識中人和人之間的親疏遠近。在工商業實踐開始的時候，因為大家都不賺錢，為了未來共同奮斗。但賺錢了以后，企業由誰管理，收入怎么分配，傳統的等級差別就成為建構新的企業制度的障礙。工商業企業缺乏村落的血緣地緣基礎，源自村落的共同體價值觀必須轉型，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行為準則。
傳統村落中的人情觀，人情是不講“算清”的，盡管說親兄弟明算賬，但在實踐中人們覺得算清楚就是不給面子。現代企業制度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制度叫簿記制度，每一筆賬必須算清。二者的不相適宜造成企業創始人，特別是主要老板和共同參與創業的人之間的巨大張力。如何對待這種人情的張力，或者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對企業能否轉型生死攸關。無法妥善處理這種張力的企業，或者分家，或者解散了，對企業造成非常大的挫折。
第三階段是對于鄉村傳統的“創新式肯定”，新型城鄉一體化生活世界的三大特點包括美美與共的生活世界中的人情與情感，各得其所、共同富裕的愿景和文化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20世紀90年代末期，浙江省經歷了一次經濟轉型。我國各省市的改革開放時間和程度不是同時同步的，比如上海的鄉鎮企業是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開放的，而在此之前，浙江作為上海的腹地，發展很快。上海開放了以后，浙江的鄉鎮企業遇到競爭和發展挑戰，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很多民營企業發展困難。當時浙江的經濟有一個轉折，叫租賃拍賣，很多小微企業，包括私營民營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而股份制改造的過程同時意味著傳統的企業管理模式向現代企業管理模式轉型。這個階段有很多企業的倒閉，從這個階段脫穎而出的企業，大多發展成為今天義烏的明星企業。
轉型之后，義烏創造了更具中國特色的一種企業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具備親情、共同富裕等傳統村落的優良品格，但同時又在經營和管理中貫徹著一種更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契約和管理制度。義烏工商業發展的這三個階段，是從傳統中走來，充滿內生動力的發展過程。
四、政府、鄉村與中國式現代化
當我們從實踐的視角去討論鄉村、農民與傳統，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里所說的當下實踐是某一個歷史時期的“總體性過程”。這個“總體性”過程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實踐中的展開。在“總體性”中國式現代化的當下實踐中，國家或者說政府必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尤其在中國，忽視了國家或者說政府的作用，一定會導致理解的偏頗。恰恰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定的歷史機遇，才使農民價值觀中積極的東西得以發揚光大，才使中華傳統中那些正面的因素得以傳承、激活。
我們以義烏地方政府為例，看看地方政府如何為農民的實踐創造了“發揮潛力”的可能性，如何為傳統美德的發揚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和地方政府“有為和無為”的執政策略，義烏很難有今天的發展。義烏從以“假冒偽劣”著稱到“買全球、賣全球”的商品集散地的發展，離不開政府與農民形成的良性互動機制。概括地說，義烏市委市政府巧妙運用了“無為與有為”的辯證關系，才成就了義烏的輝煌。
其一，義烏地方政府為農民們的工商業經營提供自由空間。
對農民的信任，對農民內生潛力的確認，是相關政策的前提。義烏地方政府為農民創造了一個讓村落中那些優良品德能夠發揚光大的自由空間，讓農民當中的那些立身力行者能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為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強大的力量。對農民的信任，對農民內生潛力的確認，是相關政策的前提。政府通過這種無為而治，給商品經營者一個空間，創造一種文化，讓每一個人的潛力能夠充分地發揮，并且吸引了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到義烏創業。
其二，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工商業經營實踐中，義烏地方政府一直是維系正常市場秩序的“正能量”。
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不是“自然發生的”，需要地方政府“有為而行”，地方政府努力為平民百姓提供最好的創業的空間，并努力創造讓農民當中維持秩序的正能量能夠發揮出來的市場文化，讓市場經濟更蓬勃有序發展。安全、秩序、誠信這些理念潤物細無聲，但創造出來又能看得見摸得著。
義烏的政治建設、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同步而行，比如義烏率先在全國商品交易市場實行市場黨建，并在市場內部由工商業者自己組成治安委員會等等，這是政府的有為。除了正面的創建之外，義烏市政府年復一年持續不斷堅持掃黑除惡，堅持打擊假冒偽劣。
其三，義烏地方政府小商品經營平臺的建設為農民實踐提供了舞臺，為傳統更新創造了空間。
義烏為小商品經營者提供了很好的平臺。例如義烏最早獲得國家工商行政總局批準，將義烏小商品市場稱為浙江省義烏市“中國小商品城”，連續舉辦“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義烏是中國第一個獲得“出境出展權”的縣級城市，也是浙江省最早獲得外資登記權限的縣級市之一，并納入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范圍。義烏是全國快遞量最大的城市，被稱為“中國快遞第一城”，其快遞總量超過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義烏還建設了“義新歐”中歐班列的起點，這都跟政府的搭臺有關系。
小商品平臺建設是地方政府牽頭、多方合作、廣大經營者積極參與的實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從事著工商業經營的農民們有機會不斷錘煉自己，去掉身上那些不適合市場經濟的東西，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面前。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得以在實踐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不斷創造與發達的經濟活動相匹配的新的表達。
四十多年過去了，義烏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重新理解農民、農村、農業以及重新思考城鄉發展中國模式的許多啟迪。經過七十多年艱苦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經開通，航線已經指明，黨的二十大更為未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指明了方向。我們將牢牢記住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要點（人民至上：人民性；獨立自主：多樣性；守正創新：持續性；立己達人：普遍性；奮發有為：堅定性），在黨中央領導下，創造共同富裕的美好新生活。
（作者張樂天系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魏霞系內蒙古師范大學民族學人類學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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