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撤并鄉村學校的計劃引發了媒體和專家的廣泛討論。其實早在2000年至2010持續10年之久的鄉村學校大撤并就曾引起過輿論的質疑、討論和決策部門的回應。然而10年后的今天，撤并之風再起。我們認為，這不單單是山西獨有的現象。在近年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工作中，在全國層面也不斷出現過類似的做法，例如全國性的農村廁所革命、冬季取暖改造、拆遷大棚整頓等，把本來是好心辦的“事情”做成了“事件”的事頻頻發生。從去年山東的拆村并居到今年山西的撤并村校，充分說明在鄉村教育和鄉村振興領域存在嚴重的認識混亂問題。如果我們不對這些問題進行徹底的反思，仍然就事論事，將來可能還會出現另一個山西或山東，出現另一些把“事情”變成的“事件”的事。
在鄉村振興的熱點中，人們更容易關注產業振興，很少關注鄉村教育，但撤并鄉村學校是關系鄉村命運乃至中華文明復興的大事，在此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關心鄉村的仁人志士能夠參與討論。
一、 鄉村是否需要搞教育？
按照目前的撤并邏輯，鄉村不需要教育，只是鄉村孩子需要教育，所以把鄉村孩子集中到縣城接受教育也就解決了鄉村教育的問題。與此相對應的另一個潛在的邏輯是，城市孩子不僅需要教育，城市建設更需要農村的孩子到城市讀書。
21世紀以來，持續10年的撤并學校確實是按照這個邏輯做的，撤點并校成了推動城市化、拉升城市消費的重要途徑和套路，這項工作還被公開譽為推進城市化的小手拉大手工程。這個套路對于拉動城市化率確實有效，有學者調研發現，大約有30%的農民是因為孩子上學被逼進了城。
按照目前流行的撤并邏輯走下去，必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鄉村不要教育，城市化才需要教育。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也是關系鄉村命運的大事，關系到鄉村振興發展方向的大問題。
在鄉村不需要搞教育背后，潛藏著另一個結論：我們根本不需要鄉村，在城市化突飛猛進的時代，鄉村沒有多少價值。這種認識與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嚴重相悖。目前的鄉村已經是老人與婦女兒童的鄉村。如果按照山西撤并鄉村學校的速度和做法，未來山西將會出現一大批只有老人、沒有婦女兒童的鄉村。這樣下去，就會為下一步拆遷這些村莊創造了條件，找到了理由。我們發現鄉村不需要搞教育背后就是讓鄉村最終消亡。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在撤并村校的套路下，“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就會演變成消滅鄉村，讓鄉村消亡的“振興”。
二、鄉村是一個不能搞教育的地方嗎？
無論我們怎樣講鄉村需要搞教育，也會有人會以這樣的理由反駁，不是我們不知道鄉村不需要教育，而是鄉村確實不能搞教育。目前有的地方之所以還在大張旗鼓地撤并鄉村學校，就是因為主張撤并學校的官員認為有足夠的撤并理由。這個理由就是鄉村學校教育質量差、學生越來越少，遲早要消失。其實支撐撤并的理由就是農村是個不能搞教育的地方。如果就問題談問題，結論似乎就是這樣，沒有辦法。但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大背景看，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鄉村本身不能搞教育，而是錯誤的站位和態度認定了鄉村不能搞教育。
認為鄉村不能搞教育是仍然站在過激城市化的位置看鄉村。21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國內出現一股以西方城市化為參照系的單極化城市思潮。這種思潮認為中國未來現代化的目標就是城市化，相對應的鄉村未來的命運就是在大規模的城市化中走向終結。中央從“十八大”提出城鄉融合的城市化戰略，到“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從根本上矯正這種西化思路的城市化。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思潮的力量仍然很大。在認定鄉村不能搞教育的背后，就是認為鄉村是一個愚昧落后的地方，在城市化浪潮中最終要退出歷史舞臺。所以，在撤點并校背后都隱藏著為未來撤并鄉村做鋪墊。教育是中國千年鄉村文明的魂，沒有了教育的鄉村，一定會慢慢走向衰亡。如果對“十八大”以來中央出臺的一系列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戰略不清楚，仍然滯留在原有的城市化思路上，就會陷入鄉村不需要搞教育、鄉村不能搞教育的困境，就會偷梁換柱，以所謂的鄉村教育改革之名，行讓鄉村消亡之實。
認為鄉村不能搞教育是仍然停留在幾十年來的應試教育所形成的“做事教育”思維看鄉村。鄉村教育問題不是孤立的，鄉村教育凸顯了當代中國教育的問題。目前形成的教育模式起始于近代以來對西方現代化的追趕，定型于改革開放的40年間。這個教育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將所有的教育資源集聚在“做事教育”上，使整個社會從兒童開始就陷入考最好的大學、找最好的工作的焦慮困境之中。高度重視教育的中華民族十分注重做人教育（做人教育的黃金窗口期是0歲到15歲），先做人后做事一直是中國傳統教育遵循的理念。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種教育理念也沒有變過。改革開放以來，在追趕西方現代化中形成的教育體系的最大弊端就是：一是服務經濟增長的急功近利的應試教育導致做人教育嚴重缺失；二是追趕西方現代化，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在教育中嚴重缺位。在這樣的教育理念支撐的教育模式中，鄉村自然會被認定為是個不能搞教育的地方。
做人教育的缺失，嚴重走偏的西化教育，早已引起了中央和國家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進入21世紀以來，針對如何開展做人教育，教育部門在全國推動了各種各樣的素質教育。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高度重視以德育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立德樹人是習近平總書記為中國邁向新時代的教育改革提出的新目標、新使命。
鄉村確實不具有做事教育的資源優勢，更不具備滿足西化教育的條件。按照這種教育理念看鄉村，鄉村確實是一個不僅不能搞教育，也是沒有必要搞教育的地方。但是按照“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的新教育方針，鄉村恰恰具有滿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立德樹人教育的獨特優勢。鄉村恰恰承擔著矯正西化教育，回歸與修復中華文明之根的教育使命。按照邁向新時代的教育改革，鄉村不是不能搞教育，而且鄉村必須搞教育。鄉村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基因的攜帶者，作為中華文明之根，是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和魂。鄉村蘊含著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源動力，蘊藏著邁向新時代所需要的新文化、新哲學、新動能。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恰恰必須從振興鄉村教育開始。
三、小規模學校是低效率、落后的教育嗎？
鄉村學校人數少，是撤點并校的另一個原因。這個問題一直是教育界有爭議討論的問題。鄉村的小規模學校和小農經濟一樣，一直是被以現代化思維、按照規模效益理論否定的對象。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等教育界專家的努力下，小規模學校得到了教育管理部門的肯定。2018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規定，農村學校布局既要有利于為學生提供公平、有質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規律、方便學生就近入學；既要防止過急過快撤并學校導致學生過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現新的“空心校”。而且還提出，適應一些鄉村小規模學校教師包班、復式教學需要，注重培養一批職業精神牢固、學科知識全面、專業基礎扎實、“一專多能”的鄉村教師。
就像中央文件也明確肯定中國鄉村的小規模家庭農場是鄉村經濟發展的主體，但在現實實施的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還是按捺不住，引入資本要搞大規模農業來替代小農經濟一樣，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也總是接受不了小規模學校，認為它們就像小農經濟一樣，不能實現高度分工產生的規模化效率，是一種低效率、落后的教育方式。這是一種典型的將經濟學規模收益理論錯搬到教育上的做法。
鄉村教育所承擔的主要是從幼兒園到小學的基礎教育，這個時期是奠定孩子生命基礎的做人教育的關鍵時期。對于這個時期的兒童，具有溫度的親情和仁愛滋養是比知識等其他東西更重要的教育。這個時期的兒童對父母和家庭還有強烈的依戀感，這個時期必須有父母陪伴，才能符合兒童生命成長的需要和規律，這也正是許多教育專家極力反對寄宿學校的原因所在。這個時期的兒童所需要的溫度與仁愛的學校教育是準家庭教育，這種準家庭教育一定不是大規模學校，而是小而優的小規模學校。因為，不超過15到20人的小班才有可能讓老師的情感顧及到每一個孩子，這樣的教育才符合兒童時期心理和生命成長的需要。
如果學生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像目前許多50-80人的大班的時候，為了保持起碼的教育秩序，老師對學生的管理自然會傾向從情感關照轉向理性控制。再加上目前應試考試的壓力，老師的教育就更容易偏向類似“兵營式”的高壓管理模式。我們應該知道，這個時期的孩子含苞待放，最需要的是美好的仁愛之心的呵護，而我們卻對他們采取了百煉成鋼的兵營式管理，甚至竭澤而漁的應試壓榨，這種追求大規模的錯誤理念正是導致目前形成大量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深層原因之一。英國《經濟學人》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高居全球第一。世界衛生組織在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15~19歲人群的自殺率為十萬之四。在國內，北醫兒童發展中心發布的《中國兒童自殺報告》顯示，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于自殺，每分鐘就有2個孩子死于自殺，8個自殺未遂。
從大方面講，教育可以分為兩大類，做人的教育和做事的教育。做人教育的黃金時間是0歲到性成熟之前的16歲。這個時期不僅需要準家庭的小班教育，也需要讓大中小孩子能夠在一起的混合班教育。不同年齡的混合教育就是模擬的一個小社會，可以讓兒童在這樣的環境中，完成社會化的成長，特別是一胎家庭長大的孩子更需要這樣的混合班教育。這樣的教育所需要的老師是一專多能，而不是高度分科。按照社會分工的專業教育、規模化教育對于大學是有效率的教育，但做人的基礎教育所需要的恰恰是小而優的綜合教育。
目前我們在教育理念和管理上陷入的誤區恰恰忽視了兒童生命成長周期的規律，按照大學教育的模式設計了從兒童到青少年時期的基礎教育，追求做大做強。另一方面，中小學教育分科化使教師變成一個流水線式枯燥無味的職業。一個小學老師，按照分科要求，一輩子只教一百以內的加減乘除，使原本傳道授業的神圣職業變成了枯燥無味、缺乏進取動力的職業。如果讓基礎教育回歸到滿足全面發展的做人教育，使老師一專多能，那么基礎教育的老師就會變成讓生命發光的園丁。
總之，按照青少年生命成長的規律，鄉村的小規模學校恰恰是應該鼓勵、在改革中完善的教育，而不應該成為撤并的理由。
四、撤并村校能夠解決城鄉的教育不公平嗎？
力推撤并鄉村學校的主政思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撤并鄉村學校是為了解決城鄉教育的不公平問題。
通過撤并真的能夠解決城鄉教育的不公平嗎？對于這個問題，2000年至2011年持續10年的撤并已經給出了答案。無論是許多專家學者的跟蹤研究，還是國家審計署的公告、教育部和國務院辦公廳頒發的文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大規模撤并村校在提升了城鎮化率、刺激了城鎮的消費和房地產市場之外，給農民孩子帶來的是“上學遠、上學難、上學貴”等問題。
鄉村學校大撤并使改革背離了“減輕農民負擔”的初衷，至少是加重了低收入農民的負擔。21世紀教育研究院2012年開展的10省區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初中生的人均年教育支出達到1912元。國家審計署的公告也指出“部分學生家庭教育支出負擔加重”，比如，受訪的7萬多名乘車就學的走讀生年均交通費支出達839元、近20萬名校內寄宿生年均食宿費支出達1658元、3萬多名校外租房、家長陪讀的學生年均費用支出為8046元（占其整個家庭年均收入的36%）。
除了撤并之外，難道就沒有解決城鄉教育公平的出路嗎？在撤并思路的背后，不是一個單純的認識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和態度問題。我們認為，這種解決教育公平的出發點，并不是真正為了解決教育公平，而是打著解決教育公平的幌子，為城市化服務，為房地產業服務。農民進城帶來教育的高成本、高代價，如此簡單的問題，難道需要很深刻的洞察力、很高智商才能認識到嗎？其實根本不是，搞撤點并校的主政者看中的恰恰是這種撤并學校背后帶來的高成本、高代價。
從這個角度看，以撤并村校解決教育公平的思路，是一種人民立場缺位，以城市化思維、資本思維、懶政思維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是一種把解決公平的成本甩給農民，自己獲得政績的不負責任、一刀切的惰政思路。不可否認，解決城鄉教育公平是個難題，但并不是不能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需要的不是技巧，而是立場和態度。這個立場就是要真正站在農民的一邊，特別是那些貧困家庭農民的一邊。如果你站在城市一端，內心認為鄉村要消亡；你站在房地產一邊，看到的是商業利益，從一開始就站錯了位，怎么能夠思考與解決城鄉教育的不公平問題。
只要我們把立場調整過來，就會看到解決鄉村教育的各種探索在全國各地已經大量存在，只是因為立場問題，對此視而不見。目前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許多讓鄉村教育重新煥發生機的改革探索。這些做法既有一個學校、一個鄉村、也有一個縣的典型經驗。在正力推撤并村校的山西就有不少就地搞好鄉村教育的典范。在多家公益機構的支持下，由北京一批專家教授探索的讓教育回村，讓鄉村成為兒童樂園的教育實驗，就取得了顯著的成果。按照兒童全生命成長規律的“親情、親鄉土、親自然”的“三親”啟蒙教育取得了重大突破。近三年來，山西上黨區關頭村的“三親”教育吸引了來自太原、長治周邊區縣、全國其他省市如北京、上海、沈陽、河北、山東、河南、廣東、廣西、湖北等地31名學生，學生家長在關頭村租住民居，邊陪孩子讀書，邊以“新村民”的身份參與生態、幸福社區的建設，關頭村成為他們穩定的第二故鄉，陪讀的家長組成社區，開展了各類手工業，使關頭村開始走上教育振興鄉村的路子。
在2017年，大同市的邢莊學校的小學只有3個孩子、4個老師，但在邢莊村村委支持和一位有事業心的校長努力下，這個最初只有3個孩子的學校已經發展到有110多個學生、25個老師，服務周圍七八個村莊。
四川的閬中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也是一個依靠改革讓鄉村教育煥發生機的典型。他們不認為鄉村不能搞教育，啟動了讓鄉土智慧點亮校園的鄉村教育改革，被《中國教育報》《中國教師報》多次報道。
總之，解決鄉村教育公平問題，不是沒有出路，而是缺乏人民教育的立場；解決公平問題，不是沒有經驗和典型，而是因為站錯了位，對鄉村的價值視而不見。鄉村教育改革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對鄉村命運的關懷、對鄉村教育的責任和對農民的情感。
五、鄉村振興是否需要教育先行？
目前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熱點和重點都集中鄉村產業興旺上，認為這是鄉村振興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幾乎很少討論鄉村教育振興的問題。但是如果把鄉村振興與鄉村教育聯系在一起思考，就會發現，鄉村教育振興不僅比產業興旺更重要，而且是其他五個方面振興的大前提。在2020年的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按照習近平主席賦予鄉村振興的使命，鄉土文化復興在鄉村振興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中華五千文明的根子在鄉村，所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是鄉村振興的復興。從這個意義上看，只有千年鄉土文化復興的鄉村、教育振興的鄉村才能擔當起時代賦予鄉村的使命。從這個大背景出發，我們看到的鄉村不是可不可以搞教育，而是鄉村振興必須搞教育，而且應該放在比產業興旺更重要的地位來對待。
鄉村振興排在第一位的應該是鄉村教育的振興。壓倒鄉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撤點并校，鄉村復活的最終標志也是教育回村。沒有教育的鄉村是沒有未來和希望的鄉村。有村就要有學校，應該成為鄉村的必配。只有老年人的鄉村其實并不可怕，因為鄉村是適合低成本養老和頤養天年的地方，真正可怕的是沒有兒童的鄉村。一個沒有兒童教育的鄉村，也就意味著從兒童開始就隔離了他們與鄉村的情感聯系。一個與鄉村沒有情感聯系的兒童不可能熱愛生養他的鄉村。沒有兒童教育的鄉村，是一個鄉土文明傳承斷代的鄉村，無論鄉村經濟將來如何興旺，也是一個沒有未來和希望的鄉村。
缺失鄉村教育的中國人是沒有故鄉的中國人。任何一個中國人倒推三代都是農民。中國人的精神故鄉和血脈之源在鄉村。鄉村教育是讓每一個中國人與祖先和故鄉鏈接起來的鄉土教育，包含著21世紀每個中國人都必須回答的“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答案。拋棄這樣的教育，我們將成為沒有故鄉的游子。
缺少鄉村教育的中國教育是無根的教育。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耕讀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的文化傳統，沒有鄉村教育的傳承將意味著中華五千年文明面臨斷根的危機。
缺少教育的鄉村不叫鄉村，叫農場。沒有教育的鄉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鄉村，而是只有經濟功能的西方式的農場鄉村。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鄉村是耕讀鄉村，其中“耕”解決物質生計問題，“讀”解決文化傳承和教育問題。真正的中國鄉村是有老人兒童、有雞鳴狗吠、有歷史、有故事、有文化的鄉村，而讓鄉村擁有這些活力的東西是來自鄉村教育帶來的兒童的讀書聲。
鄉村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蘊含著每一個中國人都需要回答的“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等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能夠讓我們重返鄉村之路和共建精神家園的途徑就是教育；從這個意義看，鄉村振興成功的最終標志是讓教育回村。只有讓教育回村的鄉村才能承擔起習近平總書記所賦予和期望的“民族興，鄉村必振興”的歷史重任。
[作者簡介：張孝德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專家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蕭淑貞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1年第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