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北尘笆侵袊浆F代化?，F代化提供動力，中國式提供底盤，即一個社會可持續運行的基礎性秩序?，F代化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歷史進程。中國式現代化力圖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快速發展，同時要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尋求持續性的穩定，強調分化基礎上的整合、團結、協調，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秩序。
秩序是一種具有穩定性、連續性、次序性的狀態，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自有國家，秩序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由國家強制構建的秩序。國家的目的便是將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二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礎性秩序，是人們在日常生產、生活和交往中產生，為人們自我認同和接受某種規范，并形成具有連續性、穩定性的行為模式的總和。它既是社會內生的，也是國家滲透加以轉換的，對于一個國家的秩序具有基礎性?！疤煜轮荚谟谕帘馈！保ā妒酚洝罚?/span>
基礎性秩序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其重要載體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有共同條件和共同價值的共同體。馬克思發現東方社會的特點，即“凌駕于所有這一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和的統一體”?！翱偤汀毙缘膰宜兄?、“治理”性的政府公共性和“自給”性的小共同體，使得東方社會的基礎性秩序表現得“最頑強也最長久?！薄疤觳蛔兊酪嗖蛔儭?。治理一個由若干共同體構成的社會比治理一個“一盤散沙”的個體化社會更能有效獲得秩序。
共同體不是自然天成的，是人們通過有效治理建成的。共同體是因為共同條件和共同意識形成的共同行動單位。共同體是社會的目標，社會實體不等于共同體。社會由個體構成，需要協調一致；社會充滿著矛盾，需要解決，只有通過治理才能將充滿矛盾的社會實體變為具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價值的共同體。無治理不成共同體！
中國盡管曾經屬于“亞細亞所有制形式”，但很早便從村社共同體中走了出來，實行土地私人占有和可以買賣的家戶制。私人占有的治權競爭激烈，社會活力較大，矛盾更多，但中國人在長期歷史上構建起豐富的共同體，如以家戶、鄰里、家族、村落為單位，以水利、保衛、生產、生活為功能的共同體。日本學者基于“滿鐵慣行調查”對中國六個村的調查，就中國是否存在村落共同體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爭鳴。我們對全國七大區域的調查，展現了豐富的共同體形式。
正是因為漫長的共同體歷史，如何在社會差異中獲得共同性，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重要內容，也構成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前者如“求同存異”“大同小異”“以和為貴”“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后者如“家和成事興”“相鄰為好”“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話好好說有事好商量”等。這是中國獲得基礎性秩序的寶貴治理資源。
中國在通過有效治理構建共同體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但缺乏理論概括而造成人們認識不夠。經驗只能為有同樣經歷的人所理解。歷史只能為有同樣歷史的人所認識。為此需要將歷史和經驗概念化、理論化，特別是通過以頂層概念為統領的概念體系將有限的經驗世界轉換為一個能夠超越時空的知識世界。
概念是對事實的概括，先有事實再有概念，以事實為導向（先有實再有名）。概念還可以根據目標加以構建，用以對事實的整全，以目標為導向（先有名再有實）。以頂層概念為統領的概念體系是從目標而不是現實出發構建的。目標是使不同歷史、文化和經驗背景的人能夠相互理解并在同一個平臺上討論，從而形成一個有明確含義和邊界的知識共同體。當下，共享平臺愈來愈多，共識思想愈來愈少，在于人們生活以自我的思想“孤島”上。頂層概念的力量在于搭建聯通“孤島”的橋梁。
概念是分析的工具（韋伯）。以頂層概念為統領的概念體系將各種具體的事實和經驗形態的知識整合為一體，形成結構化、清晰化和可共享的知識體系，使之成為一種認識和分析框架。它是基于問題研究的需要人為構建的，主要用于分析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機制。
從人類合作、團結和整合的角度看，共同體是頂層概念。只要是人，就需要有共同體。人天生是合群的動物，對共同體有天然追求。人們在不同條件下結合成不同的共同體。這是頂層概念之下的中層概念。為什么有的共同體能夠長期保持，有的共同體會解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其底層邏輯，并產生底層概念。
一般來講，家戶制強調縱向的代際結構，比較容易形成縱向的統一體，而難以結合為橫向的共同體（相互占有與享受，滕尼斯）。但在中國，家戶共同體的構建蘊含著大量內在機理。費正清深入中國家庭內部尋找動因，指出：“尊卑制（與我們那種由契約關系決定的個人獨立制相反）的一個好處是，一個人自動認識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會中的地位，如果他履行了指定他的那部分職責，他可指望這體系內的其他成員反過來也對他履行應盡的職責?！薄白詣诱J識、指望、職責”是內在的、日用而不覺的機制。作為“老外”的老費對中國的底層邏輯有深刻認識。在中國，家庭是一個包含上下縱向和左右橫向聯合的生命體，個人生活在其中，并對生命體負責。
中國有著豐富的共同性和治理經驗，但未能將其概念化和理論化，從而獲得普遍性。事實上，共同體主要是基于歐洲，特別是德國歷史和經驗中的村落、莊園、行會等社會實體提升的，由于抽象出一個共同體的概念，從而獲得了普遍性。由西方產生的大量概念最初都是以地方性經驗為基礎的，因為抽象到頂層而得到廣泛運用。從物質交換看，我國處于“順差”；從思想交換看，我國還處于“逆差”。從原創性概念看，我國還屬于內部流通的“土特產”，還沒有能夠成為廣泛流傳的“硬通貨”。
對于中國學者，一方面要繼續以歷史為方法，在歷史中發現真實的中國。沒有歷史性，就沒有深刻性和特殊性，也沒有知識和概念的基礎。一切知識都來自于經驗（康德）。另一方面要將發現的中國置于普遍性的知識體系中，發現其普遍性價值。沒有概念和理論，就難以獲得普遍性。這在于世界上還存在“獨立于經驗甚至獨立于所有感覺能力的印象的知識”（康德）。大量的人群正是基于概念認識世界。近代以來的“主義”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來源，并演變為貼標簽式的“認知戰”。輿論戰控制人們怎么說，認知戰控制人們怎樣想。
“兩合兩通”的思想為學術發展提供了導航，可以避免兩種側向：一是將西方視之為普遍性，中國只有特殊性。二是自說自話的自我證成，將中國的特殊性置于世界普遍性之外。在學術走向上：往深處挖，進入歷史和田野深處，發現微觀機理的底層邏輯；往高處提，將歷史和田野提升到頂層概念的高度，以發現微觀機理的普遍價值。沒有歷史，就沒有深度；沒有理論，就沒有高度。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政治學部部長，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鄉村發現轉自：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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