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村莊調查即將啟動之際，請陳志永同學與大家分享他最近在福建農村村莊調查的經驗。我以為村莊調查不僅僅是了解，更重要的是一種思維訓練，是構建“內在”的思維模式。
一是內在場域
學術中的田野通常稱現場，田野調查必須到現場中去。現場是一種客觀存在，自身存在著許多我們所不知的知識。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開宗明義：“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從經驗開始”。經驗是一道永不止息的河流，會不斷為我們提供新的知識來源。要獲得這種經驗性知識，必須到現場中去，了解內在于現場中的知識。我們2015年啟動的“深度中國調查”，首先強調進入田野，在田野現場中了解田野。
二是內在視角
許多田野調查也到田野中去，但是一種外部人的視角，或者“走馬觀花”式的調查。這樣的調查所獲得的知識更多的是一種外在感覺，是碎片的。田野政治學是一種從田野中獲得知識的政治學研究路徑。國家與社會關系是政治學的基本問題。國家具有制度化、標準化、規范性、清晰化的特點。社會則是多樣的、復雜的、生動的、變動的。田野政治學是從田野，也就是社會的角度研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只有進入社會內部，將社會作為一個具有內在性的對象，了解社會內部的形態、結構、行為、邏輯，才能發現社會內在的特性及與國家的互動。如毛澤東提出了傳統農村的“四種權力”，費孝通提出了“紳權”和“長老權力”。但村莊內部究竟有多少權力，這些權力是如何分布的，其功能如何，怎樣形成一個權力系統支配人們的生活？這都需要進入村落內部去認識。啟動“深度中國調查”的重要背景是過往我們的調查更多的是一種外部性調查，到一個地方去三、五天，拿到我們想要的材料便離開了，所獲得的知識只是碎片的、印象的，可以產生一時的效應，但缺乏對田野的系統性理解。“深度中國調查”中的村莊調查，是對傳統社會形態的調查，包括地理、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諸方面的樣態和結構。只有進入內部才能調查完整的形態。
三是內在意識
田野調查要進入田野，理解田野，不能只是將自己作為外來的調查者，而是作為田野現場中的“內部人”，讓田野場域的成員將我們作為“自己人”，愿意與我們交流，以心換心。我們學生從小到大，從家門到校門，背書滾瓜爛熟，但不會與人打交道。即使是我這樣的當過農民和工人的人要進入田野與人交流也有困難。與農民說上話難，說真話更難，無話不談更是難上加難。我們進入現場后，首先是找老人。一是老人是活歷史，二則老人不那么計較（我前幾年去農村，有年輕人直接提出要錢，因為在他們眼里，“時間就是金錢”），三是老人有將自己的經歷講給他人的意愿（過去農村有一句俗話：“樹老根多，人老話多，莫嫌老漢說話啰嗦”。我一直記得這句話，人老了，最大的貢獻是說話要少）。田野調查要將對方作為自己的老師。盡管我們有調查指南，但只是向導，而不是機械照搬。剛才志永同學說，要與對方一起討論。這就是一種好方法。將自己當作他們中的一員，去理解對方。
四是內在好奇
我們在調查中要將自己擺進去，成為“內部人”，但我們事實上不是“內部人”，而是“調查者”。我們是對農民的調查，而不是自己成為農民。正是因為，農民只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不是表達的主體，所以才需要我們到現場去了解他們的存在狀態。對他們的存在，我們需要有一種好奇：他們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種好奇在我們自己的內心中。只有通過這種內在的好奇，我們才會不斷去追問，才能獲得更多知識。這與我們每年做的“百村觀察”有所不同。“百村觀察”主要是問卷，是一問一答，尋求的是面上的情況。我們當時設想的目的是如氣象觀測站一樣，能夠發現天氣的變化。“深度中國調查”的特點在于“深度”，不僅是觀察表面現象，更重要的是好奇于這種表面現象由何而來。因此，我們問什么，為什么問，心中要有數。許多科學發現往往來自于好奇。
五是內在發現
田野調查要將自己作為田野中的一員，只是就手段而言。田野調查的目的是從田野中發現，發現我們在書本中難以發現的現象和現象中的深層結構。志永剛才講到，村莊的日常生活是靜態的，但遇到事件和活動時，各種內在的關系和結構便會顯現出來。他調查的村莊是宗族村莊。這種村莊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是人類最原始，也是最牢固的紐帶。因為這一紐帶，人們之間的物理、社會和心理邊界非常明確和堅韌。盡管近些年，這些邊界在表層不那么清晰了，但一遇事件和活動便顯現出來。志永剛才講到的“抬菩薩”，便是由不同宗族舉辦的活動。活動的重要目的是通過超越宗族之間的文化活動促進宗族和諧。“深度中國調查”為什么要定義為“深度”，就在于從表層中進入內部的深層結構。
六是內在理解
我們進入田野后，會有很多發現。但這種發現往往不能被我們視之為“發現”。這是因為我們有先在的知識和規范。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類還有“一種獨立于經驗、甚至獨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識”。這樣一種知識稱之為“先天”的。我們這些調查者平時掌握的知識大多是現代性的。這些知識本身便包含有現代性的規范。而我們的調查對象是農村田野，更多的體現為傳統性。從價值尺度看位于低階。因此，當我們有所發現時，我們會將這種發現視之為“落后”而放棄，甚至否定。正因為如此，韋伯強調實證研究要“去魅”，保持“價值中立”。事實上，完全的“價值中立”不可能。只是我們在田野調查中，要將平時的“價值”擱置起來，“設身處地”，從田野發現中去理解當事人的行為邏輯。志永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了農村中許多“祖屋”任其破敗，既不能拆除也不能出賣。重要原因便是“交叉產權”。即一個祖屋中居住著不同的后代，不同后代所有的臥室與廚房、廁所交錯安排。這樣看起來生活很不方便，更不便于出賣。如果用我們的“現代性”眼光，這樣的安排很不合理。現代產權的重要特點是“產權清晰”。但是，如果我們將自己置于這一安排的內在邏輯之中便可以理解。祖宗對“祖屋”的制度安排恰恰是基于“祖制”，強調整體性，而不能讓后人因一時之需隨意出賣“祖產”。只有進入“祖制”內部我們才能理解當時安排的合理性。盡管我們進入了現代社會，這樣的安排看起來很不“合理”，但人類歷史便是如此。如果以“成人”的眼光看待“小孩”，“小孩”處處皆錯。但誰也不能不承認，成人是由小孩而來。況且，即便是“小孩”也會蘊含著人的生命活動的“普遍性”，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基因”。前些年，我基于宗族村莊調查提出“祖賦人權”的觀點并引起一些爭議。其實，就我個人經歷和價值取向而言，我是非常反對基于血緣關系的“血統論”的。但我們進入田野后，得要按照田野內在的邏輯去理解。許多人不理解，是因為他們沒有進入田野。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思維通道不一樣。由此，我想到，19世紀當“現代性”大行其道時，梅因寫出《古代法》，在學界飽受爭議。20世紀后期，斯金納發現《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也很不“主流”。盡管如此，梅因和斯金納在學界的一席之地是難以否認的。近代以來，我國的思想學術界呈斷裂狀，匆匆追趕“現代性”而忽略了對歷史的正視和發現。藐視歷史必然為歷史懲罰。新中國建立后建立人民公社。而從社會經濟形態看，公社是較家戶制更為久遠的經濟形態。結果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家一戶經營的歷史軌道上來，盡管不是簡單的重復。我們做“深度中國調查”的重要目的是從歷史中發現今天的來源。
七是內在功力
田野調查是為了發現。田野政治學的路徑是“田野進，理論出”。但同時是進入田野，為什么有的能夠發現，能夠“理論出”，而有的不能呢？這就是調查者的內在功力。“深度中國調查”的特點在于“深度”，要將一口井打深，必須有相應的功力，有一雙發現的“眼睛”。如果沒有這樣的一雙“眼睛”，就是在農村住上數年、數十年也難以有所發現。日本滿鐵慣行調查也是一問一答，但這種問答是持續不斷，不斷深入的。田野調查在于“深”和“細”，只有通過相當的學術訓練和理論準備才能“深”和“細”。日本當年在中國的調查材料汗牛充棟，唯獨慣行調查最有學術影響力。這在于調查者受到了相當的學術訓練，有充分的學術準備，他在提問、追問時，心中有數，知道如何“刨根問底”。我們“深度中國調查”在調查廣度上超越日本慣行調查，但在深度上還有所不夠。近年來，我們提出田野調查要提檔升級，重要的是提升我們的內在功力，煉就一雙有所發現的“眼睛”。
人的思維往往是“后知后覺”。黑格爾說過，“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馬克思在寫《資本論》時總結：“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許多事情就是如此，當事情將結束時才有了認識的自覺。我們在開始進行“深度中國調查”時，并沒有“內在”的自覺。只是經歷了十多年的調查并利用調查進行科學研究后，參與了村莊調查最多的陳軍亞教授于今年提出了田野調查的初心在于“內在性”后，我們才有了“內在”的自覺。
今年是“深度中國調查”10周年，作為大型調查項目即將結束。但由這一調查產生的“內在”性的田野思維是可以長期延續的！
（本文是作者2024年6月8日在“東南區域村落深度調查的學術進路”報告會上的講話，經作者充實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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