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簡稱“大變局”）的時局中，這是一個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新時局。如何在新征程中應對大變局，既是中國能否如期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斗目標的重要關鍵，也是中國時代所需、國運急需。
本文闡述了新征程與大變局的內涵特征和機遇挑戰，重點分析新征程與大變局對中國“三農”發展的挑戰，提出了面向新征程與大變局的中國“三農”發展基本思路與五個重要發展關鍵。
一、新征程與大變局的內涵特征和機遇挑戰
（一）“兩個百年”與新征程
認識新征程必須認識“兩個百年”。“兩個百年”分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1921—2021年）和新中國成立一百年（1949—2050年）。第一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任務是建立新中國、脫貧攻堅，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第二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任務是實現共同富裕、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于新征程的涵義，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以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為三個不同標志的征程，則認為當前中國已進入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國“強起來”的新征程。第二種理解是以第一個百年后為標志的新征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所提出的“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為標志，正如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新征程作出的鄭重宣示，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的總動員令。
新征程的使命與目標。如果以第一個百年后為新征程的開啟標志，則新征程的使命與目標是：“到本世紀中葉，也即205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時新征程明確了“分兩步走”總的戰略安排，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清醒認識到，新征程使命重大、任務艱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前進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各種風險挑戰”。
（二）大變局的內涵與基本特征
百年大變局的基本特征體現為四個方面。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百年大變局的特征被概括為：（1）國際體系與世界力量對比的“東升西降”和“新升老降”；（2）全球治理的“中進美退”；（3）中外互動錯綜復雜，中美摩擦加劇；（4）新技術革命（數字化與人工智能等）突飛猛進，深刻重塑人類社會。但從近些年的國際形勢與走向看，百年大變局還沒有定局，正在向縱深發展，并且呈現著變亂交織、復雜多變的特點，我們必須保持定力，冷靜應對復雜多變和空前嚴峻的百年大變局。
在百年大變局中，中國已成為關鍵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握了世界和平發展環境的機遇，以漸進的方式，開啟了改革和開放戰略，并將自身獨特的制度元素和不平衡發展模式，有效融入全球化的發展，獲得了“三大”發展紅利，即改革紅利、開放紅利、人口紅利，實現了高增長和經濟起飛。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改變了世界經濟與貿易的發展格局，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中國已成為百年大變局中的關鍵變量。
（三）百年大變局對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挑戰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新征程的關鍵時期，以新冷戰和逆全球化為重要走向的國際環境大變局，對新征程的中國充滿著挑戰。可以看到，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所帶來的世界經濟發展熱點、全球資源分配以及市場與政治格局的變化，對傳統發達經濟體，尤其對世界霸主美國的勢力范圍，形成了競爭與替代擠出效應，加之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重要經濟體間的貿易摩擦與沖突不斷加劇，而俄烏戰爭和巴以沖突的爆發，更是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
在這種國際局勢下，無論從利益觀還是價值觀看，具有獨特政治社會制度的中國和14億人口中國的崛起，成為西方勢力遏制和重點針對的對象，無疑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增添阻力和挑戰，這會使得中國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中形成的競爭優勢和高速增長的良好外部條件發生逆轉。曾經的不平衡發展、低成本競爭、政府鼎力支持等形成的國際競爭優勢，在大變局的國際環境下，不僅難以有效發揮作用，而且還轉化為內需持續不足、產能普遍過剩、結構性矛盾不斷加劇、未來預期持續低迷的重要動因，成為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制約。進一步地，如果中國不能改善國際環境，突破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中國多方位的圍堵和遏制，打開國際貿易與國際市場新格局，中國不僅將面臨經濟持續下行壓力，而且也將面臨現代化新征程中重要資源，例如水、耕地、能源等人均擁有量水平較低所帶來的資源約束問題。
首先，從資源稟賦看，盡管中國擁有的水、耕地、能源等資源在總量上都不少，但人均水平卻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能源資源人均擁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資源的短缺己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這說明，中國人均重要性資源的稟賦并不豐裕，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全球化。
其次，從收入分配看，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列世界各國第二，人均GDP已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但中國相對低收入群體的人口規模還很大，離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總人口2/3的水平還有很大的距離。這意味著，中國仍存在明顯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問題，不僅會對和諧社會與發展安全帶來隱患，而且在國際局勢不斷趨緊的態勢下，還會進一步加劇因國內低收入群體規模偏大而帶來的內需不足矛盾，加大經濟轉型與就業壓力，進而對加快實施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帶來制約與難度。
再次，從經濟結構看，盡管2023年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達66.16%，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已達92.9%，但仍存在眾多因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并且這些矛盾還因國際局勢的不穩定而不斷加劇。除了重要資源人均稟賦不足，低收入群體比重仍較大的問題與矛盾外，還存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不協調；以及人力資本整體狀況滯后于高質量發展要求；戶籍人口城鎮化與常住人口城鎮化不協調，進而內需不足與收縮并存、供給過剩與沖擊并存等方面的矛盾。
總之，無論從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目標要求，還是從百年大變局對中國的挑戰看，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好中國自身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諸多結構性矛盾，已經到了時代所需、國運急需的關鍵時期。
二、新征程與大變局對中國“三農”發展的挑戰
中國的“三農”是一個以農業、農村、農民為具體對象，集產業、區域、人口為一體的概念。中國“三農”的發展及其走向，既是新征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關鍵，又是中國能否妥善應對百年大變局的重要基石。
（一）中國“三農”發展歷史性成就與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三農”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前，中國農村不僅消除了絕對貧困現象，而且還走上了全面小康之路。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從數量上講）不僅能滿足中國農業發展的需要，而且還向非農產業提供了非農勞動力（農民工），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力軍。中國的農業不僅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還滿足了城鄉居民畜禽魚蛋奶菜果茶等多樣性的消費需求。中國的農村不僅自然生態環境得到了不斷恢復，而且各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人居環境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和提升，不少美麗鄉村、和美鄉村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中國的“三農”是近四十年來世界上不同國家中對國家發展貢獻最大的“三農”，它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發揮著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壓艙石”“蓄水池”“基本盤”的作用。
（二）新征程與變局中中國“三農”面臨的挑戰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三農”取得了歷史性的發展，但仍存在不少與整個國民經濟與社會密切關聯，亟需解決好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例如，中國區域之間的“三農”發展不很平衡；城鄉之間仍存在較大的發展差距；農村居民收入仍不高，并且低收入群體主要還是農民；農業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仍不協調；農村社保和教育水平仍不高；農民財產權利仍不充分；進城農民市民化進程依然滯后；現代農業發展體系建構面臨諸多制約；農村集體經濟與制度改革仍面臨諸多難點。這些問題與矛盾既有具體指向性，又有相互關聯性，因此，它不僅是中國“三農”在新征程、大變局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實際上也是中國在新征程、大變局中需要積極應對的挑戰和破解的問題。
一是在面向新征程和大變局中，如何既發揮“三農”對國民經濟“壓艙石”“蓄水池”“基本盤”的“穩定器”作用，又加快“三農”現代化進程，使“三農”對國家安全發展能發揮更能動、更長效的“穩定器”作用。二是在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走出一條既由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導，又能包容小農發展，走出一條妥善解決好小農發展問題的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道路。三是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如何既使更多農民獲得非農化的就業和增收機會，又能解決好廣大進城農民的“市民化”問題，實現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相互協同。四是在鄉村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既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使農民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又使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不斷發展壯大，實現農村集體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的相互交融。
三、面向新征程與大變局的中國“三農”發展思路與關鍵
（一）面向新征程與大變局的中國“三農”發展基本思路
中國正處在新征程的關鍵時期和百年大變局的震蕩期和變革中心，必須堅定現代化新征程信心，看準新征程前行路徑，看透大變局本質特征，看清國家環境變革態勢，牢牢把握發展時局，冷靜謀動、創新領動、改革驅動、實踐推動。對外，著眼打開多極化、多邊化、多態化的外交、外貿新格局。對內，著力建構政府有為、市場有效、行業有能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新體制；致力形成“進退自如、內外兼顧、底線守牢、瓶頸突破、穩健發展”的應對百年大變局震蕩期的挑戰、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發展。
要形成這樣的新格局、新體制和新發展，中國的“三農”發展仍是重中之重、“國之大者”，必須進一步夯實“三農”基礎；要形成這樣的新格局、新體制和新發展，作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壓艙石”“蓄水池”“基本盤”，同時又是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短板”的“三農”，必須更有作為、更有發展。為此，要堅持不懈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三農”發展總抓手，以建設農業強國和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總目標，以城鄉聯動配套改革和共同富裕發展為總動力，著力破解新征程“三農”發展結構性矛盾與小農發展瓶頸，牢牢守住國家發展重要底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安全與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做穩“三農”“壓艙石”、激活“三農”“蓄水池”、夯實“三農”“基本盤”，同時實現中國式“三農”現代化目標。
（二）面向新征程與大變局的中國“三農”發展關鍵
基于新征程和大變局下中國“三農”面臨的挑戰和發展思路，需要重點把握、推進和解決好五大發展關鍵和問題，即把握現代農業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特點，推進公共保障制度與集體產權制度的互動改革，推進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鄉融合發展，推進鄉村低收入群體的共富發展和解決好現代化進程中的小農發展問題。
關鍵一：把握現代農業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特點。
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既是農業強國的基本前提，又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推進中國式農業現代化要堅持現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以現代農業為例，較高的科技貢獻率、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是現代農業的普遍特征，中國在這方面還存在不小的差距，特殊性就是中國式的現代農業要體現中國特殊國情和農情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特點。
一是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糧食安全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底線要求，是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關鍵領域，雖然中國糧食安全已達人均400公斤的水平，達到了國際糧食安全水準的基本要求，但從發達國家的水平和現代化的要求看，中國糧食安全水平還需進一步提高，中國的糧地資源還不很充裕，中國種糧農民的積極性還不很高。必須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糧食這一“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為此，應高度重視糧食全產業鏈關鍵性技術的創新突破和全要素優化配置、集成創新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同時，在糧食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政策體系等方面構建高效的制度與政策體系，以實現科技創新與體制機制對國家高水平糧食安全戰略的有力支撐。
二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以集體所有、農戶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既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制度特征，也是黨領導農業農村工作的重要基石。要使這一制度為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必須有序推進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試點，深化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完善農業經營體系，促進農戶家庭經營和農民合作經營的協同。為此，一要進一步完善“三權”分置的土地制度；二要完善農業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與體系；三要加快多種類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四要通過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完善，推進包括脫貧農戶在內的廣大小農與現代農業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
三是著力發展綠色低碳農業。要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兩山”理念為引領，推進綠色低碳、高效生態的現代農業發展。綠色低碳、高效生態的現代農業，不僅是中國式現代農業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能有效實現鄉村生態價值、人文價值、產業價值，同時滿足城鄉居民高質量、多元化消費需求的新農業產業。因此，發展綠色低碳、高效生態的新農業產業，必須拓寬農業發展視野，必須深刻領會“兩山”理念的精髓，即生態守護的底線思維、低碳綠色的發展思維、“綠水青山”的轉化思維這三種思維的有機統一和實踐價值。這里，生態守護是底線但不是目的，綠色發展才是目的，但綠色發展又必須處理好生態系統向經濟系統的關系，實現這兩大系統的互為一體和相互間的有效轉化。
四是依承農耕文明發展現代農業。依承農耕文明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特點。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在漫長的農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璀璨的農耕文明，其中蘊涵著豐富的歷史人文資源，保留著濃郁的鄉村特色文化和深厚的農業文化傳承，也凝聚著華夏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依承農耕文明，正是推進中國式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思想源泉。依承農耕文明，首先要保護和傳承鄉村文化遺存，使其成為現代農業農村的重要場景；依承農耕文明，也要讓文化賦能農業，以體現現代農業的文化特色；依承農耕文明，還要弘揚文化的精神價值，使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廣大民眾積極向上的行為準則和力量。
關鍵二：推進公共保障制度和集體產權制度的互動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居民的公共保障制度與水平已有了明顯的改善和提高，但仍然沒有形成城鄉一體和城鄉平等的公共保障制度與體系。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也進行了不斷的改革，形成了“三權分置”的農村土地基本制度，農民在土地上擁有了長久不變的使用權和經營權，激活了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發展權和收益權。但是，在國家還沒有建成城鄉統一公共保障制度的情況下，農民擁有的土地權和房產權，對農民而言，是既具有發展權，又具有生存保障權的性質，是依附于物上且發展權與生存保障權合一的權利。由于生存保障權是一種不能進入市場的基本公共權利，進而中國農民的土地和房產權就只能部分進入市場，難以實現完全的市場交易。盡管這樣的產權制度安排在經濟社會發生非常態突發事件變動時，能有助于農民農村發揮“蓄水池”，或者說能起到可進可退“緩沖器”的作用，但從長期看，這樣的制度安排仍然具有較大的代價，不僅會影響到農民財產收益的充分實現，制約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和城鄉土地的優化配置，而且還會制約農村集體主體與農民市場主體的進一步發展。
處理好這兩者關系的關鍵，就是要推進農村公共保障制度和集體經濟制度的互動改革。首先要突破城鄉社保和城鄉財產的雙重二元體制，建立城鄉一體的社保和財產制度。要盡快用國家公共保障制度取代土地對農民的保障功能，實現農民生存權與發展權相分離。其次，要聯動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逐步推進土地承包權和農民房屋權的自愿有償退出和進入市場交易，以充分實現農村土地及其房屋對農村集體和農民的發展權和收益權，并對所得收益在集體和農民之間進行合理切分，實現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又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目的。這樣的互動改革在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考慮先行先試，進而逐步推開。
關鍵三：推進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鄉融合發展
縣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單元，是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天然載體，最有條件率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要堅持把縣域作為重要切入點。以縣域為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無論從管理體制、暢通要素、進城農民市民化，還是從資源空間配置成本等角度看，都將有助于鄉村產業和公共服務在縣域空間的優化配置和集聚發展，并且也有助于國家大中小城市的協同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結構性矛盾的緩解。推進以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鄉融合發展，對于中國應對百年大變局，保持國內經濟社會穩定大局，使廣大鄉村更好發揮國民經濟“壓艙石”“穩定器”“蓄水池”作用，實現穩中求進和安全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無論從工業化、城市化乃至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與階段，還是從城鄉要素流動和城鄉消費市場發展態勢的角度看，總體上中國已經到了城市化發展離不開鄉村支持，鄉村振興離不開城市化帶動的城鄉融合發展新階段。從發展趨勢看，隨著國家對中小城市發展的不斷重視，尤其是提出以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方針和大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計劃，未來中國農村人口流動的區域半徑將會不斷縮短，就地就近城鎮化和市民化將會成為農村人口、農村產業、城鄉關系發展的新重點和新趨勢。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在“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方面的基調，總體上是強調城市要對農村轉移進城人口的市民化承擔更多責任，而對農村的相關改革是持穩中求進的態度。具體而言，就是明確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在農村方面，還強調要“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
以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鄉融合發展，要堅持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雙輪驅動，突出縣域對鄉村振興的引領和帶動。除了通過城鄉社保制度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聯動改革，進一步激活農村土地要素，增強進城（鎮）農民的市民化能力，實現城鎮公共服務對鄉村人口的全覆蓋，還可通過城鄉產業政策、基礎設施的下沉和“糧地掛鉤、人地掛鉤、城鄉掛鉤”的土地制度配套改革，加快縣域經濟的發展，帶動鄉村產業的發展和農民的非農化就業。此外，從大中城市角度講，不僅要繼續發揮政府政策在促進城市人才、技術、資本進入鄉村的作用，而且要發揮市場機制在城市要素進入鄉村，帶動鄉村振興的作用。同時，要處理好進入鄉村的工商企業（資本）同農民的關系，建立城鄉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機制。就鄉村而言，也要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為縣域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新動能、新業態，新場景。
關鍵四：推進鄉村低收入群體的共同富裕發展
共同富裕發展既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本質要求，又是中國能否成功應對百年大變局，解決好自身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新征程目標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發展涉及居民收入、公共保障、人居環境、精神文化等維度，核心是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但對不同領域來說，公平與效率的優先順序應有所不同。要遵循經濟發展效率優先，但也要守住公平底線；公共保障與服務公平優先，但也要重視效率的原則。就收入維度而言，當前中國共同富裕的主要難點是如何通過“提低擴中”，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占主導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國低收入群體主要在農村，主要對象是農民和農民工，對于他們的“提低”，應重點焦距三條路徑。
一是產業發展促增收的路徑。也就是通過產業的發展，使有勞動能力的人口有各種就業機會，參與到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實現初次分配增收。這條路徑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結構和發展潛力看，主要取決于城鎮化和非農化的發展，尤其是城鄉第三產業的加快發展，而農業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增收作用主要取決于農業的全產業鏈發展和多功能發展，使廣大農民不僅在農業的一產，而且在農業的二三產業也有更多就業增收機會。尤其是農文旅結合的鄉村第三產業，目前看來已是最能容納農民就業，并且也是需求收入彈性較高的就業增收領域。此外，要切實推進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鄉融合發展，打造鄉村群，促進城鎮群和鄉村群的有機銜接，鄉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和多功能發展，增強縣域人口承載力和就業能力，帶動鄉村低收入群體就地就近就業增收。這應該是鄉村產業發展促進鄉村低收入群體收入增加、鄉村中產階層群體比重不斷擴大的基本路徑。
二是資源激活促增收的路徑。鄉村需要激活的資源主要是指還沒有納入到國民收入計算與分配體系，或者說還沒有進入市場交易體系中的鄉村資源和資產。目前鄉村仍有大量的包括土地在內的山水林湖草等生態資源和資產，因種種原因而不能或不能完全進入市場交易體系，進而沒能成為鄉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比如集體所有，農民長久擁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等，盡管產權權屬已清晰，但權能并不完整，大多只是使用權或經營權可進行交易，其市場價值及其轉化收入不能充分實現。又如，有大量的自然生態資源，因產權界定難和難以直接進入市場交易，以致其價值難以實現，難以轉化為相關主體的收入。要使鄉村大量類似資源和資產轉化為國民收入財富的組成和農村低收入群體的重要收入來源，成為“提低擴中”的重要途徑，就必須深化“兩山”理念的踐行，推進資源生態化、生態經濟化、經濟綠色化“三化”轉變與共享發展。還要提高各級政府投入鄉村資源資產的利用效率、增值效率和分配效率，并且使廣大農村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在鄉村資源與資產的激活過程中獲得應有的收益，實現“提低擴中”的效應。
三是根源化解促增收的路徑。農村低收入群體收入低的主要根源是“缺能與缺權”。“缺能”就是農村低收入主體增收能力不足，這與城鄉二元的教育醫療社保制度有關。中國相對滯后與水平低下的農村教育與醫療，使得城鄉人力資本的差距極其顯著，這種差距導致了農村勞動力的發展能力相對不足，進而增收能力也不足，這一問題的化解，必須通過農村公共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才能實現。“缺權”就是缺乏平等的發展權，這往往會使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進而影響收入的有效獲得。“缺權”與產權制度有關，需要通過農村產權制度的深化改革來解決。需要指出的是，農村教育醫療等公共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完善，不僅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缺能”問題化解，而且對他們的“缺權”問題化解，都至關重要。因為當前中國農民在產權上的“缺權”或權能不很充分，很大程度上與農村土地、宅基地住房對農民具有生存權與發展權的合一性有關，只有通過國家社保制度的深化改革，才能充分實現農民財產權和發展權，才能有效實現城鄉要素的充分流動和平等交換，才能使農民的權能得到充分實現，既獲得平等的公共保障、平等的收入來源，又獲得平等的市場競爭與就業機會，進而大大推進“提低擴中”的進程。
關鍵五：解決好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小農發展問題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和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小農在中國具有長期性和普遍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并不能排除小農，必須研究如何將小農引入、融入現代化進程，實現小農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實現脫貧農戶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需要指出的是，小農并不單純是經營規模小，而是文化程度低、資金缺乏、技術傳統、年齡偏大、商品率低，同時經營規模普遍較小的農業經營主體。在新征程和大變局中解決好中國規模龐大的小農發展問題，是中國農業現代化，乃至整個中國的現代化不可忽視的因素。
在國際上，解決小農問題有不少探索。以法國為例，為發展現代農業，法國實行了“一加一減”的做法。“一加”指的是為防止土地分散，國家規定農場主的土地只允許讓一個子女繼承；“一減”指的是分流農民，規定年齡在55歲以上的農民，必須退休，由國家一次性發放“離農終身補貼”，同時還鼓勵農村青年進廠做工以減少農民。除此之外，還實行“以工養農”政策以及國家出錢培訓農民。現在，困擾法國上千年的小農經濟已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世界領先水平的現代化農業。對于中國而言，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幾個特點問題，如高水平糧食安全、雙層經營體系、綠色低碳高效等，本質上都與小農是否能適應，是否能融入有關。中國應該從自身國情出發，同時借鑒國際有用經驗，解決好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小農問題，實現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
解決好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小農發展問題，既要考慮中國人多地少和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又要遵循現代化農業發展的普遍規律。既要借鑒法國減少農民的思路與辦法，又要借鑒日本服務小農的思路與辦法。中國小農的基本出路應該堅持多種路徑并進。概言之，(1)通過公共社保退出；(2)通過新型城鎮化轉出；(3)通過就地非農化跳出；(4)通過自身提升融入（現代農業）；(5)通過服務體系兼容。與此相適應，必須加快城鄉聯動改革、加快縣域為重要載體的城鄉融合城鎮化、加快產業融合和多功能發展、加快建構兼容小農的農業服務體系、加快提升農村人力資源水平。從政府層面講，發展現代農業和新質生產力必須與解決小農問題相同步，既要重視現代農業和新質生產力對小農的兼容性和帶動性，又要重視從社保制度、城鎮化發展、小農培育、產業多功能發展等路徑，妥善解決小農發展問題。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鄉村發現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5年第1期（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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