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城鎮化與信息化的推進和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興起，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轉變，也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的城鄉格局變遷與社會發展模式轉型。科技前沿深刻變革、食物結構深刻變化、城鄉結構深刻變遷、鄉村治理結構深刻變動，已成為小農大國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轉的歷史性趨勢。在多重復合宏觀背景下，我國農業農村呈現出城鎮化進程中人地矛盾與耕地拋荒并存、消費結構性變化導致農產品短缺與過剩并存、現代化快速推進中農民面臨城鄉雙重困境、鄉村治理結構失衡導致公共服務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并存、城鄉融合背景下鄉村文化傳承與提升承受雙重壓力等多重結構性矛盾，這些因素共同決定著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農業農村現代化；結構性矛盾；前沿趨勢；路徑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這就從全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明確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方向和戰略步驟。在這一進程中，隨著城鎮化與信息化的深入推進，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的興起，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轉變，也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城鄉格局變遷與社會發展模式轉型，這已成為小農大國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這一歷史發展趨勢無疑形塑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一、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沿趨勢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指向是一個多維度、全方位的發展過程，涉及技術升級、組織方式變革、市場擴展以及城鄉互動等多個維度。從全局來說，農民形態、產業形態和城鄉形態的演化預示了農業農村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走向。在現代化與市場化背景下，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調整、農民生產行為和組織形態變遷，共同推動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前沿變革。
（一）科技前沿深刻變革：信息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新趨勢
農業現代化本質上是農業技術發展的一種前沿變化，科技創新始終是農業現代化的前奏和先導，如科技創新引發的每一次種子革命，都促使農業發生質的飛躍，對農業發展產生革命性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科技進步和創新。”這是根據農業現代化的前沿變化和趨勢作出的戰略判斷，充分肯定了科技創新是推動農業新質生產力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力量，明確了以科技進步為引擎推動農業生產力變革和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世界農業發展史也充分證明了科技是農業發展的原動力和驅動力，農業強國必然是農業科技強國。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和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以及智能制造技術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逐漸成為農業生產的新常態，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的農業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深刻改變了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優化了種植結構，有效緩解了農村勞動力供需矛盾，提升了農業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抗風險能力，促進了農業優質高效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從全球視野來看，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盡管耕地面積僅增加30%，但世界糧食作物產量在技術革新的推動下實現了倍增，使這一時期成為全球糧食生產力增長的非凡時期，這也從一個側面充分體現了科技進步對提高耕作效率和土地利用率的巨大貢獻。山東社會科學2024·6中國式現代化研究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農業生產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種植和養殖方式，而是越來越多地依賴前沿科技的創新應用。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精準農業與農業互聯網三大關鍵技術，助力實現了農作物種植面積和產量的實時監測，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和抗病蟲害能力，有效控制了化肥和農藥的過量使用，使農業生產管理變得更加智能化和自動化，農業經營的規模化和現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之間的信息傳遞、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可追溯性更加迅速和精準，成為推動我國農業新質生產力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核心力量，為我國糧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農業新質生產力不僅體現在農業生產方式與生產工具的更新換代上，更表現為農業生產的結構、理念及模式的根本性轉變，它涵蓋了生物技術創新、土地精細化管理、農產品附加值增長等方面，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緊密結合，提高小農戶的科技應用能力和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從而顯著優化農業種植結構，提高農業產出效率，實現了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雙提升。而這必然要求農業生產者具備更高的科技應用能力和管理水平，以適應發展現代農業的要求，推動我國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農業強國轉變。
（二）食物結構深刻變化：農產品消費需求多元化新趨勢
作為大國小農，準確把握農產品的市場需求變化趨勢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大食物觀，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這是根據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作出的戰略判斷，深刻反映了對食物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鏈條的重視，以及在各個環節中都追求社會、生態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平衡，準確把握食物消費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價值，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撐。
我國傳統的以稻米、小麥等五谷雜糧為主食的飲食習慣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畜禽肉類及水產品的消費相對較少，蔬菜、水果攝入量僅占總量的一小部分。這種飲食結構的特點在于糧食主食化、肉類副食化、地域差異化和季節輪換化。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從以單一的谷物為主，逐步轉變為由糧、肉、蛋、乳、果蔬等組成的富含高蛋白、高營養價值的食物組合，加工食品占比不斷提高的結構多元化與高質量發展的趨勢。根據有關數據，我國動物性食品的消費量占比逐年上升，肉類消費量從1978年的每人每年9公斤，上升到2022年的每人每年70公斤，同期奶制品消費量提高更是達10倍之多，與此同時，水果和蔬菜的消費需求也表現強勁。
在食物結構性變化背景下，伴隨著我國居民收入增長與社會階層多元分化，農產品消費結構發生了高中低端分化，日益呈現多樣化、個性化、特色化趨勢，食物消費不但追求營養和健康，而且更講究口味。此外，不同地域的飲食文化對食物消費結構的形成與演變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南方的稻作文化、北方的面食文化等，都極大地影響了區域內食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這些變化既體現了城鄉居民營養健康觀念的更新，反映了飲食文化差異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也說明大食物觀的核心在于強調食物不只是飲食消費的對象，更是生態文明與健康生活的重要基石。
（三）城鄉結構深刻變遷：人口比例與空間格局融合新趨勢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這是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實際發展進程和未來趨勢作出的戰略判斷。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的比重上升與鄉村的比重下降是客觀事實，但鄉村不會消亡，城鄉長期共生才是城鄉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特大型小農國家，能否處理好城鄉關系，關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就是要求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和處理工農、城鄉關系。
在深入推進的我國城鎮化進程中，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人口城鄉流動日趨自由化，城鄉人口分布日趨均衡。根據有關數據，我國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億人增長到2022年的9.21億人，增量甚至超過了歐洲各國人口的總和。與此同時，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2年的65.2%。這是我國城鄉結構深刻變遷的最直觀表現，這一變動重塑了城鄉關系，標志著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達到了新水平。
城鄉結構變遷不僅涉及城鄉人口比例與空間格局的改變，更涉及經濟結構、產業布局、社會治理等多方面的深層次變遷，成為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信息化大背景下，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等新動能不斷從城市向鄉村傳導，城市與鄉村的發展機會和生活條件的差異正在縮小，農村正從傳統的以農業為主逐漸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支撐的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城鄉發展的軌跡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與融合雙重特征，城鄉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日益趨同，如農民工的城市化進程影響了城市社會的結構和文化，而城市居民對鄉村生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向往，這種城鄉互動不僅豐富了城鄉居民的生活內容，也促進了城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四）鄉村治理結構深刻變動：黨組織統一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共治新趨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更為豐富的科學內涵和更加生動的實踐圖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并取得明顯成效，我國鄉村社會結構日益呈現出主體多元化和訴求多元化的變化趨勢。黨中央提出要完善多元共治的農村社區治理結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是根據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作出的戰略決策，必將推動我國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目標逐步實現。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國家以一種全新的治理方式進入鄉村社會，鄉村資源不再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工具，而鄉村的繁榮是現代化目標的戰略重點。鄉村治理以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根本保證，通過諸領域的相互作用和動態調整，從根本上撬動了鄉村社會生產關系，鄉村治理的參與主體和管理模式實現了歷史性變化，我國鄉村社會結構與治理方式正在經歷歷史性變動。在現代化大潮中，治理主體呈現出從單一的黨組織領導模式向黨組織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共治模式轉變，動員了基層黨組織、基層自治組織、村民、企業、社會組織等多主體資源，形成了政治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格局。這一新的治理模式不僅推動了鄉村經濟的發展與結構升級，而且極大地完善了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了鄉村公共服務水平，促進了鄉村文化傳承與生態保護，為推動社會整體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充分發揮村黨支部組織和制度優勢，重塑鄉村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結構，是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新方向。在鄉村治理實踐模式方面，無論是湖北省秭歸縣的“幸福村落”，還是浙江的“楓橋經驗”，都是建立以黨支部為核心、村委會與村民代表大會相結合的組織架構，注重發揮村民自治制度的作用，形成了“黨建引領、村民參與、法規支持、科技促進”四位一體的現代鄉村治理新模式。村黨支部通過定期召開村民大會，公開鄉村治理方案和財務情況，從而保障決策的民主化，有效提升村民的滿意度。在鄉村文化建設方面，既尊重鄉村原有文化的內在價值與外在特征，又引入現代文化元素以充實鄉村文化的內涵，通過推進鄉賢文化和“美麗鄉村”建設，增加鄉村文化建設的鮮活元素，增強鄉村治理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與此同時，很多地方依托現代信息技術構建鄉村治理大數據平臺，吸引多元主體參與協商議政，有效增強鄉村治理的透明度與參與度，實現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雙提升，加速鄉村治理方式的現代轉型。
在鄉村治理模式變動中，鄉村社會組織占有重要地位，在助力鄉村治理結構轉型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鄉村社會組織多元化發展的背景下，鄉村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群眾團體和文化組織等多元主體共治已經成為社會參與自治機制構建的新趨勢，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范例，這在我國城鄉關系變化、社會治理重心下沉、社會治理能力提高等多個方面都有鮮明的體現。
二、多重復合宏觀背景下我國農業農村的結構性矛盾
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持續下降，城市化相對減速，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快速發展，集中反映了我國正處于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鄉村中國向城鎮中國、全面小康向全面現代化的社會轉型疊加階段，也引發了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多重結構性矛盾。
（一）城鎮化進程中人地矛盾與耕地拋荒并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戶均耕地規模僅相當于歐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國的四百分之一。“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是我國農村許多地方的真實寫照。耕地資源始終是我國最稀缺的資源之一，決定了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像保護大熊貓那樣保護耕地，在此基礎上才能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資源不斷向工業和城市聚集。農業生產成本急劇上升拉高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加快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速度，由此導致了農村空心化和農業勞動力結構性短缺。而人多地少的耕地資源先天性局限，導致耕地細碎化與經營小農戶化，農業組織化程度偏低，農業經營規模偏小，嚴重制約著農戶的收益。基于比較效益，一方面，由于城市發展對經濟作物需求增加，不少農戶更傾向于種植經濟作物；另一方面，不少農戶逐步退出農業，導致農地拋荒現象一直不同程度存在。根據調研，有的是“季節性拋荒”，將雙季稻改為單季稻；有的是“非糧化拋荒”，將農地改種甘蔗、烤煙、花卉等經濟作物；有的是“絕對拋荒”，主要是山區和丘陵地帶的耕地資源不足以維系一個農戶家庭的基本生存，導致農民放棄耕作。上述各種類型的農地拋荒現象導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守住耕地紅線始終是我國的重大戰略性問題。
（二）消費結構性變化導致農產品短缺與過剩并存
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食品的需求已從過去的單純數量要求向質量、安全、味道等多重要求轉變。盡管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特色農產品的經濟效益快速提高，但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業生產與消費需求和市場變化不完全匹配的問題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因而導致短缺與過剩并存，突出表現為農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低端農產品去產能難等問題。
源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慣性，很多地區仍然存在種植結構單一、高價值作物種植比例偏低的問題。同時，農產品產銷銜接不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供需平衡。目前，許多農戶仍較為依賴傳統的農產品市場供求信息獲取方式，缺乏對現代互聯網技術的認識和應用，這種市場信息不對稱狀況嚴重影響了農戶對農產品市場行情的準確把握和及時反應，特別是在大宗農產品產銷方面，由于市場供求信息不夠準確、明晰，農戶往往很難根據實時變化的市場需求調整種植計劃，導致部分農產品豐產而不豐收，加之大宗農產品的區域相似度普遍較高，嚴重的同質化導致過剩現象突出，如我國南方大多數水果庫存積壓嚴重與價格下滑已成為常態。
農產品供需失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發展偏重于供給端的擴大生產，而未能充分注意需求端的市場體系建設，特別是物流配送基礎設施建設，從田間到市場的時間成本和損耗率較高，導致優質不能優價、增產不能增收，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此外，農產品加工業發展不足也是導致供求失衡的因素之一。農產品加工業是連接農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的橋梁和紐帶，其規模和水平直接影響到農產品的市場供給力與產業的增效能力。我國的農產品加工企業特別是數量龐大的中小型農產品加工企業大多仍停留在初級加工階段，機械化、自動化程度不高，生產效率低下，嚴重制約著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三）現代化快速推進過程中農民面臨城鄉雙重困境
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程中，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無疑是重中之重。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在包括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收入增加遭遇城鄉就業雙重困境，脫貧人口返貧和邊緣人口致貧兩種風險并存。
首先，農民在農村面臨很多挑戰。受自然資源條件、生產技術水平、單一生產方式和有限市場機遇等因素的制約，農民的就業選擇和增收渠道極為有限。而隨著農業機械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從直接農業生產勞動中獲得的收入也不斷減少。同時，現代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是普遍規律，農業在整體上為農民增加經營性收入的機會空間被大大壓縮，保證農民持續增收面臨多重困難。其次，農民在城市也遇到很多難題。農民進入城市就業市場遭遇技術門檻和服務性就業崗位飽和雙重困境，農民通過向城市勞動力市場轉移提高收入的機會越來越少。一方面，隨著很多領域勞動智能化水平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崗位逐漸被智能機器取代；另一方面，去產能背景下的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態勢，疊加國民經濟下行，導致城市和工業對農民工的需求大幅度縮減，從而使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份額有所下降。而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身份隔離始終未能徹底破除，農民即便身處城市，也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社會，發展機會仍然較少。
（四）鄉村治理結構失衡導致公共服務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并存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迫切需要公共服務由過去的特惠型向普惠型轉變。由于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滯后于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廣大農村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務不僅存在數量少、質量低、項目少、范圍窄等供給不充分問題，而且存在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規模、類別、質量與鄉村現實需求不匹配的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為公共服務錯位——干了不少不需要的事，公共服務缺位——不少該干的事沒干，公共服務越位——干了不少不該干的事，造成鄉村公共職能、公共決策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多重結構失衡。其根源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決定權要么集中在上級政府，要么集中在鄉村組織負責人手中，缺乏以村民需求為導向的鄉村公共資源和基本公共服務配置制度性渠道。具體而言，由于農民缺乏在公共決策中的參與機制和意愿表達渠道，更談不上對與自己利益息息相關事項的決定權，使村民自治得不到有效落實，不僅造成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難以落實，而且導致公共服務提供者對農民真實需求了解不足以及相關制度設計與基層實際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造成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低效率。
（五）城鄉融合背景下鄉村文化傳承與提升承受雙重壓力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我們只有用大歷史觀審視我國鄉土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才能更好地在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把握鄉村文化振興的目標與方向。隨著越來越多的鄉村轉變為城鎮，農業與非農業經濟活動日益深度融合，城鄉分割逐漸轉變為更為緊密的城鄉互動與融合。在城鄉融合發展不斷推進的背景下，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現代文明的積極傳導，構成了鄉村文化振興不可或缺的雙輪驅動力。就當前我國鄉村文化建設的實際情況來看，植根于鄉土社會的傳統習俗、信仰、藝術和生活方式，應在主動適應傳統文化傳承與現代文明推進的基礎上實現轉化發展，這既是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城鄉交流與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結果。
優秀傳統鄉村文化需要大力傳承和弘揚，這是維護鄉村歷史連續性的必然要求。文化是連續性和時代性的統一，當下所謂的傳統文化是過去的“現代文明”，而現代文明中也包含著傳統文化的因素。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產生于更早的文化環境，而且過去的文化環境決定著現在的文化發展潮流。鄉村文化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載體，積淀了豐富的歷史價值和文化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很多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等具有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鄉村文化要素，既包括古建筑、傳統工藝等物質文化，也包括民風、習俗、祭祀等非物質文化，它們在生產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結構、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等領域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鮮明特征，體現著鄉村獨特的社會風貌，成為民族記憶與地域性文化特色的重要依托。
由于區域環境、歷史演進及民族特性的影響，我國鄉土文化兼具地方特色和族群記憶，展現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圖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土文化的根不能斷。”我國鄉土文化的核心在于人與土地的深厚聯系，這種聯系超越了單純的物質層面，包含了歷史上農民祖祖輩輩在精神和情感上對土地的依戀。對于鄉村居民來說，這種對土地的深厚感情不僅出于生計的需要，更是一種文化和歷史的繼承，這種感情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社交習俗和節日慶典中得以傳承和體現。對鄉村共同體的記憶與歷史來說，它承載著族群認同和社會凝聚力。總之，土地不只是生產資料，更是家族繁衍、習俗傳承的基石。
在數字化和全球化的雙重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外溢不斷侵蝕著鄉村傳統文化的獨立性和生存空間，文化發展的同質化不斷沖擊著鄉土文化的多元價值和個性特點，鄉土文化的衰落是城鎮化進程中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村落中承載著千百年來歷史記憶的宗族堂會、家族廟宇、道路橋梁、傳統工藝、節慶習俗等文化要素逐漸消逝或變形，年輕一代對鄉村傳統文化的認同不斷下降，有的人甚至缺乏基本的鄉土傳統文化傳承意識。這種變化還體現在土地用途的改變上，如農田被辟為旅游休閑區，而古老的民居被改造為客棧。由于土地不僅要滿足農業生產的需求，還承擔著促進鄉村經濟發展和傳承弘揚鄉村傳統文化的功能，因此土地用途的改變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革，傳統的鄉村社會關系和土地依賴關系正在被重新塑造和定義。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鄉土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需要融入現代文化元素，即實現優秀傳統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隨著現代科技與新媒體的普及，鄉村信息獲取、知識傳播和社會互動的模式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民對現代文明的需求在逐漸增加。推進鄉村文化振興，不僅要重視鄉村文化保護，更要重視現代文明的理念和價值在鄉村的普及，使鄉村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有機融合與和諧共存。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克服以下兩種極端傾向：一是不加區別地簡單復古，認為只要是傳統的就要傳承與弘揚，甚至將落后的封建價值觀念全面復活；二是把傳統風俗習慣一概視為陳規陋習或封建迷信，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影響，形成了“城市=先進、鄉村=落后” 的城鄉文化高低優劣的思維定式，在移風易俗的名義下“一刀切”地打壓反對傳統鄉村文化，個別地方甚至不準老人辦壽宴、春節完全禁放鞭炮等，引起了農民群眾的不滿。在推動鄉村振興的進程中，一旦傳統鄉村文化的連續性被阻斷，隨之喪失的將是鄉村文化的根基和精神內核。因此，如何正確處理現代化與傳統鄉土文化保護之間的關系就成為迫切需要解答的時代命題。
三、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逐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迎來了自己的歷史拐點。在市場與社會轉型的雙重視角下，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呈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市場導向的農業生產模式需要農業從業者不斷進取、創新，提升自身競爭力，而市場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也亟須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案。在這一過程中，農業生產力的持續提升、農村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鄉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以及根植于鄉村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共同塑造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路徑。
（一）在適應消費結構變化方面應以大食物觀為指引
隨著食物消費結構的變化，消費者的食品需求逐漸從單一的飽腹轉向營養健康，對多樣化、營養化和健康化的農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大食物觀為指引，就是要打破傳統的以糧為主的農產品供給模式，在保證糧食供給的同時注重質量和營養搭配，重視食物的多樣化和均衡性。
第一，突破傳統食物概念框架，擴大食物多元供給范圍。在當前我國居民膳食模式的營養結構中，蛋白質、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關鍵營養素的攝入量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的提升。因此，必須跳出傳統食物概念框架，挖掘非傳統食物資源，從廣泛的自然資源中發現新的營養素提供者。為此，必須最大程度拓展食物資源的種類與渠道，充分利用發酵工程、酶工程等現代生物技術手段，提高這些資源的營養價值和人體的吸收效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需求。
第二，突破耕地資源限制，拓展食物多元供給途徑。在現代社會，耕地資源的有限性已成為制約食物供給多樣化的一大障礙。應從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著手，開展輪作休耕，提高土壤肥力，推廣水肥一體化和精準施肥等現代農業技術，提高單位面積耕地的產出效率。要優化農作物種植結構，推廣耐旱和抗逆性強的作物品種，大力發展設施農業，有效克服資源和環境制約。要積極開發非耕地食物資源，如發揮深海水域養殖和高原草場畜牧，特別是海藻、微藻等海洋生物的作用，開辟食物多元化供給新途徑。
第三，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提高食物供給質量。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者的食物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營養供給，而是越來越重視食物的品質、口感以及健康度。因此，必須致力于健康與營養的平衡，全面提升食品的營養價值。要通過選育新品種、優化加工工藝、提升儲存技術，把富含微量元素和維生素的新型雜糧、水果和菜類納入食品開發范圍。要運用現代生物工程技術開發受消費者歡迎的養生食品和有機食品。要主動適應現代飲食結構變化趨勢和食品消費模式，開發適應現代人口味的食品配方、烹飪方法以及符合現代審美趣味的食品樣式。要以健康理念為基點，把新技術新工藝與傳統飲食文化有機結合，不斷提升食品綜合價值，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四，倡導綠色生產方式，保證食物多元供給的可持續性。在大食物觀中，綠色生產模式不僅是技術性的革新，更是現行農業生產方式的全面升級，以減輕環境的負擔，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生產方式包括從土壤改良、良種選育、植保技術到收獲后管理的整個過程。其中在土壤改良方面，通過生物修復技術和有機物回填，提升土壤肥力，為作物生長創造良好基礎。在良種選育方面，研發適應不同生態區的優質抗逆品種，減少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在植保方面，采用生物控制技術和無人機智能噴灑，控制并減少農藥的使用量。對收割后的秸稈等農業廢棄物，通過生物技術轉化為能源或有機肥料，實現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
（二）在農業科技裝備上以建立區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抓手
改造傳統農業就要引入現代要素以提高農業的現代化裝備水平，其中農業技術創新最為關鍵。“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業小規模家庭經營的長期性，而自然資源稟賦和發展程度的差異決定了農業科技裝備覆蓋率呈現區域非均衡性特征。因此，應以建立區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抓手，推進小農戶與前沿科技要素、現代裝備有機銜接，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提高農業技術裝備規模和信息化水平，從而彌補耕地規模相對較小的先天性局限，這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第一，重視農業科技創新的區域性要求。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原有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農業生產與市場的需求。在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方面，需要針對農村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與耕作條件，實施區域化的科技研發，確保科技創新成果可以快速應用到實際生產中。如大力發展山地農業機械，以適應丘陵地區、偏遠山區的自然條件，加快小塊土地上的農業生產普遍實現機械化。再如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在農業生產中的革命性促進作用，逐步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小城鎮、中心村、特色產業村的全覆蓋，對不同區域的種植、養殖、天氣、市場等各種數據進行差異化收集、整合和分析，為農民提供精準的區域性種植建議、區域性病蟲害防治方案和區域性市場趨勢預測。
第二，建立區域性農業生產服務體系。隨著農業科技裝備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國農業生產服務體系日益成熟，但仍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農業生產服務體系缺乏區域性，農業機械覆蓋率不高，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和農產品成本偏高。其次是區域性技術指導服務薄弱，許多農戶因缺乏種植技術和市場運營能力，無法有效提升經濟效益。再次是區域性農產品深加工和冷鏈物流設施不足，限制了農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市場拓展的潛力。因此，需要盡快建立完善的區域性社會化服務體系，從而將農業生產與農機、技術服務，農業生產與加工、市場連接起來。具體來說，要根據我國的獨特國情，以縣域為中心，設立農業科技裝備共享平臺，打造區域性農業專業技術服務機構；以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為龍頭，在“耕、種、防、收”等環節實現全程托管的社會化服務。尤其要鼓勵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與土地服務性托管、收益性托管、半托管等區域性社會化服務。
第三，補齊農村商品流通科技服務的短板。農村商品流通服務體系的效率和效果直接影響著農產品銷售和農民經濟收入，而我國農村商品流通服務體系的科技短板，是造成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過程中價值流失和損耗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推進農村科技服務社會化進程中，應通過農產品追溯系統構建從生產源頭到消費者的透明化流程管理系統，利用電子信息技術建立智能物流配送體系，推進移動互聯應用與電子商務平臺建設，實現數據共享與價值共創，為農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農產品銷售渠道，降低農產品流通環節的成本。構建批發市場、物流基地、電商平臺等一體化信息服務平臺，構建鄉村物流配送體系，促進農村商品流通與社會需求的高效對接。
（三）在公共服務供給方式上以農民最緊迫的需求為導向
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的公共服務需求不再僅僅滿足于基本生活保障，更期望獲得教育、醫療、文化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服務。而目前“自上而下”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造成了供需失配的結構性矛盾，因此要著力解決農民最需要的沒有干、而干了的有些不是農民最需要的這個現實問題。
第一，建立以農民為中心的供給決策機制。農民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滿意度不高的根源在于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與農民的實際需求存在某種程度的脫節。因此，必須把尊重農民的權利作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的核心，以滿足農民最緊迫的需求為導向，建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決策機制，推進農村公共服務從“紙面”下沉到“地面”。而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精準識別與響應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機制的核心，需要建立以農民參與為基礎的需求信息收集和反饋平臺，全方位把握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實時動態。要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功能，使之成為連接農民與基層政府的重要紐帶。要根據農民最緊迫的需求意愿，因村施策，差異化確定公共服務供給，確保公共服務交由農民決定、服從農民需要。
第二，暢通農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表達渠道。暢通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渠道，有助于準確把握和對接農民的真實需求并進行科學決策，確保公共服務內容與供給方式的差異化和個性化，從根本上提升農民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滿意度。在實踐層面，需要發展基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信息平臺，使農民通過智能手機即可參與公共服務的設計、實施、監督全過程。通過線上問卷調查、互動反饋系統以及在線公開會議等形式，提高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便利性和時效性，保障農民的利益訴求能夠第一時間得到表達和收集。同時，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算法輔助分析農民需求，幫助決策者掌握更加細微的需求變化，從而作出更加精準的政策調整。
第三，簡政放權釋放鄉村組織活力。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尊重基層探索積極性和尊重農民首創精神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推動著鄉村治理制度一次又一次創新。隨著現代化的深入推進，過于集中的行政管理權限、鄉村治理體制機制缺乏彈性以及公共服務供給效率較低等問題逐漸凸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簡政放權不僅是一種行政手段或治理模式，更是釋放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活力的新動能。其中，減輕行政事業性負擔，推進治理重心下沉是釋放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活力的前提。通過逐步削減和整合農村基層政府部門職責，減輕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負擔，擴大政府向社會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實現公共服務職能向社會組織和市場轉移。改革村級事務管理模式，引導村民自治組織發揮更大作用，把農民自己能辦的事交給農民自己辦，構建多元參與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
（四）在推進鄉村文化現代變革上以留住鄉愁為前提
一方水土塑造一方人心。盡管城市環境深刻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然而鄉愁記憶仍然留存在歷史文化傳統與自然人文景觀之中，留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深層意識中。在中華文化的宏大敘事中，鄉愁作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溝通的橋梁，是一種深深滲透在人心中的情感體驗，也是文化傳承的紐帶。留住鄉愁不僅有助于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鄉村文化，而且是在吸收現代文明元素基礎上賦予農耕文明以新的生命力，使之在現代社會生態中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有效形式。以鄉愁為紐帶，構筑連接歷史與現代、城鄉與自然、個體與民族的文化橋梁，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現實需求，也是對當代精神價值的有效傳遞與升華。
第一，傳統農耕文化記憶和自然生態之美是留住鄉愁的基礎。留住鄉愁在于找回和品鑒那份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被稀釋的傳統農耕文化記憶和自然生態之美，不僅注重鄉村建筑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更注重農耕文化的內涵與精神的傳承。在新時代，鄉愁已經轉化為傳承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的情感力量和社會資源，即打造鄉愁產業品牌以賦能產業振興，利用鄉愁特色吸引人才，傳承鄉愁文化以強化歷史連續性，倡導鄉愁生態理念以建設美麗鄉村，發揮鄉愁心理功能助力鄉村治理。因此，要從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個體與社會多重維度大力挖掘、整理、保護與創新傳承鄉愁心理文化資源，提升鄉村整體生活質量和文化內涵，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特別是在人文層面，通過鄉愁建立起情感紐帶和社會支持系統，滿足背井離鄉者的情感需求，不僅能夠使人們深切感受到鄉愁的呼喚，而且能夠真正找回那份久違了的歸屬感和安定感，從而保持心靈與故土的深層聯結。
第二，傳統節日與習俗是留住鄉愁的重要載體。我國在農業社會背景下形成的鄉風民俗，體現在豐富多彩的節日慶典和生活習慣中，成為農民日用而不覺的文化習俗，進而積淀為深層文化基因。豐富多彩的節日慶典和生活習慣成為鄉愁的重要載體，對構建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發揮著隱性作用，形成人們對故鄉的美好記憶與對未來發展期許相結合的情感紐帶，不僅激發鄉村居民的自豪感，也引發城市居民回歸鄉村的興趣與動力。鄉愁作為一種文化，不只是歷史文化信息的延續，還是連接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橋梁，賦予新時代文旅以深厚、鮮明的歷史文化內涵。傳承和弘揚鄉村傳統節日與習俗文化，須緊密結合現代生活的特征和需要，深入挖掘鄉村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價值，滿足現代社會人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使人們能夠深切感受到鄉土文化的地方特色和獨特魅力，以市場化、產業化的手段實現傳統節日和民間習俗文化的創新轉化和經濟價值的提升，為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融奠定堅實基礎。
第三，將現代創意與科技元素融入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并非簡單的復制或保留過往，關鍵是適應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既保留核心精神，挖掘和傳承鄉土文化的傳統價值，又促進鄉土文化與現代社會的有機融合，深入挖掘和發揚其時代價值。實踐證明，科技元素的運用和現代創意的注入，能夠推動傳統建筑元素與現代建筑技術相結合，能夠較好地修復和保護古村落、老宅、古橋等物質文化遺產，保存和傳遞蘊含其中的歷史信息，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此外，還應借助數字技術、GIS技術和虛擬現實技術等現代技術，加快對鄉村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梳理，建立包括物質文化遺產的地理位置、歷史信息及其文化內涵在內的數字化檔案，并在數字平臺上展示，為公眾了解、認知和體驗優秀鄉村文化提供便捷渠道。
第四，加快鄉村文化與現代教育的整合。將鄉村文化內容納入地方中小學教育體系，設立鄉村文化課程，實現鄉村文化傳承的系統化和規范化，促進優秀鄉村傳統文化與現代教育相結合。通過開設與鄉村文化遺產相關的課程和舉辦工坊，給青少年營造、提供接觸、了解和關注鄉村文化的情景和機會，激發他們對鄉愁文化的認同與自豪感。要培養具有鄉村文化背景的專業人才，包括非遺傳承人、鄉村文化研究者等，發揮他們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重要作用。
（五）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上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為突破方向
增加農民收入既是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標，也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礎工程。推進鄉村振興就是要從根本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在農民的收入結構中，財產性收入占比一直很低，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差距最大的是財產性收入，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比例太低是制約其收入總水平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帶動了土地需求，土地價值快速上升，這為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特別是在農民增收面臨嚴峻形勢的背景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以拓展農民財產性收入空間，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突破方向。
第一，提高農民承包地的流轉收益。農村土地承包權、經營權具有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價值，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服務體系的建立須基于土地市場供需特點，實現農民承包地流轉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盡管現階段承包地流轉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流轉服務不足、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過高等問題，影響了農民承包地流轉收益的提高。從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看，需要構建專業化的土地流轉服務體系，指導和幫助農民進行土地流轉，以完善的政策法規為流轉雙方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與政策支持，從而優化土地流轉結構及其模式，維護所有土地流轉參與方的合法權益。在流轉服務體系構建方面，不僅要制定標準化、規范化的交易流程，還應引入市場化運作機制。同時，通過建立網上土地流轉平臺減少流轉環節，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讓農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我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土地資產已成為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農民未能充分享受經營性土地開發帶來的增值收益。因此，要進一步完善與土地權屬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為其合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提供法律依據。在經營性用地項目的開發過程中，要保證農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切實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加快土地市場改革進程，允許農民直接參與土地租賃、轉讓等市場活動，通過協商或規范化的分紅方式直接獲得土地市場化帶來的收益。特別是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有權參與土地開發的前期決策，他們對土地的經營性使用應該有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這也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整體自治能力。
第三，擴大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貸款試點。受益于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點，部分地區已在積極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登記、流轉，為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貸款抵押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改革試點中，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可以作為貸款抵押，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從事經營活動缺少資金的問題，在增加農民收入、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應繼續擴大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細化相關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優化流程、簡化手續、提高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作為抵押物的價值評估準確性，進一步降低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的成本和門檻，助力鄉村產業振興。
第四，構建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利益實現機制。構建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利益實現機制，關鍵在于將宅基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真正回報給農民，體現出宅基地使用權的經濟價值，幫助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要充分發揮宅基地使用權的經濟價值，就必須在制度上對宅基地使用權給予明晰的產權界定，建立與市場機制相銜接的用益物權市場與轉讓機制。同時，規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操作流程與收益分配原則，確保農民利用宅基地用益物權獲得合法合理的收益，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農民的土地流轉積極性，而且有利于實現土地資源的集約節約高效利用。在此基礎上，嘗試實行宅基地租賃、合作社經營等多元化管理模式，提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效率，實現土地價值最大化，確保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能夠獲得合理份額。
第五，建立進城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機制。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部分農民進城成為市民。為此，應建立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機制，一方面保障已進城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另一方面推動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流轉和高效利用。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制度應規定農民有權將其承包地、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等有償轉讓給國家或集體組織，并以市場化方式獲得經濟補償，從而保障其合法的財產權益不受損害。從制度設計來看，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需要建立在明晰農村土地產權的基礎上，這就要求加快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通過法律法規規范包括退出條件、程序、評估和補償方式等在內的退出機制及其操作流程。在經濟補償的具體操作上，補償金額不僅要充分考慮土地的現有價值，還要兼顧未來的增值潛力，以保障農民的利益不被侵犯，實現土地財產權的最大化。
（六）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上以“強縣城”為基本戰略
黨中央明確提出，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充分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作用。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中，縣城既代表鄉村對接城市，又代表城市輻射與帶動鄉村，處于縣域的核心位置，是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關鍵環節。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率先在縣域內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中心城市—縣城—鄉村”在生產、生活、生態上的功能銜接互補，實現城市群與鄉村群的有機銜接，是國家戰略層面的重大命題。
第一，提升縣城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地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迫切需要重塑縣城與中心城市的關系，提升縣城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地位，使之成為區域發展的新引擎。綜合功能提升是縣城戰略重構的基石，國家應通過財政、稅收等利益導向機制，鼓勵省會城市、地級市與周邊縣城一體化發展，形成通勤便捷、功能互補、產業配套的大中小城市組成的城市群。以縣城為城鄉樞紐的經濟發展布局應突出流通環節這個重點，促進城鄉生產和消費有效銜接。開展省、市審批或管理事項授權委托機制試點，引導公共資源向縣城布局。推動教育、醫療等公共政策優先向縣城傾斜，組織省會和地級市的優質醫療和教育資源向周邊縣城有序轉移。加大對縣城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支持力度，制定并優化生育、購房等方面的激勵政策，提高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縣城的積極性。
第二，推動縣城融入周邊城市群，為縣城發展拓展更大的空間。在城鄉融合發展與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縣城亟需突破發展瓶頸，凸顯在區域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價值，主動融入更為宏大的周邊城市群的發展格局中，充分發揮其在區域協同發展中的橋梁紐帶作用。隨著城市群戰略地位的上升，縣城通過融入周邊城市群，能有效分享周邊城市群在產業分工和經濟合作中的紅利，發展具有縣域地方特色的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促進縣域產業逐步高端化、特色化，加快縣域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發展步伐，增強縣域經濟活力與社會發展動能。
第三，以發展縣域特色主導產業為戰略支撐。縣域特色主導產業是提升縣域經濟核心競爭力、促進縣域經濟持續發展的戰略支撐。因此，要立足本地資源稟賦和市場需求，發揮區位優勢，著力促進產業鏈優化、創新驅動和轉型升級，塑造區域特色鮮明、經濟效益顯著的縣域產業發展新格局。在國家層面，應通過政策激勵和市場機制，引導、鼓勵人才、資本和高新技術企業落戶縣城，依托縣域特色資源優勢進行產業集群布局，發展壯大縣域特色主導產業，在此基礎上形成縣域產業集群化發展新模式。要以縣域優勢產業鏈為基點，圍繞該產業鏈推動上下游相關產業的擴張與深化，加快產業升級轉型，構建高附加值產業體系，形成競爭新優勢，實現產業經濟的循環增長。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通農業向二、三產業轉型的渠道，引導農業產業向深加工、品牌化方向發展。
第四，加快縣城基礎設施完善升級。完善升級縣城基礎設施是突破縣城集聚效應發揮的瓶頸、提升縣域整體競爭力、推動新型城鎮化的關鍵。需要緊跟區域一體化發展步伐，強化縣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信息化推進縣域空間融合，打通縣城與周邊城市的交通和通信瓶頸，增強縣城輻射能力，發揮縣城在城鄉融合中的中樞作用。不斷優化縣城產業基礎設施，完善產業園區內的研發中心、孵化平臺、物流中心等配套設施，支撐產業鏈上下游的有機銜接和高效運轉，激發縣城特色產業集群效應。要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加強縣域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把縣城建設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綠色城市。
作者簡介：陳文勝，男，法學博士，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智庫重大項目“湖南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研究”（項目編號：24ZWA03）的階段性成果。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東社會科學》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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