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是我國順應時代特點的重大戰略選擇。在農業先天稟賦差、科技含量低、體系不健全以及國際競爭壓力漸增等因素交織疊加的背景下，以數字文明帶動傳統一次產業整體性躍升，便成為我國農業發展提升的根本性內容。在這方面，數字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滲透相融將引發農業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農業生產力諸要素及其各類組合發生系統性優化，進而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并呈現出高科技、高效能、不同于工業新質生產力的鮮明特征。然而，由于歷史矛盾和現實因素的復合影響，我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將面臨農業研發推廣存在困難、以小農為主的經營方式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基礎生產條件支撐力不夠等方面的阻滯。據此，必須有針對性地探尋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實踐路徑，加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以推動農業現代化提質增效以及數字化動能持久釋放。
關鍵詞：農業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現代農業；數字化轉型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縱觀歷史發展脈絡，人類文明逐漸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走向數字文明，顯示出較為完整的文明演進序列，暗含了人類整體社會生產力的跨越式發展。新質生產力作為追求更有效率、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求農業經濟發展實現由傳統要素驅動向深層創新驅動的根本性轉變，并通過生產要素創新化配置、生產技術革命性突破、產業形態數字化變革等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因此代表著我國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已然實現一系列重大飛躍，但由于農業的先天稟賦存在現實缺憾，以及先進技術裝備應用不足，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始終在低位徘徊，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與世界農業強國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此外，農業產業體系對于維護農民生計功能過度承載，內部要素尚未達成有機協同，以及與工業、服務業產業體系的整體聯系不甚緊密等基本態勢依然存在，使得被期冀的農業產業的內生效率改進難以實現。從外部環境上看，“四化同步”對農業現代化的迫切需求、農業國際化帶來的風險挑戰、跨越發展“中等收入陷阱”的產業要求等都使得中國農業現代化面臨客觀壓力，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訴求變得尤為緊迫。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三大產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由三產到一產依次遞減，分別為44.7%、24.0%和10.5%，凸顯了推動我國農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面對突出的農業短板與激烈的國際競爭，如何通過發展以物聯網技術、智能農業裝備和新型良種良技等為代表的農業新質生產力來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推動傳統農業轉變為跨界融合、要素集聚、技術引領、品牌生成的現代農業，發揮農業在現代產業體系中“接二連三”的紐帶作用，使新質生產力真正在農業領域落地生根，并以此帶動城鄉全面深度融合以及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便成為當下尤須重點關注的時代命題。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出現及成長，代表著傳統農業的增長路徑已經迅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遷，并朝向內涵型增長的方向構筑起全新的農業形態。基于此，本文將從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現實背景出發，深入探討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系統性剖析我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阻滯因素，并提出農業新質生產力可能的實踐路徑，以期為我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提供有益啟示與決策參考。
一、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
新興農業技術的廣泛應用會催生出農業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型組織形式，并使得農業產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和內生發展潛力，一方面使得農業資源配置合理化和利用充分化，另一方面使得農業產業的邊際收益增加、利潤空間擴大化。因此，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農業領域生產力向更高階段邁進的必然要求，兼具嶄新的時代內涵與突出特征。
（一）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內涵
隨著數字技術普及應用，農業領域新舊生產要素的加速碰撞，促使農業生產與經營的思維理念和方式方法發生了全方位革新，中國農業發展范式繼而得到綜合性與整體性重塑，從而賦予了農業領域生產力嶄新意涵。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最重要的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生產方法和管理手段等裝備農業，即先進生產要素向農業配置，而這又使得農業領域出現新的先進生產要素組合。在這方面，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全過程的大規模應用和廣泛滲透，會引起農業勞動者、農業勞動資料和農業勞動對象等農業生產力諸要素及其各類組合發生系統性優化，進而形成農業新質生產力。
第一，農業新質生產力覆蓋下的農業勞動者是具有更多知識存量、更高專業水準、能夠熟練掌握數字化操作的新型農民。作為新質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新型農民的數字勞動行為可真正將農業產業當中相關數據信息的價值顯化，真正將人才內在的勞動價值轉化為實際的經濟、社會效益。
第二，數實深度融合下，農業勞動資料將由傳統簡單的農用工具和化肥農藥更新迭代為被大數據技術和自動化技術加持的現代化農機具等新型生產工具，轉變為內部特質發生新型化重構的形象載體，深刻顯示出農業生產力的劃時代變革。
第三，農業新型勞動對象亦超脫了原有的物質范疇，不斷向與作物生產、機械調配和經營狀況相關的信息數據、分散知識等無形資料拓展，通過對數據與知識等的深入挖掘、整合后運用與智能化分解，能夠獲得直接的效率提升和決策支持，這種對農業新質生產力潛在報酬的追逐，將產生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農業生產力效能。
第四，在數據要素“融合劑”作用的催化下，農業新型勞動力、新型勞動工具與新型勞動對象的協同融合應用將獲得一種新的要素組合效率，并在各種可能的組合優化過程中創造出農業發展的新增長點，充分發揮農業在我國整體發展大局中的“壓艙石”作用。這理應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現代農業的理念先導與明確目標。
（二）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基本特征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良種培育、農機裝備和農業基礎設施的研發升級得到穩定支持，生物育種、智慧農業、區塊鏈和大數據等新質生產力開始用于農業生產經營領域，不斷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農業科技高質量發展。根據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本質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包括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粗放發展，而是一個創新的過程。因為其不僅包括新要素的引入和舊要素的剝離，還存在一個要素組合變動的過程。在這種創新過程中，農業新質生產力使得農業產業擺脫了傳統弊端，通過為農業發展引入現代科技元素，構建起內涵豐富、形態多元、自主發展的農業產業體系，符合農業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趨勢，具有高科技、高效能、不同于工業新質生產力的鮮明特征。
第一，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受革命性創新驅動，通過引入新興技術、新型設備與新生模式，帶來農業發展路徑的全新變革。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正深刻改變和廣泛滲透于農業生產經營的各個領域和全過程，具有生產智能化、加工自動化、管理科學化等特點的智慧農業快速發展，農商文旅體融合發展等新業態活力迸發。利用大數據技術手段可以精準識別現代農業發展在不同地域和時間上的需要，同時數字化交易平臺能有效提高農業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要素交易成本，資源要素配置方式將從傳統的線下關聯向以數據和信息交換為主要特征的配置方式轉變，進而促使農業發展范式的更高級躍升。
第二，農業新質生產力能夠極大地減輕農業生產對自然再生產的依賴程度，改變傳統農業的定義與表征。通過發展無土栽培、轉基因技術以及設施農業等多種現代高新技術集成的農業系統，可以減輕農作物對水土光熱等自然資源與外部環境的依賴程度，不僅使干旱、洪澇等自然災害的威脅性大大降低，避免傳統農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過大的風險，還能使農業資源的重組配置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極大地釋放農業產業的生產能力與發展活力。根據以色列發展現代設施農業的經驗，通過在幾乎所有的土地包括沙漠下鋪設供水管網，直達植物根部，同時輸水干管連接多個滴灌系統，由電腦自動化控制，能夠使農業用水利用率提高到90%以上，從而極大地減少當地農業因不利自然環境而受到的發展限制。
第三，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要求從工業中“進口”高端元素，客觀上需要農業與工業結成交流無礙、循環暢通的“共同體”。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均是物質資源依賴型經濟，物質資源具有明顯的排他性特征：其使用價值在某一時刻只能被一個使用者占有和使用。同時物質資源是稀缺的，使用時必須消耗它，隨著其使用量的增加，成本越來越高，最終導致生產者收益的遞減。而在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先進要素報酬能力由工業向農業的聚攏嵌入，這種報酬能力附著于農業自身的生產之上，并通過農業要素與工業要素之間緊密結合的形式直接表現為農業發展形態的數字化、智能化演變，使得農業產業擁有了拓寬自身發展空間的能力。這種農業發展形態的轉變與人們消費結構的升級相適應，于是農業從投資回報率低的傳統產業轉變為具有高邊際收益的現代產業。因此，需要將農業產業置于整個國家經濟循環中，在農業發展的后發優勢中打造農業新質生產力。
第四，農業新質生產力追求生態效益與健康效益等綜合效益的特點顯著，在拓展農業生產可能性邊界的過程中依然追求人本邏輯。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伴隨著人類認識自然能力的提升，使得在開發“高精尖”設備的過程中注意保持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這方面，由于農業本身的多功能屬性與生態偏好特點，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要求農業發展要以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構建農民增收與環境改善的長效機制，推進農業生產方式綠色化，提升農業發展韌性。農業新質生產力不僅更加注重節能減排技術應用、循環經濟與資源利用，以及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還能夠確保農產品具有良好的營養結構與足夠的健康安全，從而推動農業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及人類飲食健康相協調。
總體上，由于先進理念與高新技術的持續賦能，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有效解放了農業勞動生產力，使得農業產業的再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并促進農業生產經營的可持續發展，體現為農業生產要素組合效率的提高和農業資源的充分合理使用。可以說，未來能否不斷運用新的數字技術并使之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是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增強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所在。而這又有利于農業產業獲得不斷增長的市場份額和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為現代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利的物質和市場條件，并進一步促進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特別需要深刻認識的是，由于采納新技術、新設備、新模式的學習效應、協調效應和邊際成本遞減效應，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會呈現出自我強化的鮮明特征。
二、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阻滯
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是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長期以來，由于受到要素稟賦、地理區位和歷史因素的制約，我國農業自身的發展能力存在內在缺陷，農業“弱、小、散、差”的傳統特點尚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同時由于受到一些技術性和制度性瓶頸制約，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仍然面臨一系列現實阻滯。
（一）農業科技研發推廣存在困難
農業新質生產力要求擁有高效的農業科技研發部門來研究生產先進數字技術及裝備，并通過成果的轉化應用來實現農業生產過程的數字化、智能化。然而，2023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僅為63.2%，表明我國農業科技研發這一專門性環節仍存在較大的現實難題。
第一，農業的科學研發與生產應用相脫節。由于農業科研領域一直存在論文及評獎、評職稱導向的實際偏向，導致科研與農業生產結合不夠緊密、針對生產實踐和現實需求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總體處于較低水平，技術研發與實際應用存在明顯的脫節現象。特別是從農業信息化水平看，2021年我國農業生產信息化率僅為25.4%，其中全國設施栽培、大田種植和水產養殖的信息化率分別為25.3%、21.8%和16.6%，這表明健全的從研發端到應用端的農業數字技術轉化機制仍未建立。
第二，科研資源的配置重復低效。整體上，我國農業科研體系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各級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院校缺乏合理分工、科研資源配置不合理、低水平重復研究等問題仍然存在。同時，農業企業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科技資源還未實現向企業有效集聚，導致農業科研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相對低下。
第三，科技推廣應用體系功能不健全。當前，我國基層農技推廣體系依然面臨“線斷、網破、人散”的現實困境。農業科技成果進村入戶的“最后一公里”阻塞嚴重，推廣轉化效率不高仍是制約農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矛盾。
（二）以小農戶為主的經營方式有效需求不足
在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抬升的重要趨勢。然而，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我國承包地經營規模在10畝以下的小農戶有2.1億戶，他們經營著超過10億畝的耕地，表明當下我國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仍以分散化、小規模的小農戶為主，這使得新質生產力在農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存在一定的需求側難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分散化的小農戶往往經濟實力較為弱小且融資能力受到限制，因而難以支付購買農業生產技術設備的費用。即使小農戶在日常生產當中存在引入如智能作物監控、無人機耕作、自主農業機械等數字技術設備的需要，也無法達成具有實際購買能力的有效需求。
第二，小農戶關于數字使用的水平普遍不高，加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問題趨于嚴重，使其對新技術、新設備的學習能力和接納能力較為低下。即使將先進的數字技術設備在農村進行推廣，小農戶也很可能因學習成本過大且收益預期不確定而選擇放棄采納。因此，調動小農戶對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實際需求意愿還存在一定難度。截至2022年6月，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僅為58.8%，表明普通小農戶對于網絡技能的學習運用和對信息化的基本認知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第三，傳統小農生存理性與風險厭惡的稟賦特質，使其僅具有較小的投資欲望與冒險意愿，因而難以忍受市場失敗與社會壓力，存在“第一次投資難題”，無法保證在農業生產中引進現代數字元素的有效性。
（三）基本生產條件的支撐能力不強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在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本條件上仍然存在支撐能力不強的突出問題。
一方面，由于相對于實際需求的投入不足，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權、經營以及管護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導致我國基本農田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仍顯薄弱，高標準農田占比不高，農田灌溉和生產機械的現代化受到限制。此外，在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不斷提高和多功能快速拓展背景下，新型經營主體的設施用地需求以及農文旅融合新業態的產業用地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基礎性條件亟待改善。
另一方面，數字時代網絡更新速度加快，但部分偏遠地區的農村信息基礎設施仍然呈現薄弱狀態，光纖網絡、5G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尚未實現完全覆蓋，因而無法滿足農產品電商、農產品直播等新業態發展需求。2020年我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總體水平為37.9%，顯示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條件較差。與此同時，2021年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財政投入占國家財政農林水事務支出的比重僅為1.8%，即改善農業數字化發展的基礎條件缺乏足夠的財政投入保障。此外，當前數字技術雖廣泛運用在農產品的銷售環節，但基本還處于“單兵作戰”的初級階段，未能有效融入現代化的農業產業體系和生產體系。實踐表明，在發展相對滯后的鄉村，數字接入鴻溝明顯，數字基建投入不足，數據未能充分融入產業發展，而且，鄉村留守群體信息素養不足，接受數字經濟能力不強，數字孤島現象凸顯。
（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能力低弱
中國農業正在實現現代化轉型，但“大國小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是基本國情農情，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來越在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中發揮著重要引領作用。然而，目前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仍然成長不足，尚難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核心力量。
第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總體上仍然總量偏少，主要原因在于，歷史原因和地理條件決定的農村承包地細碎化問題仍然缺乏有效的解決路徑。在“地”“權”固化的承包經營權管理政策和鄉村差序格局推高了外來農業經營主體交易費用的雙重制約下，以農村承包地經營權流轉實現規模化經營面臨現實難題，且大部分規模經營土地集中于平原等區位，丘區山區規模經營仍面臨土地分散、宜機化程度低等困境。
第二，我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涉足的產業層次依然較低，集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科技、教育、服務、休閑等產業為一體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尚未形成。同時，農業分工合作和產業內外部協同不夠，特別是科技研發、良種繁育、生產加工、品牌營銷等農業產業鏈內部環節缺乏協作，已成立的產業組織存在內部聯結松散、缺少實質化運營等問題，種養業、鄉村旅游、休閑農業等多元產業和業態間的聯動性也較弱。
第三，由于金融機構營利性目標與農業產業經營特征存在矛盾，加之農村可抵押資產不足，大多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融資需求一直未得到滿足，直接影響了許多新型經營主體對于新興技術與設備的引進能力。同時，政策的不確定性與農村產業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疊加，抑制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收益預期，也會降低其實際融資意愿。
第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效銜接的功能發揮有限。一方面，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不健全，新型經營主體較少有分享技術、渠道、品牌等發展性帶動行為。一些地區農民分享優質糧油、新產業新業態等的收益以低收入、低門檻的就業參與為主，自主投資行為少。另一方面，現有社會化服務組織服務能力弱、服務范圍小、服務領域窄等問題突出，無法為以小農為主的分工日益細密、復雜度持續提高的現代農業發展提供支撐。
（五）政策協同不足導致實際績效亟待提高
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涉及土地、資金、人才、產業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城鄉融合等多個方面，涵蓋了政府、農戶、企業、合作社等多元化主體，各方面均涉及不同政策。當農業生產力發展進入向深度推進的新階段，“單兵推進”式分段分塊獨立進行農業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局限性就日益充分地顯現出來。當前，由于涉農部門的不同政策之間缺乏協同性和聯動性，導致制度規范之間發生沖突，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能力形成抵消性削弱。例如，現代農業發展中產業道路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農村廁所革命中糞污治理還田與土地保護之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同部門政策實施的現實沖突。盡管某些環節在形式上呈現出政策集成的態勢，但是這種集成是一種被動的集成和簡單的“1+1”集成，各個單項政策的實施時間、牽頭部門仍存在較大差異。農業政策協同不足將導致一定程度的碎片化效應，勢必嚴重影響和制約政策的正面效果實現，不僅因為缺乏部門聯動導致政策成本增加，而且由于政策實施缺乏系統聯動導致實際政策績效不高，常常存在因制度政策不協調、機制混亂而引起沖突內耗、收益遞減問題。
在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與實施的碎片化直接影響到現代要素引入、轉化、運用與保護的政策效力，促使行政資源的使用低效化。因此，如何進一步強化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頂層政策設計，降低因政策制定與實施部門分割帶來的政策協同實施難度和操作風險，應是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中需要高度重視的現實問題。
（六）城鄉分割引致生產要素分散化配置
由于歷史矛盾和現實因素的復合影響，我國城鄉融合中的要素流動總體上仍然缺乏制度層面的關鍵性突破，城鄉之間人、地、錢、數據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平等交換的各種壁壘性障礙仍廣泛存在。
在人才方面，伴隨日益嚴重的“空心化”“老齡化”，當前農村現代化生產經營等領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支撐薄弱問題，表現為專業、類型、層次的結構性失衡。而且，由于城市人才下鄉激勵機制缺失、產權保護有限等局限，導致城市人才下鄉難融入、難穩定、難持續等問題突出。
在土地方面，長期以來城市和農村土地要素的權利與制度安排差異，導致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更多的土地從農村大規模流向城市。同時，在當前尤為嚴格的“非農化”“非糧化”政策背景下，農村土地要素面臨著增量滿足難與存量盤活難的雙重挑戰，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經影響到農村產業發展與農村建設的合理用地需求。
在資金方面，由于農業領域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的固有特征及農村分散化、低配套的基本現實，當前資金要素進入農業農村仍然突出地面臨成本高與支持弱的雙重約束，農村金融服務能力嚴重不足，社會資本下鄉存在投資結構不均衡、利益聯結不完善、監管機制不健全等突出問題。
在數據方面，當前我國數字農業建設面臨著城鄉數據要素鴻溝巨大和融入低的雙重困境，農業產業對于數字技術感知、接入、使用等方面的弱質化，正在引發城鄉間新的多維不平等現象。同時，地方之間農業數據平臺的分割管理現象普遍，數據壁壘制約了數據開放共享和數據使用價值的發揮。
三、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實踐路徑
面對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諸多現實困阻，應立足我國資源稟賦和農業發展新態勢，在符合農村實際、整合農村資源、滿足農民需求、體現鄉村特色的基礎上謀長遠、把方向、定政策，充分發揮農業科技創新優勢，發揮農業科技先進地區的輻射引領作用，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效率，釋放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動力，努力走出一條生產技術先進、經營規模適度、市場競爭力強、生態環境可持續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
（一）加快形成需求導向的農業科技發展激勵
強化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的整體性突破是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關鍵選擇。
第一，以發展科技農業、精準農業、智慧農業為導向，完善科研成果轉化及農業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建立研發成本的有效分擔機制，構建動態監測和目標考核指標體系，以此為依據對卓有成效的數字技術創新給予更精準的政策激勵。對于涉及面廣、推進任務重的基礎性研發給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性傾斜，同時探索建立農業科技研發的考評激勵機制和試錯容錯機制。積極創建農業科技研發基地，實施稅收優惠政策，項目、政策、資金、用地重點向農業科技研發中心傾斜，推動農業企業成為技術開發和科技投入的主體。
第二，推進農業科技資源共享平臺建設，實現農業科技研發總部、農業科技轉化推廣載體、科研院所、涉農高校、科技型龍頭企業等組織載體實現充分協作，組建協同創新中心、行業技術中心等多種形式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對科研成果轉化實際成效顯著的產學研部門進行獎勵，鼓勵政產學研用的體系構建與一體化發展。
第三，廣泛開展科技培訓，加強農業科技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加快建立現代農業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不斷完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創新農業人才激勵機制，實行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對有突出貢獻的農業科技人才實行物質與精神激勵，構建與人才效用密切掛鉤的多元化分配體系。加強和完善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完備的縣、鄉、村農業科技服務網絡，不斷提高農業科技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二）切實推動資源有效整合和要素優化配置
全面優化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以顯著提高利用效率，是當前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要求。
第一，在把握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統籌整合農業、科技、人社等項目資金，用好用活支農惠農政策，以“拼盤式”整合資源、打捆集中使用的方式，顯著提高政策資源的使用效率。構建三產融合、多業態、多主體參與的農業數字應用市場，探索數字平臺嵌入應用、城鄉供需信息對接及營銷模式數字化創新等新路徑，不斷打造農業數字經濟新業態。
第二，完善社會資本投資農業的相關配套措施與政策保障，引導社會資本參與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壯大。按照“鄉村場景化、場景產業化”的思路，支持社會資本依法依規拓展適合產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的現代農業投資業務。創新數字經濟發展金融保障模式，持續加強與金融機構政策對接，拓寬社會資本融資渠道。
第三，推動鄉村人、地、錢資源整合，鏈接城市資金、技術、市場等要素，集中整合資源全力支持智慧農業基礎設施和場景建設項目，推動農業生產智慧化，實現農業產品服務上線、上鏈，全力推進農業業態持續迭代和產業能級顯著提升，打造契合需求的高品質消費場景，釋放農業產業集群與產業鏈耦合效應。
第四，大力提升生態產業能級。把發展生態高值農業作為高能級產業平臺的主攻方向，創新生態資源合作價值實現機制，通過組建專營公司、產權入股、資產租賃等方式實現生態項目的經濟價值，促成綠色發展、集聚發展和融合發展，促進生態價值通過農產品、服務產品以及土地資源等多種載體實現最大化外溢增值。
（三）進一步全方位賦能新型經營主體
新型經營主體是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主體，必須重點從三個方面精準扶持并有效賦能。
第一，針對現代農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建立精準的政策瞄準機制，有針對性地加大對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力度，以規模化經營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作為接納現代要素的基礎載體，推動智能科技與創新模式有效植入現代農業發展。
第二，引導農業經營主體在農產品加工、包裝、冷鏈、倉儲等環節升級智能化設施裝備，同時運用大數據精準定位消費者的實際偏好，進而探索定制型供給等高效率供給形式，實現供需無縫隙對接。拓展多元化數字流通渠道，打造集聚特色產業的創新創業生態圈，形成生產基地、精深加工、農旅融合、休閑康養等共生的農業產業形態。通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高質量集聚發展實現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有效提升。
第三，建立龍頭企業牽頭、家庭農場和合作社跟進、廣大小農戶積極參與的農業產業聯合體，在技術、資本、市場等方面積極探索多種小農戶參與現代農業的有效方式，促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提供就業機會和生產服務、參與資源流轉談判、引導投資眾籌、發放分紅福利等方式，帶動農民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讓農民在未來社會分工體系中處于“價值創造”的平等地位。推動種養業向農產品加工業、流通業拓展，鼓勵新型經營主體通過生產托管或共享技術等方式帶動小農戶致富增收，為小農戶持續分享鄉村發展紅利提供可行路徑。
（四）加大力度推動農業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
當前農業數字化整體薄弱是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突出短板，應當重點實施四大突破。
第一，加快推進傳統農業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大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在農業領域的布局，并推動其應用落地；加速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升級，推動農業水利灌溉、電力網絡、快遞物流等全面數字化發展。
第二，鼓勵農業生產主體廣泛運用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農業技術，提供線上線下相結合、涵蓋農業生產全過程的智慧化服務，徹底打通農業科技與生產的循環壁壘，實現農業生產的集成化、定量化、簡約化，推動農業生產數字化、智能化、集群化轉向。
第三，加速建設農業數字化應用新場景，擴大數字技術的應用空間，使優質數字資源可以在平等共享的漸進發展中，逐步縮小工農業之間的產業差距。推進鄉村快遞網點全面建設，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引入區域輻射力大、產業帶動性強的電商平臺，以信息流帶動訂單流、物流，促進農產品營銷線上線下渠道融合發展。
第四，以農業科技創新引領為重點，全面提升農業發展質量、效益和競爭力。運用互聯網思維尋求突破，為農業平臺發展提供全方位信息化支撐，實現項目低成本、高效率建設和運營。從市場、成本、資源等要素全面深入，注重打造信息化集成服務平臺。發展高端種業，強化科技突破，集聚國內科技資源，推廣運用全基因組選擇、細胞工程等高效育種技術，培育“育繁推”一體化現代生物種業企業，大力發展智能化、設施化的制種育苗基地。
（五）建立健全有機協同的政策支持體系
構建系統性政策支持框架是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當前亟待在三個關鍵方面有效加以推進。
第一，增強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支持政策的協同性，以協同思維出臺相關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等，減少因政策差異造成的利益沖突與施策困境，要根據農業發展新特征構建系統集成的政策支持體系，優化不同部門政策制定與實施的緊密化、協同化程度，充分發揮支農惠農強農政策“引力波”效應。
第二，進一步強化關聯創新驅動內容上的聯動推進，特別是應進一步強化關聯農業科技進步相關部門之間的聯動推進，重視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對于政策支持方向、支持重點和支持方式新需求的有效滿足。探索創新平臺建設機制，改變傳統的項目建設推進方式，尚未明確或條件不成熟的建設項目可以將空間留出，待條件成熟后再實施建設。
第三，高度重視農產品倉儲、加工、品牌培育等環節發展的要素保障和扶持政策，強化農業產業對現代要素的吸收和接納。健全政策保障機制，重視數據交易、應用的規范性和安全性，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開發，為數字經濟在農業農村中的應用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第四，結合鄉村產業迭代升級發展需要，引聚本地返鄉人才和外來人才，構建產業聚集人才、人才引領產業的良性發展格局。結合當地農業發展需求，精準繪制人才需求結構圖，建立人才資源數字信息庫，定量精準掌握人才需求，實現按需引人。
（六）全面推進改革深化和機制創新
加快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機制創新予以有效保障。
第一，重點破除城鄉之間的制度壁壘，著力推進城鄉要素“權力同等”的制度變革，以更強有力的改革突破為鄉村產業迭代升級提供人、地、錢、科技、數據等要素保障，形成城鄉要素與農村產權的多種組合方式。把握城鄉發展總體趨勢和鄉村產業自我演進規律，推動創新要素全方位嵌入農業發展，提升城鄉產業協同創新策源能力。
第二，注重促進數據要素在城鄉之間流動，在加快補齊信息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設施短板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農業數據化工程，聯動推進數字驅動與價值轉化，開放農業大數據資源，建立數據與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耦合聯動機制，打通數據要素流通環節，提高數據使用效率。
第三，切實發揮好市場對技術選擇、要素價格和要素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將城市經營理念、技術手段等應用于農業生產經營，推動“農商文旅體”由淺層疊加朝著深度跨界融合轉變，讓新技術、新模式、新成果切實運用到農業發展之中。
第四，在空間支撐上，要求重塑農業經濟地理版圖、優化農業規劃體系。建立“七網”配套高標準農田建設標準，完善“良田管護一體”機制，對耕地實現智慧化管護，為土地規模化、機械化經營提供基礎。重點培育一批以規模化、智慧化、綠色化為特色的現代數字農業園區和產業集群，以其為依托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轉型和實現高能級業態。
（作者郭曉鳴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呂卓凡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科研助理。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州學刊》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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