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農業轉型道路，形成了農業社會學的國別傳統。在美國農業社會學的源頭，教會、政府和大學是三種重要的影響力量。本組專題的三篇論文從歷史的角度對形塑美國農業社會學品格的三種因素進行了回顧和分析。在此基礎上，本文概括了美國農業社會學的突出特點，即綜合性、學科交叉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式現代化和鄉村振興背景下，深入研究他國的農業社會學傳統，有助于我國農業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能力提升。
關鍵詞:農業社會學;國別傳統;學科發展
一、農業社會學的國別傳統
在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農業社會學的基本理論與前沿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曾設想過如何系統地梳理和研究農業社會學的基本理論這一子課題。除了對農業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和現當代諸流派分別進行研究外，我們還注意到農業社會學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各有特色且不均衡，因此萌生了對農業社會學國別傳統進行研究的想法。
經過初步的文獻整理和針對性的文本閱讀，我們發現農業社會學之所以在理論和方法上體現出國別特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業轉型道路(Byres，1996；2009)都在其農業社會學的形成和發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以圈地運動和資本原始積累(馬克思，2009)為前提促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英格蘭道路對于成果豐碩和特色鮮明的英國農政研究傳統具有原發性意義(Newby，1983；Bernstein，2010；伯恩斯坦，2011)。恩格斯(1995)對于“法德農民問題”的思考，考茨基關于“資本如何掌握農業？”的發問(Kautsky，1987)，乃至韋伯(2018)在易北河以東的農業調查和關于民族國家政策的宣言，無疑都是基于普魯士道路的學理探索。而農業轉型的俄國道路更是激發了列寧和恰亞諾夫學派之間曠日持久的學術爭論，在20世紀后期仍有延續(列寧，1984；Shanin，1985；1986a；1986b；1990；恰亞諾夫，1996)，并最終深刻影響了中國的農業農村政策和具體實踐。當代農業社會學的瓦赫寧根學派也是基于恰亞諾夫問題在歐洲的回響，特別注重現代化新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再小農化和農業多功能性等新趨勢(范德普勒格，2013；2020)。此外，當然還有東亞道路所引發的關于日韓模式、東亞小農圈、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等諸多討論(Byres，1991；祖田修，2003；黃宗智，2010)。
上述簡略勾勒意在表明，各個國家和地區農業社會學的理論傳統均與其農業現代化轉型實踐密切相關。事實上，世界范圍內的農業社會學正是因應農業轉型過程中的現實問題而產生和發展的。
二、形塑美國農業社會學的三大力量
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美世界為應對農業現代化所導致的農場兼并、鄉村蕭條等危機，農業社會學逐漸從農村社會學中獨立出來，美國在農業社會學的學科化進程中起著引領作用。最早的《農業社會學》專著是由康奈爾大學的巴特爾教授領銜發表的(Buttel et al.，1990)。
美國在推動農業社會學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國際學術組織和學術期刊建設等方面都很活躍(熊春文，2009)。近年來，美國成功使農業社會學轉向食品與農業社會學全產業鏈研究，包含食物主權、金融化、轉基因技術、動物倫理、氣候變化、生態農業、替代性農業等新議題，當今最活躍的理論流派如食物體制學派、商品鏈分析、行動者網絡理論、調節學派、農業生態學范式等在美國均有體現(Carolan，2022)。可以說，美國在農業社會學的議題引導和理論研究方面都居于領先地位。但美國在農業社會學中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在早期，美國農業社會學沒有與農村社會學相分離，甚至跟農村經濟、政治、宗教等因素雜合在一起。為了更好地理解美國農業社會學的傳統，我們開展了本專題研究，發現在美國農業社會學的源頭，有三種力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形塑了美國農業社會學的品格。這三種力量分別是教會、政府和大學。
傅春暉的論文《鄉土重建：美國早期農業農村社會學中的教會傳統》考察了進步主義時代教會在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中的作用。教會在鄉村的本來工作是拯救心靈，偏重道德和精神方面。但為應對鄉村的總體危機，進步主義時代的農業農村社會學家認為，鄉村教會應該承擔起解決鄉村總體問題的使命；應該把自己和產業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滿足農民真正的需要；應該走進社區，開展社會調查，提供全方位的社會服務。例如巴特菲爾德認為，鄉村牧師需要具備基本的社會學知識，需要推動鄉村教會的社區化，把它建成一個“社會服務”性質的組織，做一種類似于“鄉土重建”的工作。查爾斯·加爾平(Charles Galpin)則發明了一種區劃鄉村社會的方法———“社區制圖”，為農業農村社會學留下了重要的學術遺產。美國早期的農業農村社會學還通過農業傳教士的工作傳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文章以卜凱作為農業傳教士的典型，展現了美國早期農業農村社會學思想傳播到中國的方式及其困境。這些困境在某種意義上展現了西學東漸水土不服的社會學機制。正是在這一點上，喬啟明對卜凱的思想進行了本土化改造，結合“社區制圖”的方法，對南京周圍的市鎮做了出色的研究，并且與農業推廣相結合，確立了以鄉鎮為中心的農業推廣模式。即便在今天看來，喬啟明的探索無疑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馬學軍的論文《政府機構與美國早期農業農村社會學的興起》則考察了美國內戰時期、進步主義時代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農業部相關機構的成立與發展，分析了美國政府機構與早期農業農村社會學興起的關系。他的研究很好地證明了，雖然美國一直遵循“小政府、大社會”的建制原則，但農業部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科學化和專業化的施政風格，致力于將公共政策建立在科學的調查和研究基礎之上。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下屬的“農場人口和農村生活處”，是一個專門的社會學研究機構。該部門存續34年，在加爾平和泰勒兩位社會學家的持續領導下，拓展了農場租賃、兼職農業、文化和農業、農業和社區、技術與農業等社會學主題的調查研究；推動了1925年《珀內爾法案》的出臺，將農村社會學確立為農業試驗站的一門合法研究學科；廣泛采用科研合作協議培養各大院校農村社會學師資力量；定期評估美國農村社會學研究狀況；極大促進了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的知識生產和學科擴展，也為政府制定農村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為美國農業農村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如此，“農場人口和農村生活處冶的工作還獲得了當時社會學專業組織的高度認可，例如加爾平曾擔任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副主席(彼時美國農村社會學協會尚未成立)，泰勒更是當選為美國農村社會學協會和美國社會學協會的主席，足見其在美國社會學史上的地位。一個有趣的例證是，幾位為這個機構著書立傳的作者直稱其為“政府中的社會學”(Larson et al.，2003)。
本專題的最后一篇論文是謝彤華的《贈地大學與美國農業社會學的發展》。文章以贈地大學為切入點，通過學科發展史的爬梳，重新審視了美國農業社會學的興起與發展。贈地大學早期的農業公共實踐催生了農村社會學，與其他社會學分支學科不同，早期農村社會學在大學建制中往往隸屬于農學院，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密切合作，服務于農技推廣和社區發展，具有鮮明的公共性和實踐性。但后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農業農村的整體性危機，以及在制度上對贈地大學的依附，農村社會學逐漸偏離了其公共性初衷，陷入蕭條、迷惘的困境。為應對學科危機，農業社會學于20世紀70年代末應運而生，以“社會學的想象力”重新勾連起現實問題與知識生產。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雖然在機構建制上多有流變，但在學術研究方面，農業社會學一直以理論與方法創新、議題拓展和現實參與等面貌引領農村社會學乃至發展社會學、公共社會學的發展。文章敏銳地提出將“公共性”作為農業農村社會學的關鍵動力和初衷使命，以新的姿態重返全球—在地“社區”，邁向更加宏闊而又細致的有機公共社會學，是美國農業社會學發展的可能出路，也是中國農業社會學學科建設的有益參考。
三、美國農業社會學的獨特品格
如前所述，本專題的三篇論文從歷史的角度對形塑美國農業社會學品格的三種源頭力量進行了充分的回顧和分析，可以發現，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的獨特品格由此突出地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綜合性。 在農業農村社會學創生的年代，學科分化和社會分化還不明顯，其應對的現實問題是綜合的、整體的，農業農村問題與經濟政治乃至宗教文化問題也是不分你我、融合在一起的。 現實是綜合的，學術是綜合的，從事學術和解決問題的人也是多面手的。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三篇論文都提到了一個關鍵人物，即加爾平。他既是牧師也是學者還是官員，教會、大學、政府因素完美地匯聚在他一人身上，成就了他對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的貢獻，也最好地詮釋了美國農業社會學的綜合傳統。今天的美國農業社會學則倡導打通農業與食品全產業鏈，并努力將農業與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關聯起來思考，嘗試建構一個面向整體問題的新興學科。
第二，學科交叉性。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美國早期的農業社會學、農村社會學是不分家的，農村社會學因贈地大學的農技推廣服務任務而創生，農業社會學則寄生于農村社會學的發展當中。20 世紀 70 年代末，農業社會學獨立出來，仍然以“新農村社會學”自稱；21 世紀的“食農社會學”更以重返社區的姿態試圖拓展農村社會學的新視野。 在大學里，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的學術研究、課程建設、人才培養一般設置在農學院；在政府部門，“農場人口和農村生活處”是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局下屬的一個機構，農業農村社會學從一開始就與農業經濟學、農業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密切交融在一起，社會學、經濟學、農學等學科之間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良好關系，體現了顯著的學科交叉性。
第三，實踐性。 相較而言，美國農業社會學的實踐性(或稱“公共性”)更為明顯。美國農業社會學的實踐性特征，一方面是由其直面現實危機、解決實際問題的初始使命決定的，另一方面也與美國建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實用主義傳統遙相呼應、相互成就。 早期階段，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接續農業立國的理想，在實踐層面致力于社會服務和鄉土重建的整體工作；20 世紀 50—70 年代，美國農業農村社會學更是以創新擴散—采納的農技推廣為核心任務和主流范式，引領了贈地大學的主導工作，并通過綠色革命影響波及第三世界國家；21 世紀以來，“食農社會學”更是走向全球，以新的理論方法和話題引領，深度參與諸如食物主權、慢食運動、有機農業、替代性食物景觀、反向社會運動等公共社會學實踐，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美國農業社會學的綜合性、學科交叉性和實踐性特征不僅體現在其創始初期，也貫穿其發展的整個歷程。 正是這些鮮明的特征，成為美國農業社會學不斷往前發展的內在動力，也因此成就了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國式現代化和鄉村振興背景下，深入研究美國與其他國家農業社會學的傳統，無論對于新時代如何開展中國農業社會學的學科建設，還是增強這一新興學科應對、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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