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人類整體已步入現代化。這是人類歷史劃時代的變化。作為傳統社會因子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正在走向歷史。早在20世紀6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出版了《農民的終結》一書，宣告“農民是即將消亡的群體”。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初期作為“顯學”的農村研究，其走向如何？會否與農民的終結一樣而消失？本文認為，隨著人類整體進入現代化，農村研究不會再成為一門廣受關注的“顯學”。但是，彼時的“顯”主要在于農村農民問題嚴重引起的“顯”，與學術研究本身的“顯”存在一定反差。當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已不甚嚴重，亦為農村研究提供了從容不迫的學術空間，可以從現代化進程的維度，致力于提升農村研究的質量。黑格爾說過，“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在馬克思看來，“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
中國有著厚重的農業文明傳統。近代以來，中國被卷入世界現代化進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突出。20世紀初，隨著現代社會科學的進入，農村農民問題成為重要研究對象，之后產出了豐碩成果。一個世紀后，中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傳統農村正在實現向現代化的轉型，并展現出“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與此相應，中國農村研究也要實現相應的轉型，以現代化為坐標，著眼于“事后思索”，以期獲得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一、對田野的調查與以田野為方法的調查
農村與田野是等同語。談到農村便會想到田野。在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農村只是一種自在的存在，未能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現代社會科學是伴隨現代工業社會而興起的。隨著現代社會科學的興起，農村成為研究的對象，其基礎便是調查。走向田野的調查成為農村研究的基本要素。農村調查與田野調查成為同義語。
現代社會科學對田野的調查，是由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從現代化的維度看，傳統農業社會是與現代工業社會格格不入的“異質性存在”，是一種落后的產物。早在19世紀，恩格斯便指出：“我們的小農，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但是，傳統農業社會既是變革的對象，也是變革的起點。現代工業社會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以傳統農業社會為起點和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的存在狀況對現代化社會的產生與路徑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摩爾在20世紀最重要的比較史學著作《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所發現的：“在兩大文明形態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階級因子，會對未來歷史的造型發生強烈影響。”無論人們基于什么目的，在歷史變革中都不得不正視將要和正在發生變革的傳統農業社會。
正視傳統農業社會，必然要認識和了解傳統農業社會，因此有了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田野調查。從世界范圍看，在步入現代化的初期，人們高度重視對田野的調查。其突出特點表現為：一是目的性強，調查目的是為了改變和改造傳統農業社會；二是關注農村性質，著重于農村社會形態調查，以發現農村社會與現代社會所不同的異質性；三是規模較大，通過大規模調查以認識傳統農業社會形態。
近代以來世界上有三次大規模的農村調查。英國率先興起現代化，隨著海外殖民擴張，英國以東印度公司為主要載體，對印度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寫下海量的考察報告。這些報告盡管不能算是嚴格的學術調查報告，但對于了解和認識東方農村社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馬克思對作為印度傳統社會根基的村社制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來自于這些考察報告。19世紀下半葉，俄國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初期，俄國知識分子對俄國農村社會進行了大量調查，對被視為“俄國人精神”的村社制有了深入了解。20世紀，日本“脫亞入歐”，率先崛起，出于長期侵占中國的目的，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以了解“中國人民怎樣在慣行的社會下生活的”。
在中國，很早就有了進入田野了解民情的認識。“行其田野，視其耕蕓，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 《管子·八觀》)自20世紀，中國艱難地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突出，也激發了人們從不同角度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調查。在一個世紀里，有過三次大規模的中國農村調查。
第一次是20世紀上半葉對中國農村的調查。這次調查的規模最大，成果最多。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查，民國政府主持的農村調查，“鄉村建設派”對鄉村社會和文化形態的調查，在中國任教的外國學者主持的農村經濟和土地調查，社會學者對農村社會的典型調查等。
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對中國農村的政策性調查。在由家庭承包替代人民公社體制的過程中，由中央政策研究部門發起并主持推進的農村調查，為中央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了依據。
第三次是21世紀10年代中期對傳統中國農村形態的調查。前兩次調查主要是現實狀況調查。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如何認識傳統并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成為緊迫問題。2015年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起了對中國農村傳統形態的大規模調查。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看，在現代化早期，人們高度重視田野調查。這在于，傳統農業社會是一種與現代社會所不同的客觀存在。這種客觀存在與現代工業社會相沖突，但又是現代工業社會繞不開的，更是過往的人們所不了解的。人們要認識它，就只能到田野現場去，在與傳統農村社會直接接觸中獲得相應的認識。當英國人踏上印度大地，面對的是一個他們完全不了解的東方社會，他們盡管通過殖民化將現代要素帶入印度，卻面臨諸多難以想象的問題。當他們將一份份描述實際狀況的考察報告傳遞回國內，就不自覺地扮演了田野調查的角色。處于東西方之間的俄國，在19世紀后期處于保守傳統與走向現代的十字路口上，大量知識分子“到鄉下去”，發現和認識曾經存在但缺乏理性認識的農村社會。在長期歷史上，中國是日本的學習對象，主要是學習中國文化。自19世紀末，中國成為其侵占對象，日本面對陌生的中國農村社會，從而有了相應的田野調查。中國盡管農業文明歷史悠久，但歷史上缺乏對農村社會的認識。現代化初期要解決緊迫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必須走向田野大地，認識和了解農村。一個世紀以來，田野調查總是與解決農村問題相伴隨。
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對田野的調查規模和特點發生了轉變。從根本上說，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與現代化相伴隨的城市化將大量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農村社會規模大大縮小。在發達國家，農村人口規模僅僅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當今中國，農村人口規模只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且還在繼續減少之中。更重要的是當下的農村社會已進入現代化進程，農村的傳統性正在迅速消失，現代性日益生長。農村社會不再是與現代化格格不入的“異類”，而是融入現代化之中，與城市社會的同質性愈來愈強。隨著這一社會變化，對田野的調查已經并必然要求發生變化。
從世界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看，愈是在現代化早期，田野調查愈為人們所廣泛重視。那么，隨著現代化的推進，是否可以就此認為田野調查不再重要，甚至可以放棄呢？恰恰相反，田野調查不僅必要，而且需要做得更好。這是因為，中國正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中，這一變化會產生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它不是已有書本知識能夠都加以認識的，而只能進入社會之中去認識。在康德看來，“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從經驗開始”。田野調查仍然是認識現代社會的重要工具。現代化初期的田野調查，為增強人們的調查自覺，從經驗出發而不限于書本提供了重要基礎。田野便意味著不局限于書本，進入社會實際和經驗狀態的現場，從實踐經驗中獲得知識。田野調查可以說是與現代社會科學相伴隨的，并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寶貴資源。那種以為現代社會科學僅僅依靠書本和數據便能做研究的想法是幼稚的。近年來，在美國流行的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以傳記的方式展示社會底層的狀況，引起極大轟動。而社會科學研究因為缺乏田野現場感，在認識社會的復雜性方面反而缺位。
當然，隨著現代化建設，田野調查也要發生轉換，從對田野的調查轉向以田野為方法的調查。
其一，作為方法的田野。在相當長時間，農村等同于田野，對農村的調查等同于對田野的調查。一定程度上，田野調查成為農村調查的專用詞匯。隨著現代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田野調查不再局限于對農村的調查，而適用于所有書本以外的社會場域。只要是非書本的社會場域都可以視為要調查的“田野”。田野不僅僅是一種調查領域，更是一種調查方法。事實上，如今，作為方法的田野已廣泛運用于不同學科和不同領域。田野的本質特點是社會“現場”。以田野為方法要求人們進入社會現場去認識和理解社會。
其二，田野調查的學理性。在現代化早期，人們通過田野調查認識農村社會，主要是基于對傳統農業社會的改造和改變的需要，其政治性和政策性強。相比之下，基于學術目的的調查較少。而學理性調查所產出的調查成果，其學術影響力更大。20世紀日本對中國的調查范圍很廣，主要是基于戰略情報需要，注重的是一般社會狀況。其中由日本滿鐵株式會社支持的慣行調查是由日本學者進行的調查。他們在調查前做了大量準備，明確了自己的調查目的，“不是獲得立法乃至行政的參考資料”，而是了解“中國人民怎樣在慣行的社會下生活”。慣行就是“活的法律”。在有學術目的的調查方針指導下，調查員有相當的學術功底，受到專門的調查訓練，能夠根據調查對象不斷發問，使得調查持續、深入、精細，連毛澤東也感嘆其調查“是如何的無微不至”。這一調查為后來的人們認識傳統中國農村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在此調查基礎上產生了《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民發展，1890—1949》《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等重要著作。隨著現代化建設，我國學者可以從容不迫地以田野為方法，進行基于學理的調查。
其三，田野調查的內在性。一個世紀以來，田野調查主要服務于解決農村問題，更多的是從農村外部認識農村，是一種外部性的視角。這種調查獲得的一般性認識較多，深度性和精細化程度不夠。美國學者斯科特到東南亞農村進行了長時間的實地田野調查，發現農村社會的內在特性，才寫出《弱者的武器》這樣的著作。我國是田野調查的富礦，毛澤東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便提出了“無權者的抵制”這樣的重要命題，但由于缺乏具有內在性的深度調查，我國學界未能產出與《弱者的武器》相媲美的著作。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大量調查屬于走馬觀花式的外部性調查。盡管許多調查是基于學術目的，但由于未能深入社會內部，更多的是社會現象的描述，缺乏深度挖掘和發現。現代化進程是一體化的過程，從表面上看社會的同質性愈來愈強，事實上，現代化社會的結構更為復雜，人的行為和心理更具多樣性。只有深入到社會內部，發現其復雜的內在性，才能獲得對社會的深刻理解。
其四，田野調查方法的多樣性。田野調查與社會科學的發展是同步的。在現代化早期，現代社會科學產生不久，田野調查方法不多，主要限于觀察、訪談、問卷等。如果從對田野的調查，發現傳統農村特性的角度來看，這些方法也基本夠用。現代化的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動和復雜的社會。以田野為方法不能滿足于過往對田野的調查所掌握的方法，而要不斷豐富方法。作為方法的田野，要運用于更廣泛的現代社會調查，其包含的方法會更多樣化。而社會科學的發展，開發出了更多方法，為作為方法的田野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二、以農村為對象與以農村為載體的理論研究
中國農村研究，顧名思義，是以農村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在現代化早期，這一定義是理所當然的。
當社會科學一興起，以農村為對象的理論研究便隨之產生，并成為不同傾向、不同學科的人們關注的領域，以至成為一門“顯學”。這在于現代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傳統農業社會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必須面臨的現實。在現代化早期，農村等同于傳統社會，對農村的研究，相當于對傳統社會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傳統農業社會與現代工業社會是不同類型的社會，是將要消失或者加以變革的。在現代化初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突出。對農村的研究因此成為一門不同學科廣泛關注的“顯學”。
以農村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可以包括兩類：一是將農村作為傳統社會的主體進行研究，一是將農村作為現代化進程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研究。在19世紀的西方，第一類研究比較多，產出了許多理論成果。如馬克思從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將傳統農村社會分為不同的共同體。滕尼斯以“共同體”的概念概括以土地為基礎的傳統農業社會，以“社會”的概念概括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工業社會。
中國是近代以來被迫卷入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面臨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突出。20世紀初，隨著現代社會科學在中國的興起，農村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其突出特點便是致力于認識農村，解決農村問題。期間也有一些將農村作為傳統社會主體的研究，并產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等。但總體上看，中國農村研究主要是問題式研究。費孝通“志在富民”，他研究農村工業化和小城鎮都是為了解決中國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問題，將傳統農村帶入現代化的軌道。在中國，致力于解決農村問題的農村研究一直延續下來。
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農村社會的獨特性迅速消失，農村社會不再只是現代化的“對立物”，而進入到整體現代社會體系之中。農村只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范圍和人口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而日益縮小。與此同時，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性質和特點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已不足以嚴重威脅和影響現代化進程。在這一背景下，傳統農村研究也將發生變化。這就是從以農村為對象向以農村為載體的研究轉變。
以農村為對象的研究著重對農村本身的研究，以發現農村的特性和存在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學科共同研究同一領域。以農村為載體的研究，將農村作為對象但又超越農村，源于農村又高于農村，著眼于一般理論構建。它所研究的不僅僅是農村特性和問題本身，而是從中發現更廣泛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觀點。這種理論具有時空的穿越性，也有助于對田野調查資料進行理論開發。滕尼斯基于傳統農業社會所提出的“共同體”，本身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但這一理論內含的緊密關系指向，能夠在日益個體化的現代社會重新獲得生命力。與多個學科對農村的研究不同，以農村為載體的研究是不同學科將農村作為承擔者和表達者，研究本學科的理論問題。
中國的農村研究的鮮明特點是經世致用的問題導向。這種研究對于解決緊迫的農村問題有相當價值，但學理性不夠，其時空的穿透力不強。20世紀90年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突出，引起學界廣泛關注。但當時在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是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等重要著作。我國學者擁有中國農村這一世界上少有的學術富礦，一個世紀以來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但所產出的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有限。這是歷史的遺憾，也需要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而加以改善。致力于以農村為載體，強化理論導向，是中國農村研究的重要使命。
一是強化理論關懷。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研究以農村為對象，致力于解決農村問題，其政治政策導向較強，學術理論導向較弱。以農村為載體，首先要求有理論關懷，是基于獲得理論成果而對農村的研究，或者是通過對農村的研究獲得理論成果。這種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前有相應的學術理論訓練和理論問題意識，是為了弄清某一理論問題或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有新的理論貢獻而以農村為載體進行研究。政治學的基本問題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斯科特作為政治人類學者，從其理論傾向看，是社會本位的社群主義者，對于現代國家持有高度的警惕。他通過對田野的長時間觀察，發現農民面對強大的現代國家機器時，通過自己悄聲無息的行為改變國家，提出即便是弱者在國家面前也有特殊的應對辦法。他所著的《弱者的武器》，是以農村為載體來說明國家與社會在力量不均衡條件下的互動。如果沒有必要的理論關懷，他的農村研究就無法做出相應的理論貢獻。隨著我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學者們有了相應的理論訓練，需要將理論關懷帶入農村研究，以農村為載體推動理論構建。
二是強化理論話語表達。理論來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要通過理論話語加以表達。以農村為對象的研究，其理論話語表達局限于農村實體，其影響力也限于農村研究領域。以農村為載體的研究，理論話語表達來源于農村，但又超越于農村實體，從而獲得一般性。《弱者的武器》一書來源于農村調查，是對農民行為的研究，但在話語表達方面并不是以“農民的武器”為題。與國家權力相比，農民是缺乏權力的弱者。但相對于國家權力看，不僅是農民，那些無權者都屬于“弱者”。“弱者”的話語比“農民”更具有一般性。斯科特以農村為載體，發現農民作為缺乏權力的弱者的一般屬性，其學術影響力便超越了農村研究領域。
三是提出更具有一般性的觀點。理論研究的成果是提出具有獨創性的觀點。這種獨創性觀點的影響力愈大，理論建樹愈大。在對農村的研究中，也可以產生具有獨創性的觀點。如早在19世紀，人們從現代化的角度，將小農等同于保守性和消極性的存在。在20世紀，人們逐步認識到小農并不是保守和消極的代名詞，相反會扮演積極的角色，甚至會改變國家的政策。但是，這種對農村的研究結論僅僅限于農村研究領域。而以農村為載體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論觀照，或者借助一定的理論分析工具，能夠通過對農村的研究得出獨創性觀點。這種觀點不僅對于農村社會領域具有解釋力，而且會超越農村社會本身，更具有一般性。黃宗智和杜贊奇在對中國華北農村研究時，分別借用生物學的“內卷”觀點解釋農村經濟和政治現象，得出“內卷化”的觀點。這一觀點不僅僅適用于他們所研究的20世紀上半期的農村，且具有普遍性價值。
三、本土性視角與以本土為基點的視角
社會科學研究具有普遍性。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者具有特殊性，并會產生從哪里出發，以什么為參照，研究什么的視角問題。
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是后起者。直至20世紀初，現代社會科學才由西方進入中國。起初，社會科學具有直接從外國照搬的特性。但是，20世紀初的中國與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發源地的西方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當時的西方國家已進入現代化，而中國還在現代化的門口徘徊，保留著古老的傳統農業社會形態，其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也格外嚴重。在這一背景下，接受了新式教育但保留悠久經世致用傳統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科學在中國的方位進行了反思，調整了研究視角，提出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主張。
20世紀30年代，社會學者楊開道在為瞿同祖所著《中國封建社會》一書作序時指出：“中國社會科學的毛病，是只用國外的材料，而不用本國的材料。尤其社會學一門，因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歸自美國，熟于美國社會情形，美洲實地研究，所以美國色彩甚濃，幾乎成為一個只用美國材料，而不用中國材料、歐洲材料的趨勢。這種非常狀態，自然會引起相當反感的。”通過反思，一批知識分子開始有了以中國為對象，研究中國社會，發現中國特性的學術自覺。
20世紀初的中國尚屬于傳統農業社會。以中國為對象，研究中國社會并發現中國特性，勢必將視角投向農村。對于剛進入現代化的中國來說，鄉土性與中國性幾乎是同義語。不理解農村，便很難理解中國。因此，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要起點是對農村的研究，并取得了顯著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等著作。費孝通在西方學習社會學，歸國后將研究的視角投向中國大地。在他看來，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土性是中國社會的特性。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在提出具有獨創性觀點方面的進展，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對中國農村的研究，正是通過對農村的研究獲得了對本土社會的認識。費孝通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命題，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本土性視角的深化。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是由西方引進的。一些政治學者因為從事農村研究，進入中國社會內部，發現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社會現象，并提出了一些具有獨創性的觀點。這一研究路徑因此被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田野政治學。
但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中國的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鄉土性在日益消失，現代性迅速生長，當下中國已不再是傳統的“鄉土中國”，而是一個與世界具有廣泛聯系的現代中國。社會科學不能只是限于過往的本土性視角，也難以通過對農村的研究獲得對中國性的認識。
當然，時代的轉換并不意味著本土性的視角和通過對農村的研究獲得對中國性的認識就沒有意義了。畢竟，中國是在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基礎上進入現代化進程中的。這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有自己的路徑和特點。在通過改革開放大規模推進現代化之初，鄧小平就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命題，其重要依據之一是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如何在這一基本國情基礎上推進現代化是重要問題，也成為中國農村研究的本土性視角的重要依據。只是這種本土性視角需要在現代化進程中加以轉換，推動以本土為基點而不局限于本土的研究。以本土為基點是指農村研究要有主體意識，從中國出發，但又不限于中國，而要將中國置于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研究。
一是借鑒國外經驗。在現代化初期，中國面臨的是一個龐大而古老的傳統農業社會，要將這樣一個社會帶入到現代化軌道，主要依靠自己探索。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中國農村在整體上已步入現代化，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建設一個既保留優秀傳統又面向現代的現代農村。而在這方面，歷史中國并不能提供依據，相反，發達國家可以提供借鑒。因此，中國農村研究要有開放的視野面向世界，從外國借鑒和汲取優秀經驗。
二是注重世界比較。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有中國自己的特色。但這種特色是在比較中發現的。費孝通通過對農村的研究發現了“鄉土中國”，但這一發現基于比較的視角。正是在與現代西方是一個“陌生人”社會的比較中，發現了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正是在與現代西方團體主義比較中，發現了鄉土社會的“差序結構”；正是在與西方法治社會的比較中，發現了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當然，費孝通當年的比較只是共時性而不是社會形態的維度比較。如今的中國農村已不是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需要構建更具有解釋力的維度進行比較。
三是將中國經驗帶入世界。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將一個古老的傳統農業社會帶入現代化，創造了世界奇跡，積累了豐富經驗。但這些經驗需要置于世界現代化的總體框架和進程中，才能發現其特殊意義。斯科特基于現代化進程中人類各種改造社會的工程的失敗狀況，寫作了《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變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依靠國家的力量實現了農民的整體脫貧。這一改變人類狀況的巨型社會工程是如何成功的，需要以世界視角加以理論總結。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將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是典型的現代版的“重農主義”。但由于缺乏相應的世界視野和理論概括，造成本土性經驗的影響力有限。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中國農村研究需要以從容不迫的心理和世界視野，從理論上認真總結自己走過的路，做出獨特的理論貢獻。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