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論述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明體的文化主體性問題，明確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農村地區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轉型過程中的文化建設，其中鄉村文化主體性的問題尤為關鍵。
在脫貧攻堅階段，盡管政策層面并未明確提出“文化脫貧”的概念，但通過文化惠民、文化教育、文化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展開，實際上已經在推動這一進程。顯而易見，這一時期的文化入鄉更多地體現為農村基于原生文化不斷接受外來文化輸入的過程，農村地區由此成為各種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場所，這一進程不斷重塑著鄉村新的文化形態。進入鄉村振興階段后，我們明確提出了鄉村“文化振興”的要求，鄉村文化發展由此進入了新的階段。當然現在還處于這個整體歷史過程的起步階段，等真正到了鄉村文化振興的時候，才是鄉村文化建設從被動接受轉變為吸收融合和主動創造、鄉村文化主體性得到真正確立和強化的時候。因為只有具備了文化主體性，一種文化才能立得住、行得遠，才能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才能為其他領域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精神力量。
然而，從當前的銜接階段來看，我國許多農村地區的文化主體性尚未完全建立。盡管農村地區已成為各種文化的匯集交流之地，但是當前在農村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農村文化，也不一定就是農民的文化。在農村的文化中，可能包含很多尚未落地生根還處于漂浮狀態的城市文化、外來文化，而非完全以農民為創造主體的、由農村生產生活中自然成長出來的、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形態。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以及農村地區與城市地區人員往來和信息交流的增加，當前農村地區可能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城市文化和農耕文化、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并存的多樣態的文化復合體。
構建文化主體性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需要基于諸多條件，如一定的經濟基礎、一定的創造主體、一定的傳播體系。以傳統的農耕文化為例，其基礎經濟是小農經濟及其配套設施，其創造主體包括鄉賢、科舉落榜者、教書先生、返鄉官員等，其傳播載體則有私塾、宗祠等。而走向現代化的農村，小農經濟逐漸轉向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有文化的農民或從事文化創造的農民大量遷往城市，原有的傳播體系也逐漸衰落，導致整個農村文化生產體系、教育體系、傳播體系在許多地方已經不復存在。我們現在討論鄉村文化主體性或鄉村文化的創造實際上面臨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困境。如何在現代化的條件下重構鄉村文化，創造真正屬于農民的文化，確立鄉村文化主體性，這依然是一個需要我們長期努力和探索的艱巨任務。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定位鄉村文化，從農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創造出發，重新構建農村文化生產、傳播和教育體系。一方面，我們要重視農民的文化主體性，鼓勵農民積極參與文化創造和傳承，讓農民成為農村文化的主人。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借鑒城市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優點，吸收其精華，融合到農村文化中，形成具有時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農村文化。
同時，在鄉村振興階段仍要繼續加大對農村文化建設的支持力度，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持，幫助農村地區建立和完善文化設施，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創造力。只有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構建起具有強大主體性的農村文化，讓農村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為農村地區的發展注入強大的文化動力。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作者于2024年12月8日在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研究研討會暨陳文勝教授《中國鄉村現代演進》新書發布會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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