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逐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迎來了自己的歷史拐點。在市場與社會轉型的雙重視角下，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展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市場導向的農業生產模式需要農業從業者不斷進取、創新，提升自身競爭力，而市場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也急需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案。在這一過程中，農業生產力的持續提升、農村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鄉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以及根植于鄉村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共同塑造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路徑。
一、在適應消費結構變遷方面應以大食物觀為指引
隨著食物消費結構的變遷，消費者的食品需求逐漸從單一的飽腹轉向營養健康，對多樣化、營養化和健康化的農產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大食物觀為指引，就是要打破傳統的以糧為主的農產品供給模式，在保證糧食產量的同時注重質量和營養搭配，重視食物的多樣化和均衡性。
第一，突破傳統食物概念框架，擴大食物多元供給范圍。在當前我國居民膳食模式的營養結構中，蛋白質、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關鍵營養素的攝入量普遍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的提升。因此，必須跳出傳統食物概念框架，挖掘非傳統食物資源，從廣泛的自然資源中發現新的營養素提供者。為此，必須最大程度拓展食物資源的種類與渠道，充分利用發酵工程、酶工程等現代生物技術手段，提高這些資源的營養價值和人體的吸收效率，更好地滿足人類生命健康需求。
第二，突破耕地資源限制，拓展食物多元供給途徑。在現代社會，耕地資源的有限性已成為制約食物供給多樣化的一大障礙。應從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著手，開展輪作休耕保持土地肥力，推廣水肥一體化和精準施肥等現代農業技術，提高單位面積耕地的產出效率。要優化農作物種植結構，推廣耐旱和抗逆性強的作物品種，大力發展設施農業，不斷減少資源和環境的制約。要積極開發非耕地食物資源，如發揮深海水域養殖和高原草場畜牧，特別是海藻、微藻等海洋生物的作用，為食物多元化供給提供新途徑。
第三，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提高食物多元供給質量。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者的食物需求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營養供給，而是越來越重視食物的品質、口感以及健康度。因此，必須致力于健康與營養的平衡，全面提升食品的營養價值。要通過選育新品種、優化加工工藝、提升儲存技術，把富含微量元素和維生素的新型雜糧、水果和菜類納入食品開發的目標。要運用現代生物工程技術開發受消費者歡迎的養生食品和有機食品。要主動適應現代飲食變化趨勢和食品消費模式，開發適應現代人口味的食品配方、烹飪方法以及符合現代審美趣味的食品式樣。要以健康理念為基點，把新技術新工藝和傳統飲食文化有機結合，不斷提升食品綜合價值，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四，倡導綠色生產方式，保證食物多元供給的可持續性。在大食物觀中，綠色生產模式不僅是技術性的革新，更是現行農業生產方式的全面升級，以減輕環境的負擔，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生產方式包含了從土壤改良、良種選擇、植保技術到收獲后管理的整個過程。其中在土壤改良方面，通過生物修復技術和有機物回填，提升土壤肥力，為作物生長創造良好基礎。在良種選擇上，研發適應不同生態區的優質抗逆品種，減少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在植保方面，采用生物控制技術和無人機智能噴灑，減少農藥的使用量。對收割后的秸稈等農業廢棄物，通過生物轉化技術轉化為能源或有機肥料，實現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
二、在農業科技裝備上以建立區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抓手
改造傳統農業就要引入現代要素以提高農業的現代化裝備水平，其中農業技術創新最為關鍵。“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業小規模家庭經營的長期性，而自然資源稟賦和發展程度的差異決定了農業科技裝備覆蓋率呈現出區域非均衡性特征。因此，應以建立區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抓手，推進小農戶與前沿科技要素、現代裝備的有機銜接，以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提高農業技術裝備規模和信息化水平，從而彌補耕地規模的先天性局限，這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第一，重視農業科技創新的區域性要求。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原有模式已不能完全適應農業生產與市場的新需求。在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方面，需要針對農村不同的自然環境與耕作條件，實施區域化的科技研發，確保科技創新成果可以快速應用到實際生產中。如大力發展山地農業機械，以彌補丘陵地區、偏遠山區的自然條件缺陷，加快小塊土地上的農業生產普遍實現機械化。再如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在農業生產中的革命性促進作用，逐步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小城鎮、中心村、特色產業村的全覆蓋，做到對不同區域的種植、養殖、天氣、市場等各種數據進行差異化收集、整合和分析，為農民提供精準的區域性種植建議、區域性病蟲害防治方案和區域性市場趨勢預測。
第二，建立區域性農業生產服務體系。隨著農業科技裝備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國農業生產服務體系日益成熟，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農業生產服務體系缺乏區域性，農業機械覆蓋率不高，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和農產品成本偏高。其次是區域性技術指導服務薄弱，許多農戶因缺乏種植技術和市場運營能力，無法有效提升經濟效益。再次是區域性農產品深加工和冷鏈物流設施不足，限制了農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市場拓展的潛力。因此，需要盡快建立完善的區域性社會化服務體系，從而將農業生產與農機、技術服務，農業生產與加工、市場連接起來。具體來說，要根據我國的獨特國情，以縣域為中心，設立農業科技裝備共享平臺，打造區域性農業專業技術服務機構；以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為龍頭，在“耕、種、防、收”等環節實現全程托管的社會化服務。尤其是要鼓勵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與土地服務性托管、收益性托管、半托管等區域性社會化服務。
第三，補齊農村商品流通科技服務的短板。農村商品流通服務體系的效率和效果直接影響著農產品銷售和農民經濟收入，而我國農村商品流通服務體系的科技短板，是造成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過程中價值流失和損耗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推進農村科技社會化服務進程中，應通過農產品追溯系統構建從生產源頭到消費者的透明化流程管理系統，利用電子信息技術建立智能物流配送體系，推進移動互聯應用與電子商務平臺建設，實現數據共享與價值共創，為農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農產品銷售渠道，降低農產品流通環節的成本。構建批發市場、物流基地、電商平臺等一體化信息服務平臺，構建鄉村物流配送體系，并對接城鄉物流需求，促進農村商品流通與社會需求的高效對接。
三、在公共服務供給方式上以農民最緊迫的需求為導向
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的公共服務需求不再僅僅滿足于基本生活保障，更期望獲得教育、醫療、文化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服務。而目前“自上而下”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造成了供需失配的結構性矛盾，因此要著力解決農民最需要的沒有干，而干了的有些不是農民最需要的這個現實問題。
第一，建立以農民為中心的供給決策機制。農民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滿意度不高的根源在于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與農民的實際需求存在某種程度的脫節。因此，必須把尊重農民的權利作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的核心，以滿足農民最緊迫的需求為導向，建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決策機制，推進農村公共服務從“紙面”下沉到“地面”。而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精準識別與響應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機制的核心，需要建立以農民參與為基礎的需求信息收集和反饋平臺，全方位把握農民公共服務需求的實時動態。要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的功能，使之成為連接農民與基層政府的重要紐帶。要根據農民最緊迫的需求意愿，因村施策，差異化確定公共服務供給，確保公共服務交由農民決定、服從農民需要。
第二，暢通農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表達渠道。暢通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渠道，能夠對接農民的真實需求并進行科學決策，確保公共服務內容與供給方式的差異化和個性化，從根本上提升農民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滿意度。在實踐層面，需要發展基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信息平臺，使農民通過智能手機即可參與公共服務的設計、實施、監督全過程。通過線上調查問卷、互動反饋系統以及在線公開會議等形式，提高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便利性和時效性，保障農民的利益訴求能夠第一時間得到收集和反映。同時，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算法輔助分析農民需求，幫助決策者掌握更加細微的需求變化，從而作出更加精準的政策調整。
第三，簡政放權釋放鄉村組織活力。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尊重基層探索積極性和尊重農民首創精神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推動著鄉村治理制度一次又一次創新。隨著現代化的深入推進，過于集中的行政管理權限、鄉村治理體制機制缺乏彈性以及公共服務供給效率較低等問題逐漸凸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簡政放權不僅是一種行政手段或治理模式，更是釋放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活力的新動能。其中，減輕行政事業性負擔，推進治理重心下沉是釋放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活力的前提。通過逐步削減和整合農村基層政府部門職責，減輕鄉村組織和鄉村干部負擔，擴大政府向社會購買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實現公共服務職能向社會組織和市場轉移。要改革村級事務管理模式，引導村民自治組織發揮更大作用，把農民能辦的事交給農民自己辦，構建多元參與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
四、在推進鄉村文化現代變革上以留住鄉愁為前提
一方水土塑造一方人心。盡管城市環境深刻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然而鄉愁記憶仍然留存在歷史文化傳統與自然人文景觀之中，留存在一代一代人的深層意識中。在中華文化的宏大敘事中，鄉愁作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溝通的橋梁，是一種深深滲透在人心中的情感體驗，也是文化傳承的紐帶。留住鄉愁不僅有助于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鄉村文化，而且是在吸收現代文明元素基礎上賦予農耕文明以新的生命力，使之在現代社會生態中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有效形式。以鄉愁為紐帶，構筑連接歷史與現代、城鄉與自然、個體與民族的文化橋梁，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現實需求，也是對當代精神價值的有效傳遞與升華。
第一，傳統農耕文化記憶和自然生態之美是留住鄉愁的基礎。留住鄉愁在于找回和品鑒那份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被稀釋的傳統農耕文化記憶和自然生態之美，不僅注重鄉村建筑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更注重農耕文化的內涵與精神的傳承。在新時代，鄉愁已經轉化為傳承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的情感力量和社會資源，即打造鄉愁產業品牌以賦能產業振興，利用鄉愁特色吸引人才，傳承鄉愁文化強化歷史連續性，倡導鄉愁生態理念以建設美麗鄉村，發揮鄉愁心理功能助力鄉村治理。因此，要從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個體與社會多重維度大力挖掘、整理、保護與創新傳承鄉愁心理文化資源，提升鄉村整體生活質量和文化內涵，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特別是在人文層面，通過鄉愁建立情感紐帶和社會支持系統，滿足離鄉背井者的情感需求，不僅能夠使人們深切感受到鄉愁的呼喚，而且能夠真正找回那種歸屬感和安定感，從而保持心靈與故土的深層聯結。
第二，傳統節日與習俗是留住鄉愁的重要載體。我國農業社會背景下形成的鄉風民俗，體現在豐富多彩的節日慶典和生活習慣中，成為農民日用而不覺的文化習俗，進而積淀為深層文化基因。豐富多彩的節日慶典和生活習慣成為鄉愁的重要載體，對構建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發揮著隱性作用，形成人們對故鄉的美好記憶與對未來發展期許相結合的情感紐帶，不僅激發鄉村居民的自豪感，也吸引了城市居民回歸鄉村的興趣與動力。鄉愁作為一種文化資本，不只是歷史文化信息的延續，還是連接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的橋梁，賦予新時代文旅以深厚鮮明的歷史文化內涵。傳承和弘揚鄉村傳統節日與習俗文化，需緊密結合現代生活的特征和需要，深入挖掘鄉村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價值，滿足現代社會人們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使人們能夠深切感受到鄉土文化的地方特色和獨特魅力，以市場化、產業化的手段來實現傳統節日和民間習俗文化的創新轉化和經濟價值的提升，為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融提奠定堅實基礎。
第三，將現代創意與科技元素融入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并非簡單的復制或保留過往，關鍵的是要適應快速變遷的現代化進程，既要保留核心精神，挖掘和傳承鄉土文化的傳統價值，又要促進鄉土文化與現代社會的有機融合，深入挖掘和發揚其時代價值。實踐證明，科技元素的運用和現代創意的注入，能夠推進傳統建筑元素與現代建筑技術相結合，能夠較好地修復和保護古村落、老宅、古橋等物質文化遺產，繼續保存和傳遞蘊含的歷史信息，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此外，還應借助數字技術、GIS技術和虛擬現實技術等現代技術，加快對鄉村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梳理，建立包括物質文化遺產的地理位置、歷史信息及其文化內涵在內的數字化檔案，并在數字平臺上進行展示，為公眾了解、認知和體驗優秀鄉村文化提供便捷渠道。
第四，加快鄉村文化與現代教育的整合。將鄉村文化內容納入地方中小學教育體系，設立鄉村文化課程，實現鄉村文化傳承的系統化和規范化，促進文化傳統與現代教育相結合。通過開設鄉村文化遺產相關課程和舉辦工坊，給青少年營造、提供接觸、了解和關注鄉村文化的情景和機會，激發他們對鄉愁文化的認同與自豪感。要培養具有鄉村文化背景的專業人才，包括非遺傳承人、鄉村文化研究者等，發揮他們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作用。
五、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上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為突破方向
增加農民收入既是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標，也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礎工程。推進鄉村振興就是要從根本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在農民的收入結構中，財產性收入占比一直很低，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差距最大的是財產性收入，農民財產性收入比例太低是制約其收入總水平水平提高和增長速度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帶動了土地需求及土地價值的快速上漲，為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特別是在農民增收面臨嚴峻的形勢下，深化改革以拓展農民財產性收入空間，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突破方向。
第一，提高農民承包地的流轉收益。農村土地承包權、經營權具有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價值，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服務體系的建立須基于土地市場供需特點，實現農民承包地流轉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盡管現階段承包地流轉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流轉服務不足、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過高等問題，影響了農民承包地流轉收益的提高。從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看，需要構建專業化的土地流轉服務體系指導和幫助農民進行土地流轉，以完善的法規政策為流轉雙方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與政策扶持，從而優化土地流轉結構及其模式，維護所有參與方的合法權益。在流轉服務體系構建方面，不僅要制定標準化、規范化的交易流程，還應引入市場化運作機制。同時，通過建立網上土地流轉平臺減少流轉環節，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讓農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我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土地資產已成為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長期以來，農民并未能充分享受經營性土地開發帶來的增值收益。因此，要繼續完善與土地權屬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為其合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提供法律保證。在經營性用地項目的開發過程中，要保證農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切實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加快土地市場改革進程，應允許農民直接參與土地租賃、轉讓等市場活動，通過協商或規范化的分紅方式直接獲得土地市場化收益。特別是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有權參與土地開發的前期決策，他們對土地的經營性使用應該有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這也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整體自治能力。
第三，擴大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貸款試點。受益于新一輪農村改革的試點，部分地區已在積極推動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登記、流轉，為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貸款抵押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改革試點中，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可以作為貸款抵押，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從事經營活動缺少資金的問題，在增加農民收入、推進鄉村產業振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應繼續擴大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細化相關金融產品和服務，包括優化流程、簡化手續、提高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作為抵押物的價值評估準確性，進一步降低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的成本和門檻，助力鄉村產業振興。
第四，構建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利益實現機制。構建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利益實現機制，關鍵在于將宅基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真正回報給農民，體現出宅基地使用權的經濟價值，幫助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為充分發揮宅基地使用權的經濟價值，就需要在制度上對宅基地使用權給予明晰的產權界定，建立與市場機制相銜接的用益物權市場與轉讓機制。同時，規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操作流程與收益分配原則，確保農民利用宅基地用益物權獲得合理收益，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農民的土地流轉積極性，也有利于實現土地資源的集約節約高效使用。在此基礎上，嘗試實行宅基地租賃、合作社經營等多元化管理模式，提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效率，實現土地價值最大化，確保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能獲得合理份額。
第五，建立進城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機制。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部分農民進城成為市民。為此，應建立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機制，一方面保障已進城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另一方面推動農村土地資源的合理流轉和高效利用。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制度應規定農民有權將其承包地、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等有償轉讓國家或集體組織，并以市場化方式獲得經濟補償，從而保障其合法的財產權益不受損失。從制度設計來看，農民土地財產權有償退出需要建立在明晰農村土地產權的基礎上，這就要求加快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并通過法律法規規范包括退出條件、程序、評估和補償方式等在內的退出機制及其操作流程。在經濟補償的具體操作上，補償金額不僅要充分考慮土地的現有價值，還要兼顧未來的增值潛力，以保障農民的利益不被侵蝕，實現財產權的最大化。
六、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上以“強縣城”為基本戰略
黨中央明確提出，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發揮縣城連接城市、服務鄉村的作用。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中，縣城既代表鄉村對接城市，又代表城市輻射與帶動鄉村，處于縣域的核心位置，是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關鍵環節。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率先在縣域內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中心城市—縣城—鄉村”在生產、生活、生態上的功能銜接互補，實現城市群與鄉村群的有機銜接，是國家戰略層面的重大命題。
第一，提升縣城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地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迫切需要重塑縣城與中心城市的關系，提升縣城在國家層面的戰略地位，使之成為區域發展的新引擎。綜合功能提升是縣城戰略重構的基石，國家應通過財政、稅收等利益導向機制，鼓勵省會城市、地級市與周邊縣城一體化發展，形成通勤便捷、功能互補、產業配套的大中小城市組成的城市群。以縣城為城鄉樞紐的經濟發展布局應突出流通環節這個重點，促進城鄉生產和消費有效銜接。開展省、市審批或管理事項授權委托機制試點，引導公共資源向縣城布局。推動教育、醫療等公共政策優先向縣城傾斜，組織省會和地級市的優質醫療和教育資源向周邊縣城有序轉移。加大對縣城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支持力度，制定并優化生育、購房等方面的激勵政策，提高縣城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的積極性。
第二，推動縣城融入周邊城市群，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在城鄉融合發展與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縣城亟需突破發展瓶頸，凸顯在區域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價值，主動融入更為宏大的周邊城市群的發展空間，充分發揮其在區域協同發展中的橋梁紐帶作用。隨著城市群戰略地位的上升，縣城通過融入周邊城市群，能有效分享周邊城市群在產業分工和經濟合作中的紅利，發展具有縣域地方特色的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促進縣域產業逐步高端化、特色化，加快縣域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發展步伐，增強縣域經濟活力與社會發展動能。
第三，以發展縣城特色主導產業為戰略支撐。縣城特色主導產業是提升縣域經濟核心競爭力、促進縣域經濟持續發展的戰略支撐。因此，要立足本地資源稟賦和市場需求，發揮區位優勢，著力產業鏈優化、創新驅動和轉型升級，塑造區域特色鮮明、經濟效益顯著的縣域產業發展新格局。在國家層面，應通過政策激勵和市場機制，引導、鼓勵人才、資本和高新技術企業落戶縣城，依托縣域特色資源優勢進行產業集群布局，發展壯大縣域特色主導產業，在此基礎上形成縣域產業集群化發展新模式。要以縣域優勢產業鏈為基點，圍繞該產業鏈組織上下游相關產業的擴張與深化，加快產業升級轉型，構建高附加值產業體系，形成競爭新優勢，實現產業經濟的循環增長。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通農業向二三產業轉型的渠道，引導農業產業向深加工、品牌化方向發展。
第四，加快縣城基礎設施完善升級。完善升級縣城基礎設施是突破縣城集聚效應發揮的瓶頸、提升縣域整體競爭力、推動新型城鎮化的關鍵。需要緊跟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步伐，強化縣域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以信息化推進縣域空間融合，打通縣城與周邊城市的交通和通信瓶頸，增強縣城輻射能力，發揮縣城在城鄉融合中的中樞作用。不斷優化縣城產業基礎設施，完善產業園區內的研發中心、孵化平臺、物流中心等配套設施，支撐產業鏈上下游的有機銜接和高效運轉，激發縣城特色產業的集群效應。要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加強縣域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把縣城建設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城市。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摘自作者《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沿趨勢與路徑選擇》[J].山東社會科學,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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