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指向是一個多維度、全方位的發展過程，涉及技術升級、組織方式變革、市場擴展以及城鄉互動等多個維度。從全局來說，農民形態、產業形態和城鄉形態的演化預示了農業農村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走向。在現代化與市場化背景下，科技進步、產業結構調整、農民生產行為和組織形態變遷，共同推動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前沿變革。
一、科技前沿深刻變革：信息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新趨勢
農業現代化本質上是農業技術發展的一種前沿變化，科技創新始終是農業現代化的前奏和先導。正如科技創新引發的每一次種子革命，都促進農業發生質的飛躍，對農業發展產生革命性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科技進步和創新。”這是根據農業現代化的前沿變化和趨勢作出的戰略判斷，充分肯定了科技創新是推動農業新質生產力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力量，明確了以科技進步為引擎推動農業生產力變革和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世界農業發展史也充分證明了科技是農業發展的原動力和驅動力，農業強國必然是農業科技強國。
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和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以及智能制造技術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逐漸成為農業生產的新常態，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的農業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深刻改變了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優化了種植結構，有效緩解了農村勞動力供需矛盾，提升了農業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抗風險能力，促進了農業高質高效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從全球視野來看，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盡管耕地面積僅增加30%，但世界糧食作物產量在技術革新的推動下實現了倍增，使這一時期成為全球糧食生產力增長的非凡時期，這也從一個側面充分體現了科技進步對提高耕作效率和土地利用率的巨大貢獻。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農業生產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種植和養殖方式，而是越來越多地依賴前沿科技的創新應用。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精準農業與農業互聯網三大關鍵技術，助力實現了農作物種植面積和產量的實時監測，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和抗病蟲害能力，有效控制了化肥和農藥的過量使用，使農業生產管理變得更加智能化和自動化，農業經營的規模化和現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之間的信息傳遞、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的可追溯性更加迅速和精準，成為推動我國農業新質生產力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核心力量，為我國糧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農業新質生產力不僅體現在農業生產方式與生產工具的更新換代上，更表現為農業生產結構、理念及模式的根本性轉變，它涵蓋了生物技術創新、土地精細化管理、農業產品添加值增長等方面，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緊密結合，提高小農戶的科技應用能力和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從而顯著優化農業種植結構與產出效率，實現了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雙提升。而這必然要求農業生產者具備更高的科技應用能力和管理水平，以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推動我國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農業強國轉變。
二、食物結構深刻變遷：農產品消費需求多元化新趨勢
作為大國小農，準確把握農產品的市場消費需求趨勢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大食物觀，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這是根據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作出的戰略判斷，深刻反映了對食物生產、流通和消費全鏈條的重視，以及在各個環節中都尋求社會、生態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平衡，準確把握食物消費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價值，為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支撐。
在我國的傳統飲食結構中，以稻米、小麥等五谷雜糧為主食的飲食習慣已有數千年的歷史，而畜禽肉類及水產品的消費相對較少，蔬菜、水果攝入量僅占總量的一小部分。這種飲食結構的特點在于糧食主食化、肉類副食化、地域差異化和季節輪換化。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食物消費結構經歷了深刻的變遷，呈現出從以單一的谷物為主，逐步轉變為由糧、肉、蛋、乳、果蔬等組成的富含高蛋白、高營養價值的食物組合，加工食品占比不斷提高的結構多元化與高質量發展的趨勢。根據有關數據，我國動物性食品的消費量占比逐年上升，肉類消費量從1978年的每人每年9公斤，上升到2022年的每人每年70公斤，同期奶制品消費量增幅更是達10倍之多，與此同時，水果和蔬菜的消費需求也表現強勁。
在食物結構性變遷背景下，伴隨著我國居民收入增長與社會階層多元分化，農產品消費發生了高中低端分化的多元品質需求結構變遷，日益呈現多樣化、個性化、特色化變化趨勢，食物消費不但追求營養和健康，而且更講究口味。此外，不同的地域飲食文化對食物消費結構的形成與演變也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如南方的稻作文化、北方的面食文化等，都極大影響了區域內食物的生產與消費模式。這些變化既體現了城鄉居民營養健康觀念的更新，反映了飲食文化差異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也說明大食物觀的核心在于強調食物不只是飲食消費的對象，更是生態文明與健康生活的重要基石。
三、城鄉結構深刻變動：人口比例與空間格局融合新趨勢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這是根據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實際和未來趨勢作出的戰略判斷，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事實，但鄉村不會消亡，城鄉長期共生才是城鄉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特大型小農國家，能否處理好城鄉關系，關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就是要求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和處理工農城鄉關系。
在深入推進的我國城鎮化進程中，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人口城鄉流動不斷趨于自由化，城鄉人口分布日趨均衡。根據有關數據，我國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億人增長到2022年的9.21億人，這一增量甚至超過了歐洲各國人口的總和；與此同時，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也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2年的65.2%。這是我國城鄉結構深刻變動的最直觀表現，這一變動重塑了城鄉關系，標志著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達到了新水平。
城鄉結構變動不僅涉及城鄉人口比例與空間格局的改變，更涉及經濟結構、產業布局、社會治理等多方面的深層次變遷，成為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信息化大背景下，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等新動能不斷從城市向鄉村傳導，城市與鄉村的發展機會和生活條件的差異正在縮小，農村正從傳統的以農業為主逐漸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支撐的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城鄉發展的軌跡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與融合雙重特征，城鄉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日益趨同，如農民工的城市化進程影響了城市社會的結構和文化，而城市居民對鄉村生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向往，這種城鄉互動不僅豐富了居民的生活內容，也促進了城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四、鄉村治理結構深刻變化：黨統一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共治新趨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更為豐富的科學內涵和更加生動的實踐圖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并取得明顯成效，我國鄉村社會結構日益呈現出主體多元化和訴求多元化的變化趨勢。黨中央提出要完善多元共治的農村社區治理結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是根據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作出的戰略決策，必將推動著我國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目標的逐步實現。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國家以一種全新的治理方式進入鄉村社會，鄉村資源不再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工具，而鄉村的繁榮是現代化目標的戰略重點。鄉村治理依托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有力保障，通過諸領域的相互作用和動態調整，從根本上撬動了鄉村社會生產關系，鄉村治理的參與主體和管理模式實現了歷史性變化，我國鄉村社會結構與治理方式正在經歷歷史性變遷。在現代化大潮中，治理主體呈現出從單一的黨委領導模式向黨委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共治轉變，動員了基層黨組織、基層自治組織、村民、企業、社會組織等多主體資源，形成了政治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格局。這一新的治理模式不僅推動了鄉村經濟的發展與結構升級，而且極大地完善了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了鄉村公共服務水平、促進了鄉村文化傳承與生態保護，為推動社會整體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鄉村治理實踐模式方面，無論是湖北省秭歸縣的“幸福村落”，還是浙江的“楓橋經驗”，都是建立以黨支部為核心、村委會與村民代表大會相結合的組織架構，注重發揮村民自治制度的作用，形成了“黨建引領、村民參與、法規支持、科技促進”四位一體的現代鄉村治理新模式。村黨支部通過定期召開村民大會，公開鄉村治理方案和財務情況，從而保障決策的民主性，有效提升村民的滿意度。在社會文化建設方面，既尊重鄉村原有文化的內在價值與外在特征，又引入現代文化元素以充實鄉村文化的內涵，通過推進鄉賢文化和“美麗鄉村”建設，增添鄉村文化建設的鮮活元素，增強鄉村治理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同時，很多地方依托現代化信息技術構建鄉村治理的大數據平臺，吸引多元主體參與協商議政，有效增強了鄉村治理的透明度與參與度，實現了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雙提升，加速了鄉村治理方式的現代轉型。
在鄉村治理模式變遷中，鄉村社會組織占有重要地位，在助力鄉村治理結構轉型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鄉村社會組織多元化發展的背景下，鄉村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組織和文化組織等多元主體共治已經成為社會參與自治機制構建的新趨勢，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范例，這在我國城鄉關系變化、社會治理重心下沉、社會治理能力提高等多個方面都有鮮明的體現。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摘自作者《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沿趨勢與路徑選擇》[J].山東社會科學,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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