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梁漱溟等人推行的“鄉村教育計劃”“鄉村建設運動”，到21世紀初以溫鐵軍為代表的“重啟鄉村建設運動”，再到近年來政治層面主導下的新農村、美麗鄉村、和美鄉村建設，鄉村主題的的學術研究與建設實踐從來沒有停止過，且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實施與推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述，并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解決好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提出了新要求；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所進行的鄉村研究也要肩負起更高的社會責任與學術使命。
一、鄉村研究類別
鄉村研究，是泛化的研究，還是框架性的研究；是理論指導實踐的研究，還是實踐推導理論的研究；是自上而下的研究，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是社會視角的現代化改造的研究，還是文化視角的保存鄉土特色的研究；是強調鄉村治理的政治學研究，還是強調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研究……從當前的學術成果與建設實踐看，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含糊與分歧，究其原因，是鄉村研究的核心問題缺乏有效界定，如鄉村研究項目的類別，研究的實施者是誰，樣本如何界定，研究內容是否具有結構性特征，應該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等。我們重點從鄉村研究項目的類別、研究主體、研究對象（樣本）的分析出發，重新梳理鄉村研究的幾個核心問題，從中探尋鄉村研究的發力方向。
鄉村研究不僅是學術性的，也是實踐性的，既需要理論的創新、建構與支撐，也需要鄉村建設實踐來總結經驗、驗證假設、豐富理論、造福村民。結合我國鄉村研究的實際情況，我們把鄉村研究項目的類別分為科研項目與建設項目兩類。
鄉村科研項目的管理部門，是各級各類具有科研項目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負責研究項目的發布、管理、組織、整合、實施等工作，包括且不限于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國家藝術基金管理中心等“國字號”的政府機構，以及教育部、文旅部、省教育廳、省科技廳、省文化廳、省市社聯等政府部門與機構。他們針對國家與地方關于鄉村發展面臨的主要議題，在多學科框架內發布“命題”“半命題”“自命題”的科研指南，并通過項目級別的認定與經費支持，獲取大量關注與參與。其研究者大都是高校教師，級別較高項目對申報者職稱有著明確要求，因此這類科研項目即使從“應用研究”的立場出發，即使有“采納證明”的成果形式，其研究仍然更多地體現在理論意義層面。
還有一類鄉村研究項目切實存在著，可能由于政治層面的主導性，除了掌握政治資源的少數研究機構與學者，學界較少直接介入，但其也有著鮮明的研究必要性，政府文件中常以“鄉村建設項目”稱之。鄉村建設項目的發起部門，是各級政府及其與鄉村發展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部門。這類項目的發起有兩條路線，一是成批次的由上至下的“名單”式建設項目，二是單體性的基層鄉村自發的建設項目。
“名單”式的鄉村建設項目，是指各級政府按照一定標準評選出或者直接認定的重點建設的鄉村，往往以“名單”的方式發文。這類項目有著充分的政策支持與充足的資金投入，如《河南省鄉村建設示范創建方案》明確指出，每年選擇20個縣、100個鄉鎮開展示范創建，創建期為2年，省財政對每個省級示范鄉鎮獎補1000萬元，對每個國家級美麗宜居村莊獎補100萬元。對這些鄉村建設項目成果的考量，更多的是政治層面的業績標準與經濟層面的產出標準，“舊貌換新顏”注定不是難事，其“成果”一定要看起來很現代、看起來很整潔、看起來很幸福、看起來很舒適乃至看起來很有錢。針對這些項目的研究，無論是項目進行之初的頂層設計，還是項目建設過程中的環節把控，乃至項目結束后的效果評估與持續改進，更要強調“面子”下的“里子”，諸如村民需求、生態環境、文化保護、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如何能夠與政治指標、經濟指標實現均衡發展，應該成為我們重點關注的研究議題。
單體性的基層鄉村建設項目，是指沒有經過高一級政府的部署與直接經費支持，單個鄉村出于發展目的自主進行的涉及居住環境、生態環境、商業模式等多個層面全局性的鄉村規劃與建設，成果則體現在鄉村社會文化經濟的整體提升。有的是鄉村基層領導邀請鄉建專家入駐，有的則是鄉建專家主動投身建設。這些鄉村大都具有較好的經濟基礎，擁有著生態資源、文化資源等方面的優越性，本身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發展潛力，鄉建專家有信心、有興趣參與其中。這些鄉村建設的成果，往往會形成較大規模的影響，甚至成為鄉建“標桿”，但我們要清楚的是，其可復制性是值得商榷的。如郝堂村的建設，固有的生態環境、較好的經濟基礎、鄉村領導的眼界與魄力、李昌平的“恰巧在場”并對孫君盛情邀約、村民的配合程度等等多種因素缺一不可。因此，這些鄉村建設的成功是必然、也是偶然。針對單體性鄉村建設項目的研究，要明確鄉村的優勢資源、挖掘可利用資源，在可為與不可為之間、在建設什么與怎么建設之間做好選擇。
二、鄉村研究主體
鄉村研究的主體，即鄉村研究的實施者，包括以鄉村研究為主要任務的各類研究機構以及對鄉村研究感興趣的各學科各專業的研究個體兩種類型，既體現出現階段鄉村研究的“組織意識”與“團隊意識”，又體現出鄉村研究的“十字路口”特征。具有學術感召力與科研能力的研究個體，往往是上述研究機構的發起者與領導者；而具有影響力的這類研究機構，又能夠吸引更多更優秀的研究個體參與其中，使他們從“十字路口”的路人轉入學術研究的陣地，進一步擴大研究機構的科研能力、實踐能力以及社會影響力。
鄉村研究的機構，往往依托高校成立，圍繞高校固有的科研優勢以及機構核心成員的感召力，成立了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的針對性強、差異化明顯的鄉村研究高地，如“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北京大學鄉村振興中心”“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等。這些研究機構既可以通過機構成員科研項目的申報獲得縱向橫向的科研課題，并以此豐富鄉村理論研究，提升個人科研積累；也可以依托機構成員的理論能力與實踐能力承接各級政府發布的鄉村建設項目，更加直接地參與鄉村實踐。
同時，還有一些更接近于民間組織的鄉村研究機構，其發起者雖然也可能擁有高校教師身份，卻又保持著相對獨立性，如2004年劉相波發起成立的“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以及2014年12月趙月枝發起成立的“浙江縉云縣河陽鄉村研究院”，前者致力于鄉村建設實踐，培養與影響了大量致力于鄉村建設的年輕人；后者兼顧鄉村建設實踐的同時，以發展有全球視野和中國立場的人文社會科學和創新中國百年鄉村建設傳統為宗旨，以“引領學術界、教育教育者、影響媒體人、輻射文化圈”為工作目標，更加傾向理論建構。這些獨立性較強的研究機構，由于少了政治的顧慮與束縛，在理論研究與鄉村建設實踐層間更加自由與務實。
鄉村研究的個體，情況則相對復雜一些。初期的鄉村研究者，大都出身鄉村或有著較長時間的鄉村生活經驗，面對故鄉破敗的生活環境、落后的經濟面貌、異化的鄉村倫理以及種種不公與狹隘，他們進入鄉村研究領域更多的一種使命感與學術自覺，如寫出《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十年》的梁鴻，他們想為家鄉做些事，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鄉村面貌，想讓親人們過得更好，而知識分子的武器無非是筆和紙，種種情感轉化為文字上的“鼓”與“呼”，卻又充斥著知識分子的無奈與“怒其不爭”的抱怨，回到鄉村之后，又必然或者說不得不再次離開鄉村。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與推進，鄉村研究成為政治引導下的新的學術熱點，各學科的研究者紛紛從本學科視角出發，投入各類鄉村議題的研究之中。我們不排除“追熱點”的“學術投機”與“有棗沒棗打一竿子就走”的學術試水，但我們必須承認，多學科視角為鄉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初期鄉村研究“重破輕立”或“易破難立”的研究困境，尤其是實踐性更強的學科，將理論研究與鄉村實踐結合在一起，為鄉村發展出謀獻策，甚至進入鄉村、駐守鄉村，按照自己的“藍圖”與鄉村的需要規劃鄉村、設計鄉村、建設鄉村，我們應該以開放的姿態歡迎與接納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參與鄉村研究與實踐，只要能夠造福村民、服務村民，豈不更好。
三、鄉村研究對象
鄉村研究必然要圍繞鄉村進行，鄉村又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很多初入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尤其是沒有鄉村生活經歷的年輕人對“鄉村”并沒有形成清晰的理解與界定，各種選題與論文匆匆“上馬”，缺乏針對性的泛泛而談屢見不鮮。我們要對鄉村研究的對象即“鄉村”形成清晰的認識，每一次鄉村研究要明確研究對象的差異性，用腳步丈量鄉村土地，用實踐感受鄉村脈動。
首先，從屬性上理解鄉村。字面上看，鄉村由“鄉”與“村”兩個漢字組成，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行政單元，鄉是最小的行政區域，村是基層的群眾性自治單位，因此“鄉村”首先是一種政治稱謂，且作為政治稱謂，落腳點常放在“村”的層面。同時，“鄉村”又與“城市”相對，即使規模不大的縣城，也以城市的標準進行機構組織與規劃建設，縣城里的居民尤其敏感自己的“市民”身份，從這個角度而言，鄉村也代表著一種地理稱謂。最后，“鄉”字又極易與“家鄉”“故鄉”聯想在一起，引發情感認同與情緒共鳴，這也是很多研究者對鄉村研究產生關注的重要原因，由此鄉村又成為了一種文化稱謂。因此，我們進行鄉村研究，要同時考慮鄉村的政治屬性、地理屬性與文化屬性。
第二，從形態上理解鄉村。很多場合（包括官方文件）使用“農村”指稱鄉村，是不夠準確的，農村只是多樣化的鄉村形態之一。“鄉”由“村”構成，根據生產生活形態的不同，鄉村可以再進一步細分為農村、山村、漁村、牧村等，也有人把茶村、獵村單列出來。我們從字面就能看出其間的差別，這種生產生活形態的不同，又會形成文化需求、經濟需求、生態需求以及社會治理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如果不考慮鄉村形態的差異性，在廣義鄉村的層面進行鄉村研究，勢必導致空泛研究、缺乏足夠的針對性與實踐意義。”
第三，從個體上理解鄉村。鄉村是一個整體概念，也是一個個差異化的個體，每一個鄉村都有著不同的經濟結構、人員素質、歷史背景、生活習俗、發展潛力等等。有過鄉村建設實踐經歷的研究者深有體會，某一個鄉村的成功經驗，很難直接移植到其他鄉村，哪怕是相鄰的兩個鄉村，也會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教條主義的鄉村研究與建設思路是行不通的。我們可以通過更為廣泛的鄉村調研與實踐、總結具備推廣價值的鄉村建設經驗，這是鄉村研究的應有之意。但我們必須明確，鄉村建設沒有“樣板間”，鄉村研究也做不出可以“復制粘貼”的鄉村建設方案，必須堅持“一村一策”的思路，深入到目標鄉村，才能真正地服務鄉村發展，實現研究意義。
第四，從樣本上理解鄉村。這里的樣本，指的是我們在進行鄉村研究時選擇的鄉村個案。很多研究者喜歡盯著“美麗鄉村”，從各級政府發布的“美麗鄉村”名單里找出符合自己研究需要的“目標村”，發掘其建設成功的經驗，查找其發展中的不足，希望做出查漏補缺、值得推廣的研究成果。這樣的研究取向未嘗不可，但是有失科學甚至有失公允。“美麗鄉村”無法代表中國鄉村的全部，“旅游”式的調研得到不真知灼見，“文化乞丐”的研究心態更是不足取。同時，正如上文訴說，每一個鄉村都有著自己的差異性，鄉村建設的成功經驗難以簡單的復制粘貼。現實生活中，有的村莊因為出了“能人”導致源傾斜，村子里“別墅”林立、環境宜居、村容整潔，而相鄰的幾個村莊則仍然是典型的空心村狀況，幾乎看不到發展的希望，這樣的“經驗”與“資源”必然是無法總結與推廣的。我們強調的是，在鄉村研究的樣本上，既要參照“美麗鄉村”，更要深入一般鄉村甚至是貧困鄉村，使我們的研究更具建設意義。
四、結語
鄉村研究是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基石，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研究，對中國現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除了鄉村研究項目、研究主體、研究對象之外，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也是我們開展鄉村研究必須深入分析與理清界定的核心問題。如鄉村研究內容方面，依據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我們可以把鄉村研究主題簡單歸納為鄉村產業研究、鄉村生態研究、鄉村文化研究、鄉村政治研究、鄉村經濟研究。然而，更為重要的一個研究主題即鄉村群眾或者鄉村居民的需求研究，更應該作為鄉村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貫穿鄉村研究始終，即我們要改造的鄉村面貌、投資的鄉村產業、弘揚的鄉村文化等，是不是這個鄉村的群眾需要的，一定要避免政治層面的“一刀切”主義和精英視角的“主觀主義”，而是要為了村民建設鄉村，建好鄉村服務村民。在鄉村研究方法方面，要摒棄閉門造冊的主觀臆斷，也要警惕投機主義的“文化乞討”，貼近鄉村才能建設鄉村，要掌握運用質化與量化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既承認理論研究的深刻性與支撐意義，也懂得量化研究的科學意義與指向意義。在研究成果方面，我們既要警惕理論的泛談，也要抵制無規劃無意義的鄉村實踐，理論性的學術成果與實踐性的建設成果，都是鄉村研究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要更加傾向于理論成果向實踐成果的轉化。這些相關問題的研究，將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充實與完善。
作者系河南藝術職業學院發展規劃處副處長，新聞傳播學副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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