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激進化：經濟危機時代的發展探索
在目前被稱為“中國崛起”的這個發展階段，其實依舊是“今天的你我重復著昨天的故事”。今天的中國正面臨著資本主義世界1933年的生產過剩性危機。而危機之所以尚未發生，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國在秦朝時就完成了至今為歐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統。一個龐大的大陸型國家，可以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建設，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遭遇生產過剩之初，國家提出“兩縱三橫”、“五縱七橫”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帶一路”，成立亞洲投資銀行，把過剩化的工業化大生產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甚至是中亞、西亞的基本建設，也都是源于這一思路。
這一思路頗似當年的羅斯福新政中的新國家主義。從1998年遭遇生產過剩，到現在15年間，國家大約已經投進去了15—20萬億。臺灣或韓國因為幅員狹窄，沒有辦法再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自身的基本建設，就只能向大陸轉移。大陸吸納了各種各樣其他小經濟體的生產過剩，由此繼續維持了15年。
而下一步繼續維持的辦法就是城鎮化，把幾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人為擴大城市這個巨大的資本載體，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發展戰略。
問題在于，生產過剩在西方最終造就經濟大危機，并走向戰爭。二戰把所有生產過剩型的國家在歐洲這個小小的半島型大陸上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摧毀了，而二戰的勝利者，恰恰是具有幅員遼闊的大陸這一優勢的國家：美國和蘇聯。此后形成了雙寡頭地緣政治壟斷的冷戰秩序，這一框架到今天仍然被我們的整個思想理論界延續著，很難突破。
即使你用冷戰意識形態和后冷戰意識形態對上世紀下半期的歷史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往后我們還能繼續摸著石頭過河嗎？不能。因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
金融具有流動性，并派生出集中性和短期性。這一“新三性”和當年的資本主義批判者們所提出的“老三性”寄生性而導致腐朽性和垂死性相一致。金融資本可以在0.6秒之間完成結算，每一筆金融虛擬資本的網上交易都可以以毫秒計算。它高流動性的特點導致任何實體經濟、資源經濟、自然經濟，都在它面前敗下陣來——因為你耗時太長，再短的實體經濟也是漫長的。
在我們走向生產過剩這個階段，最后摸到的石頭是羅斯福新政。二戰之后，美國占有全球60%以上的黃金，可以發行全球貨幣。而中國有條件走金融化所主導的全球化嗎？看看亞洲，無論是韓國、日本，還是我們的兄弟臺灣，沒有一個能走得進去。
亞洲是一個原住民大陸。西方在推進殖民化的時，在亞洲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經濟體，亞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賓一家，被殖民了400年。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整個朝鮮半島是百分之百的單一民族。中國、印度、南亞次大陸都是原著民。美國、澳大利亞的原著民人口不到5%，才能建立起所謂的現代制度。各位年輕的朋友，我們這代人做夢，好不容易算到了夢醒時分，你們不要沿著我們的夢魘之路走下去了。摸著石頭過河，摸到現在，如何應對全球化與金融化？少數精英朋友們已經兜里裝著綠卡，把老婆孩子全送出去，他們是裸商、裸官、裸教授。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把自己送出去的，留下來的人怎么辦？
因此，在這百年的激進化過程中，有些不那么激進的人試圖走一條另類的路——伴生著中國形成國家主權的過程的百年鄉建。
1950年代以前，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完全沒有治理能力的、被破壞的傳統大陸國家，1950年以后則是一個通過三次土地戰爭后，相對而言沒有嚴重負外部性的主權國家。
什么是主權國家的負外部性？發展中國家深陷發展瓶頸無法自拔，往往因為其大多數國家在形成主權時候都是交易形成，導致維持主權的經濟資源被跨國公司占有。這個負外部性使維持主權的成本是一個交易過程，支持所謂現代政體的議會、總統制、國防軍制、高等教育西方制等東西都是高成本的。如今大多數被作為案例的現代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一以上財政是宗主國給的，不給就垮，而給的條件就是聽話。因此，多數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爬不起來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在形成主權時沒有經過慘烈的革命。而中國經過革命之后，他的主權曾經一度是去外部性的.
百年的鄉村建設，正是激進斗爭史之外的救國實踐。清末民初，傳統國家政權解體，而民國試圖照搬西方國家政權尚不能成立的階段，禮崩樂壞，鄉村社會一片衰敗。同時期有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技救國等自上而下的救國思潮。而主張平民化的鄉村建設恰恰是自下而上，在國博的“復興之路”展覽中，它被歸為“其他救國實踐”。
自清末民初至今，歷史上大約有三次鄉村建設：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縣翟城村，世遭逢亂而有鄉紳維護自治；興于1920年代，軍閥混戰、地方割據的情況下，弱勢中央默認地方割據勢力邀請社會力量化解鄉治缺失；衰于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轉為劣紳化和1937年的日本侵略。二戰后民國政府又建設華西試驗區，這是最后一個知識分子建立的鄉建實驗。早期鄉建派中，晏陽初流亡海外、盧作孚自殺、陶行知病逝、梁漱溟相當于右派，唯黃炎培幸免。
第二次是官方主導的鄉村建設。1950年實現了和今天大包干一樣的小農經濟，而分散社會是無力抗御任何資本的剝奪。1949年建國時，經濟上要搞的是民族資本主義，而到了1953年，要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從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到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這個過程中，高度分散的小農，都有交易費用問題，因此形成由國家主導的鄉土社會的組織建設與制度建設是必然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鄉建派在做的事情，比如重慶的晏陽初拿著美元在做的，延安其實也在做。無外乎就是合作社為載體，實現鄉村良治。所以延續到五十年代，民眾已經被廣泛動員，自然可以實現良治，這個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全民實現動員的。你們注意，中國是婦女就業率全世界最高的，制度遺產導致我們今天婦女就業率仍然高達84%，全世界第一。其實無外乎就是因為當年你們的奶奶們參加了解放婦女的識字班。當一個可以無償得到財產的革命被大多數小資們都接受的時候，大家就都被動員起來了。
1950年代形成的組織建設一直延續到70年代國家的工業資本原始積累基本完成。進入大生產之后，不再需要從農業提取積累，農村又恢復了大包干。純從財產關系角度來說，毛和鄧做的事情并沒有本質差別。
第三次就是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以民間為主體的新一輪鄉建運動。這個后面再講，下面分析中國前兩次鄉建運動的歷史背景與經驗。
成本轉移與鄉村自治：鄉建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清末洋務運動失敗，民國民營經濟失敗，最后才轉向四大家族。過量的工業化代價、城市化代價轉移到鄉土社會，破壞了鄉土社會。傳統鄉村社會的鄉紳無法再擔任保護型經紀作用，從而導致劣紳化，因此才有諸多從鄉村自治思路出發的鄉建鄉運動。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有600多個團體，1000多個實驗區，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數字。
民國早期有一批政府官員認識到必須救民于水火，于是他們辭官回鄉做鄉建。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第一個是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的秘書孫發緒，到定縣發現了翟城村這個樣板，在整個定縣推廣。在民國第三個年頭，定縣就成了村治模范縣。在1904年，翟城村已經是一個2000人的村，如今是5000人的大村。2000人在西方已經相當于一個城市的規模，所以他實現的是一定范圍內的在地化自治。
孫中山的秘書姓黃展云是國民黨的福建省委書記，辭官不做，到福建長樂的營前村，兼并了周圍兩個村，將所有收益用于本地，做鄉村自治。馮玉祥的副官也在河南信陽實現了村一級的自治，在這個三不管地區可算成功，但因為他得罪了當地兵府一家的勢力，最后被暗殺了。
張謇早年的南通試驗區，可稱之為“縣治的成功”；同理，盧作孚的北碚實驗區，可稱為“鎮治的成功”，它是一個完全在地化的過程，把所有地區形成的所謂產業收益全都用于當地的社會福利建設、教育建設、基本建設等等；而梁漱溟在鄒平的實驗則是村治的成功，這是一個縣-鎮-村三級的治理實驗。
黃展云在長樂所做的商業街，與我們今天的也很相似，只是他的收益留在當地，沒有被資本所占有。今天我們很多地方政府搞辦公大廳，多功能集成到一塊，這個事梁漱溟30年代早就干了，他當年搞鄉鎮府合署辦公，所有部門集中在一個辦公室，別讓老百姓跑那么多衙門。
溝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釋民國年間的鄉建和新中國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設，他說這雖然在中國是否存在階級這一革命的根本問題上，毛和梁有對立。但在建立新中國的局面下，這兩條道路卻顯現出由于兩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繩子般的協調。梁漱溟后來和毛澤東在合作社組織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貢獻上，跟毛發生了沖突，但之前，在延安土改問題上，他們是一致的。對于建國如何維持一個不同于西方階級社會的社會存在，梁漱溟曾經和毛澤東在延安有過徹夜長談。
當年的鄉建背景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留下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無法對外剝奪，只能對鄉村進行剝奪，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摧毀了鄉土社會。另外一是大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出現了白銀外流，導致白銀危機，民國政府不得不放棄銀本位，改行法幣制，使得經濟從通貨緊縮到了通貨膨脹。加之1937年中日戰爭，導致中國把有限的貴金屬全部跟美國換得軍事援助，中國的通貨膨脹持續到金圓券改革再次失敗，整個中國金融垮臺，政府意義上的現代化在1948年徹底失敗。軍隊沒有軍餉，摧枯拉朽一般，被游擊隊方式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獲取政權之后都面臨的是經濟危機，導致革命產生的政權往往短命。中國怎么解決的呢？農民戰爭中的農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農民人口回家種地了，有吃有喝；新政權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夠了。小車挑擔，就能把農產品剩余拿來養活那城市人口，9個人養活一個人有什么不能養的呢？恰恰不是現代化救的中國，是傳統的鄉土社會回歸小農經濟，救了1949年深陷危機的中國。
中國工業化進入新一輪工業化是1950年開始的，為了方便的從農村占有剩余，推進了農村的組織化。后來直到工業化完成，才對農村實現去組織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體化的高度組織化，目的在于服務于國家工業資本，方便從農村提取剩余，成為了唯一依靠內部原始積累完成工業化的大型發展中國家。
完成了工業化最難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中國形成了工業化大生產，進入了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外資導致嚴重外債，不還就導致國際關系破裂，還就陷入深重的經濟危機。中國我們每次經濟危機也都是向鄉村轉嫁，導致了三次上山下鄉，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了4000多萬不能就業的勞動力。到1980年以后，這些人得回來，城市又遭遇危機，待業青年總數也是4000萬，接著又是4500萬國企職工下崗。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因為龐大的農村承載了危機代價，它是一個勞動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個資本池，資本池的代價不由資本自己承擔。這是中國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鄧小平恢復了農戶經濟之后，農發組的故事其實就在講是當年如何做組織創新的。到今天，中國又面臨著分散農民再組織化、再制度化的問題。1950年代資本的力量尚不夠強大，而今天以民間為主的鄉村建設，不僅面對著國內三大資本崛起，和資本過剩向鄉土社會轉嫁成本的歷史過程，也面對著中國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條件下，全球過剩資本又向實體經濟轉嫁代價的過程。
代價轉嫁被我歸納為“成本轉嫁率”，它所對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或薩繆爾·阿明的依附理論。在金融資本階段，世界金融資本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金融資本核心，金融資本的核心已經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鍛煉成熟。去年10月份，西方六個主要金融資本經濟體聯合形成的貨幣互換協定，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歐盟、瑞士，現在所有國家的流動性都等同于我的流動性，以你沒有流動性短缺國家的利率來向我支付，意味著我完全可以隨時消弭金融危機。在核心之外的，就是所謂半邊緣國家：你認同我的普適價值的意識形態，按我的要求構成你的國家制度，那就是金融無邊疆——把你的資源產生的收益為我占有，這種條件下，你的實力決定了你可以作為半邊緣，或者半核心國家。剩下的不認同的國家就仍然構成金融高邊疆——用自己的本幣來貨幣化你的資源資產，用自己的資本市場來資本化你的產業經濟的國家，就一定被邊緣化，如果你們成了，這世界沒秩序，金融資本核心就會崩潰。
只要你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代價之下，它的成本會不斷的向你轉嫁，你的實體經濟和資源經濟就很難維持，除非你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間能夠良性互動的善治。正如梁漱溟所說，他毀遠遠不如自毀。我們越多地接受成本轉嫁，就越多自毀。在這個過程中，所做的努力未必都是成功的，但千萬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敗寇當做是真實的歷史。我們今日強調國家治理的基礎是鄉土社會，是有這些早期努力作為基礎的。
自由與包容：當代鄉建的精神內核
2001年對中國來說是個大年，對我們的同胞臺灣來說也是個大年，因為2001年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在同一個半天、相隔一個茶歇加入了WTO，納入全球化，共同承載全球化的成本轉嫁。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重啟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截止到目前，中心參與建設的市縣級的鄉村建設試驗區就經達到10多個，涉及到近50個村，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社會運動。
目前的工作有五個主要內容：第一個就是在農村開展的生態農業，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費者的有機消費合作；三是接著就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務中心；四是動員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讓他們下鄉支農；最后一個是如何復興農村文化，這五大系列構成現在中國大陸上的大鄉建系統。
當年梁漱溟、晏陽初都說我們下鄉來要搞農民運動，結果我們發現農民不動。凡是下過鄉的人都知道，要想讓農民動起來是很難的，尤其是發動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馬上見到眼前的好處，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讓他搞有機農業、生態化，如果你不做，讓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們最開始在村里面搞的時候，發動合作社，搞有機農業，一定要靠我們自己先做起來，同時，要從文化活動入手，文化建設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工作。組織了方方面面農民所需要的社會組織，像老年協會、婦女協會，而不是上來就搞合作社。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國家戰略中，開始講生態文明，講生態化的發展，講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所有大企業也以有機生態作為自己的LOGO了。我們發動青年學生下鄉、動員農民，如何讓他們進入合作社，如何在城市郊區開展多樣的市民農業。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觀點，農村是活不起來的。如今政黨談生態文明，也認同組織化，鄉村建設走到今天已經可以做一些經驗總結和經驗歸納了。
最近，我們利用國家推進新農村建設戰略的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機會，開展了一些和百年來的激進的現代化進程有關的、去激進化的鄉村建設經驗總結工作。我們雖然沿用了“鄉村建設”這一概念，但其實際的內容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鄉村全面復興。
這一百年來，鄉建過程本身其實是一個社會多元化的群體在鄉村建設這個大的平臺上互動交流包容、最終走向大眾民主的社會運動過程，源于我們對于激進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種實質性的不認同。無論是以什么形式實現的精英治理，都帶有精英專制的特點，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會出現所謂精英俘獲（elite capture）：資本化的過程一定是少數資本占有者獲得利益，社會資本的資本化過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
但目前在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大眾民主的成功范例，因為大眾的利益是更為多元化的、更難整合的。按照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定義，中國大陸的“大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可以定義為小資產階級，而小資最難形成所謂的自覺階級。它不是一個自我意識、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一種社會群體，每一個小資的利益都很小且目光短淺，因此你很難讓小資們達成一致。他們并沒有任何自我認同的可能性，往往會跟隨著任何主流的意識形態的宣傳，把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口號。很多學者都認為自己是站在大眾的立場上為大眾呼吁，但大眾本身卻幾乎無立場。
所以當我們從事當代鄉村建設時，繼承前輩知識分子的理念，認為這個平臺本身應該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平臺，是自由進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種精英群體所壟斷的，它應該是大眾的旗幟。但當大眾擎起這面旗幟的時候，又能看得到每一個高舉這面大旗的個體背后都有蠅營狗茍的這一面，你得承認小資的這一面，承認他們是大眾的主體，才有可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包容。
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道德感往往很難接受這個道理，所以鄉建者總說，我們只不過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眾民主，想讓人民有意識規則、形成自我組織、具備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個漸進的包容過程。
我常說，鄉建本身就是一個“四無”平臺：沒有領導班子、沒有上級組織、沒有人固定做籌資、沒有紀律約束——進退自由、愛來就來、愛走就走。在管理上，我們倡導大眾民主，講究多元文化。如今鄉建已經變成了一個廣泛的社會運動，在200多所高校中，已經加入到支農活動的青年學生已經有20多萬，形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動員運動。
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知識生產、我們的教育是否還能符合現實的需求？這種教育已經被當年的陶行知先生批評過了，他說——
“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
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誨，今天不知道還適不適用，但我們還是記得的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