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場面”消費的正負面影響調查
階層是社會學極為重要的概念。階層研究也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如何將階層這個概念在微觀社會學中激活，從而用于研究熟人社會正在發生經濟分化所引發的對個體的強烈沖擊，是一個十分重要且有待開掘的研究領域。
寧波紹興的農民為何攢錢不容易，存款少
在浙江寧波寧海調研，農民說，“我們這里過日子容易，攢錢不容易”，紹興柯橋的農民說，“我們這里人的資產多，存款少”。寧海和柯橋都屬于浙江經濟發達的地區，在全國百強縣排名中也都很靠前，為何農民攢錢不容易，存款少？同時又資產多，過日子容易呢？
今年在寧海桃源街道調研，調研舊村改造，給每戶劃三塊宅基地，幾乎所有農戶都自建四層別墅式住房，建筑面積普遍有400平米左右，僅建筑成本即達60萬元左右。寧紹地區農民建房并不像華北農村農民只追求高大而不在乎裝修，而是必須要有與外在高大相匹配的內部裝修，因此，花60萬元建筑的住房，至少要花40萬元裝修，一套住房建下來，花費百萬元是很常見的事情。對于一家三口最多五口的農戶來講，400平方米的住房實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按當地農民的說法，最多也只有一半。
與高聳的精致裝修的農民住房一樣可以展示寧紹農民富庶的是酒席檔次。在柯橋安昌鎮調研，一般酒席，一桌的花費是4000多元，婚喪嫁娶最少要置辦20~30桌，多則要置辦50桌甚至更多，僅酒席花費就要10萬元以上。實際上，按村民的說法，4000元一桌的酒席，真正能吃掉的也不過1/3，大量都是浪費掉了。除了建房子、辦酒席以外，場面上很重要的一個消費是買車。買車的主要目的顯然不是代步，而至少是不能落后。若是買不起好點的車，就不如不買，因為車價高低都是明擺著的。
建房、辦酒、買車等場面上的消費，數額巨大，對于村中辦廠經商的富人群體來講，這個支出當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問題是，就是在富庶的長三角地區，絕大多數農民的主要收入還是來自“上班”。所謂“上班”其實也就是在附近工廠打工。這些打工的收入與外來農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為了用有限的收入去應對巨額的場面消費，一般農戶的辦法就是精打細算，不該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在浙江農村調研，聽過很多次浙江人對外地農民工尤其是貴州農民工的評價，其中之一就是貴州人太喜歡吃喝了，每次發了工資都會成群結伙大吃大喝。柯橋區有一個村支書說，我們這里的人都將錢看得很重，一般不會亂開銷。寧紹地區的農民正是通過勤扒苦做，精打細算，才有了顯示當地富庶的場面上的那些消費，也才會“有資產、無存款”，“日子好過、攢錢難”。
一方面要最為理性地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無理性地擺出排場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寧紹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所產生的經濟分化與社會分層。改革開放以來，寧紹地區乃至整個中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因為集體企業、個私企業或者“三來一補”的發展，而出現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集體、個體以及外來資本的鄉村工業快速發展。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僅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動力，而且形成了產業集群，從而，在村莊熟人社會內部出現了大量辦廠經商致富的企業家群體，這些企業家經濟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遠遠超過了村莊中的一般村民，同時，他們又仍然生活在村莊中，且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這些村莊熟人社會中產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業家群體或富人群體，因為經濟收入高，他們就可以將自己過去的舊房拆掉建豪華別墅，就買得起豪車，就可以辦得起豪華婚禮，就可以提高酒席標準與人情往來的標準。
在熟人社會中這些富人的“場面”消費不僅會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與村民發生聯系。婚喪嫁娶，無論是人情的標準還是酒席的標準，一開始都大致是一致的。婚喪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還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了。吃酒席一桌3000元，辦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村莊富人群體在場面消費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卻越來越感到吃力。最終，有少數貧弱的村民難以應對這樣的場面消費，他們被排斥出這樣的場面消費，并因此成為村莊中辦不成事說不起話的邊緣群體，成為了熟人社會中的邊緣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則會想方設法通過勤扒苦做、精打細算，在場面消費上跟上形勢。
在熟人社會內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通過面對面的壓力，以人情、消費等構成的互動越來越具有階層性質
勤扒苦做、精打細算，就必然在不該消費的地方節儉，家庭成員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參與到力所能及的生產中去，閑暇時間就沒有那么精致從容，家庭成員甚至容易為了利益發生爭執乃至公開的沖突。相反，富人群體，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裝出來的，而是從內向外展示的，他們可以讓父母退出生產而有更多外出旅游的機會，顯得更懂孝道，他們可以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從而顯得更重視子女教育，他們有更多時間和經濟能力進行文化娛樂活動，顯得更有品位，他們當然也更慷慨。“富人求異”，他們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狀況的更高消費與品位的能力。一般村民則是竭力求同，少數最為貧弱的群體則被排斥出村莊的場面消費的競爭。
當前中國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仍然處在快速變動中，村莊社會結構也在重構。在熟人社會內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通過面對面的壓力，以人情、消費等構成的互動越來越具有階層性質。村莊不同收入群體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個不同的階層：富人階層、一般村民、貧弱群體。正是富人群體所主導的場面文化造成了沿海發達地區越來越畸形的場面消費，造成了農村中的文化問題。
作者簡介：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長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其學術團隊被學界稱為“華中鄉土派”,著有《新鄉土中國》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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