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將全面發力的一年。在新年之際，《農本》編委和學術顧問祝各位為“三農”事業砥礪前行的同仁新年快樂！并特別推送宋洪遠、高強先生關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文章以饗讀者。
摘要：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建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關系、加強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不僅豐富了農村市場的交易行為，形成了更為復雜的成員身份及利益關系，也提出了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的要求。現階段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由于現行法律、政策等制度性約束，各地在推進改革過程中都遇到一些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在成員資格認定、規范股權管理、完善治理結構、培育發展產權市場以及調整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等方面加快試點試驗，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
關鍵詞：集體產權；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是激發農業和農村發展活力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這是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也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新舉措。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建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關系、促進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朱希剛和陳凡（1993）對如何構造農村的產權制度進行了理論分析。他們指出，當代中國農村產權制度的重新構建,必須既符合效率標準,又符合共同富裕標準。在這種條件下，股份合作制成為一種理想模式。中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既深受西方財產權理論的影響，又具有特殊性。中國農村產權制度的起點是從土地集體所有權中分離出承包經營權，并將其物權化，從物權法定原則轉向物權效率原則，側重于承包經營權與經營的分離，重在通過權利運行方式實現法定物權的經濟功能（秦小紅，2014）。農業部課題組（2014）結合各地實踐，從資產界定、成員資格、股權管理以及市場建設等方面，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若干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實踐探索的進程快于理論研究速度。國內學者更多地從地區經驗入手，分析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特征與問題。王賓和劉祥琪（2014）集中對北京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股份化改革的政策效果進行了討論。方桂堂（2014）通過對北京市昌平區的案例分析，指出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引導和支持改制后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健康發展，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王習明（2011）、張曉雯（2010）對成都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實踐進行了考察。付明星（2010）以武漢市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為例，提出推動農村產權改革，國家應高度關注，并從政策法規、布局規劃、配套服務等層面加以推動。
浙江省推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較早。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調研組（2013）發現，在以村為單位開展這項工作中，農村集體資產量化以經營性資產為主，成員資格界定兼顧戶籍與勞動貢獻，股權管理采取動態和靜態兩種模式。溫州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要側重于集體資產所有權歸屬的界定、集體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分配比例核定和內部治理結構等方面，而深圳和蘇州還著力謀求股份經濟合作組織的法律身份和市場主體地位（馬永偉，2013）。關銳捷等（2012）亦提出，立法進程滯后是制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重要因素，建議盡快賦予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地位，營造與其他各類所有制經濟主體同等受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
2014年9月29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講話中指出，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的目標方向，是要探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明晰產權歸屬，完善各項權能，激活農村各類生產要素潛能，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運營新機制。中央審議通過了有關農民股份合作和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標志著我國布局農村集體資產產權試點工作即將全面展開（高云才，2014）。2014年12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引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健康發展的意見》。2015年一號文件再次對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作出了明確部署，要求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對非經營性資產，重點是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的集體統一運營管理有效機制。對經營性資產，重點是明晰產權歸屬，將資產折股量化到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中央的這些決策部署為我國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意味著我們亟需加快進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理論探討與政策設計。
一、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特別是城郊結合部和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規模、成員身份及組織構成都出現了新的變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農村集體積累了大量資產。截至2013年底，村級集體經濟組織賬面資產總額為2.4萬億元，村均408.4萬元[1]。然而，這些農村集體資產的75%左右處于“共同共有”狀態，陷入“人人所有、人人無份”的困境。同時，集體資產的管理相當薄弱，“所有者缺位”問題突出，致使集體資產面臨流失的嚴重危險。
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轉為城鎮居民的數量增多，進入較富裕地區城鎮的農村流動人口增加，部分地區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構成日趨復雜，使得成員產權虛置的弊端更加突出，導致了農民的收益邊界模糊、分配標準缺乏，農民的合法權益極易受到侵犯。這些都需要通過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以明晰和妥善解決。
自黨的十四大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改革目標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不僅豐富了農村市場的交易行為，形成了更為復雜的利益關系，也提出了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的要求。當前，國家正在大力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農民的財產意識、法律意識不斷提升，亟需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同時，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二、現階段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踐與進展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北京、上海、浙江等部分省市就開始率先進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2007年，農業部《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發后，各地開始加快推進以股份合作為主要形式，以清產核資、資產量化、股權設置、股權界定、股權管理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目前，全國有14個省份下發了指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文件，27個省份開展了改革試點（徐剛等，2014）。從2009年到2013年，全國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數由1.07萬個增加到2.8萬個，量化資產總額由2210.6億元增加到3671.2億元（見表1）[2]。與此同時，量化設立的股東個數與村累計分紅數也快速增長。總的來看，已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集體經濟組織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發達省區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較快推進
截至2013年底，分省來看，北京、江蘇、浙江、山東、廣東5省市完成產權制度改革的村占全國完成村數的85.5%，比上年提高4.8個百分點；江蘇、廣東兩省以組為單位完成產權制度改革的組占全國完成組數的67.3%[3]。以北京市為例，截至2013年底，全市完成產權制度改革的村達到3854個，占集體經濟組織總數的97%，全市有320多萬名農民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東（郭光磊，2014）。
（二）村級資產逐步量化，法人治理結構陸續建立
調查表明，已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村的村級賬面凈資產逐步實現折股量化。截至2013年底，已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村量化資產總額為3671.2億元，比2012年增長1.5%，占村級賬面凈資產總額的25.3%[4]。以“三會四權”[5]為標志的法人治理結構陸續建立。
（三）建立和完善了農村集體資產收入分配制度
改制后，按股分紅分配方式逐漸取代福利分配成為主要分配方式。然而，統計數據表明，近幾年的村級當年每股分紅波動較大。2009-2012年平均每股分紅金額從662元下降到346元，2013年又大幅度回升，平均每個股東分紅525元，比2012年增長51.7%[6]。總體來看，這些地區的探索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利益共享、保護嚴格、流轉規范、監管有力”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也積累了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但由于現行法律、政策等制度性約束，各地在推進改革過程中都遇到一些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對于這些問題，需要深入探討，逐步統一認識，推動出臺相關政策法規。
（一）如何劃定集體資產折股量化范圍
劃定集體資產折股量化范圍，首先要確定“集體”的邊界。從目前來看，“集體所有權”落實到哪一個層級的集體不清楚。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和其他集體資產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一級是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主體。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究竟落實到哪一個層級，法律上并沒有統一明確的規定。《土地管理法》第10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目前，我國存在著村民小組、村集體經濟組織和鄉鎮集體經濟組織三種型態。在實踐中，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集體”邊界已悄然發生變化：在一些地區土地的最終權屬已從生產隊(村民小組)一級過渡為生產大隊(行政村)一級。當農村土地的權屬及用途發生變化(如農地被征用)時，尤其是涉及到利益分配問題時，這種所有制變遷的后遺癥往往就會凸現出來。對于此類問題，目前在理論上并沒有得到很好地回答，在實踐中也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辦法，迫切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進行探索和實踐，并納入到立法議題中。
199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農村集體資產是指歸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集體所有的資產。屬于組（原生產隊）集體所有的資產，仍歸該組成員集體所有。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按照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和集體資產產權歸屬，依法經營管理本組織集體所有的資產，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都不得侵犯。因此，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不能打破原有集體經濟組織的界限范圍。集體資產的范圍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集體資產僅指集體賬面資產，包括經營性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廣義的集體資產還包括土地等資源性資產，資源的使用、處置、經營收益分配也是集體資產管理的重要內容。可見，農村集體資產可以劃分為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三類。對于集體資產折股量化的范圍，在中央沒有制定統一標準之前，對這三類資產既可以分類量化，又可以同步量化，還可以有序量化。各地可以先量化經營性資產，暫不量化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資源性資產可以不量化，但因土地被征用等集體經濟組織所得的土地補償費和集體資產置換增值等增加的收益，應及時足額追加到集體資產總收益中，以保障成員的集體收益分配權（課題組，2014）。
（二）如何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農村集體組織是由其成員構成的，然而目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尚未界定清楚。2003年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首次提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利。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59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如何界定，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說法。從實踐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多數處于鄉村自我管理的狀態，受當地鄉規民約、傳統觀念和歷史習慣等因素影響較大，“鄉土”色彩較濃（課題組，2014）。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鄉、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在集體組織成員資格界定過程中，農村居民在身份、戶口、土地等方面呈現出多樣化、復雜性特征，諸如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但戶口轉出仍在本村生活耕種、嫁入嫁出未轉戶、干部身份但戶口為本村并常住且還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學生畢業后無正式工作在外打工但戶口遷回本村的等情況。這些人員的特殊情況使村委會在認定成員身份的工作中很難進行準確把握和界定。尤其是，村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村民”的身份不再完全合一。《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有權參加村委會選舉的可以列入村民名單的也包括“戶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請參加選舉，并且經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同意參加選舉的公民”。很多情況下，尤其在發達地區，“村民”的范圍要大于村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范圍。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探索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的具體辦法”，但目前有關部門還沒有出臺具體的實施辦法。
各地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進行界定：一是出臺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以浙江、廣東為代表；二是制定地方規范性文件，以上海為代表；三是按照村規民約決定（徐剛等，2014）。在具體實踐中，上海市閔行區的經驗值得參考和借鑒。為確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起點公平和機會均等，并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認可與擁護，上海市閔行區明確把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范圍，界定為1956年1月1日到推進改革期間，戶口在村、勞動在村的16周歲以上的人口。農齡的計算時間，自正式參加集體經濟組織開始，到征地轉居或其他情況離開村隊就業時結束。在歷史上曾經為集體經濟積累做過貢獻的人，包括已經死亡、婚嫁、改變農民身份者甚至插隊知青等均被考慮在內，最大限度地兼顧了規則公正和結果公平。
（三）采用哪種集體資產折股量化方法
由于農村集體資產構成具有復雜性、成員資格具有模糊性、村級組織具有多樣性等特點，各地關于農村集體資產折股量化的方法也多種多樣。上海市閔行區針對不同類型的村，在農村資產量化改革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是在撤制村，對集體資產實行全額折股量化。二是在不撤制村，對集體資產實行部分折股量化。一些村將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而對土地和非經營性資產實行入臺賬不量化，在使用時提取資源占用費，由原所有集體成員共同享有。三是在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實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折股量化。如上海市閔行區浦江鎮的5個村，采取土地承包面積入股的方式，每畝為一股，收益來源主要為土地流轉費用。針對上海市閔行區的探索和實踐，各地可以進行參考和借鑒，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探索新的途徑和方法。集體資產股權設置應以個人股為主，是否設置集體股，歸根結底要尊重農民群眾的選擇，由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公開程序自主決定。
在股權管理方面，應盡快研究出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管理辦法》，對人員界定、股權結構、增資擴股以及新增資產股份量化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通過股權管理做大做強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經濟的競爭能力、發展活力和對成員的服務能力。盡快研究出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管理辦法》，對于改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進行規范，逐步縮小集體福利分配的范圍。在把集體財產權轉變為共同持有股份的時候，對集體組織共同的持有股份應分配給集體成員持有。對實行股份合作制進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對股份分紅征收的稅收給予返還或減免，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四）改革后的集體資產管理組織如何構建
對于完成產權制度改革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如何明晰和確定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后的組織形式，各地的做法主要有三種:一是成立村級經濟合作社，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確認并頒發證書；二是依據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登記為社區股份合作社；三是按照公司法，登記為企業法人。此外，還有一些實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集體經濟組織，仍依托原有的集體經濟組織開展生產經營活動。
上海市閔行區則根據撤制村、不撤制村、城中村等不同類別，采取組建社區股份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村經濟合作社等多種組織形式。從目前來看，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入股，采取股份合作制，對集體資產使用、管理和分配是一種有效形式。這種形式對解決目前集體資產由少數村干部支配和實際控制、多數村集體組織成員不能分享收益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借鑒閔行經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區分不同地區的資產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分類指導，有序推進，應針對廣大農區、經濟發達地區以及村改居地區等不同情況，探索實施適合本地區發展水平及經濟特征的法人形式。
四、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對策措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的改革任務。最近，中央又對農民股份合作和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工作作出了明確部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項重大變革，事關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民主確定成員資格認定標準
按照中國現行法律，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是由村集體成員共同擁有而非由村集體管理組織實體擁有。盡管《物權法》在明確村集體成員與村集體管理組織實體在所有權上的關系時，規定了被授權代表集體成員的村集體管理組織實體可以行使所有權，但是對這一規定存在的普遍誤解是，村集體所有權就是村集體管理組織實體擁有的所有權。因此有必要在對集體產權制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明晰和確定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澄清集體所有權主體和行使主體之間的關系。明晰和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對于推進農村集體產權改革具有重要意義。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界定應在堅持尊重歷史、權利義務對等、標準一致、程序公開的基礎上，統籌考慮戶籍關系、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情況、對集體積累作出的貢獻以及有關法律政策規定等條件，由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民主決定。同時，還應妥善處理外嫁女、義務兵、遷入戶等特殊群體的成員身份界定問題，防止多數人侵犯少數人權益。
（二）規范農村集體資產股權管理辦法
應盡快出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管理辦法》，對人員界定、股權結構、增資擴股以及新增資產股份量化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通過股權管理做大做強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經濟的競爭能力、發展活力和對成員的服務能力。盡快研究出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管理辦法》，對于改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進行規范，逐步縮小集體福利分配的范圍。在把集體財產權轉變為共同持有股份的時候，對集體組織共同的持有股份應分配給集體成員持有。對實行股份合作制進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對股份分紅征收的稅收給予返還或減免，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現階段，集體資產股權設置應以個人股為主，是否設置集體股，歸根結底要尊重農民群眾的選擇，由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公開程序自主決定。但當一些農村完成“村轉居”，集體經濟組織的社會性負擔逐步剝離后，應當取消集體股以達到產權的徹底清晰。
（三）完善農村集體資產法人治理結構
科學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保障。應研究制定《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章程》，建立包含股東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的“三會”治理結構，以及包含法人財產權、出資者所有權、出資者監督權、法人代理權的“四權”制衡機制。我國《公司法》規定，股份制企業應當把利潤作為紅利分配給股東。但多數地區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提取了30%的利潤，只把70%的利潤分配給了股份持有人。針對上述問題，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依照現行法律的規定，規范利潤分配行為。此外，還應當改善法人治理結構的外部體制環境，理順村黨支部、村委會與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使農民群眾真正成為集體經濟的投資主體、決策主體和受益主體，成為集體經濟組織名副其實的主人。
（四）培育和發展農村集體產權市場
建立農村集體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是構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鞏固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果，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重要保障。一是加快開展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確權登記頒證，賦予和維護農民和集體對土地應該擁有的財產權利。二是探索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機制，加快農村集體產權流轉交易平臺建設。三是探索實行征占地集體留用制度，為集體經濟發展轉型提供制度保障。四是積極探索農民宅基地集約化使用辦法，保障農民擁有穩定可靠的資產收益。
（五）調整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
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推動農村集體產權股份合作制改革，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部署和要求，是對近些年來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管理中積累的問題和基層各種改革嘗試的積極回應。從法律規定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法律地位，有獨立的財產，有獨立的民事權利和民事行為能力，具備了作為法人的實質性要件。然而，當前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與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和改革的要求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已成為制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制度障礙。只有解決好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現狀、政策要求與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問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方案才能得以順利實施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等要求，有關部門要抓緊研究提出指導意見和實施辦法，推動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各地要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和要求，規范有序地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主要參考文獻：
高云才：“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改革將展開農民獲更多財產權利”，《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9日。
徐剛、李春艷、霍然：“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權利為重”，《農村經營管理》，2014年第3期。
郭光磊：《北京農村研究報告20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1頁。
課題組：“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農業經濟問題》，2014年第4期。
王賓、劉祥琪：“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股份化改革的政策效果：北京證據”，《改革》，2014年第6期，第138頁。
關銳捷、鄭有貴、趙亮：“加快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立法進程勢在必行”，《農村經營管理》，2012年第1期。
張曉雯：“成都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實踐與啟示”，《農村經濟》，2010年第11期。
秦小紅：“西方財產權理論的譜系及其對中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啟示”，《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方桂堂：“農民增收的多維路徑及當下選擇：北京個案”，《改革》，2014年第3期。
馬永偉：“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溫州的實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付明星：“關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武漢市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的實踐”，《農村工作通訊》，2010年第13期。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調研組：“浙江省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調研報告”，《農業經濟問題》，2013年第10期。
[1]數據來源：《2013年全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農業部。
[2]數據來源：歷年《全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農業部。
[3]數據來源：《2013年全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農業部。
[4]《2013年全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農業部。
[5]“三會”指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四權”指出資者所有權、法人財產權、出資者監督權、法人代理權。
[6]歷年《全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農業部。
（作者單位：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本》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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