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
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特聘教授，現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長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其學術團隊被學界稱為“華中鄉土派”。
周其仁教授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研究領域的老將，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即在杜潤生杜老手下從事農村政策研究，尤其長于土地制度研究，1987年貴州湄潭縣“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試驗即出自他的設計。我則是農村土地制度研究領域的新兵，過去主要研究村民自治和鄉村治理，在全國農村到處跑，至今駐村調研時間應超過一千個工作日。十多年來，不斷與農民接觸，不可能不接觸中國農村基本制度的土地制度，2009年寫了一本專業以外的關于中國土地制度的書，取名《地權的邏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目的只是為了恢復社會關于土地的常識。今年6月我又出版新著《地權的邏輯Ⅱ：地權變革的真相與謬誤》，進一步澄清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學界和政策部門（更不用說媒體了）好像忘記了很多關于土地的常識，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掌握話語權的中國學界、政策部門和媒體都集中在北京。高居首都的人們習慣將北京發生的事情放大到全國，而忽視了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民占多數、全國農村與北京農村大不同、且全國農民的土地與北京農民的土地具有完全不同性質、功能和價值的三農中國。或者說，我以為，高居首都的學界、政策部門和媒體中人的視野不能僅及京郊農村，而要有對全國農村的常識。事實也是如此，寫作該書的最初沖動即源自讀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守英研究員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關于北京鄭各莊的調查報告。出于對劉守英報告政策建議部分缺乏常識的不滿，我放下手頭正做的工作，倉促寫作該書。
《地權的邏輯》出版后，獲得了出乎預料的反響，表揚很多，批評也不少。批評意見中，影響最大也是我唯一愿意回應的就是周其仁教授發表在《經濟觀察報》上的長文“給農民更多的土地權利，真會損害農民的利益嗎？——致‘成都模式的批判者’”
周其仁教授的批評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認為我不懂經濟學的常識，更不懂得真實世界的經濟邏輯，而是所謂“死寂邏輯”；二是對我書中所講“給農民更多的土地權利，其結果可能恰恰會損害農民的利益”的批評，認為“這是一條經典的奇談怪論”；第三是認為我沒有深入調研即作出結論，學風有問題。以下分別回應。
一、地權的邏輯還是“死寂邏輯”？
周其仁在引用《地權的邏輯》一書關于成都土改的兩個評論后展開他的批評，他的述評如下：
耐心翻找，發現在我們這位成都模式的批判者手里，還真的執有那么一把“利劍”。容我代為展示一下。先看作者怎樣批判成都建設用地的運作。開頭照例抄錄一則新聞報道，內容是溫江區部分進城農民“放棄”宅基地，然后通過置換這部分建設用地，換得在城鎮的住宅、社保或現金的故事。然后，作者揮劍上場：“為什么被置換出來的集體土地就一定可以‘每畝至少拍到100萬元以上’？誰來買？”“成都市長說要將400萬農民轉化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換出100萬畝的非農耕地。”“（如果）100萬畝置換出來的宅基地全部建成小產權房……至少可以住上5000萬人口，按近一個四川省的人口總數”；“也因此，每畝被轉換出來的宅基地怎么可以拍出百萬以上的高價？”顯然，成都搞的這套，“真可以說是異想天開”！
再看本章怎樣批判成都農用地的運作。這大概是作者自覺更為熟悉的領域，所以一口氣抄錄了5則有關農地流轉、規模經營和“老板下鄉”的長篇報道，然后只用一句話就給予了斷：“我們可以想見到目前成都市大力推進的土地流轉所形成的規模經營若全部種起高效益經濟作物產生的可怕后果。”
以上兩大板斧，用的原來是同一個邏輯。這就是，小部分土地（或其產出）進入市場，固然可賣出個大價錢，但只要允許更多的土地（或其產出）入市，它們就將變得一錢不值。正是基于這把利劍，賀教授判定，“成都模式是錯誤地理解土地性質，不懂總量概念，誤判中國當前工業與農業發展形勢而推出的激進實驗，成都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第298頁）。
讓我們來推敲一番。給定需求總量，任何資源、資產、商品和服務，投入市場的數量越多，其平均價格就越低。這是市場上屢見不鮮的現象，叫規律、叫常識都可以。但是，商品價格從來就不是自動變平的。恰恰是少量商品在供不應求下的相對價格飆升，發出資源動員的信號，并“指引”更多的資源向這個尚未滿足需要的方向投入，才開啟商品價格變平的進程。隨著更多供給的涌入，一種需求得到滿足，商品價格變平，資源才轉向滿足人類的其他需求。這就是說，均價變平是“市場過程”的結果。
賀教授的“總量概念”則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只需把全部成都的建設用地、農地除以總人口，就輕輕松松算出了成都土地“最后的均價”。毫不夸張，他也一定可以用同樣的方法，算出四川省、西部地區、全中國以至全世界土地的“最后均價”。站在這樣絕對的制高點看世界，蕓蕓眾生競爭一切高于“最后均價”的機會，當然統統都是無謂之舉，都是多余的、錯誤的、“不可能成功的”。
讀來讀去，我終于明白這差不多是一套讓世界死寂過去的“邏輯”。想想看呀，有這樣的思維當道，世間哪里還有什么經濟活動？（……）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整段整段地引用周其仁的話，一是周教授表述的意思很清楚，我轉述可能不如周教授原話說得清楚準確。二是這樣可以讓讀者更清楚看到周教授的論證。
周教授在對我的批判中，給我普及關于自由競爭和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常識，且用語生動活潑。他是想說，從一個長期的過程來看，決定一個國家經濟是否發展的關鍵是這個國家有沒有鼓勵企業家創新的制度空間和制度激勵，只要有制度激勵，這個國家中一定會有具有創新精神的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出現，使用新技術，捕捉市場機會，創造市場需求，打破市場均衡，獲取超額利潤，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并創造出更高水平的經濟均衡。正是對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激勵，國民財富得以增長，民富而國強，等等。
但是，周教授給我普及的這個經濟學常識與我討論的“總量概念”及對成都模式的批評有關系嗎？
周教授講的經濟學常識與我對成都模式的批判可以說毫無關系，因為他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第一，他混淆了短期與長期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經濟學講企業家創新從而創造出新需求，是指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因為企業家的創新而帶來需求總量的增加，國民財富的增長。正是通過企業家的創新，舊均衡不斷被打破新均衡不斷被重建的過程中，經濟得以發展，財富得以積累，總需求得以擴大，這是一個動態的緩慢的波動式發展的過程。
而我要討論的是在一個相對短期內的供需平衡。在短期內，很難改變需求總量，但若政府介入進去推動土地流轉種經濟作物，推動農民用宅基地建小產權房，市場供給的快速增長就必然打破均衡，從而導致嚴重問題。這也是為什么全國農民應對地方政府強制農民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時普遍總結出“政府號召種什么，我們就不能種什么”的原因。
周其仁的第二個混淆，是混淆了政府與企業家行為的差別。企業家的創新行為是市場行為，政府行為則不是市場行為，尤其是成都市在推動農民土地流轉和推動農村宅基地入市方面，都帶有很強的政府意志，且他們正是以政府有效推動來計算收益的。我們來看前述周其仁引用中未引的我書中所引成都市官員的講話：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都江堰市采訪，都江堰市委書記在解釋土地“產權改革”時舉例說：“確權辦證，就是要把土地、房屋和林地這些本本發到村民手里。”“雙流的豌豆尖，賣到了國外是100元一斤，而我們本地是兩三元一斤，這就是集中經營的效果。雙流還有牛肚菌，賣到國外，一畝地一年產值是1.5萬美金，這在國內是很難想象的。”“只要大家把土地的歸屬權弄清，房子有了產權就可以用來擔保貸款，拿錢去搞這些項目。”（第5頁）
成都市正是通過這種向農民允諾，只要進行農地產權改革，只要土地流轉集中經營，農地就可以產生出巨大效益，來推動農村土改的。2008年國慶，成都市委安排我等人參觀的三個村莊，均為老板下鄉進行土地流轉后規模經營經濟作物，然后作為模式在全市推廣的。同樣的農地，種糧顯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突然而來的收益，經濟作物的特點是經濟收益較高，市場風險也大。正是市場風險大，一般農民不愿冒風險進行投資或擴大種植規模，市場供給量不會大幅增長，而保證了與風險相匹配的收益。現在政府向農民的允諾是只要規模經營和增加投資，農民都可以種經濟作物賺大錢，這難道有可能嗎？這不是違反常識的事情嗎？
再來看成都市官員關于宅基地置換的講話：
溫江區農村發展局局長王旭昆估計：一畝地拍賣價在100萬-200萬元/畝之間，而且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土地的升值空間還很大。(何忠洲：“成都試點‘土地換身份’”，載《中國新聞周刊》2007年第33期。)
正如前面周其仁已引，成都市市長說要將400萬農民轉化為市民，即至少可以置換出100萬畝的非農用地，這么多的非農用地，除建房以外，怎么可能拍賣出100萬-200萬元/畝的高價？因為買地就要建房，建房必須有人來買，問題是誰來買？
周其仁說，農民置換出宅基地，但他們并不一定要馬上拿到市場上交易。但成都市長明確說要在短期內將400萬農民轉化為市民，并且讓農民讓出宅基地，成都市政府給農民以城鎮的住宅、社保和現金。
總而言之，成都市試圖以推動農地流轉→規模經營→種經濟作物，和置換農民宅基地→拍賣土地→建商品房這兩條土地路線來推進成都市土改，這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業，而不是企業行為。政府追求短期政績，企業追求長遠利益。成都市政府希望以這兩條路線來推動成都市激進的土改，他們不是緩慢地自然而然地由市場力量來配置資源，而是試圖通過政府強力推動，在短期內同時在農地流轉和宅基地騰出方面做大文章，問題是農民和企業家都不會上當。所以我認為成都市領導人的想法不切實際。
周其仁在對我的批評中寫道：（賀雪峰）“這把‘批判之劍’無非是說，允許更多耕地種經濟作物，正如允許更多農地轉為非農一樣，最后勢必降低均價，所以這些機會完全沒有意義，爭取這些機會的權利也完全沒有意義，探索能不能確立這些權利的成都改革試驗，也因此完全沒有意義。”周其仁問到：“天底下真有這么一套‘地權邏輯嗎’？請讀者評判吧。”
但我書中全無周其仁以上所講意思。允許更多耕地種經濟作物，這還用探索嗎？難道今天中國政府的政策不允許農民種更多經濟作物？成都市的問題不在于允許不允許更多耕地種經濟作物，而在于政府官員以為耕地只要一確權、一流轉、一規模經營、一貸款投入資本，一種上經濟作物，農民就可以致富，并以此判斷為基礎，下大力氣推動以農地確權到種高風險經濟作物的行政運作。這個判斷是錯誤的，以此錯誤判斷來推動農地流轉并企望以此來提高農民收入，是一定要失敗的。種不種經濟作物，種經濟作物賺不賺錢，農民自己知道，他們才是市場經濟的主體。
經濟在發展，城市要擴展，城市建設用地一定要增加。農地轉為非農使用具有必然性。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以為農地一轉為非農使用就可以形成巨大價值，以至于以為只要取消當前加諸土地之上的用途管制，就可以憑空產生巨大的財富。以此并不存在的財富來設想設計城市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就一定會犯大錯誤。
總結以上討論，我以為，周其仁誤會或混淆了經濟增長中長期和短期的概念，也混淆和誤會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家與作為行政主體的政府的概念。我對成都模式的批判是基于對成都市政府以為僅僅做土地文章（還權賦能、規模經營、盤活資產、土地置換等等），就可以在短期內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和全面統籌城鄉的“大躍進”的擔憂。我相信，今天的成都市同志看到我這個論斷，一定會深有同感。
二、常識還是“經典的奇談怪論”？
周其仁在批評我的文章中寫到：“我最無法接受的是貫穿本書的如下核心命題：給農民更多的土地權利，其結果可能會損害農民的利益。”周其仁認為“這是一條經典的奇談怪論，因為完全得不到中國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和現在成渝改革試驗區大量可觀察經驗事實的支持”。
正如周其仁所說，《地權的邏輯》和本書的基本觀點，即在當前農民已經分化，農村土地用途分化的情況下，抽象講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可能會損害農民利益。我之所以要沿著地權的邏輯再寫本書，就是為了更加深入地駁斥一些學者打著給農民更大土地權利的幌子來為土地私有化鳴鑼開道，來為資本掠奪農民制造輿論的用心。這些學者站在為農民要權利，為農民說話的道德高地，卻不愿深入具體地考察農民到底要什么，他們的利益究竟何在。周其仁沒有耐心讀完我全書，也幾乎不了解和理解我的如下論證，即斷定我所論是“一條經典的奇談怪論”，未免輕率：
分田到戶以后，中國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歸村社集體所有，農戶有承包經營權，依中央政策，第一輪土地承包為15年不變，20世紀90年代中央政策規定第二輪土地承包延期30年不變，且按“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精神，要求各地穩定農村承包關系，賦予農民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權。十七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總體來講，中央是按照給農民更大土地權利來出臺農村政策和制定相關法律的。
中國農民的主體無疑是從事農業生產尤其是大宗糧食作物生產的糧農。當前中國以農戶為單位的小農經營，基本狀況是“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且地塊分散在七八處甚至上十處。在如此狹小的土地上，單家獨戶根本不可能解決生產環節的諸多事務，而有很強的進行生產協作的需要（不是經營協作，即不是針對市場而只是針對生產）。在取消農業稅前，村社集體還可以通過向農戶收取共同生產費，來解決單家獨戶“不好辦和辦不好”的事情。取消農業稅后，村社集體不再能強制向農戶收取共同生產費，無力再介入農戶生產環節尤其是灌溉、植保和機耕環節的事務，農戶不得不依靠個體力量來解決本應通過公共決策解決的事務。
當農民土地權利不夠大時，村社集體可以通過調整土地形成農戶相對連片的小規模經營，從而可以減少農作困難。若村社集體還有向農戶收取共同生產費的能力，村社集體也就更有能力來解決共同生產事務。當前農村土地政策規定，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又取消村社集體向農戶強制收取費用的權力，這樣就形成了每個農戶在土地上的剛性利益，只要有一戶反對，村社集體就既無法調整土地以利農戶連片耕作，也無法通過向農戶收費來提供共同生產服務。
當前農村情況恰恰是，雖然現有土地承包關系長期穩定，村莊人口卻發生了極大變化，有一些承包土地的村民早已離開村莊進城，不僅經濟關系離開了村莊，而且社會關系也大多移出村莊，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外出務工。無論是永久進城還是臨時外出務工的承包有土地的村民，他們都不愿輕易將土地權利轉讓出去，而只是臨時性地將土地流轉給鄰里親朋耕種。
除村民進城以外，村莊社會內部也已經出現嚴重的分化，農民身份分化，利益多元化，和村莊邊界更加開放，使得村莊缺乏凝聚力。因此，在與小農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密切相關的村莊公共事務中，任何一件要靠眾多農戶共同商議決策的事情都可能遇到剛性反對力量，從而既達不成一致決策，更無法一致行動。農戶土地權利越大，反對的力量就越強，公共決策就越無法達成和執行。美國農場平均經營規模相當于中國若干個行政村數百農戶的耕作規模，每個農戶都具有大而明確的土地權利，就意味著每個農戶都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反對者。這樣，美國農場主個人決策的事情，到中國農村就變成了數百農戶的集體決策，自下而上照顧到每一戶利益與訴求的集體決策，其決策成本和執行成本都會高到無法承受，況且現在很多承包土地的農戶早已搬出村莊，進行集體決策的人都找不齊，根本不可能面對面坐下來協商，還如何決策？這樣，在中國農村，農戶土地權利越大，集體行動越難，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就越無法改善，單家獨戶的小農，尤其是仍在農村種田的耕者，就不得不面對更加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他們不僅要流汗，而且要流淚，甚至流血了（比如為爭水而打架傷人）。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劇”。
周其仁教授是貴州湄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政策的設計者之一，這一土地制度設計，較當時全國農村承包地“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賦予了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后來中央農地政策吸收了湄潭經驗，尤其體現在十七屆三中全會“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決議上。自1987年以來，湄潭試驗已有25年了。那么湄潭試驗的結果如何？當年參加湄潭試驗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守英到湄潭調研發現，湄潭試驗的結果表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既不公平，又無效率。關鍵是，20多年過去了，“農民對土地調整的意愿仍然強烈。93%的被調查者同意按人口進行土地再分配”，劉守英等人將之解釋為“農民根深蒂固的成員權觀念”(劉守英：《貴州“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24年效果調查》，《改革內參》2012年第7期。)
我恰好于2008年底到湄潭進行過20天駐村調查，從調查情況來看，湄潭農民不歡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給自己更大權利的土地制度，而要求按人口調整土地（注意，包括土地多的農戶也大多要求調整土地），其中原因并非劉守英所講農民所謂“成員權觀念”，而是這種土地制度既不公平，又無效率。不公平是顯然的，無效率則可以從以上所講“反公地悲劇”中理解。周其仁教授既然認為我的命題是經典的奇談怪論，為何不回到自己親手設計的湄潭農村問一問農民的意見？如果說我們要尊重農民的意見的話，既然93%的湄潭農民要求重新按人口再分配土地，我們為什么不尊重農民這一意愿呢？要知道，農民的土地權利，對我們來講，只是一種話語，最多是一個道德制高點，而對農民來講，卻是實實在在要付出汗、淚和血的代價的。
三、虛擬的還是“未釋放的”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
周教授提出一個著名觀點，即“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權一旦經由市場競價，可能表現為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周教授在批評我的文章中為這個觀點作了如下辯護：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不過是一句“若A則B”的事實性判斷句--若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可以在市場競價流轉，則價格大漲、農民的收益大增。賀教授要批我的這句話，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根據他的“死寂邏輯”，若所有農民建設用地全部投放到市場競價，其最后的平均價格一定很低很低，不可能有什么驚人的貨幣財富。針尖對麥芒，賀教授一定要批判，也有權批判。
不過倒是好好批呀？在下的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難批的。你只需找出實例，顯示農民自己入市交易原本自用的建設用地，結果得到的貨幣收入不但沒有驚人的增加，反而與政府強制征用給予的補償差不多，那上面的這句話就主動被批倒了。是的，不用多，一個反例足矣。可是很遺憾，盡管我的這句話在賀教授的第六章及全書中被反復引出來批判（不下十處），可除了用他那著名的“死寂邏輯”推斷“這根本是不可能的”，賀教授壓根就拿不出哪怕一個實例來舉證，在農民有權自由交易自己建設用地的前提下，他們得不到比征地補償高得多的貨幣收益。拿不出成都的例證，別的地方的也行。可惜，一概沒有。
接下來，周教授寫道：“四年來我們對成都改革經驗的調查，已經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讓我對上面自己寫過的那句推斷，越來越有信心。”然后周教授舉了若干成都試驗區農民將自用建設用地入市所獲收益，特別舉例，“舉其大者，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全成都市已立項11萬畝，其中完成驗收的5萬畝，農民讓渡土地指標的對價，平均在每畝15萬元以上。”
之前我引用并批評的周教授所說“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權一旦經由市場定價，可能表現為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現在在周教授看來，成都已經用實踐證明“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權一旦經由市場定價，一定可以表現為數目驚人的貨幣財富了”。
周教授所說的“一旦經由市場定價”，是針對現行《土地管理法》第63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讓、轉讓和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他認為，如果沒有這條限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可以進入市場，用于非農業建設，這些土地就可以獲得巨大增值收益。
是否如此呢？周教授認為，只要突破土地管理法，農民的建設用地可以獲得巨大增值收益，這是已經被成都實踐所證明了的。其實，不用成都的例子來證明，北京郊區農民用集體建設用地建小產權房致富的實踐，北京的同志們早都看到了。
問題是，突破土地管理法，經由市場競價可以表現為驚人的貨幣財富的農村建設用地，可能只是極少數地區特定位置的建設用地，而非任何位置的建設用地。建設用地價值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特定位置的級差地租，二是因為土地用途管制導致建設用地稀缺所形成的增值收益。在北京郊區，和成都都江堰旅游風景區，因為良好的區位條件，農村建設用地用于經營性目的可以產生很高價值。在國家進行土地用途管制，為保護耕地而采取偏緊的建設用地供給策略，和限制農村建設用地流轉的背景下面，特定位置的建設用地會有極高的市場價值，這是我們都看到了的事實。
但是，全國絕大多數地區農村的建設用地并沒有區位優勢，很難進行商業開發。這樣的建設用地數量很大，商業價值卻并不一定大。這些地區的農村建設用地即使經由市場定價，也不可能表現出驚人財富，根本就沒有人會在這樣的建設用地上搞開發。即使在成都，大部分農村建設用地也缺少進行商業開發的價值。也因此，周教授只能在特定區位（城市近郊或者旅游風景區）看到開發商購地開發的例子。
那么，為什么周教授說成都市已經有11萬畝農村建設用地列入開發項目，且畝平可以獲得15萬元以上的收益呢？這與2006年國土資源部推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有關，具體地，根據增減掛鉤政策，農村減少建設用地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指標。通過復墾減少農村建設用地，可以形成相應的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掛鉤指標。這里要注意，這里的農民集體建設用地只用到指標，而沒有用到實地，就是農民將自己的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土地還在那里，用途發生改變。正是因為國家偏緊的新增建設用地供給策略，導致城市建設用地稀缺，地方政府有增加建設用地指標的需求。借助國家增減掛鉤政策，農村減少建設用地，可以增加相應的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這樣，減少農村建設用地所形成的指標才有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周教授所說畝平15萬元以上的收益。但是，要注意，這個收益恰恰是國家進行土地用途管制和控制新增建設用地面積的結果。如果不控制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地方政府直接在城市近郊征地，不需要通過增減掛鉤來獲得用地指標。而如果不進行土地用途管制，則處在優越區位的土地很快就變成了建設用地，并盡享土地增值收益，沒有人會用不具有區位優勢的建設用地搞商業開發。
也就是說，成都市農村建設用地之所以可以獲得價值增值，其原因恰恰是政府的土地用途管制，才使得邊遠地區建設用地可以因其復墾為耕地獲得指標，并因此可以分享到城市發展帶來的增值收益的好處。
周教授看到北京郊區農村搞小產權房開發賺錢，在成都看到具有旅游資源的都江堰開發商買地開發的例子，就很高興地宣布，只要經由市場競價，農民自有建設用地就可以表現出驚人的貨幣財富，只要政府取消土地管制，農民就可以變土地資源為土地資本，一夜暴富。這話怎么聽起來就不靠譜呢？
農民之所以可以在建設用地上獲益，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特定土地位置，使得農村建設用地具有商業使用的價值，這與北京市郊農民要建小產權房獲利是一個道理；二是因為國家土地用途管制，包括農地與非農用地的用途管制，城市建設用地與農村建設用地的用途管制，以及每年國家下達偏緊的城市建設占用耕地計劃的管制。對于特定位置的農民自用建設用地，若可以集中起來搞商業建設，土地價值可以提升，這是無疑的。但特定位置是前提，特定位置內含的級差地租才是市場競價的關鍵。在成都近郊的農民自用建設用地，一經競價可以表現為驚人貨幣財富，而偏遠地區農民自用建設用地，自由競價，誰都不愿要，唯有改為耕地種糧食可以獲得收益。
對于因為國家土地用途管制所產生建設用地稀缺及因此而來的土地級差收益，通過特定的制度設置比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讓農民復墾宅基地，從而取得地方政府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并因此有地方政府來補貼農民復墾的宅基地的“驚人的貨幣財富”，這只有且都是政府行為，何來市場競價？
從以上討論可見，周其仁其實不明白，建設用地的級差收益其實來自兩個相當不同的方面：一是土地特定位置的級差收益，二是國家土地用途管制所導致建設用地稀缺所產生的增值收益。無論是特定位置所形成的土地級差收益還是國家土地用途管制所形成的土地增值收益，都與周其仁所說的“若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可以在市場競價流轉，則價格大漲、農民的收益大增”無關，因為這兩種級差收益與市場無關，根本就沒有市場參與其中。市場價格本身都是兩種制度管制的需求表達。
四、觀點不同還是“方法錯誤”？
周教授對我肯定現行土地制度十分不滿。他說：
賀教授對現行的土地行政管制和政府征地，倒是不遺余力地給予正面評價。“國家不允許農地直接入市，而且限制農村轉為非農用地的數量，控制每個省市新增建設用地的總量……這樣就保持了一個從緊的土地供求關系，就抬高了土地的價格……國家政策顯然是有道理的。”他倒是很坦白，恰恰是現行土地政策和征地制度在抬高地價，而還權賦能的改革，恰恰有助于地價變平，因為講到底，成都的改革試驗要探索的就是這樣突破現行土地政策與征地體制的可行路徑。
這里還有兩個問題。第一，那些沒有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和政府強制征地的國家與地區，歷史上是不是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城鎮土地價格高于農地的情況？如果也發生過，那么在“國家政策”之外，究竟還有哪些經濟力量影響著城市化的地價變動？第二，政府管制和強力征地，在人為抬高地價的同時，還怎樣嚴重地影響了收入分配與機會分配？難道作者真不知道，恰恰是“正確無比的”現行土地管制與征地制度，引發無數社會沖突、權力腐敗、利益輸送和資源錯配，嚴重不適應城市化加速的現實需要？再不主動改革，怕要面臨系統性崩潰的危險境地。退一萬步講，賀教授認定現行土地政策和體制萬分正確，盡管信任之、謳歌之和維系之。以中國之大，有個把成都要試著把這一套改一改，也不要那樣天地不容吧？
周教授與我在土地制度上的觀點不一樣。他認為“再不主動改革，怕要面臨系統性崩潰的危險境地”。在具體觀點上有不同意見，正是需要討論的。但周教授已經是結論先行了，那還討論什么呢？
周教授說，“退一萬步講，賀教授認定現行土地政策和體制萬分正確，盡管信任之、謳歌之和維系之。”退一萬步，用得著退一萬步嗎？這個話里，周教授是認定，當前中國的土地政策和體制是完全錯誤的，是沒有一點正確成分的？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是不能為現行土地政策和體制講道理的？既然周教授已經如此認定現行土地制度是錯誤的，周教授當然就不用再研究了，而且政府只能按他說的去辦？
但周教授已掌握真理，不用再作研究，別人未必就一定非得信，及別人就一定不能研究？
周教授完全不必對中國當下的土地制度政策下如此決絕的判斷。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當然不是沒有問題，但不理解土地制度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不理解農民對土地的真正要求（從周教授文章看，周教授就不理解），將現行土地制度一棍子打死，恐怕也不是科學的態度。
反過來我倒是想問周教授，最近20年，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跡，既然中國土地制度如此不堪，為何中國可以取得如此快的經濟增長乃至社會發展？
周教授還說“更一般地說，既然叫社會科學，總要盡力滿足科學活動最起碼的要求，那就是從可觀察的現象中發現問題、提出假設，再以可觀察的現象資料加以驗證”。周教授認為我對成都沒有深入調研，只是應邀參觀了一下，沒有用一條下過工夫的論據來支撐自己的論點，就寫出整整一章“成都模式批判”，這樣的寫作，只能是馬馬虎虎的“游記”，與社會科學無緣。“觀點不同還在其次，主要就是對方法論上不可容忍的傾向，表示一點寸步不讓。”
作為反例，或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范例，周其仁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對成都研究上，在證據上是下過工夫的，“四年來我們對成都改革經驗的調查，已經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證據。”“今年七月我們課題組又一次結伴到都江堰茶坪村，大家把幾年調研的數據湊了湊，發現成都各種非征地土地流轉模式的對價資料，我們已經收集得到不少。”“聯建方案，僅都江堰市就有2000例（我們收集到全部聯建合同的副本）。”周其仁教授要用這些收集的論據來說明：“農民自用的建設用地權一旦經由市場定價，可能表現為驚人的貨幣財富。”
我們來看周其仁教授的論據和論證。
周教授及課題組在成都市收集了大量論據，證明只要農民自用建設用地經由市場定價，就可以表現為驚人貨幣財富，但從周的介紹中，我們看不到市場主導的定價過程。而就我的了解，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項目并非農民自由定價而是要由政府立項的，因為是用地指標，指標不存在質量好壞，所以所謂買方的競價，只是政府一方所出地價，何競之有？也就是說，增減掛鉤項目，不過是成都市利用國家政策通過騰出農民宅基地而換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所付出的成本，與市場無關，也與所謂“農民自用建設用地一經由市場定價，即表現為驚人財富”無關。
周教授及其團隊收集了全部聯建合同的都江堰市聯建案例，其實就是用農民的宅基地建小產權房，從而獲利。真是辛苦周教授及其團隊了，建小產權房可以獲利的道理，不用周教授到成都調查，到北京郊區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了，在全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周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了。
從周教授及其課題組收集論據的態度來看--收集了都江堰市2000例聯建合同的全部副本--我要向他們致敬。而從他們收集論據的科學性上講，我感到困惑。周教授及其團隊將如此多的精力放在收集因為政策限制而造成稀缺從而引起高價的案例上，并通過這些案例來說明，只要政策放開，允許農民土地自由定價就可以表現為驚人財富，這種研究的工夫好像是下了的，不過這種只費體力的工夫，好像下錯了地方。與周教授調查相反的意見，周教授一律視而不見？比如，有報道說：“從成都市目前操作中的集體土地入市項目來看，能夠盈利的幾乎沒有，基本都是在城市反哺農村的大前提下，由政府支付了相當數量補貼來完成。”(吳紅櫻：“風疏雨驟來時路--成都農地確權改革報道”，《國土資源》2009年第2期。)
科學包括社會科學，除了周教授講的論據以外，還需要有思辨能力，還需要有對所研究對象內在機制和外在條件的深入理解與說明，否則就容易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現象不見本質的困境。
成都土改，或成都模式，雖然我只是應邀參觀了三個村，走馬觀花都談不上，但關于成都市的報道可謂是鋪天蓋地，且正是因為報道的鋪天蓋地讓我認為，應對成都土改進行研究，成都城鄉統籌改革當然有值得總結的經驗，有各種好與壞的方面，我無意全面研究和評價成都（及重慶）進行的城鄉統籌試驗區改革，但我通過媒體報道及調查獲取的成都土改的部分文件材料，對自己認為存在問題的方面提出不同看法，這是犯了哪家大忌？為何就不科學了？我在《地權的邏輯》中引用了大量媒體報道，成都官員的各種講話，從媒體報道和官員講話中，我發現成都土改存在烏托邦情緒，因此認為有必要撰文批評。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烏托邦情緒，背后是對短期政績的追求，這種情緒絕不僅僅表現在成都市的官員身上，而是全國地方官員的普遍現象，中央因此不得不接連發緊急通知，不得不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按政策辦事。成都和重慶與全國其他地方政府的差異在于，成渝借全國城鄉統籌建設實驗區的名義，在“土改”問題上比其他地區走得更遠。本人看到其中問題，提點批評意見，潑點冷水，何錯之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治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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