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其仁教授關于中國城市化的觀點
周其仁教授可謂當前中國力主發展特大城市的代表性學者。前不久，周其仁在網絡和微信中廣為流傳的題為“中國的城市化到了一個轉折點”的文章中對為什么要特大城市化進行了論證。他寫道：“城市之所以成其為城市，就是在很有限的空間承載大量、多樣、復雜也更豐富多彩的經濟文化活動。這樣看，城市免不了要用密度來定義。至于為什么人口、資源要在空間上湊成一個高密度形態，答案是集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產率，從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
周其仁顯然不是心血來潮地認為城市越大越好。據《廣州日報》2012年11月12日題為“北大教授周其仁：大城市人口聚集遠不夠”的報道，摘錄如下：
“相比紐約東京等國際大都市，中國的‘北上廣’人口聚集程度還遠遠不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日前在中山大學演講中談到，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過程的自然趨勢，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從生產效率以及需求增長等方面，都能更好地拉動鄉鎮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他認為，“大”而“密”的城市化發展，更為符合中國的國情。
周其仁在演講中提到，目前中國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廣州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人口聚集趨勢，但是程度上，與紐約東京，甚至是開羅等城市相比，還是遠遠不夠。
根據調查，日本的大東京地區僅占其國土面積的4%，卻集中了25%的人口，近40%的生產總值；開羅占埃及國土的0.5%，GDP超過全國一半。又如美國紐約，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卻集聚了1800萬人口，創造了全美國10%的GDP。而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國的一成多。
“為什么在農村沒人賣早點，城市卻有人賣早點？”周其仁舉例談到，城市人口集聚，一個2000萬人的城市，只要有1%的人買早點，便是一項很大的需求。而農村發散的人口顯然是不能形成這種需求的。因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能夠帶來更為強大的內需。
“大”而“密”的城市化發展，更為符合中國的國情，更有利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
周其仁在“中國的城市化到了一個轉折點”進一步細化了關于城市化密度的討論，摘錄如下：
紐約曼哈頓每平方公里2.7萬居民，每平方公里年產出GDP為16億美元。曼哈頓是紐約市的核心區。以整個紐約市算，每平方公里1.65萬居住人口，11.28億美元的GDP。
查對我們這里的城市密度，發現還差很遠。北京上海廣州的人口與經濟總量名冠全球，但論單位土地面積承載的人口與經濟，還不好意思拿上臺面來比。中國論城市密度最高的，是深圳：2014年每平方公里居民3809人，產出8.2億人民幣GDP，合1.37億美元。
尋尋覓覓，去年終于在上海發現一個靜安區，只7.6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3萬人（2010年六普數），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3.1萬人；2013年GDP為660億人民幣，合每平方公里14億美元。人口密度高過曼哈頓，經濟密度也很接近！要知道，靜安區只不過大上海一個最小的小區而已，面積僅占全上海的千分之一點二。算下來，只要有40個靜安區就超過全上海的經濟總量。40個靜安區占多少國土面積？不過大上海的5％。
看來，把城市的“市區”擺到更突出的地位，讓幾百個城市的市區做到一有標準、二有邊界，在城市化轉型中值得提上日程。我們要明白，如果作為城市之核的市區，密度過低，城市集聚的能量不足，就斷然難以通過發揮輻射作用引領國民經濟增長。君不見所謂的全球城市，從來以影響力、輻射力論英雄，而不以總量、范圍大小論短長。
在國際城市理論的思想潮流中，有一種“緊湊城市”（compactcity）的主張。這派理論家，反省了城市蔓延帶來的生活不便利、環境不友好，反其道而行之，倡導更充分利用現代技術與管理，通過合理提升、而不是降低城市密度，來實現城市經濟社會的高質量可持續成長。
以東京為例。東京圈僅占日本國土面積3.4%，卻集聚了日本人口的28%，GDP的30％以上，當屬密度很高的一個世界大都會城市。但是深入到東京內部，不難發現甚至在市區的中心地帶，還有不少功能規劃失當、便利性差、環境也不友好的地段和建筑，妨礙東京承載更高質量的城市活動。1986年，一家民營企業森大廈株式會社，提出按照“立體城市花園”新理念，對一些“都心”地段實施更新的計劃，并經過十數年的說明、溝通（包括與是政府和城市規劃、管理部門）和堅持，先后完成ARKHILLS和“六本木HILLS”這樣地標性的都心更新工程，為“新世紀大都會城市”提供了可供各方體驗的樣本。
特別是六本木HILLS，我兩次利用到東京開會的機會去現場，外行看熱鬧，卻也看得過癮。試想一共11公頃的地面，建成76萬平米的各式建筑，集家居、辦公、商業、餐飲、社交、藝術展示、圖書館、學院、酒店、媒體、出行樞紐等所有你能想到的城市功能于一身。就在這么一個步行可及的范圍內，常年居住著800戶人家約2000人，每天有2萬各業員工在此上班，每年有4000萬人次的觀光客和消費者上門賞光。別的留給讀者去親自體驗，在那54米高演藝廳的樓頂，居然一片田野風光，種樹種花種草之余，還有一方水稻田！什么叫城市化還看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你到了現場就知道。
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大城市病”的療法是多樣的。除了容易想到的不讓人來、或非把人疏散走，在更合理的城市投資、建設和管理的條件下，提升城市密度也可能是一條出路。
讀到周其仁教授以上文字，第一感覺是周教授果然是敢于說話的人，逆潮流而動，竟然認為中國“北上廣”還不夠大，還應快速擴張。而且，按周其仁教授的意見，“北上廣”不僅要增大，而且要“加密”。“又大又密”的特大城市才能“通過發揮輻射作用引領國民經濟增長”。第二感覺是周教授的邏輯混亂，且邏輯不通，處處都是倒果為因。找來找去，周其仁教授認為城市越大越好的核心邏輯應該是這句：“集聚提升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提升生產率，從而大大提高城里人的收入”。我們來討論一下。
本來，從一般相關性的角度來看，周教授以上所講也沒有什么大錯。問題是，周教授認為，既然集聚如此重要，就應該允許集聚，鼓勵集聚，集聚就應當越大越好，越密越好。美國紐約每平方公里1.65萬人口、11.28億美元GDP，而中國深圳只有3809人，8.2億人民幣GDP，與美國差距大得很，因此，中國“北上廣”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是集聚的人口和財富太多，而是太少。因為“人口密度大的地方，資源使用后才能產生更高的回報”。
或者說，周教授的邏輯是這樣的，集聚產生回報，“北上廣”是中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當然也是回報最大的地區，當前中國“北上廣”的人口密度相對東京、開羅、紐約在日本、埃及、美國的重要性遠有不及，所以，“北上廣”應當越大越密就越好。因此，“大而密”的城市化更加符合中國的國情。
周教授的論證存在嚴重問題，第一，集聚提升分工水平，還是分工水平提升集聚？集聚是因還是果？這是第一個問題。若只要集聚就可以提升分工水平，而不是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才需要集聚，才能夠集聚，那為何古代及近代沒有目前“北上廣”的集聚？以及中國古代城市為什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體了？
第二，集聚是否有一個合理界限？越集聚就越是有回報，還是集聚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回報遞減？中國一定要與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比城市集聚？反過來到底是美國、日本的發達支撐了城市集聚，還是城市集聚了才變得發達？
第三，同樣是發達國家的德國的城市就不是既大又密，為何德國的分工水平又是全世界最高的？收入水平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反過來，拉美國家以及周教授所列舉埃及，城市集聚水平遠高于中國，但他們的分工水平和收入水平為何高不了中國多少甚至還沒有中國高呢？
既然周教授認為城市越大越密就越有效率，中國就應當采取大而密的城市化戰略進一步加大加密“北上廣”，甚至通過人為縮小“北上廣”的城市面積（周其仁教授說：“只要有40個靜安區就超過全上海的經濟總量。40個靜安區占多少國土面積？不過大上海的5％。”）、增加“北上廣”人口密度，才符合中國國情，才能提升分工水平、提升生產率、大大提高城里人收入。中國只有達到東京、開羅、紐約的“大而密”，才能算是城市化了？才會有經濟的迅猛提升？才可以變成發達國家？
且不去說東京、紐約、開羅之大之密是否就合理就有效率就好，也不說當前中國“北上廣”的“大和密”存在哪些弊病，關鍵是，周教授只是因為東京、紐約、開羅之大之密，中國“北上廣”還達不到他們的程度，就論證中國應當采取大而密的城市化戰略才符合中國國情的論證，未免過于粗糙了，以致于除了比附，沒有什么邏輯，也根本不去管有多少反例。
城市到底應該多大多密，這個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也必須討論，但肯定不是城市越大越密就越好，而只能在特定條件下面討論。經濟發展生產力水平提高客觀上需要形成經濟的聚積，城市化成為經濟分工的基本載體。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大加密城市化。但城市加大加密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擁堵，城市就變得不便利，就可能反過來影響經濟效率。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城市發展過大過密，就容易產生嚴重的問題，尤其是一般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而城市快速擴張，會帶來嚴重的包括擁堵在內的各種問題，如治理問題、貧民窟問題、社會失序問題乃至政治動蕩的問題。中國如果完全不控制“北上廣”的發展，“北上廣”將變成巨無霸，甚至變成中國發展之殤。以為只要“北上廣”加大加密了，變成巨無霸了，中國就可以自然趕英超美，變成發達國家，這樣的邏輯未免過于幼稚。
周其仁認為集聚提升分工水平，然后試圖通過人為提高集聚，加大加密“北上廣”以提升分工水平、提升生產率的想法，忽視了集聚本身可能帶來的大量的甚至是無法預料的負面后果的嚴重性。將復雜的事情簡單化，是周教授論證中存在的一大弊病。
而之所以周教授向往加大加密，認為加大加密城市可以提升生產率，還與周教授對土地價值的認識有關系。他認為，城市越是加大加密，城市地價就越高，越高的地價就越是能“顯化”出農村建設用地的價值，越是可以讓農村建設用地等“沉睡”的“巨額資產”凸顯出價值，從而可以通過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形成巨額土地財產性收入。現在的問題是，周教授一再要求城市加大加密就是盡量不要擴大占用建設用地，他卻又指望通過加大加密所造成“北上廣”的天量地價來讓農村建設用地入市獲益，這個邏輯讓人費解。
讀周其仁的文字有兩個感觸，一是直白，會用很多比喻，舉很多例子，從而很好懂，有激情，能打動人。尤其是周教授的文字善于觸碰這個社會的情緒敏感點，就尤其能打動人。二是周教授不講邏輯，往往以特殊代替了一般，用比喻代替了邏輯。所以，周教授的文字雖然能打動人，但他顯然不是靠邏輯來說服人的，而是靠修辭和借助了社會情緒。借用張維迎教授的話來說，這樣的文字也是一種語言腐敗啊。
2015年4月20日上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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