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先后到浙江寧波、紹興，江蘇射陽，上海，湖北秭歸、武漢等地農村調研，在每個地方都關注了農民收入問題。恰好當前全國都關注農村扶貧，我也就借此來談一談自己的見聞與思考。
包括上海、浙江和江蘇的農村在內，農民收入主要來自二、三產業，其中最重要的收入來自在二、三產業的務工。我的問題是，在全國已經形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面，不同地區的農民都可以在全國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務工機會，為何有的地方會比較富，而有的地方會比較窮，以及為什么有的農戶比較富而的農戶會比較窮呢？
一、
從現象上看，長三角的浙江、上海和江蘇農村是比較富庶的，表現就是農民建有比較好的住房，消費水平很高，生活質量也很不錯，村莊中很少有光棍，且村莊低保戶很少。中西部地區，農民往往住得較差，即使建了樓房，樓房內部裝修也往往十分簡陋。山區農村多光棍，且低保戶比例很高。那么，在全國已經形成了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面，不同地區的不同農戶的收入或經濟狀況為何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呢？
大概說來，如果僅僅考慮務工收入，僅僅從勞動力方面考慮，則以下一些方面會對農民收入差異造成影響：第一，家庭勞動力的數量，第二，家庭勞動力的質量，第三，家庭勞動力的分工組合，第四，家庭勞動力的傾向，包括生活態度、儲蓄傾向、消費習慣等等。
在已經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決定家庭收入機會的最重要指標就是家庭有多少勞動力，而家庭勞動力數量又是與家庭周期有關的。一些最好的家庭周期中，父母還不老，子女又已成人，全家都是勞動力，父母+兒子媳婦，四個人在城市務工，年收入超過10萬元是很輕松的事情。如果年收入超過10萬元，在中西部地區，大概二、三年就可以建起一棟二層的小樓。即使在沿海發達地區，幾年積蓄也是可以很快改變家庭狀況的。
從家庭勞動力的質量上講，如果不只是在普工市場上尋找機會，而且有一定技能和專長，年收入就會更高一些。一般來講，越是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越是較少在普工市場上尋找就業機會，而多到技工和管理層尋找機會。其中原因一是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二是機會也相對較多，因為存在著各種親朋好友的地緣關系機會。
家庭勞動力的組合方式是指這個家庭如何進行家庭分工。一般來講農民家庭都是三代，年老父母、年輕夫妻、年幼子女，其中一種普遍的家庭勞動力的分工模式是年輕夫妻在外務工經商，年老父母在家照顧子女，兼顧農業，但在一些地方，年老父母沒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照顧孫輩，而年輕夫妻中或妻或夫留守照看子女。
勞動力傾向中最重要的是儲蓄傾向。一種標準是夠吃就行，則每年進城打工幾個月，收入夠了就回家過日子；另外一種標準是有更大的預期收入，所以投入更大精力來謀取收入，用更多時間于務工而不是休閑。上海市郊農村，農民務工一般都是“八小時雙休”的標準務工模式，即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休息兩天，不加班。不加班的務工只能獲得每月2020元的最低收入。在上海市郊農村調查發現，大多數上海市農民都是這種最低工資模式。不過，只要有了最低工資，上海市效農民就可以由企業繳納社保，他們在退休后就可以拿到社保金。而外地來上海的農民工大多不關心社保，希望最好將社保金連同工資一起發給自己變現。而且，外地來上海務工的農民工極少“八小時雙休”，而大多是通過加班來獲得較多收入。再比如，浙江人評價貴州農民工不會精打細算，每到拿到工資的日子貴州農民工都會大吃大喝，將到手的錢都吃喝掉了，沒有儲蓄下來。能掙會花當然也是很難存到錢的。
二、
決定農民家庭收入的，尤其是決定不同區域農民家庭收入差異的，不僅僅只是參與到全國勞動力市場的家庭勞動力的狀況，而是有比之廣泛得多的內容。舉例來說，沿海發達地區有眾多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的收入主要是靠經營資本而不是靠打工。在沿海發達地區，一些富裕村莊有大概10%的高收入群體就主要是辦廠經商，而不是靠務工。這部分人的收入高，對同是熟人社會的其他村民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村莊產生的辦廠經商老板群體都是村莊熟人社會成員，大家不僅相互熟悉，而且往往存在血緣聯系，是朋友關系，親戚連親戚，朋友連朋友，因此就可能更多的相互幫助。另一方面，老板群體提高了熟人社會中的消費水平，從而對村中其他村民造成了巨大的消費壓力。
當然，即使是沿海發達地區，絕大多數農戶家庭也是要靠勞動收入，甚至是要與全國農民一樣進入到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這個市場不大認勞動力來自哪里，是什么地方的人，而只認這些勞動力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能否完成勞動要求。沿海地區農戶的優勢也許在于，他們不需要遠離家鄉就可以在附近找到務工機會。
決定農戶家庭收入差異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人地關系。當前全國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絕大多數農民家庭都已經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即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齡比較大的缺少進城務工機會的老年父母留村務農。土地越多，務農收入機會就越多，農民家庭收入就越高。在人地關系極為緊張的地方，農村老年人缺少從農業中獲取收入的機會，家庭收入過于依賴子女進城務工，家庭就可能比較貧困。不過，正如所有事情都有兩面性一樣，往往是人地關系越緊張的地區，農民越是早進城務工經商，這些較早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更有可能致富。一些土地比較多的農村地區，農民家庭有不錯的農業收入，因此遲遲不愿外出務工經商，從而造成了他們對市場的更低適應能力。人均耕地低于一畝，高于二畝，以及高于五畝，都可以對區域農民收入及進城務工形成極其重要的影響。
教育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教育包括兩個重要的層面，一是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是有能力在務工經商中占據有利位置，獲得更高收入。相對來講，沿海發達地區較容易受到更加良好的教育。二是受教育的便利程度。沿海發達地區不僅經濟發達而且也是人口流入地區，人口密集，學校密布，接受教育比較便利。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山區，人口大量流出，地廣人稀，學校分布就集中到了縣鄉，村一級撤點并校，甚至小學生也要到很遠的地方上學，中學則可能只有鄉鎮才有，好一點的學校都在縣城。為了子女接受教育，年輕父母就必須遠程接送甚至要陪讀，這樣就失去了一個本來可以進城打工勞動力的務工收入。而且，中西部地區農村教育資源的稀缺，以及與分散農戶家庭對接的困難，造成了教育的低質量。中西部農村受教育程度比較低是與沿海地區造成就業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還可以羅列出更多農民收入差異的區域原因來。
三、
決定農戶是否貧困的標準很難簡單劃定。若從外在指標看，比如家庭儲蓄、住房、日常消費水平，低保戶的數量，光棍的多少，都是很重要的指標。不過，最重要的指標則在發展能力上面。貧困更多不是收入與消費水平，而是是否具備發展能力，尤其是代際之間傳承的發展能力。
從住房上看，北方農村的農民幾乎將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棟高大的樓房，是農民幾乎終極的目標，生活卻十分節儉以至到了苛刻的地步。2004年到陜西關中的武功縣調研，農民說他們不喜歡吃肉，一個農戶，住高大樓房，全年卻只買了五斤肉。現在關中農民不吃肉的消費習慣依然未變，不是真的不喜歡吃肉，而是“天天吃肉，再大的家當也要吃垮”。西南地區的農民就會對北方農民的節儉不可思議，認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再困難也得吃好一點。所以貴州農民到浙江打工，一到發工資的日子必要大吃大喝。前不久到湖北秭歸農村調查，一對老年夫妻都已70多歲，一個45歲的兒子是光棍，剛殺了兩頭各重300斤重的年豬，問殺兩頭豬是不是太多了？她回答說，兩頭還多？人均還不到一頭呢！的確，在靠近重慶的鄂西南地區的湖北恩施、宜昌，一戶殺二、三頭年豬的消費習慣一直如此。再窮也得吃肉。在長三角的浙江、上海農村，農民生活上比較節儉，精打細算，但絕對沒有到了象關中農村生活苛刻的地步，而是吃得不錯，穿得不錯，住得也不錯。
在湖北秭歸調查發現，秭歸很多農戶都花10多萬、20萬元建了不錯的樓房。吃得又好，又建樓房，應該是不貧困了。不過，幾乎所有農戶手中都沒有多少存款。秭歸農村是山區，農業收入當然不高，但正因為是山區，所以更早出去打工，打工是可以掙到錢的。調研的兩個村，村中年輕人主要是到城市建筑工地上干比較臟和累的活，他們說，這樣的活比較自由，也比較能掙錢，至少要比在工廠流水線上自由多了。不過，在工地干活，往往日工資高，年收入卻不一定高，因為工地干活沒有保障，往往是一段時間有活干，一段時間沒有活干。尤其是，很多人每年只干半年活，還有半年時間在家休息，因為半年干活掙的錢夠全家一年吃喝了。秭歸農村，農民建房90%以上是要借錢的，房子建起來了就要趕快還清借款，這個時候，全家動員，以賺錢還債為首要任務，這個時候的農戶打工是最能掙錢的。一旦還債了債務就不用再拼死拼活打工，就早點回來過春節，晚點出去務工，一年外出務工也就只半年時間了。
秭歸農村不僅吃肉多，吃得好，而且人情極多，也極大。農戶收入的幾乎1/3用于人情開支。我們訪談的幾個村干部，幾乎每年收入的1/3要用在人情上，一年送出去的人情竟要1-2萬元。一般農戶一年所送人情也要占到家庭總收入的大概1/5，送出去的人情要五、六千元是最少的了。調研中，有些農戶辦紅白事收到的禮金竟然可以達到七百份，少的也有一百多份，農戶的人情往往是在超過一百戶的范圍內進行的，所以，農戶的人情頻繁，農民收入都吃了酒席。為什么要辦那么多的酒席及為什么要參加那么多人情？秭歸農民的說法是，不參加人情，再見面不好意思。人活著總得有幾個朋友，總要在乎別人的評價吧。這個意義上，秭歸農民是生活型的，今天過好今天的日子。在秭歸農村調查，發現有不少農戶買3萬多元的面包車作為代步工具，而他們的家里幾乎沒有積蓄。他們買車僅僅是為了方便，不是為了給別人看。在長三角，農戶買車一定要買好一點的上檔次的車，不然就不買，不然就不如不買，因為車的檔次太低沒有面子。是汽車的消費功能而非其實用功能決定了長三角農村的農民買與不買車。成都滿大街都是作為代步工具的低檔車，這與成都人講求生活的“安逸”是有關系的，秭歸農民也很講究生活的“安逸”。
秭歸農民即時收入即時消費，收入多則消費大，收入少則消費少。農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調節機制，從而出現了他們很少有父代為子代積蓄，子代可以通過剝削父代來獲得發展能力的機制。其最嚴重的后果是，在全國性的婚姻市場上，因為子代無法獲得父代經濟上的支持，而很難在婚姻市場上成功，所以光棍越來越多。而且，一旦農民家庭遭遇天災人禍，缺乏抵抗的能力，所以低保戶就更多。因為即時消費，子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對較差，從而就更加缺少發展的能力，等等。
四、
決定農戶家庭積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與消費的剩余，收入越多，消費越少，儲蓄就越多。目前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全國農戶都可以獲得不差的收入，其他影響農戶家庭收入的因素都不是決定性的了，全國農村農戶儲蓄的差異在于消費。上海農民幾乎不在人情上消費，秭歸農民則有接近1/3的收入用于人情，最終吃喝掉了。秭歸農民收入是為了消費，即時消費而不儲蓄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長三角以及北方農村，收入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子代家庭，為子代家庭創造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才是擴大收入的目的，因此，努力擴大收入及精打細算就是重要的。
而最為重要的決定是否貧困的因素在于，這些積蓄能否轉化為發展的能力，其中的一個焦點就是子女受教育的程度。與其吃掉不如建房子。與其在村莊中建房子不如到城市買房子，與其買房子不如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這樣說來，當前農村的貧困問題的根本與關鍵不是收入與就業問題，更非農業問題，而是觀念和文化問題，最終是教育問題。
既然是觀念和文化問題，外面就不能在扶貧問題上過于著急。文化的轉變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國家通過低保等守住底線是重要的，在未解決文化與觀念之前，外界試圖讓農民致富則是無效的。
作者簡介：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鄉村治理、鄉村建設、農村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著有《新鄉土中國》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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