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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建邦:鄉村治理的臺灣經驗

[ 作者:鄧建邦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2-23 錄入:12 ]

紫金鄉愁系列

剛剛過去的農歷春節,同根同祖的臺灣有沒有出現返鄉潮?臺灣人的鄉愁如何安放?較早城市化的臺灣如何回望鄉村、進行鄉村治理?聽臺灣淡江大學的鄧建邦老師娓娓道來。

建邦老師,剛剛過去的農歷春節,您有否到臺灣的鄉村走走?

答:有,今年農歷春節到臺中走了走。一方面我本身是一個爬山愛好者,所以有到臺中的谷關爬山,然后也因為家人的關系一起到南投草屯,其實這兩個地方都算是臺灣的鄉村。尤其南投,是臺灣唯一四面沒有被海包圍的一個縣市。

臺灣每到過年的時候就會出現一波一波的返鄉潮,大年初一我從臺北南下的時候,會看到在高速公路上南下的車非常非常的多,這個部分和大陸春節是很接近的。以前南投實際上是農業大鎮,他也是來臺觀光的一個主要城鎮。我記得四、五年前,可能更早的時候,春節南下可以看到一路上有很多主題樂園,那條貫穿南投的道路,從彰化開始連接到日月潭,沿途有非常多的觀光景點和主題樂園,那條道路在春節幾乎變成停車場,是塞道的。這次的返鄉或者說這幾年的返鄉其實有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這也和接下來我要講的主題有關聯。

臺灣比大陸較早經歷快速城市化之后的城鄉落差,就經濟、社會和文化視角看,臺灣近些年的鄉村治理有否值得大陸借鑒的?

答:臺灣其實從50年代末期就開始經歷工業化的過程,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這個過程造成相當長時期的城鄉差異。今天,在鄉村里面老年人多、小孩多,青壯年人口少這是事實。不過,臺灣的城鄉差異和中國大陸的城鄉差異仍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大陸的城鄉差異背后是城鄉的二元結構,特別是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有本質差別,臺灣其實并沒有這樣的農村戶口跟城鎮戶口的嚴格差異,它實際上就人們的遷徙——城鄉遷徙而言,在臺灣,要從農村到都市里去落戶生根其實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當然在臺灣的城市和農村之間仍然存在差異,特別像在偏遠的鄉村,相對資源比較少。臺灣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因有規劃在先,使得鄉村和城市之間并沒有形成絕對的差異性,也即鄉村是落后的,城市是進步的并不是那么顯性。

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來舉個例子,比如交通建設。臺灣的西部主要有兩條高速公路——1號和3號,以及一條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是從北到南,貫穿了西部走廊所有主要的城市。同時還有多條的橫向高速公路,使得高速公路縱橫交錯,橫向的部分串聯起來相對偏遠的鄉村。透過這樣的交通建設網本身,城鄉差異就顯得沒有那么懸殊。在這樣的規劃和交通建設之下,事實上在鄉村生活還算是比較便利的。

同時在這個過程里面,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醫療。在很多的鄉村,衛生所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衛生所的存在使鄉村醫療得到相應的保障。雖然說都市的醫療資源遠比鄉村資源好很多,但是早期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鄉村的醫療并沒有完全被忽視。

同時,九年一貫的教育制度在臺灣的實施,讓偏遠鄉村的基礎學校教育,從小學到中學事實上也是完整的。所以在偏遠的鄉村,教育也沒有被偏廢。

臺灣的鄉村跟都市很不一樣還有從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地方組織:農會跟農田水利會。這樣一個制度在臺灣農村里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鄉村生活的角色。當然,如果我們把它放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來看,過去的農會和農田水利會在選舉的時候變成一個買票倉,是造成政治貪腐的來源之一,也是地方派系聚集支持著的重要部分。可是放到今天來看,例如,即便是都市化程度相當高的臺北市,仍存在臺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除灌溉、水利等基本功能外,它本身擁有的土地、提供工業用水的租金收益及推展觀光農業等,都有高額的收益,因而與農會一樣,在地方都擔負著資源分配的重要角色,所以農會和農田水利會在很多地方社會里面,事實上是一個自治組織,不完全是由黨派控制。臺灣鄉村在發展歷程中并沒有完全的空洞化或者是邊緣化,臺灣的農會可以推出有機的農業產品,可以推廣農業的休閑園,可以讓整個地方進行農業再造,目前看農會和農田水利會還將繼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臺灣自上世紀90年代推行的"富麗鄉村"政策、以及近年來推行的鄉村民宿建設,極大促進了臺灣休閑農業和旅游業的發展,這其中是資本的推動,還是政府或鄉民的合力而成?

答:有關于“富麗鄉村”這個政策,我不是臺灣農業問題的專家,就我所得到的資料部分,目前臺灣的內政部是有在推“富麗農村,形塑風情小鎮”這樣一個計劃。這個“富麗鄉村”政策,是近幾年才開始的,其實并不是90年代提出來的。這個政策背后很重要的目的是城鄉均衡發展,盡管臺灣的城鄉差距不是很懸殊,但有數據顯示出目前臺灣整體有69%的人口是集中在六大都會區,像青年人口外流、產業外移、人口老化以及鄉村生活設施不足,這些者是確實存在的。政府在這個部分想要通過資源的整合再造,去推動城鄉的均衡發展。

但今天我們所看到臺灣的休閑農業也好,民宿旅游業也好,它主要并不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去推動。像生技產業園區、科技園區確實是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由上而下持續創造的科技產業,但在農村政策上面,政府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說是有鼓勵,但是以我從個人的觀察,其實政府不見得是扮演一個絕對核心的推動角色。回頭來看,究竟民宿產業是怎么樣起來的?民宿產業的興起,跟一般旅游提供的大型酒店住宿是有差異的。第一,它是小眾的;第二,它通常位在比較偏遠的地方;第三,它是有特色的。確實沒錯,在這十年臺灣民宿產業形成一種風潮,這個風潮背后第一是民間資本,自發去蓋很多民宿;第二還是市場的作用,如果這個過程里面沒有相應的供給需求的話,民宿產業事實上沒有辦法形成。

此外,民宿產業的活絡,跟休閑價值觀的興起有很大的關聯。臺灣自1998起,施行隔周休2日,就是從每周44小時工時,變成2周84小時工時,這樣上班族變成每隔兩周有兩天連續空余時間,這些人就會問度假何處去?比如說在臺灣小小地方也有露營產業,現在大概有200萬固定的人口。我們講民宿、露營、農業的休閑園,它們之所以可以變成大家想去的地方,是因為近些年,休閑在臺灣是具有重要價值的。這跟我們所看到在歐洲社會,對休閑高度重視的認知,有著相同的地方。

曾經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在德國,他們的家事服務員,會利用每年的夏天假期,前往西班牙海濱的小島上去度假;且各個社會階層每年都要去度假。以前我們都認為工作是重要的價值,現在呢,休閑也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價值。如果你只有工作沒有休閑,德國人他們就會形容這樣的人“Elend”,認為你很貧窮。在臺灣社會隱約也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現象,休閑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我剛才有提到,其實像南投在早些年的時候,事實上都是一些主題樂園,因為那時候休假少,所以一有休假大家就往那些主題樂園去。但是這些主題樂園它并不能造就農村經濟的復蘇、農村經濟的有序。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民宿是普遍在所有臺灣鄉村的社會脈絡里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個部分是說休閑產業起來以后,其實可以造就很多人,愿意在休假的時候,而且不是特定的像大陸在“五一”、或者“十一”、或是春節的時間才出去玩,它事實上是可能每一周就有兩天的休假,這些人可能禮拜五就開始規劃了,充分利用禮拜六、禮拜天的時間到鄉村去,造就了這樣一個休閑產業,在臺灣形成一種風潮。

臺灣鄉村是否已形成自下而上的鄉村營造氛圍?鄉村治理的權力結構如何?

答:我們所看到的,鄉村里扮演很重要角色的組織就是剛剛提到的農會和農田水利會,這在臺灣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的脈絡里面,農會和農田水利會與過去長時間執政的國民黨是一種政治上的侍從關系。但這并不表示說,執政的國民黨可以長期掌控鄉村、地方的發展。事實上,臺灣在80年代有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我們看到,在地方有越來越多的自治組織。這個過程中,在臺灣,如果到鄉村,到社區,會看到有社區總體營造。在地方上有很多人希望去改變鄉村的社會結構。就傳統的社會組織來講,農會、水利會還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力量,在新型的社會運動里,它也想要去改變自己原來的地方社會,去投入鄉村社區的總體營造中,而這股力量,我們所看到的,確實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新興力量。

晚近的政府,事實上也希望平衡城鄉的發展,所以他們常常推“一鄉一特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由下而上的力量有持續地在壯大,而政府在這里扮演的其實是與之相對應的角色。

臺灣都市人的鄉愁如何安放?年輕人是否愿意回到鄉村就業?

答:提到臺灣都市人的鄉愁的部分,我們或許可以說,臺灣的地理范圍可能比較小一點,特別是居住在西部平原的城鎮,交通上相對便利,所以普遍來講,城鄉的移動,并沒有給那些從鄉村到遷移都市的人造成非常大的鄉愁,我們所看到的,過年的時候「回家」,是一種普遍現象。但回到到老家去拜訪,并不意味著這群人有很大的鄉愁存在—因為他們可以經常回家。而我們說都市人有鄉愁,跟都市人到農村觀光、觀光產業的發展,以及年輕人是否愿意返鄉就業,也不見得有必然的因果關聯。

我們所看到的農村觀光產業的發展,是由一股市場力量形成的。很多人確實是有鄉愁,但年輕人有鄉愁的話,他不見得到要回到農村去觀光、去發展。在臺灣,80年代的時候,羅大佑一首歌是非常流行的,叫《鹿港小鎮》,里面有一句話說“臺北不是我的家”。這群人是從中部、從南部,到北端的臺北城打拼,他/她們其實在這個過程里是對自己的原鄉是有懷念的,這群人有鄉愁的時候,不見得造成一股力量,想要回家,或是想要去鄉村觀光。觀光本身,如前面提及的,在臺灣社會的發展里,形成一種市場,這實際上是整個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結果。

關于年輕人是否愿意回到鄉村就業?這個部分事實上在臺灣的社會脈絡里面確實存在這樣的趨勢。臺灣現在可以說有兩股趨勢并行,一方面年輕世代在臺灣這幾年突然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很多年輕人往海外就業,另一方面,還有一部分人回到家鄉去就業、創業,這兩股趨勢同時存在。這兩個趨勢存在反映了同樣的背景,就是整個臺灣晚近的經濟下滑很嚴重,這群從中部、南部到臺北尋夢的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是,在臺北不見得那么容易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之前在臺灣大家常常提到,是“22k的薪水”,那“22k的薪水”就是大學畢業以后,起薪是臺幣22000的月薪,拿著這樣的月薪,怎么可能在臺北市長期居住下來?臺北的房子動輒2000萬起跳,事實上這么低的薪水是不可能在臺北市安家立業的。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就看到年輕人往外走,往國外去找工作。那另一股力量就是,年輕人尋找另外的可能性,就是在自己的家鄉尋找新的機會。這個是很有趣的,新竹有一個地方叫老寮,有一群年輕人就回到老寮進行“打工換宿”的方式,去經營地方的民宿。這種模式,一方面是創造在地的青年就業,二方面是透過公民力量的串聯,第三個是傳統記憶的傳承。他們怎么去實行呢?年輕人實際上是沒有錢的,他們打工換宿的方式,是在網絡上用crowdfunding(眾籌),然后去經營這樣的民宿產業,讓這些都市人在假期的時候,可以去農村地方,去老寮,去深度旅行,去河邊晚餐,去買在地的商品,去認識那個社區,我們所看到的是,在晚近的臺灣社會里面,年輕人其實是有一股這樣的風潮,回到自己的農村,認識自己的家鄉,然后再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政府當然也有這樣的想法,之前政府推行一個「漂鳥計劃」,鼓勵年輕人返鄉,去體驗,去經營自己的家鄉。不過我所看到的是,事實上政府還是一個鼓勵的角色,不是一個主導的角色。青年返鄉,以目前的觀察來看,在臺灣社會是一股進行中的新的社會運動。年輕人透過這樣一個新的社會運動,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創造一個新的工作機會,這同時也是一個新的生活形態的選擇。不是必然要通過城鄉的遷移,永久留在都市才能尋找到生活機會。我們今天觀察兩岸社會的變遷趨勢,對照大陸的話,其實很重要的,我們可以觀察兩岸年輕人怎么去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尋找到新的生活機會可能性。如果往相反的方向走,這個生活機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話,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農村,回到自己成長的鄉村里面,去尋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可能。

作者簡介:德國馬堡大學社會學博士,臺灣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臺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國際社會學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移民社會學、專業人才跨界流動、年輕世代未來意象與跨界工作、都市社會學、移動社會學、臺商與中國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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