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食品巨頭正在形成“糧食帝國”，通過糧食自由貿易和糧食援助兩大武器，謀取出口利潤，同時控制拉美、非洲的糧食生產體系。食品行業巨獸聯盟，進一步加強了對市場壟斷的控制，遏住了糧食生產者的咽喉，也使得消費者在消費品種、消費價格和數量上，也別無選擇。糧食帝國也塑造了糧食政治，糧食成為大國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預別國內政。國家利益與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危及全球每個地方農業與食品體系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
有學者認為，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食品巨頭正在形成“糧食帝國”。美國大型食品公司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糧食，而后獲得國際影響力。
它們采用兩大“法寶”操縱糧價：一是推行糧食自由貿易，美國政府對糧食生產予以高額補貼，因此糧價比一般國家低，食品公司想盡辦法推動各國實現糧食自由貿易，以便順利出口牟取利潤;二是通過糧食援助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糧食援助是食品帝國常用的“毒品”：在諸多非洲國家，接受糧食援助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為美國生產香蕉、可可等經濟作物，這些國家的糧食生產因此荒廢，淪為附庸。
不僅如此，近年來，美國食品業的結盟，大大加強了其市場壟斷力度。在北美，康納格拉冷凍食品公司與杜邦公司(ConAgra/Dupont)、谷物巨頭嘉吉與種子公司孟山都(Cargill/Monsanto)、諾華公司與糧油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Novartis/ADM)已經形成了三個食物聯合體，控制了北美的整條食物鏈，影響力擴張到全球。
例如，控制全球谷物與蔬菜種子23%～41%份額的孟山都公司，與谷物巨頭嘉吉結盟后，如果農民需要貸款購買孟山都的種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爾斯沃思銀行。無論糧價漲跌，它們都可旱澇保收：漲價會使糧食初級產品受益增加;跌價時食品加工貿易則可受惠。受糧食短缺之苦的，則是發展中國家的國民。
在大型食品公司的控制下，不僅農業生產者別無選擇，消費者在消費品種、消費價格和數量上，也別無選擇。只是消費者的錢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視為“上帝”，所以，公司對待消費者比對待農業生產者要客氣許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廣告宣傳、健康咨詢、品位塑造等洗腦方式取而代之。
“糧食帝國”推動了糧食政治
我們看幾則糧食援助和禁運的實例，去理解糧食政治的一部分—糧食援助這個比石油貿易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鐵托總統的領導下進行改革，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國伸出了“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等西方盟國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妄圖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美國對中國的禁運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曾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從而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當“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后，美國對智利的糧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連德領導下的大眾聯合政府，卻是致力于農業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連德下臺后，美國的糧食援助很快又恢復了。糧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對阿連德所采取的秘密戰略的組成部分。
1973年，美國由于國內食品價格史無前例地上漲，對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實行禁運。日本97%的大豆依靠進口，其中92%來自美國，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谷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進行改革時，西方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立即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提供多少糧食。之后是蘇聯解體。
糧食援助的另一側面，則不僅僅限于這樣的短期事件，而是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淪為美國附屬國的奧秘。
所謂“沒有扭曲的、充分競爭的、跨國界的、完備的市場體系”，僅僅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幻想，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糧食貿易或援助時常作為大國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預別國內政。曾是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那樣它們就不愿和我們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就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政治家所關心的國家利益，與食物集團關心的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個地方農業與食品體系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農業發達國家，在農產品自由貿易框架下，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生產競爭;要么讓出農產品市場，由這些國家提供低價格糧食和一整套食物體系。由此，產生對糧食生產國的全面依賴。2006年年底以來的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已經清楚表明了這種依賴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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