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向前看”？
春節前后，各種“返鄉記”借助于新媒體的便利，迅速發酵為輿論熱點。盡管一些返鄉記存在造假和偏激的成分，但農村基層治理的衰敗仍然成為了輿論焦點。一時間里，組織弱化、人心渙散、文化凋敝、精神空虛，成了對農村的主流描述，讓原本是鄉愁所在的家鄉，變得不那么可愛，讓高高興興回鄉過年的大家近鄉更情怯。農村基層治理到底怎么了？未來又會怎么樣？
回到世紀初，2000年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總理，大聲吶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社會輿論及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從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已連續13年鎖定“三農”問題，持續的投入和大刀闊斧的改革使當年面臨的“三農”問題有了巨大改觀。然而，為什么農村基層治理沒有得到有效改善？這一輪輿論的高度關注，會不會又成為全面改善農村基層治理的轉機呢？如果把農村基層治理面臨的問題和對出路的探索，放到一個更加宏觀的時空背景下，將會有助于我們回答這些問題。
一、空間維度：統一多元的現實
“返鄉記”中具有沖擊力的、令人揪心的個案，多大程度上是中國的現實？兩會期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對此進行了回應：農村沒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沒有傳聞中那么凋敝，有一些農村比想象要好得多。這一回應是客觀的，為理解農村基層治理現狀引入了空間維度。如同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一樣，我國農村基層治理制度存在統一多元的現實特點，空間差異性在有的時候和有些方面比統一性更加明顯。
“統一”表現為改革開放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一個全國性制度安排，在很短時間內打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體制，釋放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主性，建立起了普遍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模式。然而，這種模式下，分散的農民如何合作形成農業生產的規模效應，如何共同治理鄉村社區和提供公共服務，卻是一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實中最明顯的表現有兩方面：一是一號文件對于建立具有規模效應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的要求越來越迫切；二是前些年大家普遍發現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如水利灌溉等一直吃的是改革前的老本。
與之相對應的是農村基層治理制度在改革開放以后也有一個快速的、統一的轉型，即由人民公社體制轉變為村民自治制度。村民通過選舉產生群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通過這一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體制度保證村民有權利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
然而，這一帶有理想色彩的統一制度設計在基層實際治理中表現卻是相當多元的。經過30多年運轉表明，舊的公社共同體被打破之后，新的共同體并沒有一蹴而就地自然形成。缺乏共同體支持的選舉和自治，很容易流于形式。基層治理好不好，與統一制度安排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相反與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城鎮化融入程度、集體經濟規模、常住人口結構、歷史文化傳統更為相關。以鄉村社會結構為例，賀雪峰在《新鄉土中國》中就指出，南方、北方和中部三大區域的差異就非常明顯，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現實治理模式顯然有不同的邏輯。
從這輪輿論關注中描述的各種現象來看，與其說是農村基層治理的整體衰敗，不如說是這一自上而下的、帶有外來色彩的統一正式治理制度的衰敗。在這一正式制度之外，村黨支部作用的發揮、傳統和新興社會力量的形成、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都成為作用于農村基層治理的共同因素，從而使得治理水平表現出明顯的空間差異。在一些正式制度明顯空轉，現實治理體系又難以形成的地區，治理衰敗的現象顯得尤為突出。在其他一些地區，或者正式制度得以有效運轉，或者新的現實治理體系已經開始形成，雖然也面臨發展改革中的種種問題，但并沒有呈現出治理衰敗，否則難以解釋為什么過去30多年在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矛盾沖突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農村何以保持了基本穩定。關注統一下的多元，成為理解中國農村基層治理的重要方法論。
二、時間維度：出路何在？
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完善和發展農村基層治理制度的頂層設計？這就成為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簡單而言，輿論對于農村基層治理出路的爭論可以概括為：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向前看。
所謂“向左看”，就是回到改革前的國家主導的合作互助體制，甚至人民公社體制。這種思潮常常以少數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集體化村莊為榜樣，突出集體經濟、集體合作的力量。
所謂“向右看”，就是強調自治空轉源自于土地的集體所有，來自于政黨國家對農村和農民實際控制，極端主張保護農民個人權利與自由才是農村基層善治的基礎。
所謂“向后看”，就是強調回到傳統鄉土中國，強調宗族、鄉賢、傳統文化在農村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
然而，中國道路的歷史經驗早已經證明了這三種思潮并不能給農村基層治理提出有效的出路。尋找農村基層治理的出路，需要重新審視國家與農民關系的巨變，需要站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當中“向前看”。
回到兩百年來中國所處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中國農村真正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第一場大變局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之后，傳統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被徹底打破，農民平均地得到了土地，公社化改造又成功地打破和取代了傳統由宗族和士紳維系的自然共同體，農民得以第一次與現代國家產生直接聯系和互動，從而為改革之后農民自主性的快速獲得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為中國農村帶來了第二場大變局，即從傳統社會脫身而出的農民直接卷入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農業生產力的釋放，農民自由的增加，快速地改變了農村社會結構。大量農民及其家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單純農民，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復合型生產者，并具有了多重階級與社會身份，與國家的關系日益錯綜復雜。強烈的鄉土觀念與剛性的戶籍制度看似把農民依然束縛在一個靜態的空間共同體之中，但實際的自由與巨量的流動卻又使鄉村共同體一直處在激烈變動之中，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如空心化、老齡化、留守兒童、文化生活缺失等等都為難以形成穩定的新共同體的農村基層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不斷流動變化的鄉村共同體在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構建上的乏力，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護上的缺位，都導致分散經營的農民及其家庭難以在原有的空間共同體中團結起來，以面對共同的經濟社會風險。而另一方面，因應現代化的需求，國家與農民之間通過直接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提供，實質上又進一步弱化了農民與所在鄉村共同體的聯系。
由此可以看到，以靜態的社會結構和明確的空間邊界為基礎設計的村民自治治理體系越來越難以適應一個邊界模糊的、快速流動的農村社會。所謂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在這一社會結構背景下自然也不可行。
如何因應現實，構建一個與快速城鎮化以及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相適應，既能容納傳統與新生的農村社會力量參與，同時又有利于現代的政黨和國家積極、普遍介入的農村基層治理體系，是現在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須考慮的。而在此過程中，頂層設計要給基層實踐留有空間，要鼓勵與農村社區相適應的多樣化治理體系的形成，而不再是簡單地一刀切。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略》微信公共號 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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