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資源破壞問題日益凸顯，水污染、空氣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影響到我國公民的生存環境。環境科學和健康科學專業的發展也證實了癌癥村和森林死亡等問題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然而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事實仍然大量存在，比如2015年11月央視《經濟半小時》節目就報道了秦嶺違法采石嚴重、生態嚴重破壞、秦嶺沿線生態調查系列新聞。報道中展示了近幾年秦嶺山體的過度開發現狀，秦嶺沿線遍布的采石場和已經成規模的數個石材集散地，以及秦嶺北麓沿線五六十萬村民依靠采石產業鏈生存的現狀。報道中同時展示了過度開發秦嶺的直接后果，秦嶺作為國家環保總局批準的生態功能保護區，滿目瘡痍，植被遭受嚴重破壞，殘垣斷壁，滿山遍野都是廢棄石料，“國家綠肺”已名不副實。
2015年1月1日我國開始實行新《環境保護法》，然而這部史上最嚴厲的環境保護基本法卻沒有攔住秦嶺的非法采石作業，也沒有扼制住全國上下環境污染的趨勢。從年初至今，泉州死豬污染水體事件、宜昌清江污染事件、廣東連江水污染事件、安徽池州農田污染事件、廣東電子垃圾污染事件等大量環境污染事件凸顯出我國農村基層地區缺乏環境治理的法律環境，農村環境治理仍困難重重。
一、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和治理現狀
從污染源劃分，我國農村環境污染主要分為三類：農村生活污染、農業生產污染和企業生產污染。農村生活污染源主要是農民生活垃圾，包括生活中廢棄的白色垃圾和玻璃瓶等固體廢棄物，生活污水、藥水等液體廢物，以及煤渣和草灰等燃料廢棄物。改革開放經濟改善后，我國農村垃圾量曾幾何倍數增加，白色垃圾在農村生活垃圾中占比也快速攀升，由于缺少垃圾回收設施，不少農民為圖方便就將生活垃圾直接扔在河道旁或村道邊，生活廢水也就直接排到河道中，造成了嚴重的農村生活污染。農業生產污染主要是農村農作物生產過程中殘留廢物產生的污染，包括過度使用農藥和化肥、殘余農用薄膜、處理不當的家禽糞便，不科學種植或水產養殖產生的污染物。企業生產污染主要是指鄉鎮企業生產引發的污染，主要包括廢水污染、廢氣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等。在農村三大類環境污染中，農村生活污染不涉及經營行為，而農業生產污染和企業生產污染都涉及經營行為，因此應當區別對待，以便分類合理控制農村環境污染源。
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非常復雜，環境治理成效卻非常低。首先，我國廣大地區的環境治理相關基礎設施不足。在經濟欠發達農村地區，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基本不存在，比如生活垃圾收集、處理設備，大量農村生活廢物、廢水隨意丟棄、排放，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也缺少完善的農村生活垃圾處理制度，基本上依靠村委會一級基層組織很難實現農村生活垃圾的集中處理，污水處理廠更是少之又少。
其次，環境治理主要依賴排污收費制度和罰款懲罰機制。在具體的農村企業生產污染治理執行過程中，廣大農村地區仍主要借鑒城市環境治理經驗，即采取排污收費制度和罰款懲罰機制結合的方式，但是，農村污染源分散，污染面廣，不少私營中小企業的工廠非常隱蔽，中型企業也常在夜間排放或安排專職人員巡邏，以便躲避巡查員和執法部門的監察，使得排污收費制度很難取得成效，懲罰性罰款制度也有執行難度。
最后，農村基層政府組織對于環境治理的認識不足。從法律層面上看，新《環境保護法》首次明確了“保護優先”原則，強調了“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農業環境的保護”，還強調了農村自然環境保護和農民健康問題。然而新出臺的《環境保護法》卻與各部門環境法存在內部體系性問題，與安檢法、能源法、交通法和食品法等部門環境法還需要進一步體系化和協同化。在面對新環境保護法與傳統部門環境法時，我國基層政府還無法充分意識到環境治理的緊迫性，才會出現當前眾多鄉鎮企業頂風作案的局面，整體農村污染趨勢沒有得到扼制。
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生活污染、農業生產污染和企業生產污染問題同時存在，環境治理已經刻不容緩，否則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將同安徽池州一樣無地可種，甚至城市會被污染的鄉村包圍，水、空氣、糧食相繼污染后，城市也難以獨善其身。
二、農村環境保護中政府責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產生不僅起源于企業對于經濟利益的無限追求，而且在于農村環境保護中政府監督管理角色缺位、政府責任缺失。在新環保基本法第一章就明確了農村環境保護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責，第六條明確規定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第八條明確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加大環保財政支持，第九條明確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環保宣傳教育義務，第十條明確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環保監督責任。第二章至第六章中分別細化了地方各級政府的監督管理、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和信息公開責任，以及詳細的法律責任。然而，新環境基本法實施近一年的時間，卻沒有根本上扼制農村環境污染趨勢，農村環境保護中政府責任缺失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第一，環境治理面臨經濟發展困局。以秦嶺生態環境破壞為例，秦嶺沿線有五六十萬村民需要依靠采石業生存，地方政府也需要采石業提供稅收用于支付教育、交通等必要基礎財政支出，所以發布停業整頓或取締的政令容易，想要解決非法采石問題卻不易。一旦幾十萬人的生存生活問題無法解決，就很難徹底切斷生態環境破壞的源頭。地方基層政府一旦面對經濟發展困局，通常會選擇優先解決現實問題，即優先解決農民吃飯問題和農村經濟發展，而環境保護和治理就成為了次要問題，特別是在特別偏遠貧困地區。因此，農村經濟發展困局已經成為農村環境保護中政府責任缺失的主要原因。
第二，問責制度執行滯后。由于地方政府官員輪值制度和村級干部三年換屆制度的存在，地方環境污染問責制度可實施性空間不大。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已經存在嚴重污染問題，監測儀器配備不全，環境數據信息基本缺失，很難判定環境污染是歷史遺留污染還是即時污染，或者很難定量評估環境污染程度及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相應責任，甚至很多地方官員調離后或村委會改選多屆后才曝光污染事件，而官員過往的考評記錄主要以經濟成效為主，很難因環境污染被問責。換言之，環境污染問責制度可操作性不強，執行滯后，都嚴重影響了農村環境保護和治理，成為農村環境保護中政府責任缺失的制度原因。
第三，基層執法部門不足。當前的現實狀況是基層環境執法部門不足、執法部門人手不夠，一個縣城的環境執法部門僅有幾個執法人員和一部執法車，很難向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延展，監管和監測工作難以開展。在缺少高素質環境執法人員和相關設備車輛的情況下，農村基層環境監測和監管基本空白，成為了農村環境保護中政府責任缺失的客觀原因，導致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
三、改善農村環境合作治理的途徑分析
面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的矛盾，需要尋找新時期農村環境治理的新途徑，各級政府都需要意識到，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環境需要平衡發展，尋找農村經濟發展新增長點和經濟轉型方向是地方基層政府的當務之急，同時需要以法律為基礎、承擔起環境保護義務和責任，主動接受媒體和農民監督，認真落實環境治理戰略，不再搶“子孫飯”吃，加強合作治理以切實解決農村污染問題。
首先，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合作治理。我國新環保法中分別明確了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環境保護義務和權利，但是缺少合作治理的具體條文，因此建議完善環境保護基本法和部門環境法，從完善立法層面進一步明確合作治理，比如在協調部門環境法體系化和協同化的制度化過程中明確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能源法中增加能源消耗型企業參與農村環境治理的必要性和相關的資金支持方式，在食品法中明確食品加工企業增加固體廢棄物和液體廢棄物的處理制度，以及合作建設農村環境治理基礎設施的具體執行辦法。
其次，健全合作治理機制，增強合作治理機制的可實施性。建立合作治理機制可以彌補政府部門環境信息缺失的問題，提升基層環境保護和治理的效率，具體而言，可以多元化農村環保組織，即接受清水同盟、綠色環保組織等公益環保組織的協助，又接受農民自發組織的環境自治組織，積極開展環境保護宣傳和捐款活動，協助地方基層政府的環境保護工作。村民長年累月生活在被監測的環境中，對于水質量和空氣質量的變化是最敏感的，所以農民還是環境評估中最有發言權的環境測評員，可以將村民納入環境監督和反饋機制中，增強合作治理機制的可實施性。
此外，擴大環境治理資金來源。資金不足是農村環境保護和治理中的現實問題，必須切實解決環境治理過度依賴地方財政的現狀，尋求多元化的環境治理資金來源渠道，比如建立環境保護公益捐款專項專用基金，與當地企業合作建立環境保護專項基金，充分發動社會各方力量為環境保護和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和設備幫忙。
最后，多元化合作治理途徑。農村環境治理不僅僅依靠基層政府，還可以嘗試市場化運作環境治理模式。比如建立環境監測外包制度，將環境監測操作交給專業的監測公司，不僅降低短期內的環境治理設備采購成本，還可以提高環境監測準確度。還可以將環境治理基礎設施承包給專業的垃圾處理公司，從治理為主轉變為以預防為主，真正實現多元化合作治理，以真正緩解農村當前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進而完善農村環境治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家科技》 2016年第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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