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前，蘇格蘭王國是一個貧弱小國。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合并，成為其歷史發展的分水嶺。此后，蘇格蘭逐漸擺脫困頓處境，得以分享英格蘭本土和海外的廣闊市場。一場劇烈的社會轉型隨之在蘇格蘭拉開帷幕，18世紀后半葉達到高潮。這場由傳統邁向現代的轉型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低地鄉村的農業變革與市場化；高地的部族制度瓦解與商業化；勢頭迅猛的城市化與工業化；以及推動社會轉型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其中，低地鄉村的農業現代化轉型是耀眼的亮點之一，為蘇格蘭邁入工業社會奠定了基礎。
農業市場化悄然萌芽
蘇格蘭低地是指蘇格蘭中南部地勢較低的地帶，系與北部的蘇格蘭高地相對而言，低地集中了蘇格蘭大部分人口。就整體而言，蘇格蘭的自然環境與英格蘭相比惡劣得多。在3萬平方英里土地中，僅有13%可用于放牧，可耕地在18世紀不足10%。相對惡劣的自然環境限制了人口增長，1700年蘇格蘭僅有110萬人。進行農業改良，以便養活更多人口，并為制造業提供原料，成為蘇格蘭當務之急。
17世紀末，蘇格蘭雖然貧弱，但并非停滯不前，商業力量已經悄無聲息地滲入進來。在低地鄉村，地主的奢侈風氣開始興起，其土地觀念也隨之改變。過去他們把土地視為個人權威、家族勢力的基礎和象征，現在則更看重土地的經濟價值和收益。他們開始通過撒石灰的方法來增加地力，大規模的牛羊牧場也在個別地方出現。到17、18世紀之交，極少數地方的地租形式開始由實物向貨幣轉化，土地租佃模式由多重向單一轉換。鄉村經濟的這種變化對社會結構產生了影響。17世紀后期，承租人（租地農場主）是鄉村的中堅力量，充當地租的支付者和勞動力的雇傭者。他們與地主之間原有的軍事關系消亡殆盡，除了殘留的家長制關系遺跡之外，彼此已經以經濟關系為主。
在18世紀前，上述變化仍非常有限，尚處于萌芽狀態。第一，以市場為導向的墾種很少，絕大多數低地農場的面積僅有20英畝或30英畝。加之當時農耕技術落后，這些微型農場僅夠維持承租人和耕種者的生計，罕有剩余產品供應市場。第二，實物地租依然占據主流，大多數承租人基本與市場隔絕。根據承租人與地主的租約規定，承租人必須將農產品交給地主的代理人，代理人全權負責產品銷售。因此，雖然市場經濟正在發展，但蘇格蘭絕大多數農民尚未參與其中。
市場化進程加速
1707年與英格蘭合并，為蘇格蘭低地鄉村的商業化提供了發展契機。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鄉村土地租佃狀況和承租人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與17世紀后期相比，地主與承租人簽訂的長期租約數量激增，租期一般為10—19年。更重要的是，以貨幣為主的地租逐漸取代以實物為主的地租，促使承租人開始直接面向市場。1750年，土地租佃結構也發生關鍵變化，單一租佃占據主導地位，多重租佃快速消失。這意味著：第一，土地耕種的生存屬性在減少，市場屬性在加強。第二，單一租佃為大規模的地產重組提供了條件。第三，承租人的總體規模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承租人被迫離開土地，或淪為佃農、仆役。
到18世紀50年代，一個獨立的農耕階層已經穩步出現，他們通過長期租約來支配自己耕作的土地。但是，這一時期，農業尚未出現重大改良，關鍵的制約因素是蘇格蘭本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尚未出現，非農業人口還很少，國內農產品和原料的市場需求非常有限。另外，許多承租人財力弱小，一旦遭遇荒年，往往拖欠地租。基于此，地主們開始實施農場合并策略，以便為自己提供穩定豐厚的地租。
低地農業實現轉型
18世紀后期，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蘇格蘭鄉村經濟出現轉型，其巨大動力與壓力源自農產品市場發生了迅速、徹底的改變。蘇格蘭人口增幅較大，消費群體急劇增加。更為重要的是，蘇格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很快，非農業人口數量迅速增加。
面對社會變化，地主最先做出回應。他們利用法律手段，強制承租人按照租約規定的新式耕種方式來耕種土地，否則地主有權剝奪他們的承租權。此外，18世紀50年代后，承租人與市場的直接接觸，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和獲利欲望。他們大多受過良好教育，通過各種媒介吸收新的農耕知識。開明的地主也采用一系列激勵措施，包括支付修圍墻、撒石灰、建新農舍的費用，鼓勵承租人進行先進的農耕實踐，然后，地主通過提高租金，來抵消自己的支出并獲得盈余。六七十年代，蘇格蘭低地農業發展出現了兩個關鍵性變化，一是圈地進程明顯加速；二是租約詳細規定了新的耕種方式，以鼓勵農業革新。
蘇格蘭低地農業經濟轉型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18世紀后期，實物地租快速轉換到貨幣地租，到90年代，實物地租已非常罕見。第二，市場滲透規模大，生產專業化程度高。第三，不僅大城市對農產品的需求快速增長，更多的地方性市場也刺激了農產品生產。第四，地產政策發生根本改變。18世紀早期，通過投資以提高地力和地租的理念尚未得到廣泛傳播。到18世紀后期，地主們開始將巨資投入地產的基礎設施上，以期在短期內增加地租，并開始擴大、合并、拆分、重塑地產，以推動生產專業化。
規劃有序的現代農場、現代鄉村風景開始出現，以往由不同所有者耕種的凌亂分散的土地結構逐漸被廢除，實為一種“比18世紀期間歐洲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徹底的翻新”。谷物產量顯著提高，體現了低地農業的改良成效。與17世紀相比，18世紀90年代，許多郡的谷物產量增長了一至二倍。18、19世紀之交，低地承租人的經營水平趕上其英格蘭同行。這場伴隨市場化而來的轉型，其劇烈程度遠遠超過西歐其他國家。
啟蒙思想推動農業轉型
與這一農業轉型并行的是蘇格蘭啟蒙運動，這場運動既是蘇格蘭農業轉型的助推器，也是其組成部分。18世紀，蘇格蘭啟蒙文人不再像法國同行那樣坐在書齋里用抽象的理論批判黑暗的現實，并構想美好的未來。相反，他們走出象牙塔，關注社會革新與進步，回應并參與這場劇烈的社會轉型。例如，蘇格蘭啟蒙知識分子舉辦和參與的一些社團，經常就具體的農業問題展開討論和對話，貴族和鄉紳成為參與主體，而且鼓勵農民參加。
蘇格蘭的啟蒙哲學理念隨之貫穿于農業改良中，自然不再被視為天賜的和預定的，而是可以通過人類有計劃的系統干預得到改善。負責大地產日常管理的代理人是啟蒙文人與農業實踐之間的紐帶。這些代理人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實施改良計劃時，往往采納報刊雜志宣傳的新知識。他們相信，人類有能力通過理性來改變自然界，使之變得更加美好。他們認為，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土地不再是令人滿意的，而是必須圈圍起來，進行定期耕種；新的經營方法就是好的，舊的方法就是糟糕的。這些觀念為農業改良提供了一個思想基礎，成為18世紀后期蘇格蘭鄉村經濟轉型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歷史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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