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人們忘不了邪潮的囂張猖狂，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已逐漸被人們淡忘，似乎邪教已遠離我們身邊。然而，隨著山東招遠血案的發生，又一個罪惡滔天的邪教——全能神，以猙獰的面目，出現在我們身邊。這時，民眾才驀然發現，原來邪教并沒有完全消逝，反而在我們周邊埋芽生根，并且不斷壯大。
其實，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陸續出現了各種名目的邪教組織。例如天父的兒女、達米宣教會、新約教會、門徒會、靈靈教、呼喊派、全范圍教會、三班仆人教、東方閃電、華南教會等等。其影響所及達到了全國絕大部分省份，其中尤以農村為甚。
農村，山青水秀，鳥語花香，民風淳樸，鄰里和諧。它承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不可多得的回憶和不可替代的責任。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大量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農村已成為一方難能可貴的自然和諧的凈土了。
然而，由于社會轉型時期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基層政權控制能力的疲軟、文化娛樂生活的匱乏、價值信仰的失范等等，給了邪教可乘之機。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多神信仰民俗，為異端邪說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土壤，無形之中，農村的這一方“凈土”正慢慢淪陷為邪教滋生的“溫床”。在“兩學一做”的學習教育活動時期，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廣大黨員干部，應該高度重視起來，打一場農村反邪教的“漂亮仗”。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危言聳聽，或者是言過其實。其實，不然。一份調查顯示，加入邪教的成員以農村人口居多。以主神教為例，在調查中，所了解的38名頭目中屬于農村戶口的就有34名，占89.4%，其成員當中農村人口達到了92%以上。
邪教在農村滋生蔓延，就像一個個毒瘤，極大影響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秩序，危害著農民群眾的身心健康，給農村的社會穩定造成極大的隱患。邪教鼓吹“信教能治百病”，“有病不用治”，或用所謂的“神術”治病，結果導致一些農民傷殘、精神失常，甚至枉送了性命。邪教宣揚吃“賜福糧”、“生命糧”，忽悠農民不搞農事生產，或者讓農民群眾整天“信教”、“傳教”，沒有時間也無心從事農業生產，導致農事荒廢，生活陷入困境。邪教還喪盡天良地煽動“信教可進入天國”，騙取不少農民加入邪教后，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由此看來，邪教十惡不赦，不鏟除不足以平民心。我們一定要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治理邪教，還農村一片朗朗乾坤。對邪教的治理，我們既要加強打擊，更要標本兼治，在嚴厲打擊的同時，要從根源上消滅邪教產生蔓延的條件。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不給邪教生存的機會，這樣，真理必然戰勝謬論，正義必然戰勝邪惡。
我們要加強相關的法律建設和制度建設。邪教之所以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有恃無恐、泛濫成災，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邪教以宗教或其他名義混淆視聽，使執法機關的行動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邪教是鉆了法律的空子。為此必須制訂切實可行的法律法規，“有法可依”，才能有效地防范與打擊邪教。
我們要正確引導群眾，區分邪教與宗教的界限。為滿足部分群眾信教的需求，也為了充分體現自由、平等的原則，我國實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邪教往往把自己裝扮成宗教，以宗教的名義欺騙、蒙蔽廣大群眾。受宗教知識所限，許多人特別是相對閉塞的農村居民，對邪教和宗教的界限不是很明了，往往把邪教作為宗教加以信仰。我們要廣泛宣傳宗教與邪教的區別，提高人們辨別合法宗教與非法宗教的能力。
我們要建設農村基層組織中的斗爭機制，實行“人民戰爭”，并發揮其反邪防邪的“橋頭堡”作用。邪教的產生、發展蔓延或死灰復燃，基層組織可能也應該最先發現和掌握，第一時間進行打擊，發動“人民戰爭”，就會讓邪教無藏身之地。
我們要建立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通過一個個案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有部分農民加入邪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物質生活的相對貧困。因此，只有建立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切實解決農民所面臨的實際困難，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消除廣大農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才能真正根除邪教在農村發展蔓延的物質基礎。
我們還要在廣大農村構建反邪教的農村先進文化，實現文化教育轉化功能。要讓農民在接受先進文化教育中得到實惠，提升覺悟，自覺遠離邪教。農民接受先進文化教育，可促使農民學到知識，提高勞動生產能力，提高收入，促進農民轉變觀念，凈化文化環境。從而移風易俗，創造一個嶄新的現代農村新面貌，使農民自覺遠離邪教。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責任到位，把農村文化教育落到實處。在進行農村先進文化建設時，要豐富農村文化教育內容，創新農村文化教育形式，如廣泛開展群眾喜聞樂見、寓教于樂的文體活動，充分利用電視的遠程教育功能，開展法制、道德、公民素質、文明生活習慣等教育，將農村先進文化建設潛移默化地滲透于農民日常生活之中。農民精神生活富足了，文化素養提升了，邪教自然不驅自散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邵陽新聞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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