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什么因素制約著農民對新技術的選擇，決定了技術變遷的方向？本文以西藏的青稞新品種推廣作為研究技術變遷的案例，使用2007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田野調查資料和部分檔案資料，探討發展與傳統在西藏農業技術變遷中的關系。研究認為，技術變遷受本地傳統生計模式及其背后的自然環境制約，不符合本地實際的新技術會被抵制，以保護生計傳統和生態平衡，這種抵制表現為文化觀念的不認同。但傳統的生計模式和農業新技術并不必然發生沖突，藏族農民的生計傳統有其內在合理性，但同時存在嚴重的內在危機。恰當的新技術不僅不會被生計傳統及相應的文化觀念抵制，反而能迅速地嵌入進本地生計模式，有效地解決了其內在危機，達到了將傳統納入發展，用發展繁榮傳統的效果。
【關鍵詞】生計模式 農業技術變遷 新品種推廣
一、提出問題
“原始落后”、“刀耕火種”、“生產力水平低下”是形容西藏傳統農業的常用詞匯，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真實寫照。1951年，西藏糧食平均畝產按習慣畝計僅七十余公斤，按標準畝計更是不到五十公斤，年人均糧食占有量僅135公斤，尚不能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國家啟動了農業現代化，希望通過品種改良、技術革新、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改變西藏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增加糧食產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在其具體進程中，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卻是，非常需要糧食的藏族農民卻常常會抵制能生產更多糧食的農業新技術。這是為什么？
對此，“文化貧困論”是一個流行的解釋，它的提出者劉易斯（Oscar Lewis）認為：“貧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傾向于永恒……他們在心理上，不準備接受那些可能改變他們生活的種種變遷的條件或改善的機會?！眹鴥仍S多關于貧困地區，特別是關于民族地區貧困問題的研究，順此思路認為：落后地區之所以難以發展，是因為當地的傳統文化不適應現代化，農民落后、愚昧的觀念導致了他們無法理解并接受新事物，當地人學會了接受貧困，而不是努力革新。
如果這一解釋是成立的，即本地傳統文化觀念與現代化是對立的，因而一切新的、會對生活帶來改變的現代技術都應當遭到本地農民的抵制。然而，我在西藏的觀察中卻發現一個它無法解釋的現象：同一類別的新技術，有的被農民堅決抵制了，但另一些卻被迅速接受了。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什么農民會有選擇性地接受現代技術？本地傳統文化觀念真的是和現代化對立的嗎？進一步而言，“文化貧困論”的范式回答不了這些問題：文化從何而來？文化背后是什么？而只有理解了這些問題，真正理解了文化，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制約農民在面臨現代化時進行行為選擇的機制。
何為文化？費孝通指出，文化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長期的歷史當中逐漸形成并高度認同的民族經驗。文化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于對本地環境的認識和對人們生活的指導意義。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提出文化內核的概念，他認為文化內核就是指文化與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經過磨合而形成的文化生態耦合體，其內容主要表現為當地居民的生計。反映在農業經營上的文化觀念實際是當地生計模式的外顯，而這種生計傳統則又受制于本地的自然環境，來源于人與自然數千年的互動實踐過程之中。同時，它也能夠反作用于生計和環境，并利用由它形成的文化觀念和宗教信仰維系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
由此而言，農業發展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某些技術被抵制表面上是因為文化觀念的抵制，實則是因為它與本地生計傳統以及自然環境的沖突。毋庸置疑，農業技術進步一般都能帶來作物產量和經濟數據的增長，然而對本地人來說，新技術對傳統生計模式的改造很可能使本地人長期賴以生存的資源消失（因為這些資源對增加產量和數據是不起作用的）甚至生態失衡。技術進步給本地人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生活改善，而是生計破產。麻國慶在對內蒙古的研究中指出，蒙古族的游牧傳統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民間環境知識是數千年來維系內蒙古草原生態的關鍵因素，而當前內蒙古嚴重的沙漠化等問題則是由于游牧向定居的經營方式變革過程中民間環境知識的廢棄造成的。陳祥軍對新疆哈薩克族地區的研究，馬曉琴、楊德亮對青海藏族牧區的研究也揭示了類似的事實。因此，我們必須客觀地、從本地實際出發去看待新技術和發展，理解本地傳統的合理性，而不能盲目崇拜“技術至上”和“發展霸權”。
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將發展與傳統簡單地對立起來，賦予傳統合法性地位的同時，將發展定義為破壞，認為現代技術與傳統文化必然不相容，新技術帶來的改變必然對當地的生計和生態造成損害。實際上，如果盲目的將發展與傳統對立，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文化決定論”，即與“發展霸權”相對的極端環保主義。在前后兩種模式中，人本身都喪失了其主體地位，成為了“發展”或者“傳統”的工具。而與它們不同，邁克爾·塞尼（Micheal Cernea）的態度值得借鑒，他通過自己在世行發展部門三十余年的工作經驗指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要從人的角度來看待發展和傳統，無論促進發展還是維護傳統，它們的目的都必須是讓人更幸福地生活。而由于研究對象的限制，大多數現有研究（它們的研究對象一般是過度現代化的案例）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發展對傳統的積極意義。因而本文從研究對象的類別上對現有研究也是很好的補充。
就本研究而言，藏族的生計傳統有其內在合理性，但并非是田園牧歌般的美好和富足。在世界人口大爆炸的同時，西藏持續數百年的人口減少確鑿無疑地展示了其嚴重的內在危機。而傳統的生計模式則對此束手無策，反而是某些恰當的新技術能在不破壞生計傳統的前提下，為解決其嚴重的內在危機帶來可能。這也就是“什么因素制約著農民對新技術的選擇”的根本原因。即：藏族農民獨特的農業文化觀念來源于以青藏高原特有自然環境為基礎的藏族生計傳統，這種文化以是否符合本地生計傳統為標準，抵制或接受不同的農業新技術。而當被選擇過的新技術嵌入進原有的生計模式之后，它又將使生計模式和相應的文化觀念發生新的變遷。
二、研究對象和材料
本文要考察的新技術指的是通過科學育種培育的青稞新品種。青稞是藏族的生活必需品，其播種面積占西藏耕地總面積的70％以上。種植品種是農業經營中的核心要素，近代以來，育種科學一直是農業發展的根本動力。通過優勢基因的篩選和定向培育，人類獲得了在各個方面都遠優于傳統品種的新品種。根據測算，自和平解放以來，良種選育對西藏糧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以上，是所有因素中最高的。在西藏自治區政府的農業發展經驗中，推廣良種是最容易被農民接受、成本最低的農業發展措施。因而，選育好的新品種是西藏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動力。與此同時，品種的更替也將對傳統的生計模式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因此，本文以此為考察西藏農業技術變遷的切入點，從民族志的整體圖景來考察青藏高原自然環境、藏族傳統生計模式如何制約了藏族農民對不同青稞新品種的選擇。簡言之，本文將介紹并對比兩類青稞新品種，它們同為育種科學和國家農業現代化戰略的產物，但是命運卻截然相反，一類迅速被農民接受，遍布西藏大地；另一類則被農民堅決抵制，至今只能在科學家的試驗田中生長。并且，更令人困惑的是，農民選擇的新品種在糧食產量及其他許多指標上都遠遠遜于他們抵制的新品種。為什么農民會做出看似非常不符合理性的選擇呢？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西藏的農區和半農半牧區（以下統稱“西藏農區”），不涉及西藏的牧區。實證材料來自我在2007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共5次約六個月在西藏自治區拉薩、日喀則、山南、林芝、阿里等地的田野調查，包括入戶訪談和觀察，對自治區、地區、縣、鄉四級行政干部和科技專家的訪談以及對農業科技檔案的閱讀。此外，筆者還在2010年和2012年在青海省的格爾木市和海北藏族蒙古族自治州進行了對比性的調研。
三、被抵制的新品種和被接受的新品種
（一）兩類品種的收益比較
眾所周知，好的品種對農業現代化至關重要。那么，什么樣的品種是好的品種呢？從世界的普適經驗看，植株高度較矮的品種是最符合農業現代化需求的新品種，它的產量遠高于植株較高的傳統品種，并且具有眾多其他優勢。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世界農業革命中，矮稈基因的發現與選育是世界糧食增產的根本性動力。短短幾十年，小麥、大麥、水稻等主要糧食作物的植株高度不約而同地從一百厘米左右下降到了五六十厘米，而與此同時，全世界的糧食產量則從1950年的6.3億噸增長到了2010年的22.8億噸，可以說，是矮稈基因將人類從“馬爾薩斯循環”中解救了出來?，F在，矮稈品種是農業發展的方向不僅是業界的共識，也早已成為公眾的常識，在我國，這已經被寫入了中學生物教科書。
對作為大麥分支的青稞來說，同樣如此。首先，青稞矮稈品種具有更高的籽稈比，這意味著光合作用產生的能量更多的被轉化為籽粒（也就是糧食）而非秸稈。其次，矮稈品種植株粗矮，能適應更大密度的種植，更耐肥水（吸收更多的化肥和水分），增產潛力大；更抗倒伏，減產風險小。特別是在年平均大風日多達100天～150天的青藏高原（這一指標是內地的5倍），作物的抗倒伏性能尤為重要。第三，矮稈品種由于其形狀整齊，更適宜機械收割。聯合收割機一天就可以完成數千畝矮稈作物包括收割、脫粒、裝袋在內的全部作業。而高桿品種一般只能使用小型收割機或者人工收割，再單獨將收獲物脫粒、裝袋，費時費力。
例如，國內矮稈青稞的代表品種柴青1號，它是當前產量最高的青稞品種，主要種植于青海省格爾木市。其植株不高于七十厘米，2011年和2012年，格爾木市青稞平均畝產分別為454.1公斤和468.74公斤，農戶種植青稞每畝的收益在1200元以上。然而，增產優勢如此出眾的矮稈品種，卻在西藏不見蹤影。
矮稈的在西藏種是沒問題的，試驗田里的你也看見了，但是在西藏，它們也就只能在我們的試驗田里種種，當參照系，根本推廣不出去。老百姓思想上不認可，不接受這類品種。從80年代起，像當時的昆侖1號到現在的柴青1號，我們在不同地區推廣了好幾次，沒一次成功的。老百姓很頑固，只要是稈子矮的，給種子給補貼給化肥，追著屁股后面求，就差沒替他把地種了，他們還是不種。（科技專家LL，2012年4月29日）
但是，西藏的農民并不是對所有的新技術都無差別地抵制，現在西藏普遍種植的青稞品種同樣是現代化的產物，但這類品種的各方面指標都遠遜于矮稈品種。導致這一差異的關鍵原因在于，這類品種的培育沒有依靠篩選矮稈基因，通過降低植株高度來提高糧食產量和其他性能；反而，逆世界潮流而動，進一步選育高稈基因，以西藏（也是國內）種植面積最大的青稞品種藏青320為例，其植株高度達到110厘米～130厘米，比傳統品種的植株高度90厘米～110厘米，還要高20厘米。而它的平均畝產也只有300公斤，其產量還遠不如上世紀70年代初青海省選育成功的矮稈品種昆侖1號，每畝收益僅七百余元。
有一年，我去開一個全國的會，有人介紹他們那邊今年豐收，（畝產）差不多能有五六百斤。我聽了覺得很有趣，五六百斤怎么能是豐收呢？我們這最差最差也得有七百多斤。話說回來，他們那的青稞長得胸這么高，產量能高嗎？（格爾木市農業科技干部LCZ，2012年9月4日）
這還沒有計算兩者之間在人工投入上的巨大差異，格爾木的矮稈品種全部都是機械化種植，每個壯勞力能輕松經營上百畝的農場，而西藏的高稈品種則需要大量的人工勞動，每個壯勞力僅能種植10畝～20畝，農忙時節更是需要大量幫工。
而在自然條件上，雖然格爾木的海拔更低（2800米），但由于緯度和地形等原因，在對作物生長最重要的生長期平均積溫和無霜期長度上，格爾木相較于西藏的主要農業區一江兩河流域并無優勢。并且，格爾木的土壤條件還要遜于西藏大部分農區，其土地鹽堿化嚴重（格爾木是全國最大的礦物鹽產地），2012年就有3721畝耕地（其中3000畝種植青稞）因為地下水位上升帶來的鹽堿化而不得不棄耕，超過總耕地面積的5％。80年代初，格爾木青稞的平均畝產不過150公斤，比西藏主要農區同期還低。
顯然，現在格爾木青稞產量上的巨大優勢主要是由于矮稈品種的優勢造成的。那么，為什么西藏的農民不接受如此出色的新品種呢？
（二）兩類品種的經營成本比較
對上一問題，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的理論是可能的答案，他批判了“文化貧困論”，從經濟學視角指出，農業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現代農業要素的可得性和價格，農民是理性的，并非無法理解或是不愿意使用新技術，而是由于他們受制于投入和風險，所以要改造傳統農業，就需要國家為農民提供廉價的生產性要素。
但是，從事實上看，首先，兩類品種的種子價格差不多，農民還可以自己留種。而且對于新品種，國家不但會免費提供種子，還會額外給予良種補貼。此外，由于國家多年的建設，西藏可灌溉耕地面積接近總耕地面積的70％，能滿足矮稈品種對水源的要求。矮稈品種的抗倒伏性能還遠強于高稈品種，因而，矮稈品種的種植風險反而要小于高稈品種。
第二，矮稈品種所需要支出的更多成本主要就是更多的化肥消耗。但是，由于實際上國家已經做了舒爾茨要求的“提供廉價的生產性要素”，因而高稈品種和矮稈品種在化肥上的成本差異非常小。尿素和磷酸二銨是青藏高原土壤類型下青稞種植所需的主要化肥，一袋尿素（40公斤）國家補貼價是45元（市場價105元左右）；一袋磷酸二銨（50公斤）國家補貼價是75元（市場價180元左右）。西藏農民目前種植高稈品種，畝均的化肥投入大約是30元～40元。而按照格爾木種植矮稈品種的施肥標準和西藏的化肥價格，每畝地40公斤尿素和25公斤磷酸二胺，化肥畝均支出不過80元?？紤]到格爾木的耕地是近年來新開墾的沙地，地力較差，需要多施肥的因素，實際上，西藏的畝均化肥投入應該在70元以下，實際畝均成本增加不過30元。這顯然不是“農民無法承受的經營成本”。
同時，國家補貼的廉價化肥供應非常充足。事實上，西藏主要的化肥經銷商西農集團（自治區農牧廳下轄的政策性公司）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不能為西藏農業提供足夠的廉價化肥，而是廉價化肥常年滯銷，很大一部分化肥都被加價（略高于補貼價，遠低于市場價）轉賣到青海、四川等地銷售。
“我們種地化肥用得多，都到西農（格爾木辦事處）去買，西藏化肥有補貼，特別便宜，西藏人腦筋怪得很，不愛用化肥，我們也就沾點光，嘿嘿?！保ǜ駹柲臼修r民ZJY，2012年9月4日）
第三，使用農用機械并不會增加農民的成本，反而是不使用農用機械的成本更高。格爾木種植矮稈品種一般都是使用聯合收割機操作，收割、脫粒、裝袋的流水線作業。而西藏絕大多數地區仍然堅持人工收割（播種和犁地，兩地都是機械化操作）。然而，這并非是因為西藏沒有足夠的農用機械，也不是因為機械化的成本更高，事實上，高稈品種的人工收割成本要遠高于矮稈品種的機械化收割。例如，格爾木機械收割的成本每畝僅50元。而由于有國家補貼，西藏農民如果使用聯合收割機收割，平均成本僅40元（如果是鄉政府或村委會的收割機，只需要30元 / 畝的成本；而如果是私人收割機，也只需要50元 / 畝），政府還會另外發放15元 / 畝的油料補貼。
而在西藏，高桿品種一般只能使用小型收割機，小型收割機的市場價是每畝50元，國家補貼后的價格是每畝30元。但是為了多獲取作物秸稈，大部分農戶仍然選擇雇人手工收割。每個雇工每天工資是50元，由于高海拔原因，平均每天只能收割0.8畝，此外雇主還需要管吃管住，根據藏族風俗，主人提供的飲食“肉、酒、煙要管夠，酥油茶隨便喝”。因而，1畝地的實際收割成本接近100元。而且另外的脫粒和裝袋（小型收割機收割后，也需要另外脫粒和裝袋），也還要花費約20元，總計約120元。相比之下，每畝種植高桿品種的收割成本要比矮稈品種高80元，是它們化肥投入差的兩倍以上。
即使不以雇工的形式收割青稞，而按照藏族傳統的互助組換工方式收割，其成本依然比機械收割高。因為，雖然不用支付貨幣工資（工資實際上是以勞動力交換形式支付），但是飲食依然要“肉、酒、煙、酥油茶充足供應”，并且要更好，不計算換工要付出的勞動力，一畝的收割成本也要50元，加上額外的脫粒和裝袋支出的成本，收割成本差還是超過了化肥投入差，并且還沒有計算農戶自己大半個月（給整個換工圈內收割所需的時間）勞作的人工投入。
以上事實表明，實際上國家已經按照舒爾茨的藥方去“改造傳統農業了”，成本和風險等制約“理性小農”技術更新的瓶頸已經不存在了。但為什么依然沒能左右到農民的行為選擇呢？
（三）來自田野的回答
當舒爾茨的解釋無效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來看一看田野的回答：
問：你們為什么不種矮稈品種呢？它的產量那么高。
答：矮的沒有草（秸稈），不能種，我們西藏只能種高的，不能打草的（品種）就不是好的（品種）。
也就是說，在藏族農民的觀念中，“草的多少”是評價青稞品種好壞的主要標準。與之相比，“糧食產量”這一普適標準則不那么重要。而且，前文已經介紹了，為了獲得秸稈，農民還付出了高額的成本。
不僅種植作物要選擇“打草多的”，“愛護草”本身也是當地的一種文化禁忌。
怎么能燒秸稈呢？我們這誰家要是燒秸稈，全村人都得罵死他。（拉薩市堆龍德慶縣農民WHB，2012年9月2日）
從另一組現象，我們還能進一步看出在藏族農民觀念中秸稈的重要性。
我們這里秋收，老是因為草（青稞秸稈）鬧矛盾，你收了我的草，我拿了你的草，甚至還打架。大家對糧食還沒這么在意。（日喀則市農民ZQ，2012年8月16日）
我剛來西藏的時候（80年代）還奇怪，老百姓怎么把秸稈這種沒用的東西看得這么重？現在幾十年看多了，也就習慣了。（科技專家ZZY，2012年8月15日）
四、秸稈有多重要？——高原環境與藏族生計的整體性
乍一看，藏族農民關于草（秸稈）的觀念非常奇怪，種植農作物的目的顯然應該是收獲糧食，怎么變成了收獲秸稈？秸稈不是廢物么？在我國的一般經驗中，秸稈不僅沒有任何利用價值，反而會引發許多治理問題。國內處理秸稈的主要方式是焚燒，并導致了多地每年春秋兩季嚴重的灰霾天氣。為了治理這一問題，政府煞費苦心，例如上海為了不讓農民焚燒秸稈，在世博會期間投入上億元，畝均投入超過120元，才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到了世博會結束之后，問題又再度反彈。看似不起眼的秸稈卻是我國基層治理、農業經濟與環境保護三個領域的大難題。
那么，為什么秸稈這一在全國大多數地區都是負價值的物品到了西藏卻成了炙手可熱的資源？是什么原因秸稈成為了藏族農民觀念中的寶貝了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去看制約藏族農民選擇品種的整個生計傳統和自然環境，理解秸稈對于藏族生計的重要意義，才能真正理解這種觀念的實質內核以及制約農業技術變遷的決定因素。
不同生計模式的實質是人類適應多樣化自然環境的結果。秸稈之所以重要，關鍵在于它在藏族生計模式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稗r牧結合”是藏族農民特有的生計模式，它的意義并不能簡單從經濟角度去理解，即所謂的既種糧食又養豬的多種經營。它實質上是藏族農民幾千年來基于高原環境的實踐形成的一套農與牧之間復雜精密的生計模式。青稞種植和牛羊養殖是它的兩大基石，兩者之間互相支撐，形成了“以牧補農，以農養牧”的生計模式。這種生計模式是對自然界的適應，包含著對生態資源的高效整合和綜合利用，并能夠巧妙避開當地生態系統的脆弱環節，以確保其持續利用。正是因為這一套生計模式的需要，“草很重要”成為了藏族農民的種植觀念，制約著技術變遷的方向。
（一）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與農區牧業
青藏高原的地形地貌特點是山地與河谷交錯縱橫，由于光熱和灌溉條件的限制，一般只有海拔較低、能夠灌溉的河谷可以開墾耕地，目前西藏的總耕地面積為34.93萬公頃（衛星測量數據，農業部門和統計部門的數據是22.95萬公頃），僅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0.31％，這不過相當于內地一個農業大縣的耕地面積。按習慣畝計，地廣人稀的西藏人均耕地僅1.14畝，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還低很多。并且，由于自然條件、復耕指數等限制，平均畝產更是遠低于內地。顯然，僅依靠耕地，藏族農民難以維系自身生計。
但另一方面，西藏分布著廣闊的草原，總面積達0.84億公頃，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71.15％，是耕地的232倍。約百分之四十的草場分布在西藏的農區，西藏的農田和村舍周圍都分布著廣闊的草原。從數據上看，在西藏自治區2010年開始的農區草場承包過程中，各地平均每人能分到百畝左右的天然草場。對農民來說，由于海拔太高和缺乏灌溉水源等原因，這些草場無法開墾，但是卻可以放牧牛羊，因而養殖牲畜成了西藏農區家家戶戶固有的生計習慣。西藏的牲畜從地理分布情況看，牧區僅占47.2％，農區占24.2％，半農半牧區占28.6％，農區牧業產值占整個農業產值的三成左右，半農半牧區的牧業產值則達到整個農業產值的六成左右。
（二）牛羊與藏族農民的傳統生計
根據筆者在西藏不同地區的入戶調查，比對《西藏統計年鑒 2011》，目前，藏族農戶的普遍經營模式是耕種5畝～30畝地，飼養4頭以上的牛，包括用于耕作的犏牛和用于產奶的奶牛，以及數量不等的綿羊和山羊，少部分農戶也飼養雞、豬、驢等牲畜。對藏族農民來說，牛羊的價值主要并不在數據統計上，而是氣候惡劣并且農業收獲有限的條件下，維系生計的基石。具體來說，牛羊的生計作用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第一，提煉來自牛羊奶的酥油是藏族抵御嚴寒的關鍵。西藏受特殊地理環境的影響，高寒缺氧，氣候條件惡劣，在這種環境下，僅依靠攝入淀粉類食物（糧食）是難以長期生存的，必須攝取高脂肪類食物，而酥油的脂肪含量高達90％，能有效地幫助人們抵御嚴寒。隨著時間的積累，藏族還形成了獨特的酥油茶文化，他們認為，酥油（茶）有治療“高原反應”、頭疼、感冒等多種作用。酥油（涂抹在皮膚表層）也是藏族農民抵抗干燥、嚴寒和大風，保護皮膚的重要工具?？梢哉f，酥油是藏族人民能夠長期在青藏高原生存的支柱。此外，酥油還是必不可少的宗教用品。
第二，牛羊的皮毛是傳統衣物、被褥和坐墊的原料。雖然現在購買成衣已經成為藏族農民衣物的重要來源，但是傳統服裝由于其對環境的適應性仍然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不論大人小孩，都有自己的傳統服裝。養羊的主要目的是獲取羊毛以制作氆氌（藏裝的一種）和卡墊（可以作為坐墊、被褥）等。一般都是自家手工制作，養羊較少的農民也是從其他地區購買或交換未加工的羊毛，自己加工制作衣物和被褥。
第三，長期以來，牛羊糞都是藏族農民的燃料和肥料的唯一來源。由于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限制，除海拔較低的林芝地區外，高大的喬木在西藏極其罕見，因而藏族農民也就無法像內地農民那樣使用樹木枝葉作為燃料，他們做飯、取暖長期依賴于牛糞。撿牛糞、曬牛糞是家庭主婦和小孩每天必做的工作，滿滿的牛糞墻是西藏農區獨特的風景。即使現在煤氣在許多農村也普及了，但一般僅被用于烹飪那些需要旺火的食品，而藏粑、酥油茶制作和烹飪，以及非常重要的冬季取暖，依然主要依賴于牛糞。就連城市居民的冬季取暖也喜歡從農村購買牛糞。羊糞則一直是主要的農家肥料，能較好地維系和保養地力。
第四，宰殺自家牛羊是藏族農民的主要肉食來源。藏族農民一般會在秋季宰殺，因為牛羊這個季節最肥。牛羊多的農戶一般每年殺一頭牛?！拔壹矣?0頭牛，一年殺一頭，還殺幾只羊，能吃大半年，還給城里的孩子送”（GD，2007年7月24日）。牛羊少的農戶，會隔年宰殺，需要肉的時候可以用“物物交換”的方式從鄰居處獲得。目前，西藏農民的人均肉奶消費量在全國各省區中是最高的。
吃穿用住、防寒取暖，牛羊通過這樣的方式構成了藏族農民生計模式的基石，是他們能夠在氣候條件惡劣的青藏高原長期生存并繁衍的根本。對藏族農民來說，如果不飼養牛羊，那么他們在青藏高原嚴酷的自然環境下就無法生存。換句話說，雖然藏族農民的主要經營內容是農業，但是對維系生計而言，作為副業的牧業卻更加重要。這是藏族生計與眾不同的地方。
（三）農牧結合：藏族農民適應自然環境的生存性智慧
在青藏高原獨特的自然環境下，飼養牛羊對藏族農民異常重要。然而，同樣是由于青藏高原獨特的自然環境，如何不讓牛羊在冬春季節餓死卻是個大難題。西藏的草原雖然幅員遼闊，但由于高寒低溫和缺水的制約，生長緩慢、產草量極低。根據中科院綜考隊不同年代考察的多組數據，西藏草原的平均產草量僅三十余公斤 / 畝。僅有的這些草也集中在夏秋季節生長，生長期一般只有四五個月左右，而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則是漫長的枯草期，產草量不足夏秋季節的三分之一。并且，由于草場稀疏，草高僅10厘米～20厘米，也難以在夏秋季節打草儲存以供冬春季節使用。也就是說，在長達七八個月的枯草期，牛羊幾乎無草可食。
西藏農區的草原無法支撐西藏農區的養殖業。但沒有養殖業，農民的生計也就難以維系。面對這一困境，藏族農民在漫長的實踐中找出了較為可行的應對措施，即利用青稞秸稈等種植業的副產品喂養牛羊。西藏農區的養殖業基本呈現出“夏秋吃草，冬春吃秸稈”的形態，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養殖業也是“游牧”，存在不同季節的“轉場”。這包括三個部分，夏秋季節在山地草場放牧；深秋和初冬農民會先把牛羊趕進田里吃麥茬，牛羊吃掉了麥茬，還降低了冬春時節犁地的難度，它們的糞便又是給土地施的第一遍肥；耕地翻耕灌水之后的深冬和春季，則喂食秸稈。牲畜有了麥茬和秸稈作為冬春季節的飼料，也能夠有效地保養草原。
由于青藏高原內部有差異極大的自然環境，西藏農區的牧業經營可以分為四種模式：
1. 模式一（案例選取地：阿里地區扎達縣，半農半牧區）
當地的地貌特點是海拔2500米～4000米的象泉河及其支流河谷和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山。由于氣候干燥，降雨稀少，蒸發強烈，這里只有在河谷有灌溉水源的地方才可以生長植物。當海拔上升到4800米以上（部分陰坡可在4500米左右），由于蒸發的減少，也可以形成高山草地。而在這之間的地帶，由于降水和蒸發的巨大差距，幾乎寸草不生，不具有農牧業價值（這里有我國最大的土林地貌）。當地農民擁有河谷耕地和高山草原兩種性質的土地，每戶一般擁有數以百計的牛羊，農民在河谷耕地附近擁有永久性居所，同時擁有居所80公里～100公里以外的高山牧場，這一距離，牛羊轉場至少需要三天。因而，當地農民的習慣是，5月播種青稞及少量其他作物。5月底、6月初就以戶為單位趕著牛羊遷徙到高山牧場放牧，9月底、10月初再趕著牛羊回到河谷地帶，收割青稞，由于沒有田間管理，青稞的產量極少，對大多數農戶來說，尚不足自己食用，但口糧可以通過與其他地區物物交換獲取或從政府糧站購得。這一季青稞最重要的收獲物是青稞秸稈，再加上地里的麥茬和河灘長勢良好的草地，構成了牛羊在枯草期的主要飼料。
阿里的噶爾縣、日土縣、日喀則的吉隆縣也與之類似。
2. 模式二（案例選取地：阿里地區普蘭縣，半農半牧區）
孔雀河從這里穿流而過，地貌特點與模式一類似，農戶也同時擁有河谷耕地和高山牧場。但不同的是農戶的耕地較多，并且當地河谷地帶氣候條件（不下雨，日照足，氣溫高）和灌溉條件好，糧食產量高，牛羊數量則較少，在百只左右。耕地經營的好壞對他們很重要，夏秋季節不能全部外出放牧而不顧耕地。因此，夏秋季節的高山遠牧不是以戶為單位，而是以牧業組為單位。各家各戶出青壯年男性組成牧業組，5月底、6月初帶上全村的大部分牛羊去數十到上百公里外、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高山草場流動放牧，9月底、10月初返回，其他人仍然在家經營耕地。少數出不了青壯年男性的農戶也可以將自家的牛羊委托給牧業組放牧，提供酥油、糌粑、牛羊肉或是現金作為酬勞?？莶萜?，牛羊主要以耕地中的麥茬、收割的秸稈和河灘草地為食。
大部分半農半牧區都是這一模式。
3. 模式三（案例選取地：拉薩市林周縣，農區）
這里的地貌特點是海拔3600米～3800米的拉薩河河谷和谷地周圍海拔3800米～4500米的山地草場，拉薩河河谷要遠比模式一和二的河谷寬闊，并且這里的降水量較多，蒸發量較少，而在河谷之外，由于沒有灌溉水源，就形成了山地草場。這里農田的產量較高，蔬菜瓜果種植業較多，農戶生計主要依靠經營耕地，一般每戶擁有4頭～10頭左右的牛和數量不等的羊。夏秋季節，每戶由家中的女人、老人或小孩在居所附近的山地放牧，早出晚歸即可。因為不需要轉場以及草場海拔低、離家近（不用擔心牲畜因為大雪被凍死或餓死在高山上）等原因，該地的放牧可以從4月底、5月初持續到10月底、甚至11月初。麥茬、秸稈和河灘草場是牲畜在枯草期的主要飼草，此外山地草場也還有一些草，在冬季也可放牧。
大部分農區都是這一模式。
4. 模式四（案例選取地：日喀則地區日喀則市）
這里的地貌特點與模式三類似，所不同的是，年楚河的河谷遠比拉薩河河谷和雅魯藏布江河谷寬闊，南北最寬可達一百公里，窄的地方也有幾十公里，農業開發程度高，上百公里的連片耕地。因而，位于年楚河河谷最核心區域的村莊附近已經沒有可以利用的草場。當地農戶一般擁有4頭～10頭左右的牛，但因為草場的限制，養羊較少。當地飼養牛羊全部依靠作物秸稈，牛羊不外出放牧。其中，耕地較少，牛羊較多的農戶，秸稈不夠，還需要從有山地草場的村莊購買秸稈。
這種模式是近三十年伴隨一江兩河流域的農業開發才形成的，占比也很小，僅在日喀則地區日喀則市、江孜縣等年楚河流域的少部分鄉鎮存在。
四種模式歸納如表1。
需要指出，雖然本文對西藏農區“農牧結合”的經營模式進行了以上四種模式的分類，但實際上，西藏的地形地貌和氣候差異遠比上述分類要復雜，每個縣、每個鄉甚至每個村的差異都非常大，因而實際上的經營模式絕不止以上四類，并且不同模式之間也沒有明顯的地域分隔，反而是互相交織的，這四種農牧結合的經營模式以及純牧業經營模式實際上在一個縣乃至一個鄉都可能同時存在。因而，帶有抽象性質的分類方式很難真正區分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真實世界。另外，雖然本研究不涉及西藏的牧區，但在此處也需要指出，青稞及其秸稈不僅是農區牧業的基石，它也是西藏牧區的基石。20世紀50年代完成的《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中就指出，牧民一般都會在秋季用肉類、酥油等物資以農牧交換的形式（多數為物物交換，現金交易少）向農民換取糌粑和青稞秸稈?，F在依然如此。
（四）農牧結合的生態意義
藏族農民以秸稈利用為基礎的農牧結合生計模式不僅是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一種合理適應，它對生態環境保護也有重要意義。利用秸稈作為牛羊的冬春飼草能夠有效地促進牧草的生長，維護草原的生態平衡。此外，這種生計模式也有效地將秸稈變廢為寶，既解決了牛羊飼草的問題，又防止了秸稈焚燒對環境的破壞，西藏的藍天白云并不僅僅是先天賦予的，它與藏族的生計模式也密切相關。此外，秸稈通過牲畜的加工，又能為農戶提供燃料和肥料。
直接燒草（秸稈）不行，燒得太快，一下就沒了，而且燒起來太熱，煙也大。牛糞燒得慢，后勁足，煙也小。（ZQ，2012年8月16日）
在訪談中，當我和受訪農戶講起內地政府又是補貼又是罰款，農民還是要焚燒秸稈時，受訪者覺得不可思議：
?。坎菰趺茨軣?？國家給錢都還燒？他們怎么想的？草在我們這里是寶貝，沒有草，牛羊就沒得吃，牛羊沒得吃，就打不上油（酥油），吃不上肉。（ZQ，2012年8月16日）
青稞、青稞秸稈和牛羊就這樣在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環境條件下，構成了藏族農民生計的整體性。敘述到這里，也就能理解藏族農民觀念中為什么將秸稈視為收獲的目標，也就能理解他們抵制矮稈品種的行為了。因為矮稈品種雖然糧食產量更高，但是秸稈產量太少。能多產糧食、多收入現金自然更好。但是，如果秸稈減少，就意味著無法飼養或只能飼養更少的牛羊。這樣一來，許多生活必需品就沒有了，生計就難以維系了。
當然，市場理論認為，通過分工能提高效率，通過交換，每個人又都能從市場上滿足自身需要。按此假設，西藏農民完全可以種植矮稈作物出售多余的糧食以獲取現金購買飼草喂養牛羊，或者直接購買酥油、羊毛、牛糞等等。但市場理論的問題在于，真實世界中一般不存在“萬能的市場”，因而農民也就無法按照經濟理性來進行行為選擇。農業的實質是從自然獲取資源，因此必然受制于自然環境的先天稟賦。例如，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限制了整個地區都不可能有多余的牧草或秸稈，最近也只能從陜西、四川或云南獲得，那么，即使不考慮交通運力的限制，一斤秸稈運到西藏得花多少錢？運費將遠遠超過其本身價值，是農民無法承受的，其他也是如此，唯有羊毛可能稍好一些。顯然，即使不考慮這些物資國內市場本來就沒有多余供應（秸稈、牛羊糞等根本就沒有供應），其成本也不是農民多賣糧食獲得的現金所能抵消的。關于印度、非洲、馬來西亞的綠色革命的研究都揭示“糧食產量更高了，農民卻更貧困了”的事實。
因而，藏族農民選擇看似低產、低效、高投入的高稈青稞，并非是文化觀念落后造成的無法理解先進的科學和技術，而是基于自身所處自然環境的最優選擇。這種抵制保護了他們的生計不被現代化所破壞進而陷入貧困。此外，格爾木能成功推廣矮稈品種是因為格爾木是上世紀60年代才出現的新興移民城市（農民和市民都是移民），不存在傳統生計，農業一開始就采用了機械化大農場的經營模式，農業是以市場為導向，并且交通便利，可以從內地獲取其他生活所需物資，而西藏以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區都不具備這一條件。
五、被接受的新技術與藏族生計變遷
（一）藏族傳統生計模式嚴重的內在危機
“農牧結合”的生計模式充分體現了藏族農民的生存性智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相反，很大程度上，它其實是迫于環境壓力和自身技術條件限制的無奈之舉，其本身存在嚴重的內在危機，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西藏的牧業（包括農區養殖業和牧區的畜牧業）仍長期處于“夏肥、秋壯、冬瘦、春死”的惡性循環中，牧業產品長期不能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以對藏族生計最為重要的酥油為例：
以前（80年代前）酥油很少，有一點只能給老人和客人吃，還有就是過年的時候能吃一點，那時候也不打酥油茶，就是茶水里放上一小塊酥油，讓上面能有點油花。（拉薩市林周縣農民GD，2012年8月27日）
由本文第一段的數據可知，和平解放時的糧食產量顯然不能保證西藏人民的溫飽。并且，由于人口增加，直到80年代，西藏仍然不能糧食自給。
1978年以來，平均每年調運糧食1.2億斤，僅運費就達3140萬元，每年虧損兩千多萬元。如果加上價差和經營費用補貼，即達7000萬元……這種狀況使我們對內地的依賴性日益增加，隨之也就越來越被動。
（二）被接受的新技術
因此，如果我們不從另外一種霸權的角度（極端的環保主義話語否定一切發展舉措，要求維持原生態，特別是對于西藏這一全世界最著名的“原生態”圣地），而是從藏族農民生計的角度去思考，那么就會看到他們對發展的強烈需求。問題就是：什么樣的發展才能夠解決傳統生計模式嚴重的內在危機？
現代技術是唯一答案，農民對待矮稈品種的態度是“追在屁股后面給錢給種子給化肥都不種”，但他們對待同為育種科學產物的高稈品種的態度卻大相徑庭：
老百姓有意思得很，我們推矮稈品種，怎么都不肯種。推藏青320，喜馬拉雅19這些（高稈）品種的時候，我們一開始不敢搞大，試著推一點。結果老百姓看見有人種，追在我們屁股后面要種子。（行政干部CZBD，2012年8月24日）
以種植最廣的高稈品種藏青320為例，我們來看它被農民接受的驚人速度：
日喀則所1981年的時候做實驗種了不到1畝藏青320，收了幾百斤，旁邊有群眾看試驗田里的青稞長得比自己地里的好，就找他們要種子自己種。幸虧這些老百姓，才保留下了種子。他們所里沒接著種，我們所（自治區農科所，藏青320培育方）的種子第二年因為事故全給毀了。（LL，2012年8月21日）
而自從這幾位老百姓要了種子之后，藏青320在日喀則地區日喀則縣就如燎原之火一般普及了起來：
1983年，日喀則縣達則區加慶則鄉某位藏族群眾（根據筆者考證，這位群眾就是上段的群眾之一）湊巧得到了一些藏青320的種子，于是播種了4.5畝。當年，在大旱的情況下，獲畝產213公斤，被該品種的選育者——時任自治區農科所所長徐兆潤重新發現后，經過詳細考察，制定了推廣計劃。此后，藏青320的種植面積在該縣以10倍以上的速度擴大，1984年45畝，1985年800多畝，1986年7630畝，1987年11650畝，1988年2.3萬多畝；平均畝產250公斤～300公斤。
而由日喀則縣開始，藏青320迅速遍布全自治區。
1987年推廣面積達三萬多畝，1988年藏青320在日喀則、拉薩、山南等地的推廣面積達五萬余畝，1989年全區計劃落實面積十五萬畝左右。
目前，藏青320已在四川甘孜、青海玉樹等地試種推廣。1988年玻利維亞政府代表團引入該國試種。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藏青320的種植面積就達到了120萬畝，超過全區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和青稞播種面積的二分之一。并且，藏青320其實是在1985年才通過審定的，根據相關法規，一個新品種必須經過三年自治區組織的試驗種植（不包括之前品種培育方自己的試驗）并審定后，才可以推廣種植。某種程度上，1986年以前種植的藏青320都是“非法的”，并且它后來的審定也沒有做夠規定的三年試驗，這種快速通過主要是被農民的種植熱情倒逼出來的。
為什么在面對同樣作為現代技術的高稈品種時，農民或者說傳統農業文化沒有對它有任何抵制，相反特別積極呢？
在這里，要從兩個層次理解這一問題。第一，高稈品種是現代育種科學的產物，因而，在糧食產量上具有傳統品種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藏青320具有穗大粒多、千粒重高、品質好、糧草兼顧等許多特點。在農業生產中藏青320比年楚河三縣多年主推的喜馬拉雅4號增產20％～30％，在拉孜縣比當地品種（傳統品種）增產30％～50％。
上面檔案中的參照品種實際上已經是產量較高的品種了，80年代初期，全區青稞畝產僅150公斤，而藏青320、喜馬拉雅19等品種的產量在三百公斤以上，是傳統品種的兩倍以上。與和平解放時期相比，則是四倍以上。
但僅此還不能回答以上問題，因為矮稈品種的產量是高稈品種的1.5倍。僅按照現代科學的標準，高稈品種其實是不合格的。更關鍵的原因是，它同時結合了發展和傳統的雙重需要，在增產糧食的同時，不僅沒有像矮稈品種那樣以降低秸稈產量為代價，反而大幅提高了秸稈產量。
具體數據上，20世紀50年代，青稞的畝產量是七十余公斤，當時種植的傳統品種的植株高度是90厘米～110厘米，穗頭小籽粒少產量低，理論籽稈比大概為0.35：0.65，每畝秸稈總產量（包括根系、麥茬和可收割秸稈）是140公斤，可收割秸稈產量約為80公斤。20世紀80年代，品種有了一定科學改良（但主要屬性還是傳統品種），加上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和化肥的作用，青稞的畝產量是150公斤，理論籽稈比沒有大的變化，每畝秸稈總產量280公斤，可收割秸稈產量約為160公斤。而現在的高稈品種藏青320和喜馬拉雅19（兩者占到總播種面積的90％以上），其植株高度反而上升到了110厘米～130厘米，由于穗大粒多，理論籽稈比約為0.4：0.6，其糧食畝產是300公斤，因而，每畝秸稈總產量450公斤，根據籽稈比1：1的農民經驗，可收割秸稈產量300公斤。因而，作為現代育種科技和本地生計需要相結合的高稈品種，又怎么會不受歡迎呢？
那個時候（80年代），老百姓特別想要新品種、好品種，田都分到戶了，誰不想多收糧食？誰不想多喝（酥油）茶，做新衣服？政策允許大家養牛羊了，但草還得從地里來。（LL，2012年11月17日）
（三）新技術嵌入后對傳統生計模式的作用
六、結論
本文從民族志的整體圖景回答了“什么因素制約了農民對新技術的行為選擇，進而決定了技術變遷的方向”的問題。基于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限制，藏族農民在數千年的實踐中形成了“以牧補農，以農養牧”的生計模式，這一模式保證了藏族農民能夠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繁衍生息，并且維系著當地脆弱的生態平衡。因而，當新技術到來時，表面上看起來是藏族傳統文化或固有觀念在起作用，實際上，是藏族農民根據他們的生計模式來選擇抵制或是接受技術。也就是說，藏族傳統生計模式決定農業現代化的方向。現代育種科學的產物高稈品種正是因為能夠符合藏族傳統生計模式的需要，而取代了一般意義上遠比它優秀的矮稈品種，成功地嵌入進了當地的生計模式之中，解決了傳統生計模式嚴重的危機。
西藏經驗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是，發展并不必然與傳統對立。關鍵取決于發展是以怎樣的形式進入本地的環境和生計方式之中的，換言之，發展的舉措是怎樣看待傳統的？是以打破一切傳統為目的，還是將傳統納入發展的規劃？對于這一問題，我們應當以人的生活為最核心的價值，極端發展主義對“技術霸權”和極端環保主義對“原生態”的強調都是應該被摒棄的，因為它們都沒有給人本身留下位置。
但是，本文結尾還要提出另一個問題。本文的研究結論是：藏族傳統的生計模式決定了西藏農業技術變遷的方向，傳統生計模式決定了農民對新技術的選擇。但是，當我們將視野不僅僅局限于西藏時，我們會發現，許多研究都揭示另一種景象，即技術變革完全破壞了本地的生計模式，在數據增加的同時，帶來了生計和生態上的嚴重災難。為什么在這些案例中本地的生計模式對技術變遷沒有制約作用？反而被技術變遷毀滅？
這已經不是自然環境或生計模式能回答的問題了，而是權力的作用。傳統生計模式的制約作用依賴于農民擁有的生產權力，表現為相應的文化觀念。但這一機制能否運轉受到當地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機制的制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著新技術到來的是國家或市場，國家和市場的到來使本地的權力格局發生了巨變。當國家或市場推行激進的現代化策略，并將所有反對現代化的文化觀念都定義為“愚昧落后的貧困文化”時，只要它們掌握的權力足夠強大，那么生計模式對技術變遷的制約作用就很難不失效。
因而，在對西藏農業技術變遷的研究中，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就是：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家和農民是如何進行權力互動的？這種權力互動如何影響著技術變遷？要回答這一問題，就需要回到歷史，探索共和國六十年來對西藏農業的治理史。我將在另外三篇文章中分層次討論這一問題。
（作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節選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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