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協調，接受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的7省（市），29日統一對外公開督察移交的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問題問責情況。其中，162名廳級及以上干部被問責。（新華網 3月31日）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沒有最強，只有更強。從問責人數的統計情況看，7省（市）共問責1048人，其中省部級干部3人，廳級干部159人，處級干部464人。環保問責利劍出鞘，略有斬獲可喜可賀。但，從出現的問題來看，涉及環境保護工作部署推進不力、監督檢查不到位等不作為、慢作為問題占比約40%；涉及違規決策、違法審批等亂作為問題占比約30%；涉及不擔當、不碰硬，甚至推諉扯皮，導致失職失責問題占比約25%。試想，如果沒有環保督查的下沉、沒有環保督查的高壓態勢，會有如此問責的“壯舉”？監督能否延續，再看環保問責的“鰱魚效應”。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到明確生態環境損害“黨政同責”，再到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一道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鐵索，構筑起生態文明的制度屏障。但個別地方，少數領導干部的政績觀難以糾偏；有認知模糊和偏差，認為“短期內犧牲環境換取增長不可避免”，導致環保工作壓力傳導不到位，推進落實無力；有執法部門責任心不強、執法不嚴、缺乏責任感、危機感；有在環保督查走后，便卷土重來等等如是。說到底，“以GDP增長率論英雄”慣性思維，GDP情結一時難以消除，考核制度與環境保護未能掛鉤。在風險小、“收益”大、官照當的語境下，保護環境也就可有可無。
曾有評論對錢財如此形容，其實錢財本身沒有對錯，關鍵在于人們對它的態度。唯利是圖、巧取豪奪是一種態度；安貧樂道、不取不義之，則也是一種態度。或許用在此，與環保問責一點也不搭調。然筆者以為，錢財可以讓有人對它歆羨，有人對它詛咒，關鍵的問題在于人們都應該作出明智的選擇，不能讓錢財成為束縛自己的枷鎖，而是讓錢財變成飛向快樂的雙翼。那么，環境治理又何嘗不是如此，問責看起來是十分的簡單，只要一紙文書就能成為既定的事實，可處罰的背后，往往卻映射出不簡單的問題。不定期開展機動式、點穴式督察也好，始終保持督察高壓，壓實整改責任，不達目的絕不松手也罷，環保治理成常態還任重而道遠。
古語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改善環境質量、建設生態文明，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然而，僅憑“督察問責”下的環保治理，無異于杯水車薪。所以，回到問題的原點，對于環境的治理和環保督查，不光是上級環保部門的責任，各地執法部門也應該積極履行職責，相關分管領導干部更應該不辱使命。需要有“穩、準、狠”監督、打擊和治理力度；需要有“殺一儆百”的勇氣和“零容忍”的決心；需要有“有權必有責”，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擔當；需要有環境保護與政績考核相關聯的問責機制建構。或許如此，在督查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的同時，才能改變一些地方管理者環境治理的主觀意識。
青山綠水是人人都企盼的。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理應是環境保護的最低限。筆者相信，只要加強防范，加大懲處力度，更新環保觀念，實行“一崗雙責”，讓不為、慢為和亂為者 “丟官摘帽”，定能推動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把環保主體責任“扛起來”，讓藍天白云多起來。
（作者單位：四川北川縣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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