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都市、小城鎮和鄉村，如何才能通過空間結構的優化，實現人口分布和產業分布的最佳配置？看起來這是個技術問題，但根本上事關現有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體系。
談到中國鄉村，誰也回避不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最早進行改革的中國農村，改革了四十多年至今依然是最貧窮和落后地方，和城市的絕對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借用他國的名詞，用鐵銹化來形容當今中國的鄉村，再恰當不過。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指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時，“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和“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列在突出位置。
為什么中國農村四十多年改革下來，結果卻是“改而不興”，農村反而空心化、邊緣化和貧窮化蔓延？是執政者忽視農村發展嗎？肯定不能這么說，多少年來的發布的一二十個涉農的“一號文件”，已成了中國頂層重視三農的代名詞。但為什么被視為“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及農村改革，幾十年下來卻是現在的結果？中國三農問題究竟癥結何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和現狀都要求我們，必須對當今三農的治理模式和農村改革的范式，進行徹底的反思、創新性探討和重新設計。筆者認為：唯農化，是中國三農改革長期“改而不興”的主要原因之一。
唯農化，中國鄉村40年“改而不興”的重要根源
以往我們在謀劃農村改革和三農治理時，不少人都習慣在農的范疇內做文章。包括現在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等重大政策設計，往往都是由農口的官員和學者主導，甚至“非農人士”難有涉足。其實，鄉村振興不只是農村振興，更不是僅在農業做文章。在占據960萬平方公里95%以上國土面積的鄉村進行振興和城鄉融合，是全鄉村地域的振興發展。如果把它施展的舞臺和改革的對象，自我限定只在“農”字上做文章，既不符合系統謀劃的科學規律，更制約了鄉村發展的廣闊空間。鄉村振興戰略要真正的成功，必須突破“就農治農”的傳統思維定式。
充分凸顯鄉村多元價值和功能，鄉村振興才有根本保障
鄉村去唯農化，究竟能帶來什么？讓我們還是從幾無城鄉差別、甚至鄉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白領的發達國家說起。
筆者曾去過一些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的鄉村小鎮。無論是百人不到的村莊還是成千上萬人的小鎮，在發達國家的鄉村，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極少。比如在法國、德國和瑞士等國的一些村莊，100人中真正務農的不超過5人。而其他95%左右的鄉村居民，或是從事其他非農行業，或是退休后回歸鄉村小鎮養老的人群。那么，這些小鎮和鄉村絕大多數“非農人口”靠什么謀生呢？
筆者在德國黑森林地區的巴德克羅欽根的采訪，解答了這個疑問。在這個人口2萬出頭、6400多人就業的小鎮，有61.8%在健康養老產業為主的服務產業鏈上工作。35多平方公里的小鎮范圍內集聚了5個養老中心，共有2萬名本地和周邊100公里直徑范圍內老人集中到此養老。另外，每年到此醫養的游客也有60多萬，相關服務的零售業商鋪達到150多家。整個小鎮有溫泉養生中心、療養院、康復中心和診所，以及為短期來此療養的客人提供帶有護理服務的星級酒店和公寓等。這是個典型的以康養產業為主的特色小鎮。
發達國家鄉村這類以特色產業發展起來的經典小鎮有很多。比如全球著名的好時巧克力的產地——美國的好時小鎮，以打造國際高端醫療綜合特區著名的日本靜岡醫藥谷，連續三次獲得“世界最佳水療目的地”、有著“身心靈療愈圣地”之稱的泰國奇瓦頌養生度假村，日內瓦湖邊世界聞名的集保健、娛樂、度假、會議于一體的旅游勝地的法國依云小鎮等。美國加州有個風險投資基金聚集地——門羅帕克小鎮，納斯達克一半以上的高科技公司都有這個鎮上的風險投資基金投資。而全球著名的美國硅谷，更是由一個個小鎮聚合而成。
舉例這些世界著名小鎮，是要說明鄉村的價值是多元的，具有無限大的拓展空間，不能被唯農化自我窒息。就以被稱為將替代房地產成為中國第一大消費產業的康養產業來說，桃花源般的山水田園鄉村，不僅是該產業最佳的承載地，而且具有難以想象的發展空間。在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公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提出，到2020年健康服務業總規模超8萬億，到2030年達16萬億。而且去年的8萬億只占到GDP的6.5%，美國則在2009年已達到17.6%。隨著中國老年化的不斷提高，養老產業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這不僅使康養產業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更將為中國鄉村的多元發展，提供了空前巨大的發展空間和市場。
其實，早在兩三年前筆者發表在FT中文網《鄉村振興，希望在城市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和十萬億級產業：鄉村振興加速器》等文章中，就專門從康養產業角度探討了中國鄉村可激活的多元價值。根據估算，全國城市將會有7710多萬以中產階級為主的中老年人，愿意從城市搬到鄉村過田園般的互助抱團養老生活。另外，他們的到來還將帶來為七八千萬老人服務的養老產業鏈（如建筑、農舍裝修、物業、家政、餐飲、休閑農業等）上的兩千多萬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回歸，實現上億人從城市到農村的“逆城市化流動”。這相當于在中國最薄弱和“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一下子“種植”了7700多萬最迫切需要的“中產階級”種子，使鄉村振興戰略，可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模式“開花結果”。僅鄉村康養產業的發展，預計就可帶來11.565萬億元的資金投入。平均到每個有條件發展康養產業的縣，至少吸納城市養老資本投入120億；平攤到每個有條件的鄉鎮，不僅一下子涌進了數千名的城市中產階級，而且還可吸納近10億元的養老產業民間資本的投入。這就是鄉村多元價值最生動的體現。
當然，康養產業的最佳舞臺還只是鄉村生態價值的體現的一個方面。鄉村的功能和價值是多元的，具有極大的擴展空間。它不僅要有農業，更要有能充分利用鄉村資源和特色優勢發展的非農產業，絕不能淪為城市淘汰產業的“垃圾桶”。特別是像發展康養產業，它是未來希望和規模最大的朝陽產業，鄉村發展又有城市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使鄉村振興可走上朝陽產業的快車道。鄉村既要有農村的基質和元素，又不能拘泥于此，要在休閑、文旅和特色產業等方面多方“爭奇斗艷”。鄉村更不能只能有農民的存在，要廣開門路降低門檻，讓更多的市民自由遷徙到鄉村生活、工作和居住。只有城市的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技術、各種人才和資本都可以“上山下鄉”，鄉村的面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
鄉村功能和價值的多元化，可以圍繞鄉村的生產、生活、文化和環境等多維度進行研究和探討。正如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教授所述：在多維度基礎上衍生出鄉村的生產價值、生活價值、生態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等，維系著鄉村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他認為無論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還是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的各個目標只有在遵循鄉村價值的基礎上才能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廣開“上山下鄉”大門，讓中產階級新鄉民成為鄉村振興主力軍
我們在前面講過，要大力擴展和挖掘鄉村的多元價值，鄉村的人口就不能唯農化，要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上山下鄉”，通過以鄉村人口結構的“升級換代”，在鄉村“播種”上億的中產階級和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的“種子”，這樣才能使鄉村振興真正的主體——市場和民眾，充分發揮不可替代的澎湃動力。如果我們依舊固守鄉村只能有農民，實現不了城鄉人口的雙向流動，只能有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化大潮下向城市的轉移，務農主體人口“386199”（婦女兒童和老人）的結構就不可能真正的改變，三分之二務農人口老齡化（六十歲以上）現象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占據國土95%以上面積的鄉村空心化、邊緣化和貧窮化的態勢就不可能扭轉。
在現有三農自理的習慣思維中，經常把鄉村人口和務農人口混為一談。似乎從鄉村流向城市的人越多、城鎮化率越高，中國的現代化就越現代化。這里就混淆了鄉村和農業人口這兩個不同概念。農業人口在總體生產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的減少，是一種現代化的標志。但是如果把它推廣導致鄉村人口的急劇下降，那就會出現城市和鄉鎮人口和資源均衡優化分布的問題。聽憑鄉村空心化邊緣化，那就意味著中國絕大多數國土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凋敝和破落。從這點來說，實施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就是吸引適度的城市人口到鄉村來，以城鄉人口雙向流動，為鄉村振興提供人力資源的保障。
其實，在世界上發達國家，無論是歐洲諸國，還是東亞的日韓，甚至是以農業高度大規模機械化著稱的美國，雖然從事農業的人口大大減少，但小鎮和鄉村的人口比例并不低。這也是它們城鄉融合均衡發展的基礎。這點我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有闡述。國內外的事實都證明：如果鄉村的人氣沒了，包括鄉村振興和現代化在內的任何美好的設想都是空中樓閣。
從這點來說，中國要大力實施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等鄉村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就應該使過度密集的城市人口，按照市場和城鄉發展的規律，特別是自愿自然的原則，能夠適度從城市分流一部分到鄉村去（包括縣城所在的大鎮）。
從城市回歸到鄉村中的“新鄉村人”，絕大多數不可能成為從事農業生產的“新農業人口”。這些“新鄉村人”的到來，只是整個鄉村產業結構和社會系統革命性轉變的一部分，他們是“新鄉民”，但絕不是“新農民”。他們不僅帶來了鄉村現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人氣，更可以帶來的是城鄉融合發展下全新的鄉村產業。
那么，從城市到鄉村的新增人口從何而來，鄉村對他們又有什么獨特的無法阻擋的吸引力，使他們投奔鄉村的懷抱呢？從民眾的角度梳理一下，大致有這么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到鄉村田園抱團養老有巨大需求的人群。前面我們已經講過，如果放開門檻大力推廣實施，那么將會有七八千萬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城市退休人群可以到鄉村養老，并可“帶回”兩千多萬養老產業鏈上“老鄉民”的回歸。這將是實施鄉村振興規模最大、見效最快的“播種機”；其次，是利用遠程辦公以及鄉村低廉成本到鄉村發展的創業者集群，包括到鄉村和小城鎮發展的各類技術人才、創業人群和大學畢業生等。按照相關部門過去公布的數據，這部分人大約有兩千多萬人；最后，是鄉村新的一二三產業融合帶來的新產業相關人群，包括其所吸引的由城市回鄉的新的“家門口的打工族”。這方面的人群估算有3000萬人左右。
這下鄉或回鄉的1.5億人，從階層來講以中產階級為主，從能力來講是各種技術和專業人才，以及年富力強的勞動力，他們的到來和回歸，為推動發展“最不平衡、最不充分”的鄉村現代化發展，帶來了鄉村振興最強力的“播種機”。這必將使95%以上的國土，重現根本性轉變帶來的巨大生機。
除了民間自發自愿的“新上山下鄉”以外，各級政府也應該有意識主動超前創造性地進行鄉村人口和空間布局的“騰老換新，升級換代”。以全新的鄉村空間設計，填補和優化鄉村。在整合和保障村莊農民集中居住點的基礎上，進行鄉村空間人口和空間布局上“騰老換新”的全新優化，使新的產業和人口能成為鄉村和縣域實現新的騰飛和復興的重要推手。縣鄉一級不必對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打工“惶惶不安”，這是勞動力市場最正常不過的選擇。但城鎮化后農民留下的上億畝可以整治的宅基地和農村建設用地，不應任其空置凋敝。應該在確保農民利益的基礎上，為鄉村新產業的發展、新鄉民的到來，“騰老換新”搭建平臺。創新鄉村空間新布局。比如，要發展鄉村的康養產業，就必須大力推進以康養型特色小鎮和田園綜合體為主的鄉村全新的載體，為康養產業及鄉村振興發展提供新的空間。
筆者在做某國家級城鄉融合試驗區課題研究時曾經提出，如果試驗區的頂層政策設計得好，綜合運作十年以后，全新的人口布局可使試驗區20%以上的人口“騰老換新”。中產階級，先進文化和生產力，規模巨大的教科隊伍，以及更具活力的創造性人群，必將為該試驗區帶來前所未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中國鄉村要去鐵銹化，真正實現現代化，必須丟棄“唯農化”。只有探尋全地域的城鄉融合，方能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新載體、新平臺、新模式和新動能強力發展。范式革命，才能真正實現鄉村現代化。
作者系南京大學長江產經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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