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鄉村的產權單元要與治理單元一致起來，這樣二者就有了對稱性，可以實現配置高效和治理有效。這個謬誤可以用簡單的反證法予以證偽。在城市中，產權單元是法人財產和個人房產，治理單元是街道、社區等基層網格，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產權單元和治理單元是重合的。難道能以此否認城市中產權配置和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嗎？不過，提出產權單元和治理單元的關系這一命題卻并非毫無意義的，因為這與當前分工深化和去依附條件下的中國鄉村變革密切相關。
產權單元與治理單元重疊，不是中華文明的傳統。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大一統下的編戶齊民制度，國家直接向小自耕農抽稅。為了防范地主豪強坐大，國家非但不會要求將產權與治權合二為一，還會通過分家析產、防范兼并等制度來限制產權單位的擴大。宋代以后，土地產權多數時期處于一種準私有狀態，為扶弱濟貧、祖先祭祀等需要而設立的公共產權比例很低。這種情況下，產權單元通常是家戶，治理單元通常是村莊，二者長期處于分離狀態。產權單元與治理單元的重疊曾經出現于人民公社時期，實際也就是“政社合一”體制。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是以規模替代效率，不求活力增強但求數量優勢，即便不考慮公正性問題，也難以長期持續。一旦開放人口流動和產權交易，這種體制很快就會在實質上被打破，并演化為制度層面的變革。
將產權單元與治理單元一致起來的觀點，仍然是從控制和汲取、而非從公共服務和社會活力的角度出發來思考社會治理問題的。但鄉村社會基礎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分工深化和去依附的背景下，舊的體制已經失去了存續的空間。首先，隨著改革深化土地產權逐步固化到家戶，村莊集體的所有權權能已經十分有限；而在開放性的產權秩序下，產權流動早已打破了社區的邊界。其次，村莊集體經濟組織全面組建，村級治理體系則逐步成為國家正式治理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前者朝著市場前行，后者被行政吸納，二者已經漸行漸遠。第三，作為鄉村經濟主體的專業農戶深度卷入市場分工，其生產活動不但跨越社區，甚至跨越國界；鄉村經濟活動早已納入到市場調節的軌道，農民的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日益深刻地分離了。
現代社會中，產權和治理是以國家為后盾、由國家直接通達公民個人或法人的兩類不同的制度安排。從制度單元的角度看，產權單元和治理單元本質上沒有什么必然聯系，更沒有取得一致的必要。從公民個體的角度看，經濟組織成員權和社區成員權是兩種不同意義的成員權，兩種成員權服從不同的制度邏輯。經濟組織的成員權資格，一般來說通過經濟投入或者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其服從的是依據投入獲得回報的經濟邏輯；而社區成員權資格，通常依據居民的常住地獲得，其服從的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治邏輯。因此，要構建一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必須把產權制度和治理制度、把經濟組織成員權和社區成員權區分開來。這同樣也是政經分開改革的核心要義之一，也是分工深化和去依附條件下鄉村居民的普遍訴求。
在現代化的治理體系中，真正影響治理單元的不是產權單元，而是治理半徑。治理活動要分出層級，基層治理事務瑣碎繁雜，治理半徑過大或者過小，都會對治理效率造成影響。因此城市中的街道社區，通常會隨著人口規模的變動進行重劃，以確保工作效率。但在鄉村治理中人們卻往往會忽視這個常識，一些地方組建了很多不大不小的居民點，公共服務低效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鄉村治理體系改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依據鄉村人口布局變動的趨勢，重新劃定治理單元，并通過適度引導使鄉村人口朝著規模效率的方向遷移。這本質上是一個技術問題，具有政治中性的性質，可以大膽推進。
（作者陳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節選自陳明：《分工深化、去依附與鄉村政經分開改革》，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文雜志》2021年第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