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東平原的村莊以規模大小不一的自然村為單元，同姓聚居的模式，居住集中，相鄰自然村的居民之間大多沾親帶故。C村戶籍人口約700人，但人口流出量較大，70%以上的中青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常住居民以60歲以上的老人和學齡前兒童為主，符合“空心村”“老人村”的基本特征，屬于典型的平原村莊。在春節期間筆者以走親訪友為視角，通過觀察發現“送快遞式走親戚”在C村非常普遍——規劃好路線，一天之內拜訪多家親戚，短暫停留即前往下一家送禮品，比起“上門拜訪”，更像是“上門派件”。
一、縮小的“親戚圈”和“送快遞式走親戚”
中國人非常注重孝道，對長輩的孝敬表現在逢年過節自下而上的禮物流動。于C村而言，一年當中走親戚送禮的重大節日有兩個：春節和中秋，中秋節要去長輩家送月餅，春節則要去拜年和送“大饃”（一種形狀較大的饅頭，頂部帶有面做的棗花）。另外，除了月餅和大饃，還需要根據親疏遠近、個人喜好等附帶其他禮品。婚姻對走親戚送禮而言又是一個轉折點，已婚的青年需要按照一整套規制，去拜訪每一家親戚（如圖1左）。但隨著時代的改變，已婚的年輕人主動或被動減少了與親戚之間的聯系，“送大饃”的范圍也發生了轉變（如圖1右）。
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是C村各家各戶“走親戚送禮”的日子，通過對比一個家庭內部三代人的不同表現，發現隨著社會的變遷，“走親戚送禮”這一事件在代際之間出現了不同的情感及行為表現，得出以下圖表（表中親戚指非直系親屬）。
通過了解，C1作為家中長輩，處在親緣關系的上層，與親戚交往一般處于平等或支配地位，與多數親戚比較熟悉且關系融洽，在他年輕時因物資匱乏，走一戶親戚便意味著能夠吃頓飽飯，而對當下常年獨守老宅的他來講，過年期間在家等著親戚上門或者主動拜訪親戚依然是很愿意做的事情。
C2常年在外務工，偶爾和親近的人電話聯系，因長輩較多（共19家）且當地習俗不允許下午走親戚，所以僅在大年初二的上午他就拜訪了八家親戚，又接待了兩家客人。于他而言，雖然只和部分親戚關系較好，但“上有長輩要去拜訪，下有小輩要來拜訪”是C2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他坦言：“我走親戚就像是在‘送快遞’，去A村時可以捎上送給B村親戚的禮品，東西放下，任務就算完成了”。
而對C3來講，他初中之后便離開家鄉去外地求學，與多數親戚沒有過多交往，關系比較生疏，于是C3便主動選擇不與一些親戚來往。一方面，親戚們的“過度關心”使C3不想與他們接觸，另一方面，礙于晚輩身份又不得不順從，所以對C3而言，“送快遞式走親戚”反而讓他覺得更加輕松。
二、“送快遞式走親戚”的成因探析
成本：行動主體的理性選擇vs社會輿論的負面影響。C村的大部分勞動力都在外地工作，村莊只有過年時才會熱鬧起來，正月初六開始逐漸冷清，時間對歸鄉的游子來說非常寶貴。C3說：“每年就放假這幾天可以好好休息，還得跟朋友聚一聚，真沒時間走親戚。”不僅如此，在禮物的對比當中還發現，大饃是一定要帶去且不會帶回的禮品，但附帶的禮品卻因為“是否留下吃飯”有較大差別，“不吃飯的送一箱，留吃飯的至少兩箱”是C2對禮品數量的“規定”，并且他認為：“留下吃飯的話，禮少了肯定讓人家笑話，還不如放下東西就走，省錢又省事兒”。
至于“不情愿卻要去走親戚”，C2認為：“這是我的任務，不送大饃就等于完全斷親了，跟近門親戚（指三代以內）斷親會讓我家在這一片兒（指附近村莊的人情關系網）很沒面子。”在農耕文化的滋養下，農村人更加關注人情和面子，這是基于相對封閉的社會網絡對個人及其家庭的約束，而“過年不走親戚”就是對長輩“人情和面子”的完全否定，是“不孝順”的表現，這對幾年后便返鄉養老的C2來講，社會輿論所帶來的可能負面影響是他承受不了的代價。
收益：人際關系的變遷vs落葉歸根的家鄉。C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從農業生產轉變成了外出務工，生產關系的變革使得傳統親情觀念在聯結人的同時，越來越多摻雜理性的考量——機械化、半機械化的耕作模式不再需要親戚之間的互幫互助，分離各地的工作地點也阻礙了親戚之間的可能聯系。對他們來講，親戚能提供的幫助已經遠遠不夠，因此，在與親戚的社交上也不必花費更多精力。隨著傳統社會以血緣親情為紐帶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的瓦解，“抱團取暖”的家族主義逐漸失去了存續的價值，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也使個人和小規模家庭有了對抗風險的能力，“靠親戚不如靠自己”是C3對自己生活狀態的描述，也是他不愿意和親戚過多聯系的原因之一。
對現代社會中的家庭而言，雖然親戚在守望相助的角色中逐漸退場，但是沒有親戚支持的社會關系依然會削弱小家庭在鄉村共同體中的地位。對C2來講，親緣關系在某些場合起著關鍵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身份的象征，“兒子結婚的時候親戚們都來了，我很有面子，就算現在我經常不在老家，人家也不會小瞧了我們”。在C村，表面上看，親緣共同體在逐漸崩潰，但遇到婚喪嫁娶之類的重大事件，親戚依然能夠聚合起來，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些默認回歸原來社會關系網的人，也會本著這一原則持續地維持關系，而“送快遞式走親戚”無疑是相對成本低、收益高的方式。
變革：熟人社會的轉變vs血緣之間的羈絆。自然經濟下的超穩定結構已經隨著城鎮化的加速推進發生了轉變，鄉村社會也由于經濟理性的充斥逐步過渡為半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對C3來講，見人打招呼一事很讓人頭疼，“別說親戚了，就連我們村的人我都認不全，出門見人不打招呼人家說我不懂事兒，打了招呼他不一定認識我，我也分不清我們之間是什么關系”。中國的鄉土社會強調“關系”，以親人及其輩分維持鄉土秩序，但在C村，以輩分取名早已不再流行，無論是異姓親戚亦或同族親人都很難再通過一個人的名字判斷如何給予稱謂，彼此之間的社會交往不多也無法引起情感上的共鳴。因此，由于和親戚有“關系”但又分不清“關系”，C3只好用“尷尬且無趣”來形容那些不得不見面的親戚，“來我們家走親戚的大多數人我都不熟悉，一年最多見一次，像完全陌生的人一樣，實在沒什么好聊的。”
親緣關系的凝聚力會因空間距離的增加和經濟依賴的減少而減弱，但“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想法依然會影響到C3的選擇，他說：“我沒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跟我的表親們也沒有一起生活過，哪怕關系不太好，每年去姥姥家還是讓我覺得很親切，可能這就是血緣之間的吸引力吧”。因此，即使可以自主選擇的社會關系在增多，親屬關系對曾經生活在故土的人來講依然很難從情感上完全割舍，C3說：“我不排斥和一些親戚的交往，但是我很忙，走親戚只能走個形式。”
三、小結：找到親緣關系的平衡點
“送快遞式走親戚”是現代社會的新生事物，其背后指向的“斷親”現象也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顯示出鄉村共同體意識與經濟理性之間的互相妥協。在C村，三代以內完全“斷親”的現象較少發生，但以“送快遞式走親戚”為代表的“微斷親”現象卻愈演愈烈。從觀察來看，C1家三代人有很強代表性，青年人與中年人都有“斷親”的趨向，老年人雖然主動斷親的意愿不強，但是或囿于身體素質、交際能力等原因，自身無法繼續維持廣泛的社會交往，或因中青年的主動選擇，往往陷入“被動斷親”的境地。這一現象和差序格局指向下“親不過三代”的關系結構有必然聯系，而在親緣的密切互動當中，“親不過兩代”的交往現象則更加凸顯——即使是在親緣關系濃厚的鄉村也同樣出現了秩序的瓦解與重構——選擇性繼承傳統和選擇性社會交往。不再將親緣關系看作必然存在、必然維護的社會關系，卻也沒有完全拋除對禮儀、風俗的傳承。
追究“斷親”的原因，從主觀上可以解釋為“懶于、疏于和不屑于”，也可以理解為對鄉土人情的認同感降低和對傳統鄉村秩序的突破，從客觀上則可以歸咎于熟人社會的陌生化轉變和社會交往的結構性變革。在C村，熟人社會的社會關系與現代人的原子化傾向發生對撞，傳統的情理社會和農耕文化影響逐漸變弱，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宗親之間的互助和互動的大大減少以及家庭和家族功能的大大減弱，集體觀念逐漸弱于個體觀念，倫理本位逐漸讓于個體本位。
但不可否認的是，“送快遞式走親戚”與“斷親”并不完全相同，有著“似斷非斷”和“疏而不離”的特征。從傳統的賡續來看，“送快遞式走親戚”是親緣交往的“走過場”，表現出了鄉村共同體的解體以及相對應的傳統價值觀的改變，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傳統風俗、價值共識和行為規范的完全顛覆，可以說，“送快遞式走親戚”是對傳統既遵守又反抗的結合體，既是“斷親”某種程度的表現，又不以“斷親”為最終目的，是理性選擇和傳統觀念之間的糅合物；從社會的發展趨向來看，親緣關系必然會被地緣、業緣、趣緣等關系沖淡，以“走親戚”為代表形式的親緣互動也必然受到沖擊，這是“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過渡的結果，但并不意味著親緣關系會隨著城鎮化的建設完全消失。
“送快遞式走親戚”沒有完全重塑社會關系網絡，也沒有完全消解“家文化”的作用，但這種文化背后所代表的形式主義卻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徒有其表”地繼承傳統反而會加速傳統文化的消亡，真正找到適宜的方式傳遞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才能使之長盛不衰。因此，應該從傳統文化的賡續和現代文明的趨向兩方面出發，更好地引導親緣關系的走向，既能夠長久保持涵養農耕文化的精神土壤、維護鄉土社會的和諧穩定，又能夠順應現代化鄉村的建設要求，為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做有力支撐。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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