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94350萬人，城鎮常住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7%，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但需要注意，不少農民的城鎮化仍然是“半融入”狀態，既不愿遵循祖輩的軌跡生活在鄉村，也沒能真正成為一個完全的城市人。這在住房上的表現尤其明顯。筆者在河南省T縣觀察發現，由于這種“半融入”的狀態，農民家庭正承受著城鄉兩地的住房壓力。
農村家庭的“三房”居住形態
當前，T縣不少農村家庭是“一家三制”：男性勞動力在外務工，是家庭主要勞動力；女性勞動力在家鄉附近縣城、鄉鎮陪讀，照料孩子，就近務工，是“半勞動力”；農村老年人留守在村莊，主要從事農業，就近協助留守縣城的女性勞動力照料家庭。在此背景下，農村家庭也形成了“三房”的居住形態——村房、城房、租房，居住支出成為農村家庭財務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世代棲息的“村房”。伴隨城鎮化進程，許多農民進入城市定居，但仍有不少農民需要在鄉村生產和生活，村中房子是他們最根本、最穩定的保障，相當多農民會選擇在老家自建一套房。筆者觀察發現，隨著T縣婚戀市場“水漲船高”，兩層樓房已成結婚“標配”。但因資金有限，村內房子大多是“外表光鮮亮麗”，即房屋主體完整，但是內部裝修很不完善。
——就讀資格的“城房”。當下，教育中心正向縣城及以上城市轉移，有的地方出臺政策，購房才能獲得戶籍、子女才能入學，為獲得就學資格，許多農民只能選擇進城購房。
在T縣，筆者看到，沒有學區房又想在城里上學，只能花較高的學費讀私立學校，或者在距家較遠的鄉鎮學校走讀，至于村中小學，少有教師，也少有學生。筆者老家小學全校不到10名教師，承擔6個年級的課程，每班學生不到20人，且年級越高人數越少，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平均每班學生為12人。
相比之下，城市優質教育資源集中，買房落戶就能讓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繼續“輸在起跑線上”，一位村民說：“咬咬牙這個房子也得買了，不能讓孩子上差學校。”
——務工必選的租房。我國有近3億的農民工，但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在流入地購房、落戶、扎根比較困難，租房成為他們外出務工的必要開支。有村民說，在外務工的人大都需要租房，為減少開支，“只能選擇最便宜的住所，住在環境較差的城中村，和幾個人擠在一起”。
農民收入難支撐“三房”消費
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通常是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整體收入水平較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119元，人均消費支出為19280元。
農民的有限收入與“三房”支出形成鮮明對比。以村內建房為例，從購置建筑材料到支付人工費用，少則十幾萬元，多則幾十萬元。在筆者老家縣城買房，雖然房價稍低(均價為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往往也會掏空一家人多年積蓄。再加上大城市租房費用，農村家庭壓力不小。
一位村民告訴筆者，他父母在幫他償還家鄉縣城的房貸。為節省開支，他與工友3人共同租住在某地城中村的一間房內，他說：“租房不便宜，生活卻毫無質量。”
在“三房”現象中，不少農村家庭幾乎所有資金都投在了房產上，期望房產能帶來一定的價值回報。然而，村里的房子主要用于自住，在市場上流通性差，難以實現資產變現。為了解決小孩就讀資格在城里購買的房子，若不是位于核心地段，也難以實現預期的增值目標。買房后，不少人每月要支付高額房貸，進一步加重了經濟負擔。
這也導致農民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提升自身技能，或從事一些家庭副業，既限制了個人的職業發展和收入增長，也導致家庭財產無法正常增長，甚至影響到子女的發展空間。
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緩解“三房”壓力
面對“三房”現象帶給農民的壓力，建議通過推進城鄉教育公平、加快農村宅基地改革進程、破解農民工市民化制度瓶頸等措施，突破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瓶頸，實現城鄉公平發展和共同繁榮。
首先要縮小教育的城鄉、區域、校際、群體差距，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更好滿足群眾對“上好學”的需要；同時，推動各地完善入學政策，方便農民工子女就近入學，從根本上減少農民因教育需求而進城買房的壓力，避免他們因追逐教育資源而背負沉重的購房負擔。
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對農民來講，最主要的財產是宅基地。目前農村宅基地大量閑置，可以通過發展文旅、鄉村民宿等方式盤活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同時，探索并健全宅基地盤活政策，讓農民合法利用宅基地獲取財產性收入，緩解城市購房、租房的經濟壓力。
持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進入城市后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讓有穩定就業和住所的農民工順利落戶并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方面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推進縣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減少因追求公共服務而買房的沖動，使農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半月談》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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