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在豫東地區，典型的平原鄉村。村里的“生物鐘”一直沒有特別大的變化，早上五六點就能聽到街上有人走動，晚上八九點便被催促著進入夢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狀態在父老鄉親的身上刻了一輩子的痕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狀態也伴隨著他們辛勤勞作的一生。

一、選擇：農村的日結小工

舅媽今年65歲，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早年外出務工，撫養了一雙兒女，如今在家帶孫子，農忙的時候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農閑的時候則在附近的村莊打零工。村里和她一樣的人有很多，而她算是“工作隊”里比較年輕的一個。隨著土地流轉的興起，許多農業大戶承包土地，種植經濟作物，原本即是勞務輸出重地的家鄉很容易便走上了這條道路：年輕的子女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流轉出去，按年收取土地流轉金，而留守在家的老人則成了這些流轉土地上的“務工者”。

在機械化農業尚未完全普及的環節，許多農業勞動仍然需要人工的精耕細作。以藥菊采摘為例，為了保證花朵的完整度，需要人工逐個采摘，在藥菊收獲的季節，種植大戶一般以計時工資或者計件工資的形式聘請附近村莊的居民幫助完成采摘。因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往往在短時間內需要大量的人工參與，且礙于熟人社會的“面子”，一般對工人的年齡沒有強制性的要求，參與采摘的人員年齡多在60-80歲之間，其他工作如蒜薹采摘、藥田除草、菜地封土等，按照勞動強度不同，每小時工資在5-10元之間，多采取現金日結的方式，稱為“日結小工”。

日結小工作為農村非正規就業的代表，多數從事低技能、低收入的臨時工作，不僅收入不穩定，而且收入普遍較低，在無力應對生活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同時，也往往缺乏足夠的養老保險覆蓋，這一群體在養老保障體系中的脆弱性與經濟狀況值得特別關注。

二、無奈：農民的養老困境

日結小工在養老保障體系中的表現，揭示了中國農民存在的普遍養老困境。正如農村居民長期護理保險需求影響因素的研究顯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會增加對長期護理保險的需求，但農業勞動者的普遍收入水平與養老保險購買能力之間的矛盾成了關鍵問題。

公共保障體系缺失。目前中國的城鄉二元社會保障體系差異顯著，胡培松院士在一份提案中提到，農民基礎養老金僅為城鎮職工養老金的5.26%。因此，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相比城市而言較為薄弱，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存在較大短板，公共保障體系明顯地缺失。盡管政府嘗試通過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方式來彌補這一缺口，但每月一百多元的補貼難以平衡家庭生活的開支，尤其是農村老人身體狀況不佳。調研地的農民感嘆：“一百多塊錢，都不夠看病拿藥的”。說明現行的養老保障措施及其覆蓋范圍對于滿足廣大農村老人的基本需求來說是遠遠不夠的，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養老困境，使農村老年人口缺乏安全與尊嚴的有效保障。

根據實地調研，農民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不高，主要集中于收入較高的農戶或鎮村企業職工，且繳費標準與支付能力不相匹配，以及待遇水平不能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首要的就是保障標準設計未充分考慮農民的實際支付能力和養老需求，導致保障與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在分布不均問題上，養老資源主要集中在城鎮和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而較為落后地區的農村養老保障設施和基金嚴重不足。農民養老保障的地區差異，成為制約農民養老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而公共養老金支撐能力的不足也是農村養老面臨的普遍問題。由于財政收入不足，以及養老金籌集機制的不合理，導致農村養老基金持續赤字，難以保障基本養老支付。

盡管社會網絡和社區援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日結小工的養老困境，但這樣的補充性難以有效替代公共養老保障體系。在這種情況下，農村老人出于自身養老的考慮，不得不尋找工作的機會，增加儲蓄，以應對極可能存在風險。與其說農村老人的“零工經濟”是出于經濟的理性，不如說是出于生存的考量。

家庭收入難以支撐。雖然家庭養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核心地位，但由于農民的收入水平總體偏低，收入來源的不確定性卻在增加，與醫療科技進步、健康意識提高有關的農民養老成本急劇上升。這不僅影響了對養老保險產品的需求，更加劇了農民在老年時期可能面臨的經濟困境。同時，農村家庭結構的日益簡化以及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遷，使老人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空巢”狀況，對于習慣于家庭式養老的農村老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沖擊。

以我家鄉所在的Z市為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1.5萬元，平均每人生活消費總支出約為1.2萬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可用于防范風險的儲蓄資金較少。對舅媽一家而言，如果沒有額外的收入來源，更年邁的父母、尚在讀書的孫子以及一家人的生活支出重擔，都壓在作為第二代農民工的兒子、兒媳頭上。一方面，第二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務工收入難以同時負擔后代的發展和長輩的養老，且農業的收入隨著社會的發展呈現遞減趨勢，農民的收入趨勢亦是相對遞減狀態，在生存理性的抉擇和激烈的階層競爭中，為了保障家庭再生產的完成，農村老人被迫成為“剝削式代際關系”的犧牲品，將有限的家庭資源投入到后代的撫養當中，這也和劉燕舞教授《農民自殺研究》的子代與親代間“剝削模式”的結論一致。

以Z市為例，整體來看，全市的城鎮化率為45.3%，其中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為16.5%，老年撫養系數為27.7%。這意味著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大致要負擔27.7名65歲及以上老年人，也意味著在這個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區，大部分生活在農村的老人面臨著同樣的養老困境。從全國來看，當下我國65周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4.9%，老年人口撫養比為21.8%，而從對比來看，根據劉守英教授的研究，2020年農村地區老年撫養比是41.8%，城市地區老年人的撫養比是22.59%，約1.2億60歲及以上人口生活在農村，平均四個農村人口中約有一個60歲及以上老人，農村人口老齡化形勢嚴重。并且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具有人口規模大、發展速度快、發展不平衡、未富先老等特點，70%的城鎮老年人生活靠養老金，但在農村這個比例只有10%，如何解決他們的養老問題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重點。

社會化養老發展不足。與城市社區的狀況不同，農村的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發展步履更艱，使農民在養老問題上得不到足夠的社會支持。更重要的是，農村社會化養老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均有待提高，缺乏專業化、個性化的養老服務，存在養老服務設施的稀缺、專業護理人員的匱乏、農村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的不健全等突出問題，使農村養老服務很難滿足農民多樣化和差異化的需求。

數據顯示，在部分農村地區，每千名老年人擁有的養老服務床位不足5張，遠低于國際標準。同時，養老服務行業人才短缺，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缺乏具備專業技能的護理人員，導致老年人無法獲得有效和專業的照顧。

由于制度建設滯后，農村地區社會化養老服務發展長期以來未能得到充分的政策支持與財政投入，導致服務供給結構性短缺。而農民對于社區養老服務的認知度普遍偏低，部分老人仍習慣于依靠家庭成員進行養老照顧，缺乏對社會化養老服務的接受與信任。也由于農村勞動力大量外遷、農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即使存在一定的社會化養老需求，老年人也往往因經濟負擔能力有限而難以接受服務。其中經濟較為落后的鄉村，老年人面臨的養老服務質量與可獲得性問題將更為嚴重。

三、突破：農村養老何以健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數據經驗顯示，經濟增長與人口老齡化程度呈倒U型關系，當老年撫養比升高至17.5%以上時，人口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將由正面轉為負面。因此，需要根據農村人口的社會經濟狀況，確保政策的及時調整和實施對策與農村社區的實際需求相匹配。農村的特殊性在于勞動力人口的流失和老齡化速度都相對較快，這要求養老服務體系必須具備足夠的靈活性以適應人口結構的變化。隨著農村社會老齡化迅猛推進，特別像Z市這類主要農耕區的“重度老齡化”問題，對養老服務的需求愈加迫切，若不能健全農村養老體系以減弱對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將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推進城鄉養老一體化，給農民公平的國民待遇。受城鄉二元結構和身份制下社會管理模式的影響，城鄉養老呈現分離、分治局面，特別是養老事業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尚未實現。為回應農民的養老需求，國家社會保險政策的出臺需要進一步傾斜農村，通過實現城鄉養老保障的一體化，推動城市優質養老資源向農村延伸，鼓勵城市養老機構在農村設立分支機構或合作點，促進農村養老服務升級，實現城鄉養老資源的聯動、互促、共享與發展，使農民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水平的國民待遇。首先是制度層面的改革，加快推進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納入統一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融合，以逐步提高農村居民的養老金標準，縮小城鄉養老金待遇差距，以消除保障范圍和福利水平的不平衡。

政策層面應基于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支出結構，結合地區差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養老保險方案，保障農民能夠負擔得起并愿意接受養老服務。具體而言，改革養老保險費率和繳費基數，根據農民的經濟承受能力和養老需求，合理設定梯級繳費標準；調整養老金發放標準，確保老年人基本生活質量；優化養老金的籌集和分配機制，保證養老資金的可持續性。同時，加大對農村特殊群體如失地農民、獨居老人的保障力度，構建多樣化和分層次的養老模式，滿足不同農民群體在養老方面的差異化需求。

探索養老示范點，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建立起農村養老體系。借鑒國外經驗，不少發達國家在農村推行了有效的社會化養老服務模式，如日本實施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將養老服務作為公共服務普遍提供給國民，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與自我照護能力。瑞典推行的“以家為中心”養老服務理念，鼓勵居家養老，同時提供各類便利的輔助服務。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必須以人的現代化化為取向，建立起針對農村特征的養老體系，不僅能夠為農村老年人提供適宜的養老服務，還能為推進城鄉融合突破現實難點。

應率先探索在有條件的地區建立養老示范點，以此作為推進農村養老體系建設的重要起點。在試點地區探索“醫養結合”、社區養老、家庭養老等多種養老模式的綜合應用，根據農村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養老模式。現實操作中，要重視對傳統農村文化和現代養老理念的融合，構筑有效的資源整合平臺，實現政府、市場、社會三方資源的互補和有效對接，進而促進農村養老服務業務的專業化和市場化。從而將農村地區的特色資源作為農村養老的突出亮點，配置較好的設備和醫療資源，建立農村綜合性養老服務體系的核心架構，并逐步推廣至全國范圍，為其他地區提供經驗借鑒。

增加老人就業機會，發展農村“銀發經濟”。銀發經濟不僅關乎經濟效益，更關乎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情感需求。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銀發經濟，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崗位”，以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隨著農村勞動力的持續外遷和家庭規模的縮減，老年人在社會參與和就業機會上面臨極大挑戰。因此，要為農村老年人提供就業培訓和就業支持，開發適合老年人的就業崗位，構建多元化的就業模式。如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農村手工藝、農家樂以及基于互聯網的農產品直銷等領域，均能為老年人提供適宜的就業選擇，并通過利用其傳承傳統文化和生活經驗的優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鼓勵社區、合作社和企業等組織吸納有能力的、身體狀況允許的老年人參與就業，提供靈活的就業機會，發揮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為農村社區服務。支持和引導發展以老年人為服務兼享用對象的“銀發經濟”，如老年人用品制造、健康管理服務、老年人文化娛樂等，既增加農村老年人的就業機會，增強老人的社會歸屬感和幸福感，也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制定向農村傾斜的養老政策，推進社會養老服務。社會化養老服務建設的核心是形成以家庭為基礎，社會化為補充，機構服務為保障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長期護理保險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醫療保健服務的無縫對接，共同構成了這一體系的基本框架。以鄉鎮為單位，建立鄉政府和村委會聯合監管的養老服務網絡，形成覆蓋廣泛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包括居家養老、社區養老服務站、日間照料中心等，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養老需求。

通過政府投資和社會資本合作方式，建設一批集醫療、康復、文化娛樂于一體的養老中心，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并通過創新性的金融產品，比如長期護理保險，為老年人提供經濟上的保障。制定專門向農村傾斜的養老政策，通過提供政府補貼、稅收優惠等措施，鼓勵鼓勵社區、企業、民間機構等社會資本和非營利組織投入農村養老服務業，加強對農村基層養老服務人員的培訓，形成多元化的服務體系，實現農村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目標。

（本文首發《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第3期，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