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發展，很多工業企業加快向農村進軍的步伐，城鄉消費和生活方式也逐漸趨同，加上一些城市污染物向農村轉移，讓農村居民煩擾。日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對2002人進行的調查顯示，通過城鄉對比發現，城市受訪者感受最明顯的是空氣污染（78.6%）；農村受訪者感受最明顯的是垃圾無序堆放問題（67.5%）。僅23.6%農村受訪者認為家鄉環境污染問題得到政府足夠重視。（3月20日《中國青年報》）
在我國農村地區，除了沿海地區部分加工制造業較為發達的城郊農村，以及評級較高的風景名勝區周邊農村，基本上沒有垃圾收集處理。
在過去，不少農村家庭要飼養家禽家畜，部分家庭還承包或自建了養魚池塘，這可以形成一個消化餐廚垃圾的綠色化的農業生產鏈條。但隨著農業發展效益的不斷下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出農村，前述綠色化的生產回收鏈條很難再予維系，餐廚垃圾只能一倒了之。而生活垃圾也通常采用露天堆積、簡單填埋或一燒了之等方式進行處理，會造成較為突出的環境污染，特別是近年來塑料袋等塑料制品的使用，焚燒垃圾帶來的空氣和廢渣飄揚污染，對于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有著嚴重損害，還必然會污染農村土壤和地下水。
農村地區面臨的環境污染，更主要來自于城市化、工業化影響。工業“三廢”濫排的主要對象就是農村地區，原因很簡單，如果選擇在城市排放，很難避免受到職能部門以及城市居民、新聞媒體的注意，企業面臨較高的違法成本；而到了農村地區，這恰恰是各級職能部門監管監控的廣闊盲區。違法違規排污行為由于其污染后果的滯后顯現、農村地區居民環保意識和維權自覺性的相對薄弱，企業“頂風作案”的風險很低，當然有利可圖。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國際貿易震蕩之后，我國沿海地區加速了“騰籠換鳥”的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大批污染產業、企業被轉移到中西部，從城市轉移到農村。但這些產業、企業的總部仍設在東部沿海地區，保留在一線城市或省會城市。這就意味著，中西部、農村承擔了環境污染的代價，卻從污染產業、企業的發展效益中所得甚少。
按照環保部門陳吉寧此前在全國兩會期間的表態，農村環保“依然”是“十三五”的工作重點。這個“依然”意味深長，如果有關方面“依然”延續過去的投入和管理方式，所謂的“工作重點”事實上就會繼續成為不受重視的非重點，也意味著我們將失去整治農村環境污染的寶貴五年。
筆者以為，要遏制農村地區環境污染加劇的態勢，當前首要的是盡快完善面向農村地區的環境監察和管理機制，大量增加人員編制，確保執法監管力量下沉到基層，形成無盲區、無縫隙的農村環境監管體系。要像過去有關方面嚴控農村地區超計劃生育人口那樣，對農村地區新增污染嚴防死守。與之同時，要積極加快各項新型科技設備在基層環境監察執法體系中的應用，鼓勵互聯網企業推出價格低廉、可以與“入門級”智能手機綁定的空氣和飲用水等基本環境指標的質量監測智能終端。
要解決農村地區無序堆放或焚燒生活垃圾的問題，需要將農村地區生活垃圾收集處理納入政府供給的基本公共服務之列。當然，農村地區生活垃圾收集處理的具體方式、機制設計，完全可以啟動市場化模式，由政府出資并確定標準，面向社會發包，激勵企業和創業者設計相應的新型商業模式，也可以以政府提供部分部分運行補貼、由基層村社集體單位帶動農民群體來承擔這類項目。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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