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評徐杰舜、賀雪峰的“新鄉土中國”概念
【摘要】在對中國鄉村現代化的探索中，學者們提出的“農村城市化”路徑其實是西方國家發展的一般性路徑。以評論徐杰舜和賀雪峰二教授的“新鄉土中國”概念為導引，將反思工業化發展的弊端作為前提，從人類文明發展歷程考察村莊的本性及其意義，進而探索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另一種可能性路徑。
【關鍵詞】新鄉土中國；村莊本性；盛世危言；中國路徑
一、引言：“中國問題”
中國知識分子對農村現代化路徑之探索伴隨著中國現代社會的發端，至今已有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的探索過程中，鄉村建設的主調并不相同。“五四”時期，毛澤東提出新村主義，以財產公有，服務共享，消滅私有制和剝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關系為理想。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有意識地改造鄉村以實現現代化的實踐。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取得政權之后，在20世紀50～70年代對農村的社會改革主要是以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中心。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為開始的農村社會改革，則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鄉村建設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五個方面，標志著新的歷史階段的中國鄉村現代化建設開始。
關于農村現代化，法國學者孟德拉斯1967年出版的《農民的終結》可以代表西方的一般性路徑。該書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在歐洲這一類的發達國家，農民作為一個傳統的階級已經終結。“在一些人看來，這本書所辯護的是農業的工業化、小農的死亡、具有現代意識的農業大經營者的勝利和農民家庭的解體。”[1]（Ｐ273）歐洲是工業文明最先發展的地區，老牌的工業大國經過現代化進程，農業人口占據很少的比重，如英國農業從業人員在全部就業人員中的比重不到2％，美國在21世紀初的從事農業的人數僅占總人口的0.9％。法國雖然是歐洲傳統的農業大國，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農民也僅占總人口的16％，到了70年代降到10％，90年代又降到4％。這就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西方背景。
然而，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是，中國的農業人口在傳統社會中占80％以上，在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雖然隨著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當前的農業人口有所減少，但就農村人口而言仍有9億多，占13億人口的70％。在一些學者看來，中國農村的現代化的路徑似乎不證自明：走西方道路，減少農業人口，加速城市化的進程。因此，近年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農村、農業、農民”這個“三農”問題以及近年來“農民工、失地農民和村落終結”這個“新三農問題”，大都環繞著“城市化”這一方向而展開討論。在近幾年的打工風潮中，已經有近三億農民進城了，一些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們還在呼風喚雨，說按照（西方）現代化國家的要求，城市人口要達到多少多少才是工業化的標志；接下來的問題是：繼續讓數億農民涌進城市。這是何等的壯觀景象，是世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遇到的“中國問題”。
“城市化”到底是否中國農村現代化路徑的必然與唯一的選擇？
重溫費孝通先生的探索具有現實的意義。費先生曾提出一個命題，叫作“小城鎮，大問題”。“小城鎮”這個詞語在費先生的概念界定中并無“城”的含義，而是指“集鎮”一級單位；費先生之所以用“小城鎮”這個詞，是因為“討論會的名稱”而借用了這個詞。費孝通將“集鎮”看作是“農村中心社區”，是既區別于“城”，亦區別于“鄉”的中間地帶，而這一中間地帶具有偏向于“鄉村”這一邊而不是偏向于“城市”那一邊。[2]（Ｐ48～50）“集鎮”之所以是“大問題”，是因為它涉及中國鄉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所以才引起費先生的高度重視。貫徹積極發展“集鎮”的方針，就是“去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問題”，[2]（Ｐ6～7）發展集鎮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小城鎮（即集鎮）問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一個人想出來的，它是在客觀實踐的發展中提出來的……要把小城鎮建設成為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2]（Ｐ9～10）可見，費孝通先生思想的核心內涵是：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道路并不是走農民進城的道路，而是發展“集鎮”，這是中國的“大問題”。
當我們從費孝通再轉回孟德拉斯時，發現在《農民的終結》出版近二十年以后他對于法國的鄉村發展的看法似乎與前期有所不同，其思想頗為接近費孝通。這時，法國社會出現一個最重要的特征是“鄉村社會的驚人復興”。[1]（Ｐ276）“鄉村重新變成一個生活的場所”。在二十年以前，鄉鎮似乎失去了一切活力。近十年以來，在每個鄉鎮，甚至是那些最小的鄉鎮，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力從各個方面萌發出來。一切將鄉鎮再次集中的努力都失敗了，這有力地說明，鄉村社區重新獲得了罕見的生命力。“鄉鎮在經過一個讓人以為已死去的休克時期之后，重新獲得了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1]（Ｐ280～281）孟德拉斯提出的“真正的問題”是：“重新找到一種在樹林中生活的藝術”，讓“鄉村重新變成一個生活的場所”。[1]（Ｐ279）
本文是在“城市化”與“重回鄉村”雙重趨向的背景之下思考中國農村現代化路徑的，在這種思考中，徐杰舜教授與賀雪峰教授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的“新鄉土中國”的概念對本文的思想起到了啟迪作用。
二、“就地發展”：徐杰舜的探索
徐杰舜教授對于鄉村現代化思考的一個特征是從個人鄉村調查的田野實踐經驗出發去探索一條不同于“城市化”的新路徑，這就是“就地發展”。這一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摸索。
徐杰舜對中國農村的觀察與研究自1964年始。那時，他作為一名大學生為完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政治任務而到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陳陽公社平寨大隊進行調查[1]，他在接受我的訪談時說：
第一個田野是考察了傳統鄉村的社會生態，這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下接觸的。尤其是少數民族傳統村莊的社會生態。20世紀60年代。當時不是為了做田野而去做田野的，而是有特殊的政治工作任務下去的，當時是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地點是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陳陽公社平寨大隊。我大學沒有畢業。這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而且時間很長，整整在村里待了八個月。這次田野無意之中對中國農村60年代還沒有進入現代化過程的一次實地調查。[2]
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學術強調的是“為人生而學術”而非“為學術而學術”，使他的這次經歷帶有政治意味。徐杰舜教授的初次田野經歷的意義在于形成了他從實際出發來思考鄉村問題的思想趨向，而不是純粹的抽象思辨。這種趨向在后來的田野調查中不斷得到加強。他的第二次田野調查則是20世紀80年代考察研究了廣西賀縣南鄉壯族村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變遷，出版了《南鄉春色》一書。
80年代末我去了廣西賀縣南鄉鎮，這是一個壯族鄉鎮。這是我的第二個田野。我們從社會變遷、文化變遷、經濟生活變遷這些方面集中展示了這10年的變遷。1978～1988年。這十年有點翻天覆地，尤其是少數民族鄉村變遷。這是比較自覺的也是我做人類學的第一個自覺行動……最突出的一點，這個鄉從傳統的農村社會有了自己的小型的工業，向前邁開了一步。[3]
“傳統的農村社會有了自己的小型的工業”，這就說明鄉村是可以在自身的基礎上發展的。這一發現使他的“就地發展”思想有了某種萌芽意識，可以看作啟發他思考中國農村現代化路徑的第一個事件。到2005年，他的鄉村現代化路徑的思想已經基本成熟，2005年在一篇文章中他正式提出了“就地發展”的思想：“討論21世紀中國農村發展的未來走向，其目的就是要從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農民守土之艱難，離土之不易的博弈中探討中國農民新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實現中國農民鄉村生活城市化，就地改造農民，改造農村，改造農業。”[4]這個結論看似簡單，但卻是一種新的思想，一條新的路徑，有著深刻的內涵。
沿著這個方向往前，在第三個田野中，他的思想就相當肯定與明確了，2006年在研究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中，他又借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城鄉融合”的論述進一步論證了“就地發展”的思想，[5]（Ｐ300）提出了“新鄉土中國”的概念，并在現實中發現和構建了一個“武義模式”，出版了《新鄉土中國》一書。
第三個田野記憶，是2006年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經驗的考察。那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到浙江省武義縣考察新農村建設狀況。我是從城市大學畢業到農村去工作的。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又離開了20年，回去完全變了。我們不是講“夢想”嗎？費孝通先生寫了《鄉土中國》，我們的農村什么時候發生新的變化，新的鄉土中國在哪里？這是我們追求的夢想。我那時就在書里面就是這么寫的：新鄉土中國就是這個縣，它是一個樣本。那么一個傳統落后的社會現在發展得那么快！當時他們很自豪地講，當時的一年的財政收入有7個億。現在有30幾個億。我研究一個縣的社會文化變遷。我記錄了改革開放20年的變化。他們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上有非常好的經驗。提升到什么高度呢？提升中國鄉村如何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我在書中說到城鄉應該如何融合。我們提得比較高，新鄉土中國的夢就在這里實現了。[5]
“新鄉土中國”的概念是與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相對應的一個轉化來的概念，將武義模式提升到中國鄉村如何走現代化道路的模式問題，這是一個直觀的認識，也是根據直接經驗得到的認識，其間雖無理論證明，但它說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的鄉村的發展可以在“原地發展”（堅持“鄉土”發展），而不是“易地發展”（去城市發展）。武義縣是一個山丘地帶的農業縣，武義模式是一個鄉村“就地發展”的模式，它不包括農民涌進大城市的內涵。
第四個田野是在桂林永福縣南登村進行的，它表明了徐杰舜教授鄉村現代化“就地發展”的自覺意識已經化作了學者的社會實踐行動，其成果是《福村遲來的轉身》[6]和《福村艱難的邁步》[7]兩部田野工作報告。這兩部報告是他直接參與當地鄉村建設與改造實踐活動的忠實記錄，是一次與眾不同的介入式的田野實踐。徐杰舜教授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的實踐活動家，他不是當地的領導者，卻勝似當地的領導者，以一個學者身份的優勢，在10天之內按照他的“就地發展”的鄉村發展思想解決了開發商與當地政府長期頭痛的工作難題。作為一個指導者、組織者與群眾發動者，他對10天的工作實踐作了如下精彩講述：
第四個田野報告是研究了中國鄉村當下社會轉型態勢的記錄。20年的轉型過去了，社會變遷很快，現在農村的發展已經深入到整個農村的心臟了。我在桂林市永福縣羅錦鎮南登村這個田野，反映了當下農村的狀況。開發商進去了。這個地方有很好的風景，有石洞，立了項要開發這個風景區。這個村子不大，四十多戶人家。浙江的老板有錢，投資一個億，但沒有想到要把農民遷走談何容易！不走。開發商的錢來了，路也修了，農民更不走了。縣委書記為了實現他的承諾就派了一百多號科局長天天去做工作。農民跟政府打游擊，搞了一個多月，只有一半人簽了字。2008年開發商找到我，去看一看。我說你這個問題要解決也難也不難。你堅持農民都搬走，可能就很難，可能這個游擊戰要一直打下去。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見一點都不難，我可以幫你搞。他問我意見，我說按人類學觀點，你不要把農民趕走，把農民留下來，共同開發，就地發展。我給他講了很多道理，為什么要把農民留下來，有人氣啊，接地氣，帶著農民致富。他想了一下，同意我的意見。我就帶了兩個博士，四個研究生，進去了。
2009年4月1號進去的，我們住在農民家里。就一家一戶做工作，摸清了情況。第八天的時候，我就開會了，聊一下我們是干什么的。我們想從你們這里得到什么幫助，你們想從我們這里得到什么幫助。他們說好啊，男女老少都來了，房間都坐滿了。那個會開得真有意思！我就講了根據我調查的情況，我建議你們跟開發商共同發展，就地開發鄉村旅游，行不行？我可以保證不要你們搬走。十天不到，就基本上把農民的思想溝通好了。第九天，我就跟鎮里匯報了。鎮里不相信：我們搞了兩年都搞不定，搞得我們不敢進這個村——他們那天送我們進村時，放下我們就跑了。鎮委書記說真的搞定了？我說真的，沒有問題。我說我們按人類學的方法做的，把人放在第一位。那你給我們做個報告行不行？第十天我就跟全鎮的干部做了一個報告。我說，你們是鄉鎮干部非常辛苦，我向你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是我也要說你們在鄉鎮工作并不一定懂得農民。我問，中國農民的特征是什么？問了三個問題。我講我們怎么用人類學觀點把農民問題解決好。這一次田野出版了《福村遲來的轉身》，這是十天工作的記錄。
你說我十天搞定了應該說沒有事了吧？十天搞完了，后面做什么呢？要幫他們發展，要改造他們。我要給他做三個工程，第一個工程做自來水，政府也有規劃，解決農民的飲水；第二個工程做衛生，做廁所；第三個工程做道路，這也是當時布置的新農村建設的三項任務。就說做第一個項目吧，解決飲水。啊呀，就可以看到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農民的特點，種種劣根性的東西都暴露出來了。你說那個農村搞自來水，他說自來水搞了干嗎？隔夜的水是餿的，不好。開了很多會，總算同意了。每個人都簽字蓋手印。我們給他申請了經費，10萬。有規定：9萬國家出，1萬村里出，不能一點都不承擔。這個村子確實很窮，拿不出錢來，平均每個人要交80多塊錢。沒有錢，怎么辦？又做工作，開發商說我們贊助，但我們贊助60歲以上的老人和18歲以下的小孩，這樣子每個人還要交35塊錢。還是說沒有錢！我和我們同學們說，我們再贊助你10％，再贊助你1000塊錢。我們當場把錢拿出來……總算同意做了，交了錢，又按了手印。以后又有人鬧了，說我這個土地不給你們了，要退錢。朱老師你真是沒有見過，半年里面，同意做，不同意做；同意做，不同意做。反反復復，啊呀！交了錢又退錢，啊呀！搞得我都沒有脾氣了。我開村民大會，我說好了好了，我等了你們一萬年，再等你們一萬年，只要你們愿意這樣下去。反復弄，最后總算在過年以前把自來水管通了。我們是為了做成一件事情啊！《福村艱難的邁步》一書就是記載做三個工程的過程。
做成這件事的意義即為“就地發展”路徑的實踐，徐杰舜教授對此是有著清楚認識的，這條路徑雖然艱難但卻是可以走得通的，它不同于國外的路徑：
國外我也去過，法國的農村，加拿大的農村，澳大利亞的農村，都去過。雖然沒有深入的調查，但是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在法國我考察過法國的瑤族和苗族。跟我們中國相比，我覺得我們中國鄉村的現代化路徑真的不能走所謂的都到城里去這一條路。現在有些經濟學家動不動就講，若干年內要有幾個億的農民進城。很多地方的城鎮化，就是把農村趕進城，比方說成都的城鄉一體化。我對城鄉一體化這個提法也是有看法的。城鄉一體化那也就是把農民都趕到城里去啦？中國鄉村現代化我不贊成走離土離鄉的路。要把中國的農村建設成和城市一樣，農民在農村過跟城里人一樣的生活，享受一樣的現代化的成果，那中國的農村才是新鄉土中國。如果是把中國的農民都往城里趕，肯定是會有巨大的災難發生的。農村出現的空巢化、空洞化、荒蕪化的狀態發展下去，那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可能就會走到歧路上去。所以我們中國鄉村現代化的路徑真的不能走離鄉離土的路，真的應該不離土不離鄉啊！就地發展！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我們歷史上的鄉土中國，而我們的夢想是傳統的鄉土中國要變成新的鄉土中國。
我在南登做的就是把離鄉的農民吸引回來，就地開發鄉村旅游。經過六年發展，我可以講他那里已經初具規模了，農民已經不出去了。
2015年2月1日徐杰舜教授在接受我的訪談中又反復強調：“你不要把農民趕走，把農民留下來，共同開發，就地發展。”“我們中國鄉村現代化的路徑真的不能走離鄉離土的路，真的應該不離土不離鄉，就地發展。”他認為“就地發展”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戰略”問題：“在中國農民經歷了守土的艱難和離土的不易博弈后，要考慮中國農民的新出路，必須作新的戰略選擇。”總之，徐杰舜教授的這一思想或路徑不是坐在書齋里的學者憑空想出來的，而是一位負責任的學者用了半個世紀走過中外多地方“思行合一”的產物，是將自我的實踐與中國農村的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正應了霍克海默的話：“事實上，用于更新現存知識的各種新發現的事實聯系的成效性，以及這種知識的實際運用，都不是源于純粹邏輯的或方法論的源泉，而只能在現實社會過程的背景中來理解。”[8]（Ｐ173～174）
徐杰舜教授的“就地發展”思想的來由，還是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密切相關：
我們的田野不僅是了解他們，還要幫他們搞建設，幫他們改變現狀。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太不同了。他們就是記錄它，作為一個樣式，去分析它研究它，弄完了就完了。我們不僅了解它，我們還想幫你。我們參與了變遷過程。我們好像已經不完全是一個“他者”，我們也是主位。
費孝通講的“志在富民”有很大意義。我們做學問干什么？我們難道就是從他那里得一個材料嗎？那個雖然也有一定的學術意義。我們自己生活在這樣的文化之中，哪個不想我們的國家好，哪個不想做的事情對農村有利？……到今天為止，這個村還和我保持密切聯系，有一個農民從赤手空拳到蓋了一幢房（農家樂），有客房有餐廳，我現在還在關注他，指導他怎么做，在村里樹立樣板。由于他這樣做，別人都跟著來。有的做得還要大。所以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他們村里的不是村長的村長，村里人什么事情都要打電話來問我。我現在還要給他們搞一個水利工程，改變他們的水利狀態。但是不是我去操作，而是建議。開始他們也不愿意做，沒有什么搞頭，好像搞了以后又給開發商好處了，機會就喪失了。現在他們又覺得很需要了，我又在幫他們聯系，找水利部門，得到支持。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中國傳統文化一分子，參與者，親歷者，我們不能離開這個文化傳統。我不是一個完全的“他者”。
這種田野工作在學科內提出的新問題是：人類學家在田野中將自身置身于當地的社會實踐之內而不是其外，它舍棄了馬林諾夫斯基式的傳統田野工作方法。研究者并非作為一個“他者”參與到當地文化中去進行觀察與訪談，“我們”有著一種強烈的改造社會的參與意識，“我們”是具有“齊家治國平天下”情懷的一群，這一情懷才使“我們”進行一種介入式的研究。在這種研究與改造社會的創造活動中，“我們”就是“他們”，“我們”與“他們”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態度”與“方法”具有一致性，新的道路的尋覓往往是在一種新的方法之下發現的。
三、曲折的回歸：賀雪峰的探索
賀雪峰教授也認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應該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路徑，在他那里，“鄉村的前途”也是要建設“新鄉土中國”，這是他2003年就已提出的概念。[9]如果說徐杰舜教授的“就地發展”思想是依據個人的直接經驗得到的認識，它具有現實性的品格和堅定性特征；那么賀雪峰教授將鄉村的前途寄托于鄉土社會則具有理想性品格和游移性特征。
賀雪峰教授自述自1998年至2013年駐村調研時間超過一千天，每年都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到全國不同地區的農村去。得益于這種大力度的鄉村調查及對鄉村社會的實際觀察，使他并沒有沿著2050年實現城市化[3]的推論向前走，而是反其道進行思考。他在《鄉村的前途》一書中說：“當前經濟學界和決策部門在估算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和城鎮化前景時，存在嚴重的理論誤區，抽象對比和形式化推論太多，理論模型表面化，結論往往帶有盲目性。”[10]（Ｐ27）他認為未來50年城市無此吸納能力，靠出口初級產品的加工業不能帶動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第三產業也不可能大規模吸納農村勞動力。[10]（Ｐ28～29）積極鼓勵農民進城，除了看起來城市人口更多、城市化率更高以外，并不能因此增加城市的就業機會，也不能增加進城農民工的福利水平，還不能加快城市經濟增長的速度。相反，因為進城農民過多，勞動力競爭過于激烈，勞動者相對資本的談判能力下降，大量進城農民不得不住在城市貧民窟，失去原本尚可的農村生活。[10]（Ｐ7）賀雪峰從中國國情出發，認為農民進城是一條不切實際的道路，他在批評林毅夫等人的“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主張時提出，依托于農村生活的人口將長期保持一個很大的規模，農民工流動和往返于城鄉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也將長期存在。在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村非市場因素的存在，還為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了基礎。[10]（Ｐ78）他所理解的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戰略顯然是基于對中國城市化艱難的認識。他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核心，就是要建設一個讓農民出得去、回得來的、可以容納9億農民在其中完成勞動力再生產，在其中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的社區共同體，從而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10]（Ｐ8）圍繞著建設“社區共同體”問題，他認為關鍵是再造農民的福利。再造農民福利就是鄉村建設，對此，他提出了具體的方案。第一步：最近10年，是讓農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鄉之間，其中的關鍵是農民愿意返回且可以返回得了鄉村。要保證農村目前所有權模糊但使用相對而言穩定的土地制度，保證農民可以在城市難以生活下去時回到農村耕種自己的土地。第二步，未來20～30年，鄉村建設的重點應該是利用國家日漸增強的經濟實力和財政實力，為農村居民高質量的福利提供財政運動。第三步，未來40～50年，有9億或8億農民居住在農村，享受著遠高于他們實際收入水平的真實福利，這將挑戰市場經濟條件下由跨國公司通過廣告與時尚制造出來的以消費物質來獲得幸福的生活與消費模式，改變追求收入數量而不關心生活質量，以經濟收入一維標準來判斷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的文化理念。這樣，中國農民就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實踐中進行著一種新生活的試驗。
賀雪峰在以上的表述中提出的中國鄉村發展道路同樣是一條“非城市化”的路徑，這條路徑不僅出于國情的分析，而且還因為他的社會理想，他還在《鄉村的前途》“自序”中說：
我試圖提出一個關于中國發展道路的新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就是以新農村建設為契機，重建農村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的主體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讓農民可以分享到現代化的好處，從而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我希望重建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希望溫飽有余的農民可以繼續享受青山綠水和藍天白云，可以繼續享受家庭和睦和鄰里友愛，可以繼續享受陶淵明式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休閑與情趣。勞作是有的，卻不需要透支體力；消費是有的，卻不追求奢華；閑暇是有的，卻不空虛無聊。總之，農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卻不是依靠高消費來獲得的，因為農民沒有可以高消費的收入條件。農村應該保留帶有鄉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強調主體體驗和人際聯系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農民不一定特別有錢，卻可能因為有了主體體驗而生活充實。農民消費較少，福利水平卻可能很高。[10]
這是一種“新生活的試驗”，其意義在于它將從根本上挑戰西方文化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以與自然為敵，從消費不可再生資源和破壞地球環境中獲取人生的價值和幸福感。這種新生活的試驗將有效地吸取東方文明中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教益，發揚光大東方文明的大智慧，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和諧發展。[10]（Ｐ63）他認為當前以美國人生活方式為代表的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及意義系統不可能維系下去，這種與自然為敵的生活方式，不僅破壞著自然界不可再生的資源，污染著有限的地球空間，而且必然破壞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造成對人類文明本身的破壞。“相反，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以人為本的教益是真正的大智慧，是人類文明可以持續存在下去的基本前提。”[10]（Ｐ66）美國式的“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及嚴重污染自然環境為代價的，這種生活方式事實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復制，尤其不可能為有13億人口的中國所復制。中國以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為側重點的新農村建設，是一場“低消費（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設。這種正當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和污染環境來證明人的價值，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和諧相處來證明人的價值。這種正當性，就與中國傳統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與東方文明中“知足常樂”的智慧，與環保主義中與自然和諧相處、敬畏自然的主張合起拍來，從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少，人類以高消費為基礎的掠奪式文明不可持續時，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可能的文明選擇。[10]（Ｐ82～83）
然而，在賀雪峰的思想中，存在著某種糾結，他是將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分為現在與未來兩個階段來論述的。就在同一本書中，他又多處說到中國鄉村未來“城市化”似乎依然不可避免：“城市化和市場化是當前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要靠城市化吸納農村人口”，只不過“在中國農村人口數量極其龐大的背景下，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需要幾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務。在9億農民轉移進入城市之前，能否及如何站在9億農民的角度，為他們提供福利，并使他們從中國經濟增長中得到好處，是新農村建設所需要解決的方向問題。”[10]（Ｐ93）2013年，他在《新鄉土中國》修訂版“自序”中又作了如下的表述“再過10年，也許是20年或30年，中國的城市已經比較強大，農村不再可能也不被需要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發揮作用，中國因此不再是一個‘捆綁在土地上的中國’了！”[9]這些話，不免使人覺得與他所反對的林毅夫等人的“城市化”思想的并沒有什么本質不同。2015年2月24日，他又在給我的短信中進一步解釋了他的思想邏輯：“我的意思有三層，一是作為手段的鄉村建設，二是西式現代化和城市化，最終則是回歸中國傳統的鄉村生活。這接近一個正反合的過程。在當前形勢下面，中國不可能脫離國際處境，不得不先進入西方話語及其實踐，也就是西式現代化，然后再在此基礎上進行中國式的經過改造的文化生活實踐。鄉村建設開始是手段，最終是目的。這是我在《新鄉土中國》結語中的觀點，也是現在的觀點。”[4]這種“曲折的回歸”式的說法起碼說明他對于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某種分裂性，于是他表述中的矛盾也就不難理解了：一方面說未來40～50年，有9億或8億農民居住在農村，另一方面，又說10～30年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強大。手段與目的應該是統一的，如果將二者割裂，那么手段造成的惡果可能會變得無法收拾而根本達不到目的。賀雪峰教授的這種思想矛盾顯示了在當前歐風美雨的裹挾與脅迫下，即使中國文化傳統情結濃烈的知識分子也不免對于道路的選擇上的猶豫與彷徨。
四、“村莊”：本性及其意義
上述兩位教授的“新鄉土中國”思想，為本文關于中國農村現代化路徑的省思提供了一個出發點，當前學術界聚焦的問題是“村莊向何處去”，我想追問的是“村莊由何處來”，這是對村莊的本性、歷史定位及其意義進行思考。“由何處來”與“向何處去”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意大利哲學家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了一個方法論前提：所研究的題材或內容從哪里起，學說或理論也就從哪里起。“凡是學說都必須從它所處理的題材開始時開始。”[11]（Ｐ314）對于《新科學》來說，出生和本性就是一回事，本性決定后來的發展，當然其間也可能出現曲折。自然（或本性）這個詞具有“生育”意義：“各種制度的自然本性不過是它們在某些時期以某些方式產生出來了。時期和方式是什么樣，產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樣，而不能是另樣的。”[11]（Ｐ147）遵循維柯的方法，我們將村莊的“出生”作為本性，村莊的歷史定位與意義也正是從這里獲得。
村莊“出生”于大約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文明中。人類最重要的行為方式有如下幾種：采集狩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在新石器時代，人類文明發生了一次意義巨大的“革命”，即新石器革命也即農業革命。這場“革命”的貢獻在于：人類從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資料轉變為“生產”生活資料。“索取”是對自然界固有物產采取“拿來主義”，而“生產”則是創造自然界原先沒有的東西。農業文明中的糧食并不是自然界固有的。從“春種一粒粟”到“秋收萬顆籽”，其間經過刀耕、火種、施肥、耨草方能生產出來。這“萬顆籽”并非自然界直接給予的，而是我們勞作的成果，其形態也因為人工改良而與自然界的物種有所不同。人工種植的延續，逐步產生了新的農作物品種，如粟、稻、稷、菽等。在農業文明時代，畜牧業與手工業也發展起來。畜牧業也是生產型經濟。我們并非食用當天捕來的動物，而是將其養殖起來，以便生產更多的食物。手工陶器并不能從自然界直接找出，而是人類生產所得，雖然在生產過程中模仿了自然界果實的形狀。所有這些，都與采集狩獵時代的“索取”經濟具有根本性的區別。村莊使人類從居無定所到有了生活家園與精神家園，村莊是人類有限的幾種最重要的創造之一。自此，人類由適應自然界走向局部改造自然界之路，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革命”，是整個世界觀的轉變，人類歷史上一切其他偉大運動都無法與之相比。西方國家以之為傲的工業革命僅僅是農業革命的創造性思維的略略延伸，是農業革命的派生物，就世界觀而言，并無任何創新之處。然而，在當代的話語體系中，我們已經習慣于將工業革命看得較農業革命更“偉大”，并且將“采集狩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放在單線進化的階梯上進行言說，這既錯置了問題的性質，又錯置了概念范疇。從人類宏觀歷史來看，工業文明屬于農業文明的“子1代”。這正如亞當與夏娃的關系一樣：開頭上帝只創造了一個亞當，他是無性別的單體，后來用亞當的肋骨才創造了夏娃。亞當對于夏娃來說，當她被創造那一刻，他是她的父親（或母親）；當她被創造出來以后，他是她的丈夫，此時的亞當才成為與夏娃處于并列的夫妻關系之中。兩個亞當有著明顯區分，是“上位類型”與“下位類型”的關系。但我們往往只記得亞當是夏娃的丈夫，卻不記得更為重要的是他是她的父親（或母親），糊里糊涂把父女關系與夫妻關系混淆了。需要提醒的是：農業文明是“亞當”，具有雙重身份，工業文明僅是“夏娃”，以子輩來否定父輩起碼是不明智的，也是沒有理由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提醒人們重視作為“母體”的農業與作為“子體”的農業的區分，以及作為“母體”的農業與作為“子體”的工業的差異，其現實意義是看清楚農業文明真正的劃時代的、工業文明無法比之一毫的偉大意義，同時將工業文明放到幾十萬年的全部人類史中來看歷史的本質，而不是舍棄宏面歷史僅僅看到近幾百年西方工業文明崛起這一短暫的歷史現象。
一些人類學家已經認真地闡釋了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的意義以及機械化的局限。列維—斯特勞斯引用盧梭論述道：“盧梭認為我們今天稱之為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代表著最接近那個范型的一個實驗性的體現。”[12]（Ｐ510～511）到新石器時代，人類已經發明了人類安全所需的大部分發明。人類知道如何使自己免于寒冷與饑餓，也已取得休閑時間可以用來思考。雖然那個時代人類并不比目前更自由，但是使他成為奴隸的只不過是他的人性。“盧梭相信，如果人類能夠‘在原始社會狀態的懶惰與我們自尊自大所導致的無法抑制的忙忙碌碌之間維持一個快樂的調和’狀態，會對人類的幸福更為有利，他相信這種情況對人類最好，而人類之所以離開這種狀態，乃是由于‘某些不愉快的意外機會’，這機會當然就是機械化，機械化是雙重的意外現象，因為它是特殊唯一的，同時也是晚近才出現的。”[12]（Ｐ511～512）新石器時代農業文明的“創造性”并沒有使人遠離自然，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對自然的一種有限利用，強調的是一種“天人合一”，重視人類的“長生久視”之道。盧梭和列維—斯特勞斯都將機械化當作“特殊唯一的”而不是當作一般性的路徑。孟德拉斯在談及機器時引用貝爾的論述也表述了類似的思想：“蒸汽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它的邏輯強加給工業的，并繼而將這一邏輯強加于整個社會。”[1]（Ｐ9）村莊是在農業文明中產生的，農業文明的本性即“村莊”的本性，它強調人的創造性，又重視對自然的尊重。我們強調農業文明的意義是希望在過度開發自然資源的工業文明與過度依賴自然資源之間找到一個“中點”，而這個“中點”事關人類能夠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長生久視”之道，這是對人類終極前途關懷的一種路徑。在一種更為宏闊的視野中，我們需要一種以鄉村為中心而不是以城市為中心來思考“鄉”與“城”的關系的問題意識。
我們現在討論“三農”問題，需要一種更為闊大的目光，需要去追溯農業與農村起源問題并將其與當下鄉村現代化的路徑以及世界歷史發展的未來走向關聯起來，一種基于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視野的宏大而遙遠的目光正是當代學者所需要的。在當前的思想界，工業文明已經被置于深刻反思的地位了，這個“不愉快的意外機會”的機械化所發展出來的工業文明已經走到了歧途上去，給人類帶來了苦果與惡果。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均能源獲取量巨幅增長，造成了能源在供養人類時的有效率的巨大損失。在工業化社會里，財富更加集中，勞動更加專門化，這導致了各種新的社會關系和組織，階級的鴻溝擴大了，此一社會與彼一社會、此一國家與彼一國家之間的矛盾突出了。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人的攫取欲望大大膨脹。歐洲中心主義導致了對世界其他民族的侵略、征服與統治的欲望與實際行動，也導致了對于自然界的更大的資源破壞與浪費。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何等的人類災難，又是造成了何等的資源浪費！戰后，被侵略的那些國家由于害怕再次挨打，為了發展民族經濟和國家富強而同樣進行過度的資源開發。當前的世界，環境污染、全球氣候變暖、植被破壞、南極冰山融化這些正在暗暗地給人類帶來較之戰爭并不遜色的深災大難。美國學者斯科特·塞諾在《捆綁的世界》中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我們自己給自己造成的“人類的浩劫”圖：工業生產和市場的全球化產生的垃圾充斥著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新世界分工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傳統的謀生手段已被替代。人們在充斥著有毒物質的環境中長時間地工作以謀得新的生計。人口向基礎設施不足的城市集中無疑加劇了全球的人口壓力。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會導致人類一窩蜂似的上馬巨型水壩工程、露天礦井和其他大型開發項目，這會擠占土地資源，驅趕大量的村民。全球化的進程接納并繁榮了世界一部分地區，卻妨礙和壓制了另一部分地區的發展，造成贏家全球通吃，敗者一無所有的局面。人類原本沉醉于繁榮的地球村的美夢之中，現在卻被全球性的浩劫的噩夢驚醒。作者憂慮的是：“所有這些問題不免讓人覺得人類所處的這個星球前景黯淡。人類對于地球的這種全面性掠奪會不會讓地球喪失對生命的承載力？對全球化的頂禮膜拜會不會阻礙世界的發展，最終使其難以為繼呢？……人類的毀滅方式要么是在核爆炸的熊熊大火中化為灰燼，要么是淹沒在地球南北兩極消融的冰水之中。”[13]（Ｐ270～274）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也擔憂西方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現代化”概念“作為現代歷史基礎的、歷史地給定的商品經濟的基本形式本身就包含著現代的內部和外部緊張關系；它以不斷強化的形式一再地產生這些緊張關系。經過一個進步、人類力量的發展和個體的解放時期之后，在人對自然的控制范圍巨大擴展之后，它最終阻礙了進一步的發展，并把人類推向一個新的野蠻狀態。”[8]（Ｐ198～199）這些都是新時代的“盛世危言”。看來，工業文明這位經常肇事的“子輩”，并不聽從“母輩”的訓誨。
那么人類能否自救？“人類只有改變既有的思維定式才有可能走出這一困境。”[13]（Ｐ274）當前，我們最需要改變關于“發展”的思維定式。“人類不能總是被虛假的發展承諾所欺騙……所有的人類，無論何種膚色、文化、背景、宗教還是性別，都抓住了新的機遇，而這些機遇有很大一部分危害到我們的星球。逐漸強大的社會和技術發展加速了這一進程，發展的方向如果得不到修正，就隨時會造成更大的破壞。”[13]（Ｐ279）一位印度學者曾經就此問題給出過“警示”，他指出當代的“發展”始終是西方觀念中的“發展”：“150年的殖民統治留給我們的是被砍伐一空的森林和淤塞的河流，以及對過些就代表了所謂的‘發展’的深信不疑。民族獨立后的50年間，我們并未努力改變對發展的這種理解，相反還不遺余力地效仿這種所謂的‘發展’模式。可悲的是，當許多西方國家的生態學家們已經開始接受圣雄甘地的世界觀時，在他自己的祖國和其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似乎已將他忘卻。”[13]（Ｐ278）這種諷刺也許對中國較之印度更為貼切：“天人合一”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如今卻逐漸被人忘卻。我們一味“西方化”乃至失卻了原本的方向。
當然，被侵略的國家、被壓迫的民族經歷過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極端苦難以后，迫不及待地希望發展強大，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亦是如此。自1840年以來“落后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一直銘記在中國人的心頭，當代中國人的自強不息也是建立在這種痛苦的記憶之上。在中華民族經歷了一百多年被列強侵略、受外族壓迫并且現在還沒有消除這種威脅的時候，在當代國家與民族林立，并且世界各地的民眾仍然是以國家作為政治身份認同，以民族作為文化身份認同的時候，我們需要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參考西方來思考中國現代化路徑當然是必要的；但是，當世界性的殖民時代已經過去，當發端于西方的工業化道路已經使環境問題成為影響人類生存的大問題，而發展中國家也因為模仿西方道路吃到了苦頭，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我們是否還要念念不忘西方的發展觀、價值觀？我們是否還要以西方鄉村現代化發展的城市化道路作為中國鄉村發展路徑的唯一準則？
在當今的時代，我們不僅需要國家危亡的憂患意識，我們更需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2015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而作為學者，以當前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為時間單位來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是需要的，但是我們更需要一種宏闊的目光，即將這幾十年、幾百年置于更長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大階段來看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對人類的整個歷史進程有著基本的看法，只以西方霸權主義發端以來的幾百年作為參照來確定中國的發展道路的思想方法是應該反思的。“繁多保持著本來的原始狀態，很少統一一致起來”，[14]（Ｐ7）“鄉村城市化”道路只是西方人從“繁多”的可能性中選擇出來的一種可能性，一種路徑，從幾百年的實踐來看，這條路徑并不太好，還有更多的路徑可以選擇。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國情與西方本來就不同，在鄉村現代化的道路上又何必苦苦地跟著西方后面亦步亦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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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列維－斯特勞斯，著，王志明，譯.憂郁的熱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13][美]斯科特·塞諾，著，江立華，等，譯.捆綁的世界[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14][法]米歇爾·塞爾，著，蒲北溟，譯.萬物本原[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注釋
[1]20年以后徐杰舜又對這個侗族村寨進行回訪，其學術成果為徐杰舜、楊秀楠、徐桂蘭著：《程陽橋風俗》，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第二部分的仿宋體文字皆為2015年2月1日我對徐杰舜教授的訪談錄音，以下不再注明。
[3]根據《2001～2050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預測，205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75％。
[4]此為2015年2月24日給筆者的短信內容。
本文系“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學術研討會暨徐杰舜教授從教五十周年座談會”·主旨論文.
作者簡介：朱炳祥，江蘇靖江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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