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玉溪市區出來，5公里后就進入了大營街社區，入口處樹立著一個石柱琉璃瓦的牌樓，上書“云南第一村”。這是1995年大營街總收入破10億元之后由云南省有關部門認定的，牌樓的背面是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田紀云的題詞：“中國農村共同富裕的榜樣”。
大營街社區的所有土地仍然是集體共有的，在此基礎上建立的企業也是集體企業，社區經濟產生的效益由全體農民分享。30多年的發展，面積僅2.6平方公里，戶籍人口僅5401人的大營街社區經濟總收入早已超百億元，農民生活水平顯著優于周邊村莊，并且享受著一個社區獨有的福利體系。但今天的大營，在幸福生活的背后，也存在發展新時期的困惑。
“第一村”的生活
一到下午四點多鐘，代阿姨從布袋里摸出一些糖果分發給“樂隊”里的老頭子們的時候，就表明她要回家了，要回去給家人準備晚飯。按她的說法，這是“下班了”，因為每天下午都要來。
代阿姨在“樂隊”里負責唱歌，“樂隊”里有二胡、月琴、葫蘆絲、尤克里里，樂手都是白發蒼蒼的老頭子，最老的已經85歲。還有一個戴墨鏡的酷老頭，手上沒有樂器，也不唱歌，問他在“樂隊”里做什么，他就從地上起一片樹葉放到嘴唇邊，吹起來像笛子一樣。
其他人笑起來，說，他這個好，空手出門，滿地是樂器，酷老頭就說，不止啊，還不花錢呢。
“你們以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全都是種地的，農民。”
像這樣的老年人“樂隊”，在大營街這個小公園里有七八組，所用的樂器各有不同，他們的身份，也都是農民。從外表上看，大營街已經沒有一點農村跡象，農民也早已沒有土地可耕種，但還都是農業戶口。看他們的打扮也還依稀有一些農民的印記，最典型的就是很多人出門都戴著鄉村里最常見的那種草帽。
今天人們談論的“大營街”這一概念，包含兩個范疇，一個是大營街街道，下轄一個社區和8個村，另一個就是其中的大營街社區，這才是“云南第一村”之所指。
9個單位之中只有大營街社區從上世紀80年代前期以來仍然堅持集體化發展道路，沒有個人承包的土地。鄰近村子的村民告訴《南風窗》記者，30多年來，大營街社區的生活水平在周邊地區一直居于首位。
現在“第一村”的標志是代阿姨他們居住的房子，全是3層樓的滇中古民居風格的別墅，整潔美觀。記者跟著代阿姨參觀了她的家，她家在“玉泉湖小區”的一幢聯排別墅，屋內現代化設施齊全，裝修、陳設都與城市中產家庭沒有差距。
這樣的別墅一共有1417套，2010年開始規劃，投資10多億元，現在只剩下300套還在建設當中，這些別墅可容納全部大營街社區的農民，人均居住面積超過80平方米。代阿姨家這套別墅共310平方米，按玉溪當地四五千元的洋房價格算，市場價格超過100萬元，而他們只需支付40萬元。
“家里有幾個兒子就可以買幾套，不管結沒結婚。”一名大營街街道常里村的村民說，“我們還是很羨慕他們的。”
除了房子，大營街社區的人們被羨慕的特別福利還有多方面。比如，大營街幼兒園對戶籍人口費用全免；社區集體為戶籍人口繳納醫療保險；社區承諾保證每一個戶籍人口都有工作；社區里有一所一流的村級衛生院，還有自己的電視臺、負責綠化和衛生的環衛隊、4支文藝宣傳隊；社區的青少年無論上學還是當兵，都可領取補貼；戶籍老人年滿94歲獎勵5萬元，年滿99歲獎勵10萬元；每年每人可以從集體獲得5000元分紅。
集體化路徑
“以前我們很窮，現在我們很富。”大營街社區集體化發展的帶頭人之一、鋁型材廠負責人陳寶貴這樣簡單總結大營街社區30多年來的變化。在歷史上，大營街社區有過大營街大隊、大營街居委會等各種名稱。
陳寶貴是一個對歷史文化興趣濃郁的農民收藏家，翻開自己主編的書，上面有一些老照片，是上世紀70年代破舊、臟亂的村中景象。“以前就是這樣。”
彼時大營街以“五難”著稱：吃糧難、喝水難、住房難、行路難、娶媳婦難。根本問題在于人多地少，這個村子總面積2.6平方公里，1980年人均可種主糧水稻的水田面積僅0.48畝，如果僅靠農業，根本無法養活村民，所以在農業之外找活路是一個傳統，也是無奈之舉。
1964年，村里就成立了一個基建隊，承攬一些建筑工程。代阿姨和老伴都在基建隊干了一輩子，“從十八九歲干到退休”。到上世紀80年代初，這個基建隊還是無資金、無人才、無設備的簡陋游擊隊，不過作為大營街集體企業的基礎，它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之后，大營街村也和其他村子一樣進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分田到戶，不過基建隊沒有被分割，仍然按集體共有的方式存在。這是大營街村集體經濟的星星之火，兩任居委會主任代保周、任新明都曾表示，如果當時“大包干”的時候把集體的東西都分了，大營街就沒有今天。
分到戶的稀少土地在個人手上意義不大，于是在1983年6月全部“單干”之后，土地又開始集中，用于興辦紅磚廠、芝麻片廠等集體企業。先收回山地，再收回旱地，最后收回水田，在此過程中村集體陸續辦起了水松紙廠 、玉溪卷煙廠濾嘴棒分廠 、鋁型材廠 、鋁箔紙廠 、油墨廠 、銅材廠 、太陽能廠等30多家企業，所獲得的紅利又進一步鼓勵了人們把土地交給集體的意愿。到2000年，所有土地重新收回到村集體手中。
基建隊是最早呈現快速發展勢頭的，當時的隊長任新明是一個有魄力的年輕人，在1980年代初向銀行貸款40萬元購置了吊車、攪拌機，提高了勞動效率，同時增強了工程承攬能力。1983年開始，基建隊承接的工程量大增，到1985年，基建隊職工人數已經從20人發展到400人，總收入從幾十萬元增加到超過400萬元。
當時基建隊的大小負責人，到今天仍然是大營街社區集體經濟的主要領導者，在大營街社區的發展歷程中，他們一直被奉為英雄。而與華西村的吳仁寶、劉莊的史來賀等同樣走集體化發展、共同富裕道路的村集體領頭人不一樣的是，他們要年輕整整一代。
基建隊所獲得的效益滾動轉化，是其他集體企業得以快速建立的基礎。在眾多企業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水松紙廠和玉溪卷煙廠濾嘴棒分廠，到今天這兩家企業仍然是大營街社區的經濟支柱。1988年，大營街村集資430萬元，用半年時間建成了水松紙廠和濾嘴棒廠，當年兩廠的收入就達390萬元。1990年再投資420萬元，對兩廠進行技改擴建，水松紙廠年生產能力從900噸擴大到2000噸，過濾嘴棒廠年生產能力從兩萬箱擴大到10萬箱。
為期3天的采訪過程中，《南風窗》記者所接觸的當地農民都會提到一個人——褚時健，而且言語里充滿感激之情，連非法營運的載客司機都認為，“沒有老褚就沒有大營街的今天”。
1980年代后期，為玉溪卷煙廠承建住房、廠房的大營街基建隊，因其誠實守信而獲得玉溪卷煙廠的青睞，后來才將水松紙廠、濾嘴棒分廠的機會給了大營街。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正是褚時健領導玉溪卷煙廠從一個地方小廠變成亞洲第一大煙草企業的關鍵時期，煙草行業的暴利支持了上下游配套產業的繁榮。直到今天，紅塔集團仍然是大營街集體經濟的重要“靠山”，大營街社區的其他集體企業，從起點上講都是在這兩廠效益支持下的拓展和深化。
1992年，大營街經濟總收入破億，1995年破10億元，2012年為128.44億元，2013年為143.67億元。
發展中的問題
大營街社區自1995年開始就是一個得到外界公認的富裕村集體，如果僅就富裕程度而言，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這樣的村子也并不少見。不同之處在于，其他地方的集體經濟主要控制的是土地收益，以及廠房等附著物的租賃收入，企業大多是私營性質的，而大營街社區則完全控制著轄區內的主要產業，企業產權屬集體所有。
集體化的發展道路確保了這種區別性，并讓社區農民可以藉此分享經濟發展紅利。
但使得大營街社區發展起來的集體化制度在近年來遇到了危機，出現了異化的趨勢，這在村民們的生活上已經表現了出來，那就是這里也像其他地區一樣出現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村民內部呈現出明顯的階層分化。
新建居民小區中有一部分別墅是獨棟，一部分是聯排，農民們說，有錢的住獨棟，沒錢的住聯排。有的人家里沒有車，有的人家里幾百萬元的豪車都有好幾輛。有錢人是誰呢？“老板們（集體企業領導）啊，還有當干部的啊。”村民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說。
大營街社區早期的領導者都是年輕人，如今也已經六七十歲了，30多年來一直處在村中高位，是集體企業的實際控制者。村民們說起他們，都使用“大老板”這個約定俗成的，但又與他們的集體企業領導人身份不相符的標簽。他們是村里最富的一批，當地人都說，他們這里有“三大家族”。
富裕程度處于中間位置的，要么是村集體企業的中層干部，要么是在外做生意的人。而大多數人接近于工薪族，集體企業為一般農民保證提供工作機會，但工資收入并不高，從1000元到三四千元不等，與外出打工的勞務所得相當，好處僅在于不用背井離鄉。雖說別墅以遠遠低于市場價格賣給農民，但許多農民是通過銀行貸款和親戚朋友籌借才買得下來，也像城里的“房奴”一樣背上不輕的債務。如果夫妻均已超過54歲的退休年齡，每人一年的收入就只有5000元的年終分紅加上從250元到695元的退休金，要想生活寬裕一點，還得到外面找個工作，或者做點小生意。代阿姨和老伴在基建隊退休前的收入是每月600多元，退休后每月300多元，把分紅平攤到每月，每人月收入約為800元。
說到工資、分紅和退休金，大營街的村民都會說，“太少了！”
大營街社區現任的領導班子都對記者的采訪比較抵觸，但根據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大營街如今出現的問題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市場經營中遇到了困難。2006年6月，大營街社區新建了一家工廠——匯溪金屬鑄造制品有限公司（匯鋼），因為全國性產能過剩而陷入經營困難，村民們都擔心現有的福利體系今后無法維持，從而對領導班子的經營能力產生了質疑。一名居住在大營街下西古城的村民說，大營街被匯鋼“搞死了”，“五六年前的分紅就是5000元，到現在也沒有變，村里究竟有多少資產、企業的經營情況怎么樣，我們也不知道”。而一名在玉溪市區做小生意的村民則稱，雖然今天大營街人對領導層仍然心存感激，但也認為缺乏市場戰略眼光是他們的重要局限。
其次，集體經濟決策缺乏透明，分配制度、權力交接和監督制度等也遭到村民的抱怨。這歸根結底是領導班子建設的問題，集體經濟不僅是經濟層面的事，也高度依賴相應的組織機制和文化建設。這是大營街接下來要面對的挑戰，關系到集體化發展、共同富裕道路在這里的最終命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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