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6月初，新華總社國內部把陜西分社記者戴國強、甘肅分社記者胡國華和寧夏分社記者傅上倫電召到京，要他們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到陜甘寧去作一次系統深入的農村調查，主要任務是就當時正成為全黨全部經濟工作方針爭論焦點的包產到戶問題，直接傾聽農民的心聲，真實反映他們的愿望和要求。三位記者不孚眾望，突破禁區，幾個月時間里總計用通訊形式發了十四篇五萬八千字的內參，在黨內高層產生了較大影響。19年后的1999年，記者們根據自己1980年的采訪筆記整理而成的《告別饑餓》一書公開出版。在此選編的兩篇文章，系當事人回憶當年采寫內參和整理出版的來龍去脈。
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作者：傅上倫
1998年1月8日，一封寄自北京的來信，給我帶來了一個自以為希望渺茫但內心里仍然深深期待的喜訊。信是我在新華社工作時的老朋友原國內部農村組副組長楊克現寫來的。他告訴我：“十八年前你和馮東書、戴國強、胡國華合作寫成的那部書稿的打印本，我在自己家里一堆舊資料中找到了。”信中就這么一句話，我的心就被刺激得狂跳起來。更驚人的喜訊還在后頭。
老楊信中說：“我把這部書稿重讀了一遍。越讀，越覺得應該讓這部塵封了十八年的調查報告出版。年前，我向我們的老朋友張廣友、趙華胄介紹了這部書稿的誕生經過及大致內容，想聽聽他們的意見。他倆聽后，都很感興趣。我便把書稿先送張廣友看，他看后等不及讓老趙看，就馬上推薦給人民出版社李春林同志了。說來也巧，今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出版社正著手組織這方面的書稿。李春林聽了張廣友的推薦，連夜讀完了書稿，并且很快給我打來電話。能否出版，他沒有肯定答復，只是希望提供沒有編進書里可能是更重要的章節的材料。我正在跟馮東書、戴國強、胡國華聯系，你也再找找。另外，再寫一篇回憶性文章寄來……"
這喜訊來得太突然，突然得使人難以置信。當天夜里，我撥通了新華總社皇亭子宿舍區老楊家的電話。老楊又把信中的內容更詳細地敘述了一遍，并且再三叮囑：機會難得。這不是你們個人的小事，你們有責任對歷史作出交代。我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但卻一直沒有動筆。一則是報社的公務繁忙，難以靜下心來，二則手頭已無書稿，內參打印稿又沒有找著，十八年前的事難以說得準確。
5月8日，忽然收到新華社河南分社的一封來信。拆開一看，原來是老楊在鄭州給我寫的信。信中說，書稿已擬報請列入人民出版社的計劃。他為書稿寫了一篇引言，要我提出修改意見，然后寄到北京。一位已經退休的老記者，如此熱心為他人一部舊作出版而不停奔走，令我十分感動。我認真行動起來，利用"雙休日"，發動妻兒翻箱倒柜，尋找陜北通訊、六盤山通訊、平涼通訊的原始打印稿。最后，在儲藏室頂部一個用牛皮紙包扎的舊資料包中找到了，一共九十一頁，是用老式的鉛字打印機打成的，紙張本來就不好，過了十八年，已經發黃發脆，幸而字跡仍然清晰。翻閱舊稿，已經模糊了的十八年前的往事，又像放電影一般，一幕幕出現在眼前……
那是1980年6月初，新華總社國內部把陜西分社記者戴國強、甘肅分社記者胡國華和我（寧夏分社記者）電召到京，要我們三人組成一個小組，到陜甘寧去作一次系統深入的農村調查，主要任務是就當時正成為全黨全部經濟工作方針爭論焦點的包產到戶問題，直接傾聽農民的心聲，真實反映他們的愿望和要求，同時了解各地各級黨委和政府對包產到戶的看法及行動，推行包產到戶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及已經取得的新鮮經驗，為中央制定有關政策提供第一手的有參考價值的材料。
據可靠消息，中央將在9月份召開一個高層次會議，專門研究包產到戶問題。因此，總社要求我們盡快行動。如此重大的任務落到我們三人頭上，我們深感責任重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雖然農村經濟政策已開始放寬，雖然1979年10月對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了修改，“不許包產到戶”六個字被刪去，但仍規定：“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不許”變為“也不要”，口氣緩和了，但終究仍未開口。要最終突破“禁區”，肯定還要經歷一番艱苦的過程。在此之前已就包產到戶問題打過三樁驚動高層的“官司”的我，更深知突破“禁區”的艱難。
（一）小記者也能做大事情
1978年底，黨中央和國務院在關于華北、東北、西北風沙地帶和黃土高原生產方針的大討論的基礎上，作出了興建“綠色萬里長城”——華北、東北、西北防護林體系工程的重大決策。為在輿論上配合、支持這項造福子孫后代的宏偉工程，根據中央的有關指示，穆青同志要求國內部組織記者組到萬里風沙線上作一次實地考察調查。多年從事林業報道的農村組編輯黃正根和我有幸擔當了此項任務。
本來，這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調研活動，與包產到戶并不相干。可是，1979年2月一入手調查，尖銳的矛盾就出現在我們面前。興建這座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綠色長城"，究竟應采取什么樣的方針政策?當時，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希望國家撥出大量投資，興辦國有林場和集體林場。而我們在一路調查中卻發現國有林場大部分辦得不好，花了國家大量投資而少有效益。集體林場雖然有辦得好的典型，但從面上來看，大多數也辦得不好。如果按照老路子、老辦法去做，建設“綠色萬里長城”很可能是紙上談兵。
新辦法在哪兒？在陜北榆林縣，我們看到了希望的苗頭。這個縣百分之六十的面積是沙漠，解放以來年年造林治沙不見林，連農民的燒柴問題也解決不了。鑒于以往的經驗教訓，縣委解放思想，在我們到來之前剛剛作出一項決定：沙區社隊可以平均劃給每戶社員五至十畝荒沙，植樹種草，誰種誰有。這項決定大得人心，我們也認為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便立即向總社發了一條《榆林縣劃給沙區社員荒地植樹種草》的短新聞。
總社播發之后，4月10日的《陜西日報》全文刊登了。然而，見報的第二天，陜西省委辦公廳就打電話給榆林地委，傳達省委負責同志的意見：榆林縣到底有沒有此事？如果有，要立即停止。隔了兩天，省委辦公廳又一次打電話給榆林地委，傳達省委領導的命令：“規定每戶劃五至十畝荒地的，要停下來”。
陜西省委為何堅決反對？我們分析，這與“張浩事件”有關。3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封張浩來信，并且加了編者按，說農村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已經出現包產到組和分田到組的地方必須堅決糾正。田不能分，山自然也不能分，陜西省委取此態度也就不難理解。當時我們正在西行途中，無法了解張浩來信的背景。但憑職業敏感，我們判斷這不是《人民日報》編者的態度，一定有更大的來頭。
可是，面對事實，我們無法理解：讓荒沙荒地閑著，是社會主義，分給社員栽上樹，種上草，農林牧并舉，反倒變成了資本主義，這不依舊在堅持“四人幫”“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那套謬論嗎？于是，我們以提問題的方式，發了一篇內參，題目是《“三北”地區能不能劃給社員一些荒沙荒坡自造薪炭林？》。
稿子的結尾寫了這樣一段話：“據了解，‘三北’地區廣大群眾是盼望給他們劃一些荒沙荒坡的，不少領導干部內心里也認為這么做肯定是有益的，但是由于他們被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棍子打怕了，擔心弄不好再戴‘助長資本主義’的帽子，因此想搞而不敢搞。
許多地方是一級級向上請示，又一級級推下來。他們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對這件事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再作一些原則的規定，替下面的干部壯壯膽，撐撐腰。”我們估計，此事可能會引起中央重視。結果也不出所料。胡耀邦同志在看到清樣的當天，就批示給林業部負責同志：“此事我舉雙手贊成。在農業的問題上，我們已經放開了手腳。在林業的一些問題上，也到了放開手腳的時候了。你們以為如何？”
可是，清樣連同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傳到林業部之后，一部分同志表示贊同，另一部分同志依然反對，并且要求同我和黃正根當面辯論。經總社同意，回京后我們到了林業部。一些同志責問我們：你們為什么不向農民灌輸愛社如家，愛護國家集體的一草一木，反而鼓動劃自留山？對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官僚式的責問，我們覺得沒有必要回答，而只是舉了林業部大院里的一個現象：公家的自行車都是破破舊舊，私人的自行車都擦得干干凈凈。我們由此發問：國家領導機關的干部尚且沒有做到愛公物如家，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農民做到？對方默然無言，辯論也就不歡而散。
在陜西，問題也并沒有因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而馬上解決。直到當年10月底《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批評陜西省委《對農民有好處的事為什么要下禁令》的文章后，才由省委農工部通知榆林地委：“省委最近重新研究，認為榆林縣將一部分明沙劃給社員植樹造林做法是正確的。”第二樁“官司”，直接觸到了要害。
（二）萬里同志批示：包產到戶好不好，你們要去問農民，他們最有發言權
那是1979年深秋，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陳大斌帶領安徽分社采編主任張萬舒和我到安徽去調查包產到戶。在合肥，時任省委書記的萬里同志對我們說，包產到戶好不好，你們要去問農民，他們最有發言權。于是，我們來到包產到戶的發源地——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一家一戶登門拜訪，然后又到鳳陽其他社隊調查，再擴大到淮北平原的幾個主要縣，接連跑了一個多月。
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使我們確信，包產到戶是治窮良策，并在此基礎上，寫成了一篇題為《在生產關系調整中前進》的長篇通訊，旗幟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并從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水平的基本理論出發，對其必然性和重大意義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述。采訪很順利，發稿也很順利，一送到總社馬上就播發了。但是，北京沒有一家報紙采用。不登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萬里同志知道后非常氣憤，他說，北京不登，《安徽日報》全文登。
第三樁官司是1980年6月初我赴京接受任務之前剛剛發生的。那年5月，我聽說六盤山區固原縣張易公社也推行了“定產到田，責任到戶”，馬上趕去調查，很快寫出了一組三篇調查報告。報告在內參清樣上登出后，原寧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當時的農業部長霍士廉馬上打電話到寧夏，要區黨委積極支持（事后得知，這是胡耀邦批示要霍士廉轉告的）。但寧夏區黨委不予置理。以上三樁“官司”，事情不大震動大，解決起來都很困難。由此，在投入陜甘寧農村調查之前，我充分估計到此行不會平靜。當然，我們三人都沒有畏縮不前。
雖然當時我們都是小記者，并不知道鄧小平同志已于5月31日同中央負責人就包產到戶問題發表了重要談話，對包產到戶作了充分肯定，對鳳陽縣的大包干也作了充分肯定，但從萬里調到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國農業工作看，我們斷定：情況已起變化，農村改革的禁區一定會突破。
新華社領導、國內部領導對這次調查也極為重視，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出發之前，穆青同志親自找我們談話，作了兩點重要指示：一是這次調查既要以包產到戶問題為主要任務，又要擴大視野，廣泛了解陜甘寧地區各個方面的情況；二是要沉下去，到農村的最底層，直接傾聽農民的心聲，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不要道聽途說，更不要人云亦云。他特別強調，要說真話，寫實情。他說，斯諾的《西行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為什么過了幾十年，至今讀來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地記錄了大量的事實。他們當時發的新聞，今天成了信史。你們這次調查，今天看是新聞，明天也就成了歷史。你們一定要有時代的責任感，歷史的責任感，不要有單純的任務觀點。要走一路，看一路，聽一路，寫一路。最后，他又交代，這次調查，請陜西分社社長馮森齡同志當你們的顧問。他說，老馮是個黨性堅強、敢說真話的人。1978年他敢于寫內參，向中央反映革命圣地延安乞丐遍地的慘狀，非常不容易。你們要多向他請教，好好向他學習。
1980年6月中旬，我們從北京飛赴西安，首先向馮森齡同志匯報了穆青同志的指示，緊接著在老馮指導下確定了調查的路線、重點、方法及大致的時間表。6月23日，我們從西安出發到延安，開始了陜北調查。在一個多月時間里，先后到了富縣、延安、安塞、子長、綏德、吳堡、佳縣、米脂等八個縣的十多個公社、二十多個大小隊，并就黃土高原的生產方針問題和放寬政策問題，同延安、榆林兩個地委和所到各縣的縣委進行了座談，連續寫成六篇陜北通訊，題目依次是：《陜北處在轉折點上》《農田基本建設不能再這樣大搞了》《放寬政策就有糧食》《退耕應該立即付諸實施》《鮮活商品之流務需暢通》《迫切的要求》。
（三）胡耀邦同志看了報告，立即作了批示
陜北之行，十分艱苦。許多村莊不通公路，自行車也騎不成，全靠兩條腿慢慢走，而時間又十分緊迫。我們只有盡量減少睡覺時間，拼命干。我清楚記得，子長縣西部叢山中有個叫白季峁的生產隊，離縣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發起高燒，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白季峁的農民聽說北京的記者要專程到他們那里調查，連夜打著火把走了幾十里山路來迎接我。
第二天，我坐在一把竹椅上，由四個精壯小伙子抬著走，走到天黑才到白季峁。我心里明白，不是我本人有多珍貴，他們是盼著中央給個好政策呀！因此，工作再苦，我們心頭甜。比較起來，政治風險的壓力，更使人難受。六篇內參，幾乎篇篇觸及重大問題，有的還觸及重大理論問題。
譬如在第五篇《鮮活商品之流務需暢通》中，我們就大膽寫上了制定價格政策必須按價值規律辦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這在當時，以至以后的十來年中，都是“禁區”，寫上這樣的話，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但我們堅信一條：對中央一定要說真話。
稿子發出之后，觸犯理論“禁區”的事無人責難，倒是第二篇通訊在內參清樣上登出后，陜西省委向中央寫了報告，認為記者的觀點（主要是指我們反對違背自然規律大搞“人造小平原”等）是錯誤的。
胡耀邦同志看了報告，立即作了批示：記者的觀點是正確的，請陜西省委再議。此事發生之時，我們已到六盤山下，當時并不知道，是回到總社之后才知道的，但事情已經了結，毋須再費口舌了。
當年7月底，我們從陜北進入寧夏，在銀川休整了幾天，于8月1日抵達六盤山下的古城固原，開始了六盤山區調查。六盤山區的情況，我是相當熟悉的。我于1966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在校等待分配一年，于1968年2月正式分配到新華社寧夏分社當記者。
從那時起，我幾乎每年都要往六盤山區跑幾趟，每趟少則一月，多則二三月，1970年還在固原縣黑城公社褚家灣子大隊蹲點勞動過一年。最近一次上山是1980年5月，正在陜甘寧調查開始之前。
因此，我估計這次調查會比較順利。然而，實際進展大出意料。就在我最熟悉、以為不會發生麻煩的地方，卻又發生了一樁驚動中央的大事。
那是8月9日，聽說固原縣什字公社有十幾個生產隊的社員“罷工”了，成熟了的麥子也不去割。我們立即趕去調查，才知原因是農民強烈要求包產到戶，但縣里堅決不同意。縣里不同意，是因為地委反對。地委反對，是因為自治區黨委有明確而且強硬的指示。這么一級級壓下來，農民還是不買賬，他們干脆罷工，不干了，他們說，干了也是白干，不如不干。
膽子大一點的隊干部則不管三七二十一，領頭搞了包產到戶，說“我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也不要‘社會主義的草’，先把肚子吃飽再說”。山區的農民是最老實的，上級不讓搞就不搞，即使是那些搞了包產到戶的地方，也幾乎都是瞞著上面偷偷干的。現在，六盤山區農民公開干了，為爭得包產到戶而“罷工”了，可見他們已經忍無可忍。
眼看“火山”就要爆發，我們心急火燎，決定立即向總社報告。那個時候，山區通訊條件極其落后，我們趕回固原，在郵電局用手搖的老式電話好不容易接通了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同志的電話。老杜聽了我們的報告，馬上說，這事情太重要了，不必慢吞吞寫稿子了，你們口授，我叫楊克現來記錄。
一會兒，老楊來接電話，我便捏著電話筒，一句一句說，國強、國華在一旁幫著編成句子。約摸記了兩頁多五百來個字，老楊就叫起來：就這些已足夠說明問題，我馬上編清樣發出，詳細情況你們隨后寫好再報。
稿子傳出，我們在固原等了一天，得不到北京的指示，第三天一早就沿著西（安）蘭（州）公路，越過六盤山，到了甘肅的平涼。一路上，我們看到往日冷清的公路上，站滿了警察。看那情形，我們不斷猜測：這是一級警衛，一定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要過此地。
（四）胡耀邦同志就是看到我們內參來的
我們的猜測沒有錯，是胡耀邦同志來到了六盤山。但我們沒有想到，他就是看到我們口授、楊克現記錄的那五百多字內參而來的。看到清樣的當天，他就決定親赴六盤山，直接來做寧夏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并且要中央辦公廳通過總社尋找我們。可是，我們身處深山，哪里找得著呢！
不過，我們也無遺憾，我們已經盡到了責任。一篇五百多字的報告能夠引起中央如此重視，促成包產到戶在寧夏全面推開，這是我們最大的快慰。在六盤山調查期間，一共寫了三篇通訊，題目依次是：《包產到戶呼聲急》《實行包產到戶的張易公社近況如何？》《關鍵在于敢從實際出發》。
隨后進行的甘肅調查，主要在平涼地區進行。我們從平涼沿涇河到涇川，再向西到崇信、華亭，翻過關山到莊浪、靜寧。一路上，無論是受災嚴重的地區，還是長期貧困的地區，都看不到昔日大災后的那種凄苦景象，相反，倒是處處看見安定、興旺、向上的景象。其原因，主要是地、縣黨委根據甘肅省委的指示，放寬了政策，充分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因此之故，平涼調查著重于總結經驗，寫成了四篇通訊，題目依次是：《政策放寬，人心安定》《從實際出發的果斷措施》《包產到戶后集體的一些企事業怎么辦？》《活躍市場的必要措施》。
平涼調查結束之后，我們沿西（安）蘭（州）公路到了蘭州，此時已是9月上旬了。楊克現同志專程從北京趕到蘭州，聽取了我們的匯報，又召集陜甘寧三個分社的采編主任到蘭州聚會，交流了情況和經驗。我們的陜甘寧調查到此告一段落，幾個月時間里總計用通訊形式發了十四篇五萬八千字的內參。這些稿子是集體討論、分頭執筆寫成的，其中由我執筆的七篇計二萬八千字。
途中還發了一些公開稿，未計在內。在我們進行陜甘寧調查之際，我們的老朋友、新華社老資格的農村記者馮東書同志也從另一條路線獨自進行著內容大致相同的調查。他從北京到太原，然后一路向西，渡過黃河到陜北，在米脂與我們相遇。以后，他從陜北進入寧夏南部，經甘肅定西地區到了蘭州。
1980年國慶前夕，我們兩路人馬四個人都回到了北京。這個時候，我們高興地聽到，中央果然在9月份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會議形成的中央75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已經發下來了。文件中已經明確：“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長期‘三靠’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
這一決定，雖然仍然有折衷的味道，但畢竟是全黨對包產到戶認識的重大轉折。我們為“禁區”開始突破興高采烈，國內部農村組和內參組的同志也向我們祝賀：這里邊也有你們的一份功勞。本來，任務已經完成，我們三人可以回到各自所在的分社去了。但是，穆青同志在聽了我們的匯報之后說，已經發的內參只是你們一路調查到的大量材料中的一小部分。把那樣多珍貴的材料“爛”在你們的筆記本里，“爛”在你們的肚子里，太可惜了。你們要把有價值的東西全部整理出來，匯編起來，打印成書稿。這書稿，眼前可能出不了，但將來終究有一天會問世的。因為它是中國農村改革歷史的真實記錄，是國家檔案館中也難以找到的寶貴資料。
（五）穆青：內容太尖銳，留下底稿，暫不發排
按照穆青同志的指示，我們在總社6號樓招待所住了下來。先是各人清理自己的材料，提出要寫的篇目，然后四個人一起討論。題目確定之后，再分頭寫作。這樣，到11月初，四十多篇約十二多萬字的初稿出來了。由于是分頭寫作，風格不協調，體例也需要精心編排。國內部副主任兼農村組組長陳大斌就把統稿編輯的任務交給了我。
我關在6號樓招待所里，埋頭苦干了一個多月，改定一篇，就由陳大斌簽發一篇，送印刷廠排出一篇。在1981年元旦到來之前，書稿終于排印完畢。其中有幾篇，因為內容實在太尖銳，根據穆青同志意見，留下底稿，暫不發排。這部書稿，大約印了二十來份，其中十來份送到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余下部分分送社、部有關領導，我們四人也各存一份。
在寫作過程中，我們四人曾商談過出版事宜。但在當時形勢之下，根本沒有可能，此后，我們四人的工作發生了變化。馮東書同志調到總社機動記者組工作，戴國強同志在陜西分社工作一段時間后也調到總社。他們兩人現已退休。胡國華同志先是調到總社《瞭望》編輯部工作，后來調廣東分社任社長至今（編注：指1998年）。
我的變動就更大了。1981年4月，總社又把我召到北京，去參加《經濟參考報》的籌建工作，當年9月起任國內版副主編。1983年3月，應我的要求，總社調我到浙江分社工作，擔任黨組成員、采編主任，1984年9月又升任副社長。1991年7月，根據總社和浙江省委商談結果，我離開新華社，到浙江省廣播電視廳任副廳長兼浙江人民廣播電臺臺長。1995年9月，又從廣電廳調到浙江日報社，任副總編輯。
在新華社工作的時候，我們四人盡管不在一地，相聚的機會還是比較多。每次見面，總要談起書稿出版問題，但又總覺得時機未到，講過也就完了。在我離開新華社之后，彼此見面的機會更少了，再加上各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那出版的念頭也就漸漸淡薄了。更倒霉的是，由于幾次調動工作，幾次搬家，我保存的那本書稿也不知丟在哪里，再也找不到了。馮、戴、胡三人保存的書稿，據說也找不著了。這使我萬分痛惜。
1997年6月，楊克現同志偕夫人丁文來杭州旅游。我盡地主之誼，陪他們繞著西湖逛了一天，喝了地道的用龍井水泡的龍井茶，又到“樓外樓”吃了一頓地道的杭州菜。酒酣耳熱之際，我們天南地北地閑聊，不覺又聊起那難忘的陜甘寧調查。我記得，當年的書稿打印本，也給老楊送過一本，便問他是否還保存著。老楊也記得有這么回事，他說回去一定認真找，如能找著，一定馬上告訴我。
老楊離杭之后，我曾經熱切期待過好消息的到來。但是，好消息沒有來，災難卻接踵而來。先是錢塘江流域發生大洪災，接著17號臺風在臺州登陸，使浙東南陷入了滅頂之災。我帶領記者全力投入抗災救災報道。抗災斗爭結束后，又忙著抓迎接十五大的報道。十五大召開后，報道任務就更繁重了。這樣一來，那尋找舊稿之事也就完全丟在腦后了。
沒有想到，大半年之后，舊稿失而復得，且十八年的夢想即將成真，當年寫的新聞一如穆青同志所說變成了歷史。這怎不令人感慨萬千！在書稿即將出版之際，我拉拉雜雜寫下了這么一篇話，主要目的是想把陜甘寧農村調查的背景、大致經過、主要事件及書稿誕生過程向讀者作個交代。于我自己，則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寫于1998年
1978，告別饑餓（序）
作者：楊克現
者翻開的這本書，是新華社四位記者根據自己1980年3月至9月的采訪筆記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內容曾寫成“內參報道”，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那時候，我國農村正處于告別饑餓的歷史關頭，改革方興，步履艱難，中央迫切需要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書稿于1980年完成，1998年面世，經歷了整整十八個年頭。撰寫這部“內參報道”的四位記者是：胡國華、傅上倫、馮東書、戴國強。他們當時的年齡分別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歲。
這是一本什么書?
作為曾經并肩戰斗在一條戰線，又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成書全過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說，這是一部全面系統地反映西北黃土高原農村社會全景式的歷史。它如明鏡一般，使人們對農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復雜的歷史大背景一目了然。
它告訴當今時代，也告訴我們的子孫后代：中國人民曾經走過怎樣曲折的艱難道路，曾經承受過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難。
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盤集體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變生產關系以求推動社會前進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屢糾屢犯，由于工業化進程中過大的工農業剪刀差難以得到糾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權制度不斷強化，整個農村經濟，在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領域，無不把農民的手腳捆綁得死死的，使農民和他們賴以生存的集體經濟，完全處于屈從的地位。一個集體經濟單位辦糟了，農民沒有退社的自由；某種責任制的創新顯出了經濟效益，集體也沒有選擇的自由。干部中獨斷專行、強迫命令、辦事不公，甚至腐化墮落，農民沒有監督的權利。經濟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無效率的普遍化，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衰變成粗魯的平均分配貧窮的社會主義。不僅如此，隨著“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深入發展，繼續突出階級斗爭的群眾運動和兩條道路斗爭的政治壓力，以及不斷強化的全面專政論，都以最革命的名義，把我國農村經濟推向了災難的境地。
十一屆三中全會早開過了三年，山西一位農民斗膽評論人民公社制度。他說，多少年來，公社制度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
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統計，1978年全國人民公社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過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國，人均分配超過三百元的“明星隊”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記者調查過的西北黃土高原，更少。
許多地方農民辛苦勞動一年，扣除了口糧，竟沒有任何現金可以分配。多少年來農民倒欠集體的錢，集體倒欠國家的錢，已成為惡性循環，如同走進又黑又長的隧道而苦無出路。
本來，自留地、家庭副業，尚不失為集體經濟的一項必要補充，農民從這里還可以尋找到購買油、鹽、醋、火柴，以及孩子們上學的最簡單的費用，不料卻都被當做資本主義限制了，沒收了。
更有甚者，全國許多地方，農民們一家人連多養兩只鴨、三只雞，多栽幾棵樹的一丁點自主權，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叫他們到哪里去尋找生存的空間！？
這便是三年困難時期舉國饑荒，數以千萬計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訓；這便是十年“文革”我國農業瀕臨破產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一直延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幾年，農副產品依然短缺，城鄉人民生活中，糧、棉、油、糖、肉、禽、蛋等農副產品都不得不憑票限量供應的艱難之所在。
讀罷本書，掩卷沉思，人們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經濟活力，如此帶來貧窮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夠引導廣大農民走向夢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農業基礎上，人民共和國怎么能夠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是農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們的國家。
僅僅因此，這部書在我國改革開放歷史上應該有它一席之地。
1980年春夏，新華總社先后給了四位記者一個共同的任務：調查農村貧困饑餓的真相，探討治貧致富的良策。
第一個出發的記者是馮東書，國內部領導已給了他指點。當戴國強、傅上倫、胡國華第二批記者出發前，總社領導穆青還特地把他們找去。穆青說，他看了陜西分社社長馮森齡的《延安調查》“內參”，好長時間平靜不下來，真沒想到革命勝利幾十年了，對中國革命曾經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延安人民至今還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們以《中國的西北角》《西行漫記》兩部中外名著為榜樣，能為這轉變關頭的歷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這次調查要拓寬視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戶。他說：延安如此，整個陜北怎么樣？你們應該實地去看一看。連中央撥給的扶貧款是怎樣花的，群眾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記者加以注意。
領導的肺腑之言，化作這次調查的力量。他們四人，從春到夏，從夏到秋，馬不停蹄地跨越晉北、陜北、寧夏的西海固、甘肅的平涼和定西等四省區的廣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時間之久，考察問題之深，為過去少有。
思想一旦沖破牢籠，禁區之門也就打開。
內參接連發回北京，被送進中南海，中國最高決策層那里。一貧如洗的凄苦狀況，反映出人們求生存的尖銳沖突。形勢之嚴峻，不僅是報刊電臺從未報道過，就是省以上黨政領導也極難從下級的內部報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大地說，這些“內參報道”，對于改變中國農民的前途和命運，對于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內參報道”，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中央領導都作了批示，成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
幾個月后，大家在蘭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會議，交流情況，交換看法，整理思緒，回京后正式向穆青做系統的匯報。當匯報到那種令人憂慮心焦的貧窮與饑餓景況時，穆青幾次拍案而起，無法遏制自己悲憤的感情。
起草這部書稿并不困難，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筆。書稿完成后，內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數，除交中央有關部門外，四位記者和有關幾位編輯各得一份。書稿中還有幾個章節未打印，其中有寫甘肅困難時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的《貧困的死亡線上》；有寫基層干部群眾心態的《挽救失去的忠誠》。單是題目，已足見其驚心動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開始，大家對書稿面世充滿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銳而豐富的材料整理成書稿而擬議公開出版的時候，大家都猶豫了。原因是：若把目擊的貧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會不會帶來什么負面影響？更何況，農民們要求松綁的呼聲已經遠遠超越了政策界限，超越了干部能承受的程度。
1997年初夏，我們夫婦在杭州見到了已擔任浙江日報副總編輯的傅上倫。暢談之中，不由得又談起西北黃土高原的那次農村調查。傅上倫說，那是他記者生涯中直面現實生活，敢講真話，敢講真理，最難忘的一次采訪。可惜他留存的那部書稿，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倫寄希望于我。他說他記得清楚，我那時在總社擔任國內部農村組副組長，有一份內參，是他打長途電話到總社，由我記錄成文而送上去的。
我立即回憶起那年八月初揮汗如雨的季節。傅上倫來電話說，他們三人趕到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小麥正黃熟待割，不意卻有一個公社農民集體罷工拒絕開鐮收麥。農民說，今天哪怕干部請吃羊肉泡饃也不頂用，除非答應他們包產到戶。
此事公社報告縣委，縣委再向上報，地委和自治區黨委都堅決不準，干部和農民間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覺到此事的嚴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為我自己知道，包產到戶，1978年安徽省小崗農民還只是瞞上不瞞下，集體發誓，秘密實行的。現在事隔一年，寧夏固原的農民竟采用罷工的形式公開“要挾”領導，可見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發。可見包產到戶，不管是動用行政權力還是政策說教，都已是萬萬地壓不下去了。
內參送到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便帶了“內參”風塵仆仆親臨寧夏六盤山區核查。他要力排眾議，解開這個死疙瘩。
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兼農村組組長的陳大斌也是這次調查的積極支持者和組織者之一。今天我們看到的這些稿子，都是經他審定、排印、裝訂成冊的。
農民的痛苦更常常是農村記者的痛苦。最大的痛苦不是別的，是每次政治運動都有一批農村記者因為替農民講了真話，無端受到批判斗爭，甚至開除黨籍、撤職。
杜導正一生多采訪農民，自詡為農村記者。1958年他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首席記者時，頭腦發熱，曾跟隨潮流寫了一些浮夸的報道。一年后廣東征不上糧食，大反農民瞞產私分的時候，而他卻發現農村很多地方實際已在鬧糧荒，浮腫和逃荒的事都發生了。
實際使他頭腦冷靜下來，他秉筆直書人之未敢言的真話：廣東發生了饑荒，向北京報警。不想，講假話無人追究，講了真話反而大禍臨頭。為此，他受到過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無地自容。最后，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調出新華社，蒙冤達兩年半之久。直到我們的民族從一場大饑餓的苦難中轉過身來，才承認他講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話，獲得平反。
“說真話真難還是應該說真話”，這不僅是杜導正一個人的經歷，實際上也是農村記者經常遇到的艱難處境和嚴峻考驗的寫照，特別是我們國家農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錯誤滑坡，農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乃至涉及國家安危的歷史關頭，大凡有良知的農村記者，誰能不經受這種審問自己靈魂的考驗：是講真話？還是講假話？還是什么話也不敢講？
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別是后半生力求做一個合格的農村記者所走過的極其艱難的心路歷程。
我自小生長在農村，對農民，對于農民的命運充滿了同情，對國家的危難充滿了憂傷。只因困難時期親眼看見過成千上萬的饑民潮水般涌向邊疆逃生的場面，聽到過饑荒奪去無數人生命的慘情，私下議論過“三面紅旗”的是非，便被上綱上線，牽強附會地整理成駭人聽聞的“反黨叛國”疑案，背地立案審查。
我參加過長安農村“四清”運動，只因不忍看到對農村干部殘酷斗爭的過“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殺的冤案，遂鼓起勇氣，向上面寫了“內參”反映，也被抓住不放，當做關鍵時期反黨的鐵證。還因為我聽到過農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誤對毛澤東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惡極。總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經受過的一切批判、斗爭、凌辱、抄家，無一不是與我從事的農村報道和講真話有關。
孤立地看，這部書稿雖然是四位記者對十八年前中國農村的真實記錄，但它卻代表了那個時期的廣大有良知的記者的高尚品格。因為，歷史看得清楚，中國記者作為一個整體，沒有辜負時代的期望。
今天，打開這部塵封十八年的書稿，重溫當年農村貧窮饑餓的情景，目睹堅冰打破后每天發生在身邊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們已不再是對過去的悲嘆，而是涌動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著新世紀的陽光大道迅跑。歷史是公正的裁判。過去，現在，直到未來，任何時候，只有那些忠實于事實、敢講真話、追求真理的記者，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記者。
1998年5月于黃亭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改革紀略（微信公眾號）201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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