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在十二年里連續提高，即通常所說的“十二連快”。但進入2016年以來，不僅和經濟發展“新常態”迎面相撞，還遭遇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糧食價格整體下滑，在這樣的雙重擠壓下，2016年前三季度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平均僅達到6.5%。這就意味著“十三五”期間農民收入增長的路徑很可能會發生變化。事實上，農民收入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是由一系列經濟指標疊加后形成的新的綜合性指標，構建“十三五”期間農民收入的支撐體系，必須綜合考量這些因素。
從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的總量及結構變動能夠得到什么結論?
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不僅實現了“十二連快”，后期的增長速度還高于GDP和城鎮居民收入
自2004年起，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主要包括：取消農業稅、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逐步形成、以“四大補貼”為核心的農業補貼體系逐步形成、農業保險體系逐步完善、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民養老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為核心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形成并逐步完善等，這些政策支撐了十二年來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可以總結為三大特征，一是十二年來平均增長速度達到8.8%，這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快的第二個階段。二是2010年以來，農民收入超過了GDP和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應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呈下降趨勢，2004年二者之比為1:3.21，2015年下降為1:2.90，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農民傾斜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三是十二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11年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即11.4%，隨后逐年下降，2015年為7.4%，呈倒U形分布，這也預示著未來農民收入進一步提高的難度會不斷加大。
從收入結構分析，工資性收入對增長的貢獻占據第一位，但受城鎮化質量的制約較大
從來源看，農民收入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四個部分構成，2004年以來，家庭經營收入逐漸和工資性收入一起成為推動農民增收的主力，工資性收入與家庭經營收入雙增長格局基本形成。1998-2003年，四個部分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分別為90.7%、-0.07%、0.3%、9.7%，而2004-2013年分別為50.8%、34.4%、3.6%、11.2%。家庭經營收入水平提高主要是國民收入格局變化后農業比較收益提高，以及在此基礎上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后對相當一部分農民帶動的結果。
“十二五”期間，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幅達到13.1%。農民工月人均收入由2010年1690元增加到2015年3072元，年均增長12.7%，跑贏了GDP。2015年，全國農民工月均收入水平3072元，突破3000元的關口，但增長速度有所降低，僅比上年增長7.2%，低于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那么，在新常態下，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拉動能力減弱，農民收入的繼續提高還能不能主要依靠工資性收入?這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因此，和工資性收入對比，經營性收入增長速度盡管最慢，卻是最穩定，也是最可靠的來源。“十三五”期間，農民經營性收入的增長，主要依靠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寬松的環境，加強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鼓勵農民組織聯合起來共同闖市場，促進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同時，也要給農民返鄉創業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放水養魚，促進本土化農業企業發展。
從農民工的另外兩個來源即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看，盡管所占比例很小，但增長速度一直較快，它們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新動力和源泉。前者包括農民出租土地、房屋、農業機械設備等獲取的收入，后者包括國家財政補貼，即農民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由于國家的財力總是有限的，轉移性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度增加，而從增長趨勢看，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的潛力很大。2013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包括“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以及土地承包經營權利，“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范運行”。概括地看，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進一步增長要靠改革，通過增加改革紅利提高農民收入。
產權制度改革與農民收入增長：一個案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以試點的形式在很多地方穩步推進。盡管我們不可能估算出產權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支撐著農民收入的增長，但在現實中的確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僅以貴州省六盤水市為例。該市自2014年以來推行以“三變”為核心內容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所謂“三變”，是指“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這里的“資源”是指村集體以集體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地、荒山、灘涂、水域等自然資源性資產和房屋、建設用地(物)、基礎設施等可經營性資產的使用權，通過合同或者協議方式，投資入股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享有股份權利。因此，這里的“資源”實質上是集體所有的資源和資產，也包括一部分資金。“資金”是指以各級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發展類、扶持類資金等(補貼類、救濟類、應急類資金除外)，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和用途的前提下，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持有的資金，通過合同或者協議方式，投資入股各類新型經營主體。農民也可自愿以自有耕地、林地的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以及資金、實物、技術等，通過合同或者協議方式，投資入股經營主體。可見，六盤水的“三變”實際上是在市場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農村的各種資源價值量化以后投資到各類經營主體，通過經營主體的運作實現其價值最大化。通過改革，當地農民收入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集體經濟也得到加強。
在六盤水“三變”改革中，農民參與入股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土地經營權、自有房屋、自有資金、集體經濟積累、財政資金以及集體資源等。通過入股變身為股東，農民得以獲得集體經濟的盈余收益，從而提高了自身的財產性收入。此外，部分村集體還對以土地經營權入股的農民支付保底租金。如六枝特區新華鄉，村集體在引導農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的過程中，采取的就是“保底+分紅”的收益分配方式。在合作社茶葉基地建設的前3年，農民可以在自己入股的土地里套種農作物，并由合作社按保底價收購，如果市場價高于保底價則按市場價收購;基地3年之后便會產生效益，此時，村集體、農民和合作社再按照1:3:6的比例進行股份分紅。預計在茶葉基地能夠產生效益之后，人均增收可達900余元。
再如盤縣普古鄉舍烹村，合作社通過將入股農民聘用為社里的固定員工，每月可以為其帶來不低于1500元的固定工資收入。在勺米鎮坡腳村，農民通過在合作社的茶葉基地務工也極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水平，2014年其務工總收入為132萬元;此外，坡腳村的林下養殖場項目建成投產后，預計至少可以為20人提供轉移就業的機會，并能夠使其每年平均增加2.8萬元以上的收入。雙洞村的“三變”改革則不僅為本村農民提供了就地轉移就業的機會，同時也促進了剩余勞動力進行外出打工。目前，雙洞村的村民在本村農家樂打工的有35人，月工資為1500元加提成;社區環衛工人有3~5人，也是本村農民;另外有44名農民在土地流轉之后選擇了外出打工。此外，也有相當一部分農民通過參與村集體的景區建設而賺取工資收入。對于既參與土地入股分紅，又在農家樂等微型企業打工的農民，其人均年收入可達2.5萬元。
通過產權制度改革，六盤水市不僅激活了農村各類資源，還發展了一批農村微型企業，為地方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持續提高打下了十分牢固的基礎，也為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尋找提高農民收入的突破口提供了新的思路。
“十三五”期間支撐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對策建議
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給農民更多的利益是保證農民收入“翻番”并繼續超過GDP和城鎮居民收入的關鍵
十二年來，農民收入能夠保持“連增”的勢頭十分不易，有很多規律性的東西可以遵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農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在不斷提高。2004年以來，以“四大補貼”為核心內容的農業補貼體系基本確立(2016年國家在試點的基礎上把良種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合并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政策目標調整為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農民養老保險、主要農作物和畜禽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成，國家財政支出中“三農”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斷提高，這些共同構成了十二年間農民收入“連增”的基礎。“十三五”期間，不管財政支出結構如何變化，要保證“三農”支出總量不減少、比重有所上升。這是“十三五”期間農民收入持續提高的基礎和保障。如果沒有這個保障，就無法實現2020年農民收入倍增計劃。
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農村土地確權頒證、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等，按照2016年中央農村會議的要求，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增強農業發展動能，給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創造條件。
應該說，六盤水市產權制度改革拉動農民收入的提高不是一個特例。近年來，納入國家不同改革試點的地區大都找到了促進農民收入持續提高的非傳統途徑，即通過產權制度改革、農業社會化服務、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都可以不同程度的促進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應總結試點地區的成功經驗，盡快向其他地區推廣，向改革要發展，從改革中形成農民收入增長的長效機制。
充分挖掘傳統途徑的潛力。所謂傳統途徑主要指傳統的種養業收入、工資性收入等，應通過挖掘潛力增強這些傳統途徑的新動能。由于城鎮化速度的減緩，拉動農民工就業的增量可能會下降，但通過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實現城鎮化由土地的城鎮化轉向人的城鎮化，反而可以提高農民工在城鎮就業的質量和工資水平。通過城鄉醫療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就業制度的接續，降低進城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也相當于提高了收入。當然，通過進一步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并提高其帶動農民的幅度和范圍，仍然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最重要途徑之一。
優化農村創業環境，吸引部分青壯年農民工返鄉創業。據統計，近年來，已有近500萬青壯年農民工返鄉創業，大部分領辦農民合作社、創辦農業企業，從事農產品加工業、物流和商貿產業、農村旅游產業等，吸收了大批農民就業，帶動了整個農業產業質量的提升。應該看到，農民工較大規模的返鄉主要是近幾年出現的現象，廣大農村吸收他們返鄉創業的條件尚不具備、環境尚不完善，比如用地、稅收、金融、用工等政策還存在著很多障礙因素，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各項政策，形成吸引青壯年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良好環境，不僅關乎農民收入持續提高機制的形成，對于農業發展、農村穩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